敦煌壁画中的取经故事是怎么回事

到过敦煌的读者也许会留意莫高窟附近的一处建筑物，那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研究院。在那里出入的绝非常人，其中许多都是资深的研究权威，正是通过他们的耗尽毕生精力的努力，敦煌的价值才一点一点地逐步展示在我们眼前。敦煌壁画中的唐僧、孙悟空取经壁画也就是他们发现的。

这些壁画的发现，在《西游记》研究中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它不仅表明至少在宋代，唐僧、孙悟空的取经故事已广为流传，而且表明这些故事极有可能最初并不是在中原内地形成的。要说清这些问题当然需要很多篇幅，在后面我们有专题讨论，这里首先大概的介绍一下。

我国古代将现在甘肃、青海、新疆以及更西的地方称为西域。西域地区最初进入史书记载，还只是匈奴等少数民族放牧牛羊的地方，到汉武帝时正式归入汉帝国的版图。同时，与更西地区的经济往来也逐渐兴盛，形成了一条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敦煌西去中亚直达地中诲的丝绸之路和一条由长安经敦煌南下入藏翻越喜马拉雅山的麝香之路。

敦煌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它实际上就是大戈壁上的一块大绿洲。它的周围全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唯有这里有水有树，向西去中亚的丝绸商人和向南去西藏的麝香商人都要在这里休息补充，所以敦煌名副其实地可以称作交通的咽喉要道。它随着中西经济交流的增强而逐步兴旺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自汉至唐，敦煌吸引着大批的商人、技艺百工及为各自目的奔波于这条古道上的各色人等，其中当然包括来自遥远他乡的外国人。当时的敦煌，非常类似于今日的国际大都市。

经济的发达，频繁的往来，必然伴随以文化的交流。敦煌的居民以汉人为主，因而文化的主流与内地基本相同；但敦煌又有大量的外国异乡人，因而其文化又是驳杂的。最主要的外来文化就是佛教。内地的佛教绝大部分都是经由丝绸之路也就是经敦煌中转传人的。当时的敦煌，有“佛教圣地”之称，从三世纪末，就有僧人在石壁开凿洞窟。最初开窟的目的非常简单——作为僧人住宿、拜佛、修行的场所，僧人们把这些石窟看作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另一种形式的庙宇。后来财力允许，又有僧人把石窟开得大些，塑上几座佛像或画几幅描绘佛经故事的壁画，供人瞻仰礼拜。再后来，又有信佛的大官吏、富商巨贾以及各阶层的善男信女，也来修建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佛窟以表示对佛的供养。这样，敦煌东南三危山的峭壁上，石窟就日积月累地多了起来，到唐代已经有了一千多座。这就是人们称为千佛洞的莫高窟，著名的敦煌壁画就是这么形成的。

谈敦煌佛教其实还不能如此泛泛而论，还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它的特殊性。读者对佛教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了解，至少看过庙宇，见过佛像，但我们要告诉读者：你所了解的佛教是汉化了的佛教。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了解的佛教文化已经被汉族固有的文化清洗过，佛教中有些原始的，或被认为过于奇怪的东西已经消失了。而敦煌的佛教有许多则是原汁原味的佛教。举个例子，我们通常见到的观世音像都是一个容貌端庄、庄严慈祥、面如满月的中年妇女形象，而在原始的佛教里，观世音不仅是男的，而且有络腮胡子。大胡子的观音为什么会变成慈祥的妇女，这就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观音的主要任务是救苦救难，崇拜者大多是妇女，让大姑娘、小媳妇整天去拜一个大胡子男人，既不和谐又不雅观，于是慢慢地就为观音整了容，变了性。

说佛教绝大部分经丝绸之路传人中国无疑是正确的。佛教发源于印度，其传入中国主要有三条途经：一是丝绸之路，也就是从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中国新疆，然后再经嘉峪关、玉门关进入长安，进入内地。玄奘取经走的大致就是这条路线；第二条是从印度经尼泊尔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西藏，在西藏和当地的原始宗教本教结合，形成藏传佛教，再北上由麝香之路进入青海，到达敦煌，然后再进入内地和蒙古。这一路传来的藏传佛教以密宗为主，在内地影响不大，但在内蒙古却十分普遍；再一条是从印度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经东南亚地区传入中国东南沿海。这一条路线传播的佛教与《西游记》取经故事的关系，我们下面还要提到。显然，第一、第二条路线传来的佛教在敦煌是一个汇合点，因而敦煌石窟中保留下来的佛教文化就十分复杂也十分丰富。在石窟中发现的唐僧取经壁画也就具有了多重意义：它既可能是内地传到敦煌的，也可能是从西域传至敦煌然后再传人内地的，还可能是在敦煌由西域或西藏文化与内地文化结合产生的。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唐僧取经壁画。

我们现在所说的敦煌主要指莫高窟(也称千佛洞)。莫高窟其实只是整个敦煌艺术宝库中开放出来的一个点。敦煌艺术，至少应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小千佛洞、榆林窟这四个部分，它们基本上属于同一艺术系统，只是后三者因规模较小，交通条件不便，至今尚未开放等原因很少为人所知。唐僧取经壁画发现于榆林窟中，属今安西县，距莫高窟约40公里，我们通常又将其称为榆林窟取经壁画。

壁画共三幅：

一幅发现于榆林窟第二窟，画面上唐僧站在河边，双手合十向前上方的观音礼拜，身后孙悟空(严格说应称作猴行者)牵着一匹白马，毛头毛脑，穿一身白衣，正将右手搭在额前作想望状。

一幅发现于第三窟，画面上唐僧面临深渊，俯首向普贤礼拜，身后孙悟空牵一匹白马，向天大吼。马背上驮一莲花宝座，宝座上有一个包袱。

再一幅发现于第二十九窟。对它的内容目前还有不同说法，我们留待下文再议。

这三幅壁画在整个敦煌壁画中真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但对《西游记》的研究，对于解开《西游记》中的许许多多的谜却太重要了。在发现这些壁画之前，人们都认为唐僧取经故事产生于内地文人之手，而这些壁画说明，唐僧取经故事绝非文人关起门来编写的，它和佛教的传播有很大关系，而且可能有外来文化和内地文化结合的背景。

敦煌取经故事壁画是怎么被发现的

还得从敦煌说起。

敦煌的鼎盛期在唐代前期。安史之乱以后，西部边疆的回纥、吐着、党项等少数民族不断骚扰内地，敦煌地区很长时期内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经济遭道到严重破坏。加之唐宋以后，海上交通日益发达，我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往来逐渐改走海道，丝绸之路慢慢萎缩，敦煌也就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宋代，敦煌已被西夏人统治，虽然仍有人不断开凿石窟，但数量已经大不如前。明代，由于大明天子完全放弃了对嘉裕关以西地区的统治权，敦煌与内地完全隔绝，不仅失去了交通上的重要性，甚至这一地名也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到清代末年，敦煌已经没有僧人礼佛修行了，有的石窟甚至被流沙淹没。所幸的是还有人在，但不知怎么由和尚换成了道士。当家的道土姓王名圆篆，原籍湖北麻城，因家乡连年道灾，逃荒到了甘肃当兵。退伍后无事可干，就在敦煌出家做了道士，不久成了莫高窟的当家道士，人称王道士。

似乎命运注定了这位王道士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很多人耗尽心血也无法在青史上留名，而王道土却在不经意间把自己和敦煌永远联系在一起了。这位王道士既不懂佛也不懂道，却想干点事。他首先想到的是修好自己的“家”——为莫高窟清理流沙。在清沙过程中毁坏了多少壁画和佛像，可以不去计较，因为毕竟是在清沙时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藏经洞被发现了。

这一天(一九OO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正在一处石窟中清理甬道上的积沙，忽然发现墙壁裂了一道缝。他探头看了看，里面似乎有东西，于是他挖开墙壁要看个究竟。原来里面是一座被封住的石室，一层一层地堆着成千上万的经卷和手抄写本、书籍，还有一些织物、法器。这些，就是国宝级的文物，其价值根本无法衡量的“敦煌写卷”。

敦煌写卷之所以珍贵，有三个原因：1、据后来研究者分析，这座石室封闭于1035年前后，当时西夏国进犯敦煌，当地人在逃难之前，把不便带走的东西都藏在这个石室里。后来战乱虽然平息，那些逃难的人却一去不返，石室也就被人遗忘了。因而这个石室里发现的东西至少都有了近千年的历史，最久远的已有了一千五六百年。这些纸品、织品能保存得如此之好、如此之久，恐怕也只有在敦煌这种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做到，在其它情况下根本不可想象。比如，现在宋版书已经十分稀见，而敦煌写卷中居然还有一本唐中叶的木刻《金刚经》，它当之无愧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刻本。2、这些写卷的内容很杂，大多是寺庙僧众的日常用品，有历书、医书、方志、小曲本；有账簿、契约、户口登记本、来往信札……这些在现存文物中都是难得一见的。因为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谁也不会把这些列入珍藏范围。而从研究的角度看，根据这些最普通的材料恢复的历史面貌才是真实的历史面貌。3、这些写卷除汉文外，还有藏文、梵文、龟兹文、和阗文、回纥文等等，有的甚至是多种文字的对照本。由于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字记录非常少，保存下来的就更少，所以这些也弥足珍贵。以上就是敦煌写卷被称作稀世珍宝的原因。

王道士当然不懂这些。他打开石室后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因而并没有感到特别兴奋，只是拿了一些字画出来留作送人，其余的仍被塞回了石室。而当时的敦煌知县和甘肃学台毕竟是读书人，他们凭直觉认为这些东西值得保存，因而除了向王道士要去一些留作自己赏玩外，还建议清政府加以保护。但清政府未予理睬。消息传出后，一些外国探险家陆续赶来，连哄带骗掠走了其中的大部分精品。如英国人斯坦因用五百两银子骗走了二十九箱九千多卷；法国人伯希和以五十两银子一捆为条件，掠走了六千多卷；日本人橘瑞超等人带走了数百卷。这样，到清政府派人整理时，这批写卷只剩下八千多卷，而且大都是价值较低残缺不全的佛经。

新中国建立以后，情况当然大不相同，除对已被发现的壁画、写卷进行了仔细的整理保护外，还在敦煌周围地区新发现了一些石窟群。这些石窟群开凿的年代稍晚些，大约在北宋后期或南宋前期，为敦煌晚期艺术，但仍有很大价值。发现唐僧取经壁画的椭林窟大致就属于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榆林窟的唐僧取经壁画至迟在北宋后期或南宋前期已被画在了墙上。

唐僧取经壁画的情况前面已经介绍，有两幅内容没有争议，第三幅据最早见到的王静如先生介绍说，画面上“自左而右画的是白马，唐僧弯腰详询，孙行者在前下方，最前是一位白衣人，手执鲜花，作答语状。”笔者1988年在敦煌研究院见到了这幅画的照片，并在敦煌研究院关友惠先生指点下仔细辨认了照片，认为它并不是取经壁画，而是神将图。唐僧、孙行者和白衣人都是佛经故事中的神将。

否定这幅壁画是取经壁画，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它的价值。因为被误认为是孙行者的神将确实是猴形，而且还扛着一根棒。棒上还有一朵莲花箍。这一发现意义也许更大，因为孙悟空的来源血统是《西游记》许许多多难解之谜中最引人注目的谜之一，解开这个谜，还得借助于这幅神将图。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本什么样的书

所谓“诗话”，即指书中有诗有话。

北宋的民间艺术形式中，有一种叫“说话”的技艺，即后世的说书评话和评书。

当时说话人为了不让先到的顾客久等厌烦，总是在大致固定的时刻“啪”地一声拍一下醒木，叫声“各位看官”，然后开讲，但他内心却还希望等一等迟到的听众，所以开讲之初，总是插上一段小故事或吟几首诗解释几句，拖延一点时间。这在说话的术语中叫“入话”。对于篇幅较短当日讲完的，以穿插小故事为主；对于需多日连讲才能结束的，则多采用吟诗的方式，所以有的就被称为“诗话”。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共三卷十七节．一万六千多字，叙述虽然简略，但有头有尾地讲述了唐僧取经的经过，已经自成体系。下面我们对这部书的内容作一简要介绍并转录其中的一部分，以便读者有更多的了解。

……第一 (文原缺)大意应是叙述唐僧取经的缘起。

行程遇猴行者第二 全文如下：

僧行六人，当日起行。法师语曰：“今往西天，程途百万,各个谨慎。”小师应诺。

行经一国已来，偶于一日午时，见一白衣秀才从正东而来，便揖和尚：“万福!万福!和尚今往何处?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经否?’’法师合掌曰：“贫僧奉敕，为东土众生未有佛教，是取经也。”秀才曰：“和尚生前两回去取经，中逢道难；此回若去，千死万死。”法师云：“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别人，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去百万程途，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法师应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缘。东土众生，获大利益。”当便改呼为猴行者。

僧行七人，次日同行，左右伏事。猴行者乃留诗曰：

百万途程向那边，今日佐助大师前。

一心祝愿逢真教，同往西天鸡足山。

三藏法师诗答曰：

此日前生有宿缘，今朝果遇大明贤。

前途道到妖魔处，望显神通镇佛前。

入大梵天王宫第三 叙述猴行者虽然貌似年少，实则已历世代万千，九度见过黄河清。猴行者使法力使诸人入大梵天王宫与罗汉讲经。天王赐法师隐形帽一顶，金环锡杖一条，钵盂一只，并许诺若有魔难处，遥指天宫大叫“天王”一声，即有救用。

入香山寺第四 叙述法师等过香山寺，过蛇子国，蛇高丈六，怒目如灯，张牙如剑，口吐火光，却不伤人。

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 叙述法师平安过狮子林，但在树人国，小行者被人变为一条驴。猴行者施法，将主人的美貌新妇变为驴口边一束青草，救回小行者。

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 叙述法师过长坑、大蛇岭，呼一声“天王”，即逢凶化吉，极简略。但过火类坳，却是一个精彩的斗法故事。说有妖精化为白衣妇人，面似白莲，十指如玉，手持白牡丹一朵，

忽又化为满山白虎，要取法师性命。猴行者变成夜叉，头点天，脚踏地，口吐百丈火光，战退白虎精。半时，遂问虎精甘伏未伏。虎精日：“未伏!”猴行者曰：“汝若未伏，看你肚中有一个老猕猴!”虎精闻说，当下未伏。一叫猕猴，猕猴在白虎精肚内应。遂教虎精开口，吐出一个猕猴，顿在面前，身长丈二，两眼火光。白虎精又云：“我未伏！”猴行者曰：“汝肚内更有一个!”再令开口，又吐出一个，顿在面前。白虎精又曰：“未伏!”猴行者曰：“你肚内无千无万个老猕猴，今日吐至来日，今月吐至来月，今年吐至来年，今生吐至来生，吐不尽。

白虎精终是未服，最后被猴行者在肚内化出一团大石，七孔流血而死。

入九龙池处第七 叙述九龙池有龙精作怪，被猴行者抽出龙筋。

……第八 ( 原缺 )叙述收伏深沙神。深沙神化作金桥，送法师七人通过。

入鬼子母国第九 叙述法师过一国，国中三岁孩儿无千无万，都不见大人，问之亦不答语，原来此处为鬼子母国。

经过女人国处第十 叙述女人国事与《西游记》中西梁女国约略相似，唯简略。

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 叙述过西王母池时，法师要猴行者偷三五颗仙桃来吃，行者不敢，说幼时曾因偷桃被王母责罚。后有桃从树上落下，钻入地中，被猴行者从地中敲出，乃是小孩形状。法师心惊，被猴行者吞人口中。其情节与《西游记》中天宫蟠桃及五庄观人参果相似，但故事大异其趣。

入沉香国处第十二 本节仅百余字，全文如下：

师行前迈，忽见一处，有牌额云：“沉香国。”见沉香树木，列占万里，大小数围，老殊高侵云汉。“想我大唐，必无此林。”乃留诗曰：

国号沉香不养人，高低耸翠列千哥。

前行又到波罗国，专往西天取佛经。

入波罗国处第十三 亦百余字，与上节仿佛。

入优钵罗国处第十四 约三百字，与前两节仿佛。

入竺国度海之处第十五 叙述法师已入竺国境内，却遇溪水汹涌，无法至鸡足山。法师七人焚香祷告，齐声恸哭，感动天神，阵阵雷声之中，经卷顿时出现眼前，共五千四十八卷，唯缺《心经》。众人启程回国。

转至香林寺受《心经》本第十六 叙述法师回国途中，经香林寺，有神僧传授《心经》。

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 这是全书最长的一节，有四五千字之多，主要讲述一个后母杀子被猴行者救出的故事。最后讲述法师回朝受到隆重欢迎的场面。

以上就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大概面貌。之所以花费这么多的篇幅介绍，一则是因为一般读者难得一见此书；二则因为它和《西游记》的关系十分明显，有助于解开《西游记》的许多谜团。比如我们知道了孙悟空《猴行者》早已与唐僧相伴相随，并不是后来吴承恩之类哪位文学家的创造。事实上，一位文学家将一只猴子带进《西游记》倒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一只猴被认同则具有了复杂的文化内涵，让我们觉得有必要寻一寻根源。这给《西游记》的研究增加了无穷的魅力。

当然，这部书本身也还是云遮雾罩。

一是这本书本身方面的。第一，这本书的原本最后有“中瓦子张家印’’六字。中瓦子是南宋临安的一处勾栏瓦子的名称，而其地又确有一处张家书店，因此这部书印于南宋应是毫无疑义的。但印于南宋只表示它至迟于那时已经出现，究竟写成于什么时期还难以确定。有的研究者认为它就是南宋作品，是说话人留下的底本；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它各节长短不一、详略不一，有些根本谈情节。即使最长的一节，也不够说话人讲一两个小时。如果拿这样的故事讲给听众，恐怕听众早就跑光了，因此不可能是说话人的底本。从形制上看，倒更像晚唐或北宋寺庙里对普通香客讲的故事。

二是这部书与《西游记》的关系方面。它显然是玄奘取经的历史事实向神话小说《西游记》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但它的佛教气息浓厚，与《西游记》那种挂着佛教幌子而本质上却几无相关的神话小说在性质上相去甚远。这部书的有些情节虽然在《西游记》中有所反映，但从总体上看，相同的并不算多。这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从宋代到明代的漫长岁月里，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西游记》之间还有哪些秘密?

《西游记》中的故事是作者编出来的吗

南宋时汉人统治的只是江南半壁江山，江北的另一半天下则由金人占领。在金人统治下的山西一带，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戏剧。

历史上的山西人善演戏，今天的山西人仍喜欢演戏，而且保留着古老的演戏方式。在山西的一些地区，至今还有人能演一种流传了近千年的队戏。

队戏的演员不是专职的，而是普通的农民，并且世代相传。当地人每家都热悉几出戏，都会演其中的几个角色，都保存着演这几个角色的道具行头，似乎演这几个角色就是自家的专利一样，父死子承，代代相续。逢到需要演出时，全村人往一块凑起来，戏就可以开演了。

演戏也不需要什么舞台，而且不限在一个村里，往往一出戏要把周围的各村各寨都走遍才算完。比如演《过五关》，村民们装扮成关羽、甘夫人、糜夫人及大小将领，骑马乘车，各扮一套。到了一个村庄，就算到了一道关，自然有曹营中守关将士侍候，少不了叫阵开打；然后又车骑驰驱，再奔另一关。如此路上关上往复表演，五关过了也许还要重复一遍。沿途“关羽’’还可随意与观众谈笑．甚至取吃街上小贩的食物。(山西省文化厅有录相资料)

队戏主要是在祭神赛社时演出的。祭神赛社是件大事，有关活动的仪式、内容与程序错乱不得，因而有专人负责。记录这种仪式、内容与程序的记录本叫《礼节传簿》，在当地是被当作传家秘宝珍藏的，所以才能经历种种磨难而保存至今。

我们今天见到的一本《礼节传簿》抄写于明代万历二年(公元1573年》，距今已有四百余年。据其中的内容研究，这种《礼节传簿》的形式，应该还早三四百年。就是说，它在宋元时期甚至更早就形成了。

在《礼节传簿》所记载的在祭神赛社时演出的队戏中，有—种《唐僧西天取经》，记录虽然简略，但却很完整，与《西游记》的主要情节相比，已经相差不多，比如有师陀国、黑熊精盗袈裟、黄风怪、 宝象国、人参果、蜘蛛精、地涌夫人、车迟国、乌鸡国、牛魔王、红孩儿 、女儿国等等。特别重要的是：伴随唐僧西天取经的已经不是猴行者一人，而是孙悟空、朱悟能、沙悟净师兄弟三人，加上白马，取经的队伍已经很壮大了。这对我们搞清唐僧取经故事的来龙去脉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常常在考虑：《西游记》那么精彩的情节完全是由作者创造出来的吗 ? 现在答案很明确：在《西游记》写成之前的若干年里，已经有很多人参与了取经故事的创造，整个故事已经很完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贬低《西游记》作者的功绩。因为在《西游记》之前写成的长篇小说并不多，只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而这两部著名的作品也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写定的。水平就是那个时代的水平，风格就是那个时代的风格，我们只能据此去衡量它。另外，《西游记》前的取经故事，毕竟简朴、粗糙，经《西游记》作者的一支生花妙笔，才将故事渲染得有声有色，精彩绝伦。不信请把《西游记》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对照读—读，高下优劣自然分明。

元杂剧《西游记》是一种祖本吗

元代至明初，杂剧非常繁荣。许多传播比较广泛的故事都被改编为杂剧，唐僧取经故事也不例外。现在我们虽然不知道唐僧取经故事在当时究竟有多大影响，但至少已经见到元代人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和元末明初人杨景言的《西游记》。前者已经看不到全貌，后者却比较完整，所以人们在谈到小说《西游记》的形成过程时，都比较重视元杂剧《西游记》。

但这本杂剧《西游记》究竟给了小说多大影响，能否称得上是小说的祖本，却还难说。

有的研究者认为，杂剧《西游记》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出现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而且都具有了鲜明的个性。虽然故事的情节和后来的小说还有差别，但这些人物的出现及其性格已经奠定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基础。而且杂剧有了明显的喜剧色彩，插科打诨随处可见，已经从一本正经宣传佛法无边的旧套里得到解放，而喜剧色彩正是《西游记》最成功最吸引读者的地方，

但也有研究者指出，虽然杨景言有一本杂剧《西游记》，但我们现在见到的已非原本，而是小说行世之后的刊本，而且长度远比原本长得多，很可能是后人《刊刻者杨东来》在看到小说后将其中某些内容加进去搞成现在这个模样的。而且，它的主要情节与小说不同，所以将这本杂剧与《西游记》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之间有前后承续关系，是很不可靠的。

我们抛开争论不说，姑且把这本杂剧《西游记》当作是元末明初的作品，那么其中关于唐僧出身的一大段故事情节，则是值得重视的，杂剧中已经写到唐僧原名陈玄奘，其父陈光蕊为海州人氏，中状元之后除授洪州知府，赴任途中被水霸刘洪推入江中。刘洪霸占殷小姐，又冒名去洪州赴任。殷小姐被迫将刚出生的玄奘放入江中，幸被金山寺丹霞法师收留长大成人，十八年后认亲报仇等等。这一情节和元代的另一出戏《陈光蕊江流和尚》(仅剩片断》正相吻合。这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对我们解开小说《西游记》的某些谜团都有帮助。

第一，如果这段情节是杨景言原有而非杨东来后来增补的，那么在元代还是独立故事的唐僧身世，就应该是在明初由杨景言穿插到唐僧取经故事中而形成一个完整体系的，杨景言对丰富唐僧取经故事功不可没；

第二，如果唐僧出生的故事是杨东来后来补入的，那么补入的时候距小说最早的版本世德堂本并不远，仅相隔20年，这就可以证明小说《西游记》中原本是应该有这段故事的，我们今天将这段故事作为“附录”来处理则完全是多余的。

《西游记平话》一书究竟有没有

人们在试图准确评价小说《西游记》作者的功劳时，往往会遇到一个挠头的问题：小说《西游记》写成之前，唐僧取经的故事究竟已成熟到什么程度?如果小说直接由《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粗疏的故事演变而来，那它的作者真是太伟大了；如果小说根据队戏《唐僧西天取经》中虽然丰富但情节仍很简单的故事演变而来，那它的作者想象力也十分了不起；但如果中间还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发展环节，也就是如果中间还有人参与了故事的创作呢?显然小说作者的功劳就多少要打点折扣。

我们并不想故意贬低小说作者的功劳，无论如何，唐僧取经故事之所以如此生动有趣，被世世代代的后人公认为古典名著，与这最后一位作者的生花妙笔是分不开的，所有读者都会觉得以前的取经故事的艺术性、思想性与小说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情理上看，在小说《西游记》之前还应该有一本比以上我们介绍的要更成熟一些的什么《西游记》。

这种《西游记》我们认为应该叫《西游记平话》或《平话西游记》 (“平话”即后世所说的“评话”意思》。问题是这种《西游记》，至今仍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们可以认为它曾经存在过，但无法确定它的具体规模。

明代永乐年间，政府曾下令搜集天下图书，并汇集刻印成一本巨大的总集，这就是极为珍贵的《永乐大典》。在《永乐大典》中，有一段“魏徵梦斩泾河龙”故事的片断，标明属于《西游记》。“魏徽梦斩泾河龙”出现在《永乐大典》中本身并不十分稀罕，它属于“唐太宗入冥”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而“唐太宗入冥”我们已经知道出现得要更早一些。问题在于：第一，它已被明确标明属于《西游记》，证明在当时“唐太宗人冥”故事已被纳入了唐僧取经故事的体系，这就足以让我们惊讶唐僧取经故事体系，早在明初就已经发展得够庞大了；第二，这段故事叙述的语气很像话本，大体上就是讲故事的口吻(所以人们通常称其为《西游记平话》)，对细节的描述已经比较详细，文字也比较生动，用现在的话说，即已经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商业化倾向。如果以这段“魏征梦斩泾河龙”推测，整个《西游记平话》的篇幅至少应有十几万字，这既是情理之中的事，同时又是惊人的意外发现。

无独有偶，在一本叫做《朴通事谚解》的书中也发现了几段《西游记平话》的片断。

《朴通事谚解》是明代早期产生的一本朝鲜人学汉语的教科书，它把汉文化中的许多经典著作简化、概括或摘录下来作为阅读练习，和今天外语课本中的原文阅读材料十分相似。其中有几段文字涉及到《西游记平话》，有的是概括介绍，有的是改写，有的是注释，其所涉及的唐僧取经故事的重大情节和小说《西游记》已经比较接近。特别是其中“车迟国斗伯眼”一段，看样子是引用的原文，和小说《西游记》中“车迟国斗圣”已是大同小异，只在细节和文字上欠缺一些。以它的篇幅推测，也可以证明《西游记平话》的篇幅已相当可观。

看来，在小说《西游记》之前，确有一本比较成熟的书已经出现，问题是我们还没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

其实，能否看到它对于读者来说，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它肯定不如小说《西游记》精彩，即使它能被保存至今，也肯定不会再有实际意义。但对于研究者来说，却十分重要，因为它的存在，证实了文学发展的规律，在唐僧取经故事由简单向复杂，由粗糙向生动，由浅显向深刻的演变过程中补上了缺失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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