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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的作者是谁

打开一本《西游记》，不论装帧精美与否，一般都会见到“作者[明]吴承恩”的字样。读者对此也许习以为常，但很少有人知道，为了“吴承恩’’这三个字，近一百多年来，有多少人耗费了多少精力，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翻检了多少卷边泛黄虫蛀水浸的古籍。

在中国古代，小说被称为“稗官野史”，文人如果不是仕途坎坷，科举无望而又满腹怨愤，是绝对不会去写什么劳什子小说的。别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甚至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大批古典名著今日如何风光，当初它们的作者却无一得意过。因为写小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尽管这些作者的写作目的不同，有的是无聊中的寄托，有的是寂寞中的发泄……，但有一条是共同的：他们不敢在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甚至不敢在其他场合提到自己的作品，以至现在要为上面提到的深为人们所喜爱的作品寻找作者，竟然难上加难。

目前人们一般已接受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的观点，但仍有一些研究者持保留态度。比如有些《西游记》的版本这样署名：“[明]无名氏”。在《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等大中专教材和一些专著中，一般都会在介绍吴承恩之后，专辟一段介绍这方面的学术歧见，以表示还有商榷的余地。

《西游记》作者之谜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西游记》为金陵世德堂本，刻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但实际面世，可能还要晚些。

从明代后期《西游记》摆上人们的案头开始，谁是这本奇书的作者就成了一个谜，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

最流行也是最早产生的说法，是认定《西游记》为元初道士邱处机(邱长春)所作。这种说法来自于清初—个自称“西陵残梦道人”名叫汪澹漪的人，他把《西游记》这部以取经为题材的书莫名其妙地当作道教的证道书推荐蛤了读者，在翻刻《西游记》时不仅将书名改为《西游证道书》，而且自作主张地将道教中一位来头不小的人物的大名搬到了《西游记》的扉页上，于是，邱处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便被作为本书的作者看待了。

用今天的眼光看，汪澹漪够鲁莽了，但也事出有因。因为邱处机确实与另一本《西游记》有关，只不过汪澹漪很可能并没有见过另一《西游记》，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便冒冒失失地弄了个张冠李戴。

不久，有细心的读者读出了疑问。清乾隆年间著名学者纪昀(晓岚)，在他的笔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

吴云岩家扶乩，其仙自云邱长春。一客问曰：“《西游记》果仙师所作，以演金丹奥旨乎?”批曰：“然。”又问：“仙师书作于元初，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动。再问之，不复答，知已词穷而遁矣。然而《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

的确，邱处机是元代人，《西游记》中却出现了明代才能有的官职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很有力的疑问。另一位更认真的学者钱大昕则花费了更多一点时间找出了另外一种《西游记》，彻底证实了汪澹漪的错误。

按常理说，有了以上的证据，《西游记》与邱处机无关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纪昀、钱大昕的说法只是在学者圈子里传播，而“邱处机”或“长春真人”的字样却刻在了《西游记》的序言和扉页上，两相比较，后者的影响要大得多。所以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甚至更晚到建国后，仍有许多人以为邱处机是《西游记》的作者。这种影响直到今天才算基本消失。

至于今天仍有少数人坚持《西游记》与邱处机有关，那就是孤陋寡闻，与学术观点无关了。

通常的也是最有影响的说法是认为《西游记》的作者为明代淮安人吴承恩。这种说法的提出，实际上要早得多，早在明代的地方志书《淮安府志》上已有记录，但没有引起较多人的注意。只是在邱处机被戴上作者的桂冠之后，才有一批淮安籍的学者轻声慢语地提出了抗议。他们除了说地方史志上有记载外，还提出了一个方言问题。他们注意到《西游记》中的大量方言俚语，对许多读者而言是一种阅读障碍，但对“淮上”(今江淮地区》的市井妇孺来说则毫无困难，这应当被认为是吴承恩作《西游记》的有力佐证。这一说法虽然在当时的影响也很有限，但终于在后来的岁月里启发了鲁迅、胡适等——批大学者，成为今日最有力的观点。

还有人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应是为金陵世德堂本作序的陈元之，此人虽然在他写的序中一再声称他并不知道作者为谁，但有人仍认为他是在故弄玄虚。

也有人认为作者可能是明嘉靖年间身为宰辅的李春芳。

更有人匪夷所思地说元代福建人许白云也是作者候选人之一

凡此种种，构成了一个难解难理的谜团，真正认真着手清理这个谜团的，则是鲁迅、胡适等近代学者。演变至今，问题已经相当集中地落实到吴承恩身上。

吴本、杨本、朱本是怎么回事

南宋时期，福建建阳有一户姓余的人家开始了刻书生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明代，余家书坊已成了当时屈指可数的书坊，在南京等大都市都开设了分号。明代万历时余家书坊的主人叫余象斗，此人极善经营，自经手书坊后，把刻书的重点转向了深受世俗百姓欢迎的通俗小说，当时流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列国志传》，余家书坊均有刻本。余象斗本人尽管文笔—般，但一旦看准了商业价值之后，他也亲自动笔编书，所以在古代小说中，有几种留下了余象斗的名字。

本来余象斗编的书不会与我们发生什么关系，他的书一般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仅仅是保留了一些民间传说，但他刊刻的一套,《四游记》却使我们不得不把他重新提了起来。

《四游记》是东、南、西、北四种游记的合称，这四种游记都是神魔小说。

《东游记》全名为《八仙出处东游记》，又名《东游记上洞八仙传》，吴元泰编著，全书上下卷，共五十六回。回数不少，但均很简单，每回平均一千字左右，主要讲述铁拐李、钟离权、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张果老、兰采和、何仙姑如何得道，及八仙共赴蟠桃会途经东海，与东海龙王大战一场的故事，民间俗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即源出于此。

《南游记》又名《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余象斗编。讲述华光原为如来座下吉祥童子，后因妄开杀戒被贬。几次投胎，又数次被降伏，最后，投生萧家庄取名华光。其生母本是吉芝陀圣母变化，性喜食人，被上天捉拿锁入丰都鬼城。华光上闹天宫，下闹地府，终于救出母亲，又扮作齐天大圣上天偷来蟠桃，治好母亲食人之病。华光后仍归佛座下，又被玉皇大帝封为神。旧时民间有戏曲《华光救母》，就是演的这个故事。

《北游记》全名为《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又名《北游记玄帝出身传》，余象斗编。讲述武当山真武大帝修行得道及降妖伏怪事情。真武大帝在旧时有一定影响，有些地方香火很盛。吴承恩《西游记》里也曾提到孙悟空向真武大帝求救兵的情节。

这前三部都很一般，够不上什么名著，也就没有人关心其版本源流。

但第四种《西游记传》却惹出了事端。因为它虽然题作“杨志和编”；却和吴承恩的《西游记》同名同书，只是简略一些，共四十回。从这本署名杨志和的《西游记传》，人们很容易认为它是吴承恩《西游记》的祖本，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有“又有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的说法(后来鲁迅接受了郑振铎的说法，改认为两者前后关系应颠倒一下)。

无独有偶，也就在明代万历前后，又出现了一种朱鼎臣编辑的十卷本《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而且和吴承恩《西游记》也是同一种书，只是简略不同。它当然也被引进了关于《西游记》祖本的讨论。

为了显示区别，人们通常把它们分别称为杨本、朱本，把百回本称为吴本或世本(即世德堂本)。

从文字内容看，十卷本的朱本《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前七卷和吴本的前十五回基本相等，只是少了一些铺张性的描写，多了一卷唐僧出生的故事，篇幅上差距不大；但朱本的后三卷却十分古怪地把相当于吴本八十五回内容的故事大砍大削地全塞了进去，故事几乎一个不少，但篇幅相差惊人，有时三二百字就交待一个故事，根本没有描写。

四十回的杨本《西游记传》从总体上看和吴本的篇幅差距也很大，甚至比朱本还要少一半左右，但它比较平均地浓缩了唐僧取经故事，首尾比较一致，文字明显与吴本有所不同，文学性生动性都逊色得多，但和朱本的后三卷又大致相同。

这三种版本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由于这三种本子大致上出现于同一时期而且无法精确地判断它们孰先孰后，所以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猜，而猜的难度又很大。目前，在研究者们的笔下，三种版本可能出现的六种组合都已出现：

扬本——朱本——吴本

朱本——扬本——吴本

扬本——吴本——朱本

朱本——吴本——扬本

吴本——朱本——扬本

吴本——扬本——朱本

每一种证明都有一定的道理。举例说吧：

假如我们确定吴本在前，杨本、朱本在后，那么既然有了精美的吴本，还要粗糙的扬本、朱本干什么 ? 刻这种书的书坊主人还能赚钱吗 ? 假如为了将书弄小点让读者买得起而加以删节，那么也应该是吴本流行之后的事，怎么说也得和吴本有几十年的间隔，在当时那种印刷、传播条件下，怎么可能三种本于后脚跟前脚一个个接着就登场了呢?而且也应该搞得更好才是。

假如我们确定扬本、朱本在前，吴本在后，那么扬本、朱本虽然不那么精美，仍应保留着自己的面貌。但现在的朱本脑袋像狮子，身体像猫狗，尾巴像老鼠，怎么看都是个怪物；杨本又显得过于纤细，故事一串串多得与整个篇幅不相称，每个故事都只剩筋骨，一点血肉也汉有，怎么看也像是人工照模子脱出来的。

随先随后，谁抄谁的？

难猜！还得猜。因为这确是比较重要的问题。

《西游记》与全真道有关吗

至今仍有学者认为,《西游记》与全真道有关，其作者很可能是全真派道士。

《西游记》写的是佛教中事，作者却显然并不懂佛，这是鲁迅早已指出的。第九十八回写如来让唐僧取回的三十五部五千零四十卷佛经，有些根本就是凭空杜撰。这并不奇怪，《西游记》毕竟不是佛经，小说家的笔下事不必那么当真看待。奇怪的是，《西游记》中的道教术语极多，而且不少是来自道教典籍的原装货。作者引用也不像是纯粹的抄袭，而是让人觉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这就难怪清代刻印《西游》的以道教中人居多，也就难怪有人把《西游记》说成“证道书”、“金丹书”了。客观地说，从古至今，我们只见到关于《西游记》不合佛教教理教义教法的批评，还真少见关于它不合道教教理教义教法的指责。

更重要的是，如果粗粗地看，《西游记》中的道士大多属反面人物，不是穷凶极恶，就是妖魔鬼怪。但细细地看，道士也有区别，孙悟空第一位恩师菩提祖师是道士，五庄观的老朋友镇元大仙也是道士，甚至八戒、沙僧也都是道教中的神仙。坏的是那些画符驱鬼玩法术的道士，即使对那些修身养性、练气功炼内丹的普通道土也并无多少批评。而玩法术和炼内丹正是正一道和全真道的区别，这其中不是已经反映出了作者的倾向性吗?

以此来证明《西游记》的作者系全真道人当然还远远不够，但这种现象总该有个解释。究竟为什么？一般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吴承恩作为一个长期置身于科举之中的知识分子，其主导思想是儒家无疑。但儒学事实上并不一定排斥佛、道两家。在儒家知识分子中，既有因谏迎佛骨而被贬的韩玉，也有因善替皇上写祭天青词而成为大学士的李春芳，更有一股延绵已久的思潮——“三教合一”，在明代，尤其是如此。第二、明嘉靖帝佞道，道教的权倾一时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对道教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而嘉靖帝所佞，为道教中的正一道（也叫天师道），同是道教的全真道却并没有粘上光。在《西游记》中出现以上说到的情况，其实只是当时社会思潮的真实反映，并不一定和全真道有多少关系。

西天路上有“西梁女国”吗

早期的取经故事就有了“女国”的情节，不过比较简单。

女国的故事(包括子母河)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实际上其可考性却不逊色于《西游记》中的大部分故事。

中国和印度古代都有女国的记载，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大唐西域记》里提及的印度东女国和《隋书》、《唐书》里提到的一些女国都屑于这一类型。至唐代时为止，我国青海一带甚至川西北、川西南都还有一些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在那里有至高无上的女王，每个家庭也都以女性为家长，男子只负责打仗和劳动。这样的民族和部落被称为女国是可以理解的。另一类女国则是神话和故事了。中国的很多史书都说海上有纯女国，无男子。她们主要在洗浴中怀孕繁衍，生出男婴则会死去。《粱书·东夷传》说得比较具体：“扶桑国东千余里有女子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长发委地。至二三月，竟入水则壬(妊》娠，六七月则产子。”这样的国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西游记》中的西粱女国则显然受到这类传说的影响。

印度的这一类传说恐怕还要丰富些。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两个印度女人国的传说：

一个故事说：相传南印度有一国王嫁女，途中遇见狮子，众侍卫弃女逃走，女子被狮子背入深山供养。天长日久，女子与狮子生下一男一女，形貌同人，性格仍是畜牲。后男孩逐渐长大，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便寻找机会带着母亲和妹妹逃出深山，回到母亲的故乡。但故乡已有很大变化，原来的国王家族已不存在，母子三人只得寄住他人篱下。

那头狮子自从妻儿不见之后，便出山寻找，杀人颇多。国王下诏追捕，但始终无法擒获，只得重金悬赏。其子要参加招募，以解决生计问题。母亲说他虽是畜牲，但毕竟是你父亲，岂能因生活艰难而去害他?儿子不听，说人畜异类，无礼义可言。于是应招随队剿杀狮子。狮子蹲在林中无人敢近，但儿子上前时狮子却一动不动，儿子利用狮子的亲情，杀死了狮子。国王知道后说：你杀了狮子，我要遵守诺言，重赏于你。但你连父亲都能杀，我也不能留你。于是对其母亲给予优厚待遇，将其兄妹俩各放在一条大船上，随水飘去。男孩飘到宝渚，杀了商人，留其子女，建立了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女孩的一条船则漂到波刺斯西，与鬼神产下了一群女孩，成为一个女国，叫西大女国。

另一个传说地点相同，说宝洲中旧有大铁城，城中尽是罗刹女，专门劫取商人。先以美色诱之，然后食之。当时有一群以僧伽罗为首的商人来到这里，被罗刹化为美女留下，香花鼓乐出迎，各各配合，各生下一子。后时间稍久，罗刹已经厌倦，准备更换一批，但要把这批商人囚起，留以后慢慢食用。僧伽罗偶然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召集大家一起想法逃走。天马表示愿意帮助他们，让他们抓住自己的—根毛，随自己飞回商人的故乡。但天马告诫商人：不得四顾不舍。罗刹知道商人逃走后，各携儿子飞来追赶，见到商人，个个涕泗交流，责备商人心太残忍，竟能丢下妻子儿女。又放出媚姿娇态，引得绝大部分商人心恋旧情，从空中落下，回到了罗刹女身旁，只有僧伽罗一人回到了家乡。

这样的故事虽然产生于印度，但随着《大唐西域记》影响的扩大，肯定会被吸收进汉文化，和原有的传说相结合，《西游记》受到一定的影响也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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