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是秀才把《西游记》弄坏了

胡适说：“《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

把道士、和尚拎出来批一顿尚有理由，道士说《西游记》“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都是附会穿凿，硬是把《西游记》糟塌了。秀才怎么也要挨骂呢?

其实，秀才的奇谈怪论也不少。下面摘几段清代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中的话，供读者一笑。好在虽是文言，却不深，只要知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即可品出其中意味。

古人典藉多矣，何独《西游》称奇?......予初读之，而不见其奇；继而求之，似有所得，然亦不过谓与世俗之传奇无异；再讲而求之，方知有影有目，似一部分合制艺文字；更加竭力细求，始知是一部圣经《大学》文字。

此书不妙在谈天说地，怪异惊人，正妙在循规蹈矩，不背朱注，将一部《大学》，全然借一释字脱化出来，再令人意想不到，真正奇绝。

一部《西游记》，若说是文章，人必不信。再说是经书《大学》文章，人更不信。惟其不信，方见此书之奇。

《大学》原是丈人之学，故云齐天大圣。看他处处抱定，回回提出，实亦文章顾母之法。

《孟子》一章，是言纲领指趣；《西游》一部，正是细论条目功夫。把一部《西游记》，即当成《孟子》读亦可。

游字即是学字，人所易知；西字即是大字，人所罕知。是“西游”二字，实乃注解“大学”二字，故云《大学》之别名。人必于此二字，体会了然，全部文义，则自不难晓矣。

这些话，就是秀才们读《西游记》的“心得”，令今人莫名其妙。张书绅仅说《西游》可当《孟子》、《大学》读。还有一位叫张含章的竟说《西游记》仿《诗经》，仿《书经》，仿《易经》，仿《礼记》，仿《春秋》，胆子更大得离奇。

如此评点，岂不是把《西游记》弄坏了?

古彝文《西游记》是怎么回事

他生不同俗，

膝盖骨上生，

放在石臼里，

水中漂出来，

沙和尚看见，

沙和尚拾起。

.....

领着小娃娃，

我的水缸中

鲤鱼吐口水

打三勺来喂

一天天长天

逐步成人了。

这是一种古彝文故事《唐僧取经》的开头。据报道，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发掘整理出了一批古彝文文献，涉及天文、地理、占卜、谱牒及医、农、文、史各个方面。其中有两种故事书《唐王书》、《唐僧取经》被认为与《西游记》有关。

古彝书是用古代彝族通行的一种古彝文写成，这种文字据说汉代已经出现。古彝书通常以手抄本形式保存在彝族毕摩家中。毕摩又叫贝码、朵觋、西波等，属于祭师一类的职业，是部落中传播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保存的这批古彝书又叫“毕摩经”，在部落中属于世代相传的经典，也是民族的文化精华。据研究者们考证，现在发现的古彝书虽然大多没有明确的成书年代，但显然有较久远的历史，而其中的内容有的是彝族创世纪史诗，有的是历史史诗，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唐王书》和《唐僧取经》以羊皮做书面，显出年代久远的古朴风貌。《唐王书》分为“唐王游地府”和“刘全进瓜”两个部分，共3182行。其中“唐王游地府”2182行，叙述刘全、李翠莲夫妇故事、魏徵斩龙故事和唐王游地府故事。除了龙王校改为清水梅龙王，名叫罗桃纪以外，其余与《西游记》中的情节大致相同。“刘全进瓜”1000行，其内容也无太大差异，只是在叙述语言上和审美心理上体现了彝族的特色。《唐僧取经》一书很短，只有500行，和现行的《西游记》相比，“取经”这件事以及唐僧、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这几个人物的姓名相同，但内容却有了很大的不同。

《唐僧取经》中说，唐僧出生在云南大理的鸡足山，父亲姓张，母亲姓陈，都早已去世，唐僧由沙和尚收养抚育成人。唐僧长大后，为了给死去的爹妈念经，遂去西天大佛山找经书。路过黄河边，遇到观音老母，观音教他念了咒语，又让他到昆明五台山下把孙行者喊出来，拿出顶金帽子让孙行者戴上。孙行者表示愿意保唐僧取经。二人一路行去，到雪莫借白遇到猪八戒，八戒先要吃唐僧肉，后来被孙行者打败收服，一起保唐僧西天取经……以下取经途中，遇到牛魔王火焰山，遇到要吃唐僧肉的河妖。到了大佛山取回经书，又遇到抢经书的大虹鱼，经书虽未被抢走，但已泡湿了，只能放到石板上去晒，结果都沾在石板上拿不起来。后来，毕摩去抄来了经书120册。

这样的故事如今已失去了阅读意义，但却仍有研究意义：

1、这个故事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已经初步民族化，但却可以肯定来自汉族。明代初期，汉族进入云南的士兵很多扎根于当地，而当时的官吏也修城廓，建学校，大量传播汉族文化。唐王故事和取经故事很可能是在这一时期传人彝族地区的。

2、虽然我们还无法确定这些古彝书形成的准确日期，但把它们与《西游记》对照，却可以发现两者并不相同。也就是说这里的唐僧取经故事并非来自《西游记》，它们所依据的很可能是汉族早期的取经故事，甚至有可能比《朴通事谚解》和《永乐大典》中的《西游记平话》残文还要早。

3、在古彝文中，《唐王书》和《唐僧取经》没有发生任何关系，证明了这两个故事在早期是相互独立的，在汉文文献中，人们已经发现魏徵梦斩泾河龙和唐太宗人冥本来并不属于取经故事，两者开始分别流传，后来被并入《西游记》的故事之中。这种合并是在什么时期完成的呢?也许古彝文会提供一些启示。

在《西游记》的主题研究中有哪些观点

主题研究看起来深奥，但事实上并不是学者的专利。每个人读完一本书后都会想一想，这书写的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一种主题研究。不过，主题研究的结果往往是由学者们归纳出来的，所以看起来有点深奥。

《西游记》的主题研究，一开始倾向于探讨作品的哲理，古人和近代的几位大师都是这样看的；建国之后又出现了对作品政治思想方面的研究，产生了一些很有个性、很特别的观点；再后来就又回到了对其哲理的探讨上。由于有这样的历史积淀，《西游记》的主题研究还是很丰富的。

一、宗教手册论

这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对《西游记》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清代翻刻《西游记》的人不少，而且都喜欢加点批评，评点的文字加起来要超过《西游记》。这些观点最突出的地方，就是都把《西游记》说成修仙成佛的书。比如有个人说，《西游记》犹如迷津中的航船，可以指点人做人、做鬼；也可以指点人做佛，做仙，一切精妙都在眼前，就看你能否将书读透。因此清代翻刻出的《西游记》名称都有点变化，都加了点修仙成道的意味，如叫《西游原旨》、《西游正旨》、《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等等。

应该承认，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中，的确有一类可以称为宗教手册的作品，如《二十四尊得道罗汉记》、《南海观世音出身修行记》、《飞剑记》、《咒枣记》，无非是告诉读者某神某仙是如何得道的，内容也就是那么一些老套路。这些书纯粹是出于宗教宣传的需要，与《西游记》借取经为名实写人间情态的生动笔墨完全是两码事。把《西游记》与这类作品摆在—起，实在是对《西游记》的贬低。

这一说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道到了鲁迅、胡适的沉重打击，此后似乎很少有人提起。但进入九十年代后，又有人将《西游记》与《周易》、八卦金丹、佛理联系在一起研究，说《西游记》里有卦象，也是一个从虚无复归虚无的过程，既是一个自然的圆圈，又是一个人生的句号，读者自可领悟生命和宇宙的真谛。其中有些解释也是很新鲜的，如解释菩提祖师为猴头起名“悟空”的原因时说：“悟即吾心，我有了心就是醒。吾心空是佛境，空吾心是佛路。无论佛境、佛路，都在做孙子!一做了孙子，便能见性”，明心见性便成佛。又如在解释魏徵梦斩泾河龙时说：“魏徵二字，谓委身为鬼去征伐，是唐太宗正观必用之人，因此能在梦中断阴神……泾宇通颈，乃刎颈砍头之意，生来就注定一刀。”

二、寓言小说论

晚清时，研究小说已渐成风气，对于西学，当时学人虽仅粗通，但已看出《西游记》绝非讲讲修道而已。当时一名叫石庵的学人说：“《西游记》人人称为好书，人人称为道书，但若问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称为修道书，又人人都说不出，所谓好书、道书，不过众人浮议罢了。”石庵说他曾和一位自称在《西游记》中寻得真谛的道士交谈过，请道土详细谈谈《西游记》哪些地方谈了修道，具体又是如何修法?道士最终没有说出正经名目。因此石庵断言：“此书不过一小说家言而已。”

将《西游记》视为小说家言，应是一大进步，后来终于导致对《西游记》社会价值的肯定和文学方面的研究。但石庵断言《西游记》是一本寓言小说，其中一定包含着—种象征和寓言，显得仍然不够洒脱，仍是指得太实。

三、游戏玩世论

胡适对《西游记》有一段著名的评价：

《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释、道、儒三教的袍子。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他(按：指吴承恩)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去深求。（《〈西游记〉考证》）

鲁迅对胡适的孙悟空进口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但对于他的游戏说却表示赞同。他也说过一段著名的话：

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而且叫人看了，无所容心，不象《三国演义》，见刘胜则喜，见曹胜则恨。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了——这也是他的本领。至于说到这本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只因为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伽、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宜附会而已。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她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浙所说的：“《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心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训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由于有了这二位大师的肯定，从此后基本上没有或很少有人再敢说劝学、谈禅、修道之类的观点，大多数人事实上也比较容易接受游戏玩世说。但有的人指出，没有“微言大义”不意味着没有意义。作者在人情世态中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在神鬼妖魔中曲折地揭示了社会的真实。因此，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中，也包含着一定的现实主义色彩。

四、求“放心”说

这一说应该说历史最长，出自比吴承恩稍晚一些的明代学人谢肇浙（内容见前引鲁迅话中）。鲁迅对此说表示赞同。“放心”即放纵之心，求放心，即收束放纵之心。谢肇浙的意思是说，《西游记》以孙悟空和猪八戒为象征，表示了人的自由放纵的本能，与社会必然会加于其身的约束之间的矛盾，作为—个社会的人，无沦神通多大，终究还是要接受社会的约束，收束放纵之心。

这是一个很浅显但又很哲理化的命题。从谢肇浙所能理解的角度或者一般化地看社会，社会的确需要秩序而不能由个人随心所欲。孙悟空闹天宫太过分、太儿戏；猪八戒懒散、贪吃、好色的习性也有很强的痞性，其恶性如果发作(如闹天宫)，则不会为社会所容忍，只有在社会规则的制约下苦修，才能成正果。

五、主题转化或主题矛盾说

这是“文革”前后出现的一种观点，以著名作家张天翼为代表。他认为《西游记》前七回写大闹天宫和后八十八回取经有完全不同的内涵，甚至后者对前者是一种否定。孙悟空开始对统治阶级表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但后来“投降”了神的一方，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和他过去的同类以至同伴恶斗，就像《水浒》里的宋江那样，受了地主阶级的“招安”。因此，《西游记》的前后部分主题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主题矛盾说”。也有的人认为前后主题确实不同，但并不矛盾，而是写作过程中的一种转化。这就是“主题转化说”。

“文革”之后不久的一段时期里，曾有过多种对《西游记》作政治否定的观点，应该说都是受了“主题矛盾说”的影响。如有人说作者塑造孙悟空这个形象，是要通过他瓦解破坏农民起义。孙悟空犯上作乱，无论一时如何得逞，最终还是要被擒伏；凡已犯上作乱的，还是改邪归正为好。有人说《西游记》鼓吹了投降，赞美了变节，摧祟了叛徒——当然，都是针对孙悟空所说的，有人认为他已经“从叛徒英雄蜕变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打手。”

六、“安天医国”、“诛奸尚贤”说

认为作者不可能真的提倡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甚至到了要抢玉帝皇位的程度。所谓“闹天”不过是给玉帝一个警示，让他意识到轻贤、养奸的危害性，从而达到真正安天的目的。应该说．作者对玉帝是有意见的，也通过书中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发了点牢骚，但也仅是警示而已，还是为了帮玉帝安天。

取经过程和安天并不矛盾。取经路上孙悟空除妖去邪，是另一种安天形式。作者在孙悟空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也利用孙悟空发泄了对朝廷对现实的不满。但不满仅仅是不满，不会上升到反抗甚至造反。牢骚发完之后，还是希望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作者利用孙悟空在取经路上的表现展示了自己的理想。

七、歌颂光明与正义说

如果按照这一说去看《西游记》，《西游记》的主题非常简单：写的都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善良与凶残的矛盾斗争”，无论是闹天宫、降妖魔都可以这样概括，而作者的态度又很明确，所有的故事都显示了对光明、正义、善良的歌颂，和对黑暗、邪恶、凶残的批判。你看，孙悟空等师徒四人不论多么困难都能挺过来，他们无论何时都是正面角色，无论多么强大的妖魔最后总是失败。这就是作者鲜明的倾向性。

八、批佛嘲佛说和贬佛崇道说

作者对佛教、道教究竟持一种什么态度是历来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理解不同，其主题究竟是崇佛、崇道，还是贬佛、贬道，也就有了多种观点。

有人认为《西游记》对佛教是明褒实贬。看起来整体上歌颂佛法广大，救苦救难，取经乃是为东土众生的利益着想，书中人物对佛也都顶礼膜拜。而实际上作者处处在寻找机会嘲讽佛教，竟然说如来是妖精的外甥．让孙悟空在如来手上撒一泡尿，让佛祖的“大指丫里，还有些猴尿臊气”，就这一点已足以把所有的庄严假象都剥得干干净净。

这一说还认为，孙悟空取经途中的所有行为都是反佛教的，而且反的是佛教教义，反在了根本上。佛教提倡的就是逆来顺受，不杀生，不行凶。可作品明明白白告诉读者，像唐僧那样去取经，寸步难行，随时都可能被妖魔填进肚里，而只有像孙悟空那样逢妖必除，逢魔必杀，才是唯一出路，这就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因此《西游记》明里是西天取经，终修正果，实质在骨子里处处与佛教教义唱对台戏。

也有人认为《西游记》对道教是明贬实褒，看起来书中对道士的嘲讽相当尖刻，甚至有时把道士划入了妖魔一类，但实际上他嘲讽挖苦的是道士中的某一派别，只能说反映了道教中的斗争，作者对道教并未全盘否定。例如，全书中使用了大量的道教术语，比佛教术语多得多；比如书中提倡三教合一等等。而最重要的是孙悟空的师傅菩萨祖师是道教中人，孙悟空很佩服的神通也大得多的五庄观镇元大仙，他也是道教中人。而无论是书中的孙悟空还是写书的作者本人，对这两位都无一字不敬。

《西游记》与《水浒传》有联系吗

明代小说有“四大奇书”的说法，即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

《水浒传》和《金瓶梅》有着明显的联系，此不赘述。

但是《西游记》与《水浒传》甚至《金瓶梅》之间也有联系吗?这个问题大家似乎都没注意过。倒是—位美国汉学家浦安迪指了出来。他说，《西游记》在情节上袭用了《水浒》的某些部分。他举了个孙悟空在高老庄躲在高小姐房中等侯八戒，然后将其痛打一顿的例子，认为与《水浒》里鲁智深的一段故事如出一辙。他还举例认为《西游记》第三十九回在乌鸡国救那死国王时，孙悟空要猪八戒落泪陪哭时说的一段话：“哭有几样：若干着口喊，谓之嚎；扭搜出些眼泪儿来，谓之啕。又要哭得有眼泪，又要哭得有心肠，才算着嚎淘痛哭哩”，与《水浒》里描写潘金莲假哭武大时的文字几乎一样。浦安迪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西游圮》作者从《水浒》那里袭用了这些片断。

浦安迪还认为，《西游记》在整体结构上套用了《金瓶梅》的构思。

浦安迪的这种研究方法在大陆的确比较少见。很多大陆学者认为，在当时小说艺术尚未发展成熟，很多地方还有类型化倾向时，在情节上有些相似，不值得奇怪，即使像《金瓶梅》那样从《水浒》中借用情节，除了说明前者的作者读过后者外，也不能再说明什么。如果—定要将此类联系看得多么重要，未免小题大作。有些大陆学者还对浦安迪关于《西游记》套用《金瓶梅》构思的观点作了反驳。他们认为，《西游记》的写成时间基本上可以肯定要早于《金瓶梅》，因而根本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套用；《西游记》的叙事结构很清楚，由大闹天宫、太宗入冥、唐僧取经三个部分组成，在全书主体的唐僧取经部分又由一个一个首尾连贯但不发生关系的小故事组成，与《金瓶梅》那种纵横交错的叙事结构完全不同。但是，大家又都认为，像浦安迪等一批海外汉学家所使用的比较学的研究方法和新颖的思路，确实又是很有启发性的。

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吗？

关于《西游记》作者是谁的争论虽然没有结束，但目前已趋于集中。因为大家在对《西游记》作了系统的分析后；形成了一些共同的认识，即认为这位作者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明代人，而且最好是明代中后期人。因为《西游记》中不止一次出现了明代才有的官职，这是明确无疑的信息。不论以前的取经故事已发展到什么模样，我们现在见到的《西游记》肯定是明代人整理写定的。而《西游记》的回目已经采用以十四字为主的上下句对仗的形式，从小说发展演变的过程看，它的出现一般不会早于明嘉靖年间。

2、读书人，而且最好是喜欢杂书的读书人。《西游记》的文采是第一流的，否则它不会成为世代流传的名著。我们不妨将它和《封神演义》比较一下，《封神演义》的奇招怪术并不亚于《西游记》，但整体上看单调、呆板、雷同，远不如《西游记》招招出人意外，处处鲜活灵动，两者的差别就是文采高下的差别。所以大家一致认为这位作者一定是位读书人，应有其它的大手笔作品为佐证。而且这位读书人还不是死读四书五经仅仅会做八股文的腐儒。因为《西游记》的内容很杂，说佛说道说儒，论诗论文论史，棋经、兵书、医道、药理，三教九流信口即来而又不露刻意痕迹，四面八方游刃有余且难掩饰行家本色。用最通俗的话说，作者应是一位才子。

3、失意人，而且最可能是位浑身傲骨、怀才不遇的失意人。俗话说，文如其人，孙悟空应该是作者人格的写照。大闹天宫绝不是一帆风顺仕途得意的新贵所愿意写的，也不是那种只为稻粱谋的落魄穷酸所写得出的。

4、下江人。下江即现在的长江下游操江淮方言的地区，大致相当于安徽的皖中皖北、江苏的苏中苏北地区。《西游记》的方言色彩比较明显，可以排除作者为北方人或南方人的可能。其中虽然有一些吴方言，但更多的仍属过去的下江官话即现在的江淮方言。这一点在研究方言的学者中认识是比较一致的。

从目前情况看，只有吴承恩同时具备这些条件。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江苏淮安人。生于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逝世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经历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五朝，其主要生活期在嘉靖、隆庆间。

很多资料都能证明吴承恩少年时绝顶聪慧，长成后学识渊博，属多才而狂放的那一类文人。他在绘画方面很早就已成名，只可惜二十岁后不再落笔，以致只有记载而无作品存世；他的围棋棋艺达到了可与当时国手分庭抗礼的境界；他的书法有二王风格，与大文豪归有光同事时，曾有归文吴书的碑刻合作，此碑现仍存世间；他的骈散间杂的贺表、寿词更为一绝，以致上门求代笔的人络绎不绝，凭着这一条，他与当时漕运、卫所、府县官员有了很多来往，晚年还可能以此谋生；他喜读传奇志怪，曾写过一本这一类的小说《禹鼎志》，可惜只有其序而不见其文；他的诗文，达到了可与当时名士、荣居后七子之中的吴国伦、南京一帮号称“白下风流”的文人文征明、文嘉、何良傅、何良俊唱和交往的程度，被后人编入集子并加盛赞的诗篇也不少见。

曾有一位十分赏识少年吴承恩的地方父母官抚摸着他的头顶说过：“这孩子将来得一官半职筒直易如反掌。”但他的预言落空了。吴承恩大约九次应乡试均不中，眼睁睁地看看和他诗文往来的朋友或儿时伙伴中举、登进士榜，然后升至当朝宰辅、国子监祭酒之类的品级，自己却连举人也不是。四十多岁时，吴承恩补岁贡；六十多岁时选了一个八品县丞的小官，却又因被人诬陷下狱。平反后虽然又做了一任荆府纪善，但这只是安慰性的职务，仍是八品。在荆府纪善任上，吴承恩呆了大约三年，然后告老回乡。

吴承恩科举坎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用心不专，为“才”字所累。他读书太杂，特别喜爱志怪神话之类，曾经为逃避家长和塾师的呵骂而躲在一边偷读．而且念念不忘要自己写一本这样的书，这当然会妨碍正经的学业。在他的诗文中，神奇古怪的典故层出不穷，形成了他的特点非常鲜明的文风，拿它的诗文与《西游记》对照，可以感受到相当多的共同点，我们虽然不能据此肯定《西游记》就是出于他的笔下，但至少应相信他有这种能力。

像他这样才气十足而又仕途不畅，胸中的郁闷不平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他所交往的文友的社会地位均远远高出自己，别人虽然不一定瞧不起他，但他人的显赫和自己的卑微却不能不时时刺激着他。难能可贵的是，吴承恩没有被这种刺激所压倒，反而更磨练出一身睥睨王侯的傲骨。这一身傲骨，正是写作《西游记》和塑造孙悟空所必须的。

地方史志《天启淮安府志》曾这样评价吴承恩：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

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具有这样品性气质的人应当是《西游记》作者的最佳人选。

最早开始吴承恩研究的是谁

最早开始对吴承恩作比较系统研究的是鲁迅。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当时流行的邱处机作《西游记》说乃“不根之谈”，而肯定其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并简要介绍了吴承恩的生平。鲁迅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知名学者的支持与响应。几乎在同时或稍后，胡适发表了长文《西游记考证》，在作者问题上得出了与鲁迅相同的结论。再以后，董作宾、郑振铎、赵景深等一批学者相继加入了这一行列，使得吴承恩研究在二三十年代形成了第一次热潮。自此以后，各种版本的《西游记》中，再也见不到邱处机的名字而纷纷把著作权还给了吴承恩。

鲁迅的依据是什么呢?

其实，早在明代天启年间(吴承恩逝世后约四十年)编修的《淮安府志》中已明确记载了吴承恩的简要生平，称“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并录其主要著作“《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这应当视为相当可靠明确的证据。但因其毕竟是地方史志，而且清代重修的志书又将这数句删去，因而了解的人并不多。再由于写小说无论多么轰动，对旧时文人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吴承恩当年的一班文友虽器重他的文才，于此事却均缄口不提，吴承恩与《西游记》的关系也就渐渐被淡忘了。

清代，《西游记》被误植到邱处机名下之后，一批淮安籍的学者不免惊讶，阮葵生、丁晏等人都曾表示过：《西游记》怎么成了邱处机的作品?家乡的府志早就说过是吴承恩写了这本书呀!而且从方言看也应该是家乡人口吻呀!但他们也仅仅是说说而已，并未认真计较，自然也未形成实际影响。

鲁迅依据的主要就是这些资料。但旧事经鲁迅重提时，意义已不一样：

其一，时势不同了，写小说和研究小说都已不是杂学，其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因而参予研究的学者都相当投入和认真；

其二，一旦认真看待，邱处机作《西游记》之说便不再有市场，已经不再成为障碍，人们较易接受新的观点；

其三，随着对吴承恩更多的了解和对《西游记》更多的剖析，人们觉得两者之间应该有密切的联系而乐于将研究深人下去。

这就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至四十年代，吴承恩的生平资料已被更多地发现，这位被埋没已久的伟大文学家的轮廓逐渐被勾勒出来。

建国以后，刘修业先生将从故宫博物院中抄出的《射阳先生存稿》交古籍出版社出版。《射阳先生存稿》是吴承恩的作品集。吴承恩由于晚年家贫无子，大量文稿均散失无存，在他逝世后，他的表外孙丘度才从亲朋好友中搜集到一部分，编成《射阳先生存稿》。这本书的流传也不广，至今只在故宫藏书中发现一部。古籍出版社将其改名为《吴承恩诗文集》出版，无疑对后来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八十年代初，吴承恩研究有了明显的飞跃。《吴承恩年谱》、《吴承恩小传》等一批专著相继出版，加之在吴承恩的故乡发现了他的墓地和一批新资料，建成了吴承恩故居，终于促成1982年在淮安召开了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经过这一个高潮，吴承恩的形象被描绘得更为清晰，他何时写《西游记》、他的思想性格和经历与《西游记》的关系、《西游记》的题材来源等重要问题都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

追根寻源，九泉之下的吴承恩应感谢鲁迅、胡适等人，是他们帮助吴承恩寻回了失落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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