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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吴承恩作《西游记》还有争议

明代天启年间，也就是吴承恩逝世后大约四十年左右，淮安府组织编写了一本新的府志《天启淮安府志》，编写者对乡邑名士吴承恩给与了应有的尊重，在府志中为他立了小传，评价了他的文学成就，并记录了他的作品《西游记》。但编写者忽略了一点：他们没有特别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是小说还是地理游记。无巧不成书，清代有位学者兼藏书家黄虞稷在他的藏书目录中记录了吴承恩的《西游记》，但他是把这本书归入地理类的。有些学者就据此认为，吴承恩写的《西游记》不是小说。

吴承恩生前交往的文朋诗友对他的文才都很佩服，在吴承恩逝世之后，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提到吴承恩其人和他的作品，有些还四处搜集吴承恩的诗文编成文集，使得才华横溢的吴承恩不致被历史埋没，但他们都没有提到吴承恩有本小说《西游记》。这又使有些学者觉得不合情理，他们觉得也许吴承恩并没有写过《西游记》。

为了争辩第一个问题，十年前学者们大大地打了一场笔仗。从理论上说，《天启淮安府志》的记录确有两种可能，因而要肯定其所纪录的《西游记》就是小说还不足以令人信服。但反过来说，如果要说其中的《西游记》就是地理游记也成问题。有人问：如果黄虞稷确实亲眼看到过吴承恩写的地理游记，那么有许多问题在逻辑上说不通。如吴承恩游了哪里?他一生南下北上往返多次，西游却只有去湖北蕲州荆王府上任，而如果承认吴承恩到过荆府，恰恰就等于承认吴承恩写的是小说，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便是在荆府任职期间完成的。再如吴承恩如果写的是游记，他一定会署上自己的大名而不必躲躲闪闪，这本书流传到百年之后与吴承恩没有任何联系的黄虞稷之手，中间必有环节，那么这百年间，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提到过这本游记?这本书既然被黄虞稷细心地保存下来，为什么其后又下落不明，至今没有任何人提到这本《西游记》？因此有人怀疑黄虞稷的藏书目录中的记录并非都是他本人亲眼所见(在他的这部目录中也确有一些根据传闻写下甚至记错的实例)，也许黄氏见到了《天启淮安府志》，便想当然地将吴承恩的小说划归为游记。

至于吴承恩的文友和同时代人为什么没有提到他写小说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传统观念作怪，大家都觉得写小说不是正道，有损吴承恩的英名，因而回避不提。但恐怕不是这么简单。有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吴承恩完成《西游记》是在荆府纪善任上，完成后书稿留在了王府。吴承恩逝世后十年即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才由南京—个叫世德堂的书店得到书稿刻印。但世德堂没有刻完，又转到一个叫荣寿堂的书店后才完成面世。也就是说，直至书稿完成四十年后也就是吴承恩逝世三十年左右才真正与读者见面。这就和传统的“是书明季始大行”的记载相吻合，也和《天启淮安府志》记录的时间相吻合。事实上，吴承恩的好友亲朋都没能看到这本书，当然也就不会在他们的交往中涉及到此书了。

肯定吴承恩写了小说《西游记》的学者除了上述回答外，还提醒人们注意方言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从古到今，淮安人都十分肯定地说《西游记》中夹有大量当地方言，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方言是绝难模仿的，少数的方言词语也许是偶然，但一定量的无可替换的方言词语则可以构成最有力的证据。

吴承恩故居何时重建

出淮安城沿运河堤北上，有一座古镇河下，正是当年商贾汇聚的集散地。今日的河下，已呈败落之象，但站在河堤上看去，一条条石板街道，两边鳞次栉比的店铺门面，门面后依稀可辨的深宅大院，仍透出一种旧时大码头的格局。从河里仍在来往的运输船队看，仍可想象出当时千舟竞发、白帆点点、货物上下装卸从这里幅射四方的情景。吴承恩便出生在这座古镇的打铜巷里。据老人们说，吴家老宅子原也是一座大院，一直保留到抗战前，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才被战火夷为平地。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吴承恩确是《西游记》的作者时，淮安县政府决定重建吴承恩故居。1982年，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于淮安召开之时，故居竣工。

重建的故居仍在吴家老宅原址。看起来被淹没于大片民房中，但唯其如此，才有一种真切的感受，才能理解这位文学家及其笔下人物身上的市井风貌。建筑采用了典型的明代式样，与保留有大量明清旧屋的周围环境布局十分和谐，避免了有些纪念地虽然富丽堂皇却不免让人觉得大兴的感觉。其规模格局也尽可能地听取了老人们的描述，所以虽新建却如旧。在“故居”这个意义上，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作品。

如今的故居，竹篱爬满茑萝，曲廓环绕青藤，屋前芭蕉，屋后冬梅，特别是吴承恩当年的书屋射阳簃，按照旧文人的书房陈设，典雅古朴，颇有点仙气。故居的主要功能当然是陈列，其中包括许多近年发现的与吴承恩有关的文物资料，弥足珍贵，而贵中之贵，则是一座吴承恩的塑像。

吴承恩的塑像为何特别珍贵

陈列在吴承恩故居中的吴承恩塑像，显得特别逼真。

这不仅仅是雕塑家的功劳，而是由于这尊塑像就是吴承恩本人面貌的复原。全国各地难以计数的古代名人塑像中，恐怕只有这一座是“复原”而非创作。

据目前所知，根据真实依据复原的塑像只有两座，一座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系根据十三陵出土的骨骼复制。但这座塑像在“文革”中已被毁；另一座就是吴承恩，大概这已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古代名人复制像。

吴承恩的一生是不幸的。不幸的事太多，包括他的墓被人私掘。但万幸的是，他的墓在被盗发后立即受到保护并找到了完整的头盖骨，并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复原成功。

复原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

首先要确定年龄。根据牙齿磨损程度判断，吴承恩逝世时已七八十岁(这和资料记载是吻合的)，根据这个年龄制作塑像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确定以六十岁左右的吴承恩为标准制作塑像，但需推算出这个年龄时吴承恩的头骨形状。

其次吴承恩的头骨虽然具有典型的黄种人的特征，但作为一个个体，须仔细测出他区别于其他任何人的头型、脸型、眼型、鼻型、口型数据，再制定出各部位的软组织标准。比如人们注意到头骨有肌嵴发育的特点，尤其是咬肌敷着部，这就要考虑让复原像的相应部分有咬肌突出的感觉。吴承恩塑像面部两侧的咬肌及冷峻的表情就是因此而来的。

再以后，还要根据吴承恩生前的受教育程度、生活状况、其它生理数据确定塑像的表情。

最后，还要参照明代人的通常习惯确定塑像的发型、胡须等等细部组织。

成型后的吴承恩塑像，年龄约在六十岁左右，以这个年龄为准，是因为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西游记》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塑像皮肤肌肉略显松弛，但精神矍铄；神态略显冷峻，似乎强调性格的倔强以及一种与世俗抗争的精神；蹙眉凝神，似已进入幻想世界，正与他笔下的人物一起邀游于超自然的世界之中。

吴承恩的墓是如何被发现的

1975年1月的一个早晨，淮安马甸乡—位去学校上课的小学教师发现路边多了一堆新土，旁边丢着两块石碑。他知道这里又有一座古墓被人挖掘了，那石碑就是墓志铭。当地古墓很多，由于穷，常有农民夜间偷偷挖墓。挖墓的目的很简单，能有金银首饰最好，否则挖几块棺材板也能卖几个钱。淮安古代很繁华，棺材板的料质都不错，即使埋在地下几百年，挖出来照样能做门窗桌椅。所以挖墓的事时有发生。

小学教师出于好奇，走过去，用脚擦去石碑上的泥土，俯身看碑上的文字。这种碑他过去常见，方形，往往两块为一合，放在棺木前的土中，记载着墓主的生平。他先看盖在上面的一块，字是很大的篆字，约略认出是“明吴菊翁之墓”几个字。再看另一块，是密密麻麻的正楷。虽然他知道这通常都是对墓主的赞颂，但这—块却不是通常的格式，它没有先题墓志铭撰写者的身份官职，而是直接切入祭文，写得深切感人。“乌乎!孤小子承恩不惠于天．天降严罚，乃夺予父。”他不由得念出声来。念着念着，他的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墓主姓吴，其子名承恩，这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吗!

这位老师向学校作了汇报，学校又报告了县文化馆。县文化馆派人查看，确认这正是吴承恩为其父亲写的墓志铭，于是又报告南京博物馆。南京博物馆来人收去了石头墓碑，却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按理说，这座被挖的古墓正是学术研究的线索，但当时还在“文革”期间，没有多少人对学术感兴趣，也没有多少人敢冒风险，博物馆能将墓碑收去保存，已算是相当负责了。

被盗占墓上的新土很快恢复如旧，此后几年也没有旧事重提。

1981年，淮安县政府派员调查吴承恩的墓地。调查人员首先想到了被盗挖的吴菊翁墓。很快，他们查到了当时的盗墓人。据他们说，在吴菊翁墓的一边，他们还挖了另—个墓，这座墓的棺材上有吴字。棺材板被卖给当地一所中学时，老师们说那上面的字可能是吴承恩的官职。

这让调查人员大为兴奋。他们找到那所中学。老师们证实确有其事，但棺材已被改制为门窗，上面有字，大家只记得一个吴字。正当线索似乎要中断时，旁边一个姓吴的木匠插上了嘴。原来他就是用这块棺材改制门窗的当事人。他说：棺材买来时，因为上面有吴字，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是我们吴家的老祖宗，我便信以为真，将用剩的半截前档板也就是有字的那部分拿回家藏了起来。真是皇天不负吴承恩。吴木匠找来那半截档板，果然有“荆府纪善”四个字，断处为第五个字的开头，似为“射”字。由于木板的出现，又引起了曾见过完整木板的老师们的回忆，他们说以下可以肯定是“射阳吴公之柩”。

其实，下半截是否有“射阳吴公之柩”几个字已不重要，只要有“荆府纪善”已足够了。淮安历史上出任过荆府纪善官职的只有吴承恩一人，面且这几个字又发现于吴菊翁墓的一侧，墓主是吴承恩已完全可以肯定。

按照挖墓人的引导，调查组重新打开了吴承恩的墓穴，清理出三具骨骼，经测定为一男二女。显然这就是吴承恩和他的两位夫人。

这次调查曲曲折折，但终由许多偶然因素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如今，根据发现的头骨已复原了吴承恩的头像，墓地原址也建起了纪念亭共人凭吊。而那块刻有“荆府纪善”的棺头板，则被视为吴承恩生平的重要物证收藏于吴承恩故居，它对于解开吴承恩何时创作《西游记》之谜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吴承恩曾在河南任过职吗

八十年代中期，正当吴承恩是否有《西游记》作者资格的讨论热火朝天时，有人发表了一则消息，说在河南荥阳县发现了一块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49年)立的石碑，碑文系当时河阴县知县吴承恩所撰。

这消息让人一怔，吴承恩怎么跑到河南去当官了，这可是任何资料都未提及的呀!仔细查询一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此吴非彼吴，这承恩也非那承恩也。妙就妙在两个吴承恩时代相同，姓名相同，出身相同，官职品级也大致相仿。

经查考，人们已弄清河阴知县吴承恩与淮安吴承恩年龄相差不多，也是由贡生选知县。他是明代桐城人，字干川。这位吴承恩的详细经历不太清楚，其文才也许比不上淮安吴承恩，但有关记载表明他还算得上好官，任职期间，关心民生疾苦，力图减轻百姓负担，组织民众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为人严于律己，不谋私利，在考绩中被河南巡抚推荐为循良第一。总算不辱吴承恩三个大字。

小插曲一段，犹如花絮，聊助谈兴。

吴承恩为何科举连试不中

吴承恩四十多岁之前，多次参加乡试，但一次也没有中举，终其老，仅贡生而已。而他的伙伴朋友中，中进土者比比皆是，甚至还出了个状元。其间的反差不可谓不强。

有人戏说，如果吴承恩运气好一点，也许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西游记》了。这话当然不错，但还应反过来说一句：吴承恩运气不好，恐怕与他酷爱《西游记》之类的小说有关。撇开科举制度的不合理等客观原因不说，吴承恩之所以多次应试不中，绝非文才不济，他的传世诗文足可证明这一点。

吴承恩诗文数量大概相当可观，只是散失太多。据吴承恩逝世后为其搜集文稿的亲友后辈说，《射阳先生存稿》(即现在出版的《吴承恩诗文集》)中所收的二百多篇(首)，尚不及全部文稿的十分之一。吴承恩有些诗文质量相当高，当时的文友和后代学人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的文才已足称自宋代诗人张耒之后的“淮上第一人”。以如此文才多次应试，却连一个举人也挣不到，绝非偶然。

有一个关于吴承恩的故事。吴承恩有一个童年好友，叫沈坤，两人一起读书，—起入学，感情极深。有一次，两人相约一起赶考。临行前几天，吴承恩去沈坤家商量启程的事，见沈坤正跪在家中的关帝神位前求签，连他进来也不知道。吴承恩暗笑沈坤迂腐，便想戏弄一下。他走到书房内，随手写了几道试题，悄悄地丢在关帝神位前的香炉内，然后又悄悄地离开。这边沈坤祈祷完毕抬起头来，发现香炉内竟然有试题，便真的以为是关帝显灵，他如获至宝，连夜按题作文并背得烂熟于心。而吴承恩写了试题后，根本没放在心上。谁知进了考场，试题一公布，竟然就是吴承恩所写的那几道。结果可想而知，沈坤榜上有名，吴承恩名落孙山。虽然故事中的沈坤实有其人，后来中了状元，但故事本身是否可信，还得打个问号。然而这也说明了吴承恩聪明过人反面自误的道理。

吴承恩肚里的货色极杂，在文学范畴内诗、词、论、表、骚、赋、曲、颂及各种启、跋、铭、诔、赞、序、祭文等等无一不精，其他棋、茶、书，画、兵、医、佛、道等等文人的玩意儿无一不晓，可以说在他的诗文中除了赌以外，什么都能找到，这些对正经的科举面言，都是不正经的杂学．难免有些妨碍。他的朋友曾经在一首赠诗中暗暗地劝过他，但他并不理会。

据《禹鼎志序》载：吴承恩最爱好的大概是传奇、志怪小说。据他自己说，他自幼便好读此类书籍，少小时常买来偷读，为此常遭家长和老师呵骂，有时书还被夺去毁掉。但他兴趣始终不减，到成年后，仍然四处搜罗，满肚子尽是这类奇文故事。

正当应以全力应付科举的壮年，吴承恩仿照唐人志怪，写了一本绝难为其父辈乡亲及同辈文友首肯的志怪小说《禹鼎志》。据他自己说，孕育这本书已有多年，都因懒而耽搁，但写书的念头始终无法消除。书成时，“因窃自笑，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这里的懒，并非真的懒惰懈怠，而是与举业冲突导致的心灰意懒。写出这些故事的念头最终战胜了科举的压制，所谓的“盖怪求余，非余求怪”，正是典型的创作冲动难以抑制的状态，试想，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的人物在肚里拱动，他能专心于科举吗?能字字先贤句句圣人地写好应试八股吗?他的诗文中神话、传说、典故、旧事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自然会博得一句“好文才”的称赞，但能入考官的法眼吗?

当然，凡事有一利则有—弊，利弊总是对应的。好读奇书，毁了一个该中举人登进士榜的仕宦吴承恩，却造就了一个名传千古的文学家吴承恩。

六十三岁的吴承恩为何出任八品县丞

六十三岁，本应是退休致仕、颐养天年的年龄，但这一年的吴承恩，才刚刚得到一个八品县丞的职务。在去浙江长兴赴任的途中，吴承恩迎着猎猎的寒风独立船头，远眺南来北往的官舟商船，心中不由袭来阵阵凄凉。对他来说，此行已不知是喜是悲。至少，他的脸上毫无升官的喜悦，尽管他为了这一天已等得太久。

吴承恩的性格已决定了他不宜做官，但不能说他不想做官。为了家庭和自己的荣誉，吴承恩从二十岁左右，便在这条路上来往奔波。每三年一次，总是满怀希望，三五好友结伴而赴南京，但总是失魂落魄地孤身而归。直到四十多岁后，实在不好意思再混在一班少年新进中以老童生的身份赴考，才在府学中排上等候入贡的名单。四十七岁时，成为一名岁贡生。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候选官的日子。

明代读书人进人仕途，一般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学而优则仕，中秀才成为生员后，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再通过会试成为进士，然后直接选授相当于县令的各类职务。这就是所谓的两榜正途出身。另一条路则是屡经乡试而不中改为争取入贡，以贡生的身份进入国子监读书，然后等候选授县令以下的佐杂官吏。走这条路的大多是多年乡试不中的老秀才(也叫老童生)，虽然也可算正途出身，但实际上从踏上这条路开始已经预示着不可能有太高的升迁，仅仅是过过官瘾或聊以谋生而已。毕竟不能读一辈子书吧!

所谓贡生，就是地方府、县学向朝廷贡献人才的一种称呼。朝廷从贡生中选取部分进入国子监，作为佐杂官吏的来源储备。贡生的名目很多，因皇帝登基或其它庆典而增加的名额叫作恩贡；参加乡试末中正榜而被作为候补举人列入副榜，但又未能递补的称为副贡；纳捐取得贡生资格的称为纳贡……最根本的还是岁贡，即由每年都有的递补名额顺序取得贡生资格。所谓岁贡，说穿了就是论资排辈熬年头，吴承恩在四十七岁取得岁贡生资格还不算最惨，作《聊斋》的蒲松龄到七十多岁才获岁贡。

人贡以后，便有资格参加选考而进人国子监读书。从理论上说，国子监中的各种人物均有机会参加会试而直至有幸成为状元．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大家只盼望能早日选个官职赴任以养家糊口，但是这个过程又是相当漫长的。就在这个过程中，吴承恩又耽搁了十多年。幸而当时朝中还有他的一位好友李春芳在做官，并且先后做了礼、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掌握着一定的实权。李春芳也井没有忘记吴承恩这位布衣旧友，还是设法帮了他一把，让他选了个不算太好的长兴县丞。

吴承恩能选到一个官职，实在不是很坏的结局。然而对吴承恩来说，实在又是心酸巳极。以吴承恩本人的心愿和他此时的心境，此类小官已非追求的目标。但他的老母亲仍然健在，她老人家已经表示过，如果吴承恩不能出仕，她会死不瞑目。所以无论多么小多么令人心烦的职务，对吴承恩来说都是重要的。

吴承恩的曾祖父、祖父都曾做过职位不高的学官，算起来勉强也可称得上仕宦之家。但他的父亲吴锐(菊翁)却因父亲去世过早，家贫无力读书以致终身布衣，娶了一位做小生意的夫人徐氏．然后继承徐家的行当，成为一个卖彩线花边的小老板。吴锐为自己的不争气痛彻入骨，所以在吴承恩出生后，改变了吴家世代单名的传统，为其取了一个含意十分明确的名字承恩。这一方面是为了换换运气，另一方面则表达了希望儿子当官的心愿。承恩，承谁的恩?自然是承皇帝的恩。老人家生性敦厚，平时从不与人屑屑计较，唯在这一点上看得很重。有时里胥欺侮老人家忠厚，敲诈钱财或不公平摊派，老人均一一如命。有邻人劝其诉之于官，他却说：“难道我家里的就不是官吗?”这位老人家终于没能等到吴承恩衣锦回乡就撒手西去了。但吴承恩不能忘记老父的遗愿，而且老母还时时在一边督促。所以吴承恩尽管此时已六十三岁，但为了了却母亲的心愿，仍然打点行装启程了。

吴承恩在长兴为何受诬下狱

吴承恩在长兴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一年多一点。也就是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至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间。

《天启淮安府志》说，吴承恩以贡生身份除授长兴县丞后，“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历来人们都认为这很像吴承恩的脾气，因面信以为真。其实所谓“耻折腰”、“拂袖而归”云云，均是一种善意的掩饰。据研究者们分析，吴承恩在这一年多时间很可能坐了一次牢房。

长兴是浙北山区靠近太湖的一个小县，偏僻而且穷困，又因长期没有县令，政事均由胥吏把持操纵，在浙江省号称“难治之邑”。作为内阁大学士的李春芳既然帮了吴承恩一把，为什么又不给他选个好点的地方?令人费解。也许，李春芳有另外的考虑，是否认为吴承恩性格倔犟，以六十多岁的年龄去做别人的副手(县丞相当于副县长)，恐怕难以相处，因此在为他选配搭挡时要好好下一番功夫。也许李春芳认为，吴承恩选官出任主要还是面子问题，任一届三年期满后就可以衣锦还乡了，因此穷县富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心情愉快，不要与年龄可能比他小但官比他大的县令闹别扭。

当时的长兴县令是前一年刚刚由进士选派去的，也是刚刚上任。此人就是后人推为明朝唐宋派散文领袖人物的归有光。这位归老先生与吴承恩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是昆山人，二十岁以第一名身份成为府学生员，三十五岁获乡试第二，声名大振。就在当时文坛的影响而言，这位归老夫子大概要强于吴承恩。但此后八次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前一年即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才以六十岁的高龄中了一名进士，选授长兴县令。这一先一后相继到达长兴任正副职的两位老夫子，都有了花甲高龄，都有一定的文名，都是饱经沧桑，又都是初次为官，实在是绝妙的搭挡。从这一结果看，李春芳也许费了—番苦心；至少，吴老夫子心理上要平衡一些；而且，两位老夫子可以诗文和唱，日子好打发一些。

到任的最初几个月，吴承恩心情似乎不错，似乎也很忙，偶尔才有机会吟诗。吴承恩的诗文中没有说到为什么十分繁忙，但归有光却在一些场合提到主要是整顿该县多年积弊，改革征粮办法等等。吴承恩与归有光的关系似乎也不错。这个县的文化馆至今还保存着三块当年十月十日由两位老夫子合作的石碑。归有光名气要响——些，又是正职父母官，所以应该主笔撰文；吴承恩书法颇为可观，且为辅佐，书写上石是份内事。这样的分工于公于私都能摆平，在文人圈子里就是所谓的佳话了。

但在这年稍后，情况突然有了变化，事情的前因后果还不清楚，但结果是归、吴二人反目，吴承恩被捕下狱，罪名是贪赃。据近年来研究吴承恩最为深入的苏兴先生认为，吴承恩是改革征粮方法的牺牲者，贪赃的罪名是诬陷。据说，在归、吴二人入出任长兴正副职之前，该县长期没有正印官而由胥吏代理。这些人伙同地方豪绅形成了一股欺压百姓的势力。最主要的表现在征粮上，征粮通常是按人丁地亩分配定额，由粮长负责征收，谁当粮长则负有—定的责任和风险，如果收不齐应征粮则要由自己垫补。通常由地方大户作粮长比较合适，一则他自己应缴粮已占了相当比例，二则万一有难以收齐适当垫补一些不致太费力。但长兴的豪绅均不愿做粮长而让一些中户担任，并隐瞒田亩甚至拒交，往往使做粮长的中户倾家荡产也难以补齐，粮长也就无人敢当。归、吴二人到任后，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大力气，力图压当地豪绅出任粮长，结果招致怨恨。趁归有光上京入觐时，豪绅出面诬告，导致吴承恩被捕。而归有光当时不知情，以为系吴承恩胡作非为，致使自己亦受牵累。

好在事情并不严重。不久，吴承恩获释，又被授于同为八品的荆王府纪善一职。这种改调是明代对贪赃官员的处理方法之一，有时知道证据不足或另有曲折，则以改调王府了之。改调似降非降，实权小了点，但品级不变，也算是对吴承恩冤屈的一种补偿或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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