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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形象的来源在哪里
若干年前,印度新德里承办亚运会时,组委会对印度文化风情作了大量的介绍,据说印度人最喜欢的一只动物是神猴哈奴曼。后来在大会开幕式的歌舞表演中,也有关于这只神猴的节目。据看过开幕式表演记录片的人说,那只神猴哈奴曼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像极了,不仅是外形相像,而且在许多性格品质上都像,比如忠心救主、见义勇为、神通广大、不畏强敌等等。
读者也许会觉得有点新鲜:孙悟空什么时候跑外国去了?
其实,究竟是孙悟空出口到了外国,还是当初就是一只外国猴进口后被包装成孙悟空,目前还很难说。自从《西游记》被作为研究对象以来,这个问题便成了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
的确,孙悟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影响太大。中国人读《西游记》,归根到底读的是孙悟空。原应十分伟大的主角唐僧在读者的心目中其实并不十分可爱,有时甚至就是软弱无能、贤愚不辨、是非不明的象征。套用一句流行的话说,《西游记》就是“唐三藏搭台,孙悟空唱戏”。我们已经把拥有孙悟空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自豪。连外国人似乎也很认同这一点,他们将《西游记》翻译介绍出去时,往往将书名直译为《猴》或《神猴》。现在要我们承认这个文化宠儿原来是从别人家抱来的,在情感上恐怕有点难以接受。
但有些专家告诉我们,真相可能如此。
他们说:印度的神猴传说故事不仅广泛,而且起源很早,距今至少已有二千多年。描写这个神猴哈奴曼的故事叫《罗摩衍那》,是印度最著名的两大史诗之一。如果论产生的年代,这个神猴哈奴曼恐怕比如来佛出世还早。当佛教盛行,佛经大量产生之后,这个神猴的故事也曾被编进佛经,并随佛经传人中国。因此,中国的孙悟空完全可能是神猴哈奴曼麾下众小猴中的一个。
他们说:看西藏歌舞表演时往往看到一种猴形的面具——也许我们会以为是鬼怪,其实是猴。我们不理解藏人舞蹈中那些跳跳蹦蹦动作的文化内涵,因此会对那些猴形面具视而不见或见而不惊。其实,猴子是藏族人图腾的一种,在藏人眼里,猴子就是老祖宗,藏人祭告祖先神灵往往就是祭告猴,一个猴形的面具当然是少不了的。藏族人的这种猴图腾崇拜也可能对孙悟空的出现产生过影响。
他们还说: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猴子创世纪的故事。这些少数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古羌族。古羌族在春秋战国之前主要分布在今青海一带,具有母系社会的特征。古代神话中居住瑶池的西王母的形象最早就来自于对古羌族的描绘。说来奇怪,古羌族祟拜的图腾是猴——据有些专家学者说,最早的西王母就是古羌族的一位装扮成母猴子的女酋长。后来古羌族分化了,变成了西南纳西、羌、彝、瑶等许多民族。在这些民族中,猴子多多少少都是受到尊重的而且是神通广大的。它们也可能是孙悟空的老祖宗。
这似乎很玄。但专家们却说得煞有介事.不由你不信。
然而也有些专家似乎不肯“祟洋媚外”。他们坚持认为中国文化够丰富博大了,猴子的传说故事也是多不胜数,难道非得进口一只外国猴做孙悟空的祖先?远的不说,吴承恩老家附近就有大量的淮水水怪无支祁的传说。无支祁像猴,神通广大,难道就不会引出关于孙悟空的联想?不论印度的哈奴曼出世如何早,在印度影响多么大,这两千年来在中国始终只是一个地道的小毛猴,如果不是进入现代社会,文化传播速度加快,那么究竟有几个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叫哈奴曼的猴子呢?
还有一些专家见双方争执不下,便出来打圆场:各种影响在文化交流中往往都是混杂的,不可能区别得那么清楚。孙悟空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如此生动,如此复杂,应该有丰厚的文化土壤,应该受到多种文化的滋润。因此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可能的;接受本土文化的营养,更是必然的。这种意见似乎有和稀泥之嫌,但也确有道理。
这就形成了孙悟空形象来源的三大学说:外来说、本土说、混同说。
哈奴曼的世系家谱查清了吗
为了弄清孙悟空的身份,研究者们查遍了孙悟空的家族宗谱——当然不是孙悟空真有什么族谱传下来,这里指文化上的承袭关系。比如可以查一下古代有多少关于猴子的记载,其中哪些猴子的品性和孙悟空有点像,它们之间是否可能有一点渊源关系等。
那只印度神猴哈奴曼当然也被列为清查对象。经过努力,人们对哈罗曼终于有了一些了解:
姓
名:哈奴曼
形
象:猴形
出生年月: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
出生地点:印度
宗教属性:婆罗门教
主要特征:神通广大、足之多谋、善于变化、见义勇为、疾恶如仇……
纪录档案:史诗《罗摩衍那》
这里的《罗摩衍那》是印度古代婆罗门教的一部英雄史诗,“罗摩”是人名,“衍那”是梵语“故事”的音译,《罗摩衍那》译成中文就是《罗摩的故事》。
中国和印度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公元前二世纪,都有一个文化的兴盛期。在中国,即是春秋到战国时期。但是两国文化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化在那一时期养育出的是非常理性、严谨的诸子学说和史官文化。诸子们——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墨子、庄子,研究的都是治世、治国、治人的哲学实用策略。除了少数寓言和实用性的引证外,号称有百家之多的诸子们,没有一家对远古传下来的神话和创世纪故事感兴趣;在国家的实际治理中掌握实权的史官们更为世故,他们只注重历史真面目的记载和其中经验教训的总结,而没有兴趣去创造理想的未来,也没有激情去歌颂已消逝的世界。这种文化的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在其后两千多年里表现了很强的凝聚力和良好的延续性。你看,不管哪一时期发生多么严重的战乱,不久以后总是要归于统一,因为中国人自战国以来就接受着诸子们创造的强烈的文化约束,只要共同在这种文化约束中生活,就必然在政治上归之于统一;你再看,中国两千多年来出现过多次分裂时期,但历史记载从未中断。因为理性和严谨的历史观早已深入中国人的内心,无论生活多么动荡,总会有人一笔一笔地记载已经发生的事件。但是,这种文化也有缺陷,那就是与其它文明古国相比,我们在文学上没有足以引为自豪的史诗。远古时期绚丽的生活被我们自己抹去了色彩——连藏族都有《格萨尔王》这样恢宏的史诗,可汉文化却没有。
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显然不同,虽然印度文化缺乏严谨,导致了比中国严重得多的分裂、割据、战争,甚至公元七、八世纪的一段历史由于频繁的战争破坏而至今难以考察,但印度文化的激情浪漫却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可与古希腊荷马史诗并称的两大英雄史诗《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些史诗让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人羡慕极了。为什么羡慕?别的且不说,先比较一下篇幅:《罗摩衍那》共七卷,约二万四千顷,中文译本是厚厚的八大本。试问中国春秋战国时哪一篇故事、神话、寓言、哪一部史书、哪一家学说能与之相比?《摩呵婆罗多》至今没有中文全译本,她的篇幅又是《罗摩衍那》的五倍,达十万余颂,如果译为中文又该是什么规模呢?
《罗摩衍那》的作者叫蚁蛭,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古代诗人。据说他原是一个盗贼,后来受到圣者的启示,决定改邪归正,苦行潜修,直修炼到虫蚁爬满全身而浑然不知的境界,因而得名蚁蛭。蚁蛭修行时,根据更古老的传说整理出了《罗摩衍那》。
《罗摩衍那》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
古代印度有个阿逾陀城,国王叫十车王。十车王的长子叫罗摩,已经长大成人,娶了美丽的悉多为妻。由于罗摩具备了所有的优秀品质,所以国王准备为其灌顶,将王位传给他。但十车王的次妻听信了谗言,利用十车王从前答应给她两个恩惠的许诺,逼迫十车王将罗摩放逐了十四年。罗摩带着妻子悉多在流浪途中遇上了女妖苏白,苏白爱上了罗摩,而罗摩不予理睬并赶走了苏白。苏白到了楞伽找到了她的哥哥魔王拉凡纳,把悉多的美貌讲给他听。拉凡纳用计将悉多劫到了大海另一边的楞伽(今斯里兰卡)。
为了救妻报仇,罗摩向猴子国国王求救。猴子国国王派遣神猴大将哈奴曼出兵相助,哈奴曼是天风的儿子,神通广大。他身高如山,尾长无比,脸放金光,变化多端,能把大山背走,能在空中飞行,能一步跳过大海。他为了帮助罗摩,飞到楞伽找到了悉多,为他们互通消息,并侦察敌军消息准备战斗。
有一次,哈奴曼飞向楞伽时,途中被一个老母怪一口吞下肚去。于是哈奴曼在老怪的肚子里把身子变大,逼得老母怪也不得不将身子变大,直到张开嘴就有几百里宽。这时哈奴曼忽然把身子一缩,缩成拇指一般大小,从老母怪的左耳朵跟里跳了出去。
又有一次,哈奴曼遇见一个伪装隐士的妖怪。妖怪叫喀拉,是拉凡纳的叔父,受了拉凡纳的密计化装成隐土准备害死哈奴曼。哈奴曼从一个仙女那儿知道真相后,便捉住喀拉,抓着他的一条腿向空中一摔,把喀拉扔过大海,摔死在楞伽他侄儿拉凡纳的宝座上。哈奴曼同拉凡纳最后决斗时,拉凡纳用计把油涂在哈奴曼的尾巴上,点起火来,那其长无比的尾巴就烧起来了。然而最后没有烧死哈奴曼,反被哈奴曼借刀杀人,用他尾巴上的大火把楞伽城烧光。哈奴曼终于保护着罗摩,救出了悉多,凯旋而归。罗摩为了感谢哈奴曼,赐他长生不老。
这个故事在印度十分著名。哈奴曼在这个故事中虽然不是一号主角,但他的事迹在印度也传播得十分广泛,而且和孙悟空也有点相似,难怪人们提起孙悟空时会想起哈奴曼。
但是,这就能证明孙悟空是进口货吗?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说刚刚查清哈奴曼的谱系,只能证明印度有过这么一个老祖宗辈的神猴。至于它和孙悟空是否有关系,还需要慎重对待。
孙悟空是从印度进口的外国猴子吗
中国古代小说的地位很低,所以人们尽管喜欢读《西游记》,也喜欢把孙悟空挂在嘴上,但从来只说孙悟空是花果山石头里蹦出来的,而没有人在“文化”的范畴里认真考虑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是如何产生的。倒是一个叫钢和泰的俄国人似乎见多识广,说中国的孙悟空和印度的哈奴曼有点像。
如果要排辈份,显然孙悟空吃亏。即使按照《西游记》中所说,大唐时候孙悟空已被压在山下五百年,那他至多也不过出生在汉朝,何况实际上最早不会早于唐代出现。而哈奴曼在印度出生的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比孙悟空早出了一大截。所以,当胡适认真研究了《西游记》并按照钢和泰的提示注意到孙悟空与哈奴曼的关系时,首先就断定孙悟空是从印度进口的而没有怀疑哈奴曼是中国的出口货。
在长达几十年的研究中,认为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受到哈奴曼影响的知名学者不在少数,除胡适外,还有三四十年代即已成名、后任新中国文化部长的郑振铎;有世界古梵语文学权威、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季羡林;有季羡林的弟子、南亚文化研究的后起之秀赵国华博士。他们都倾向于认为:
1、哈奴曼和孙悟空是一个十分相似的艺术类型,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他们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关系而不大可能是一种巧合;
2、罗摩王子的故事在印度传播得十分广泛,哈奴曼的故事虽然只是罗摩王子故事中的一小部分,但却是一个重要部分。大约在中国唐代后期,印度还出现过专门的哈奴曼故事。中国和印度自古就有交往,千百年来哈奴曼的故事不会不传人中国;
3、哈奴曼的故事曾经在佛经中有过反映,如果把《六度集经》和《杂宝藏经》中的两段文字拼起来看,就有了《罗摩衍那》的梗概。《西游记》写的是西天取经的故事,而且的确采用了一些与佛教文化有关的内容,那么这个孙悟空也完全可能是通过佛经从印度借来的。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赞成这些观点,有人还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首先,《罗摩衍那》无论在印度多么风行,它还是属于婆罗门教(即印度教),而婆罗门教和佛教斗争的激烈残酷是众所周知的(婆罗门教称佛教为“非圣”,佛教称婆罗门教为“外道”)。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往,主要以佛教为媒体,传入中国的也都是佛教文化而几乎没有婆罗门文化,这已经说明了佛教对婆罗门教的排斥,否则婆罗门文化不会在中国如此贫乏。因此无论《罗摩衍那》在印度有多大影响,传入中国的机会和可能性都是很小的。
其次,佛教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一些婆罗门文化加以改头换面,因而在一些佛经中提到过“罗摩”的故事,但非常零散而且又都和哈奴曼无关。唯一提到“猴王”的《杂宝藏经》仅有四五百字与猴王有关,但又看不出与罗摩有什么关系。可以肯定,中国古代几乎没有罗摩的故事流传的痕迹。也直到八十年代,我们才看到季羡林先生译出的《罗摩衍那》全本。在这种情况下,说哈奴曼对孙悟空有什么影响似乎过于牵强。
再次,《西游记》写的是取经故事,但作者对佛教所知甚少这一点却是公认的。所谓取经不过是借了一个故事的躯壳,要说这样的作者能从佛经的一鳞半爪中辨认出所提到的猴王就是印度大名鼎鼎的哈奴曼,似乎也不太现实。
把这些反驳归结到一点,就是一句话:不论孙悟空与哈奴曼多么相似,你怎么能证明哈奴曼的故事已经传人中国了?这一反驳的确也很有力,因为目前的确缺少证据。但是持“外来说”观点的学者并未罢休,他们正在试图证明《罗摩衍那》早已传入中国。目前,他们已经能够证明《罗摩衍那》在西藏、内蒙古、新疆、西南等地的许多民族中有过传播,影响的范围已经达到藏、傣、蒙、巴利、吐火罗、古和阗等语种的使用区域,看样子有可能把自己的学说证明到一种理想的程度:《罗摩衍那》在中国流行过。但就这学术上的最后一步,也是极为艰难的。
印度神猴飞越大海来到了中国吗
《西游记》说,孙悟空出生在东胜神州傲来国大海之中的花果山,因大闹天宫与如来斗法,被如来翻掌化为五行山,压在南瞻部州国土上。算起来,孙悟空也勉强能称得上是海外来客。研究者说,傲来国花果山就是海州(今连云港市)花果山的艺术化描写。海州古代属淮安府,吴承恩与海州有着难分难舍的交往。而海州的花果山的确险峻奇美,在古代又的确漂浮在大海之中而不橡今日已与大陆相连。傲来国花果山应该就是海州花果山。这样说来,孙悟空也与大海有点关系,三番五次骚扰东海龙王就不算奇怪了。
那么文化艺义上的孙悟空与大海有没有关系呢?一位日本女学者说:“有。”她认为孙悟空应该是印度神猴翻越大海在福建泉州登陆后,逐步演变为孙悟空的。
这位日本女学者叫中野美代子,是日本北诲道大学的教授。她写过一本研究专著《孙悟空的诞生》,也在厦门大学作过题为《〈西游记〉和福建——孙悟空生在福建》的学术报告。在日本,《西游记》的传播相当广泛,研究者数量不少,有几位在中国也很有点名气,中野美代子是其中的一位。这主要是因为她的观点新颖有趣,虽然还难以让人信服,但对开拓思路还是有启发的。
中野美代子首先是一位持“外来说”也就是“印度进口说”观点的学者。她认为孙悟空一个筋斗翻出十万八千里的神通和哈奴曼一跃就跳到隔海的楞伽的本领不能说毫无关系,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说,不能把两个相似的猴子说成偶然的巧合。但她也清楚地知道,在过去长时期内,中国并投有《罗摩衍那》的译本,甚至没有比较完整的故事,吴承恩之类的不懂佛教的创作者是如何受其影响的呢?她也和大家一样在考虑。
后来她在泉州发现了一块石刻,顿时恍然大悟,似乎找到了答案。
泉州有座开元寺,寺内有两座建于南宋时的石塔,东边的叫镇国塔,西边的叫仁寿塔。两座塔的塔身都有浮雕,其中仁寿塔的四层上有一方猴头人身的浮雕。它头戴金箍,身穿直裰,足登罗汉鞋,项挂大佛珠。在它的左上方刻有“猴行者”三字,当地人都习惯地称其为孙悟空。
塔建于南宋,浮雕又明确地叫作猴行者,这本身已表明它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有联系了,意义非同小可。但也许是《西游记》太普及了,孙悟空家喻户晓,拿金箍棒的猴到处都是,所以这座浮摩在人们眼前晃来晃去几百年也没有引起注意,倒是被初来乍到冷眼看世界的中野教授发现了。
中野还注意到,中国古代记载中关于猴精的内容不少和福建有关。比如,唐代有一部著名的传奇《补江总白猿传》,主人公欧阳纥的妻子是在福建长乐被猿精攫去的;明代话本小说《陈巡检梅岭失妻记》里巡捡陈辛之妻,也是在福建附近的梅岭被猢狲抓去的;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同时提到“猴行者”的两个人(刘克庄“取经烦猴行者”;张圣者“苦海波中猴行者”),恰恰也都是福建人。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几条资料,就比例而言,已经占了同类资料中的很大部分,这就能说明点问题了。因此中野美代子认为印度的哈奴曼首先到了中国的福建,并且为福建人所接受,在福建诞生为一个中国化了的新的形象孙悟空。
这一学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人们联想到了“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古代与西方的文化经济交往,一般认为有四条通道。第一条最古老也最有影响,就是大家熟知的丝绸之路;第二条前半段与丝绸之路重合,也是从长安出发,但至敦煌折向南,经格尔木过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再由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尼泊尔、印度,然后由印度再中转至阿拉伯世界或欧洲。这条道上由于较多地进行麝香等药材、香料交易,所以又被称为“麝香之路”;第三条又叫“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进南海,过马六甲海达印度,或再经印度海路向西到达阿拉伯或东非,或由陆路到阿拉伯或欧洲;第四条经由四川入云南,进缅甸,然后到达印度向欧洲,这一条形成较晚,大约是在元明之后,和《西游记》的关系不大。
在讨论哈奴曼如何进人中国时,人们当然会想到第一、第二条通道。但第一通道历史虽然悠久,传播的却主要是佛教。佛教和印度的婆罗门互相排斥得很厉害,因此古老悠久的丝绸之路上很难找到传播《罗摩衍那》的痕迹。第二条通道上有比较多的猿猴活动,但那有可能已属于另一问题,我们下面也要谈到。那么第三条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呢?是否应该注意一下呢?
“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宋,其主要的出发地即是福建的泉州。
泉州有宋元时印度教(即婆罗门教)文化传人的痕迹,甚至有产生哈奴曼的那部史诗《罗摩衍那》传播过的痕迹。
这已足以让人浮想联翩了。
一个印度的猴子飘洋过诲来到中国,在中国引起一阵猴故事热,然后被中国文化所吸收、改造,脱胎换骨改头换面钻进了一部家喻户晓的中国小说《西游记》,竟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化的自豪。
多么美妙的文化传播的故事!
可惜证据还不足。中野美代子和一批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都承认这一点。
孙悟空是翻越喜马拉雅山的高原猴吗
“麝香之路”的提出,最初只是一种猜想。
考察古代西藏与内地的关系,我们总觉得有点奇怪:在青藏、川藏公路修通之前,人们都觉得西藏太闭塞,交通太困难。古代进藏出藏的艰险,简直难以想象。但事实上西藏与内地历史上的联系又很广泛,有时还有大规模的动作。比如松赞干布派遣使节至长安求婚,大唐以隆重的仪仗送文成公主人藏;又如唐朝使节刘云鼎曾奉命与吐蕃王朝(古代藏族称为吐蕃)举行“唐蕃会盟”仪式,仪式的地点在拉萨附近;唐代后期吐蕃和大唐发生了长期的战争,兵锋直到敦煌附近……这些都表明西藏与内地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条可靠的、规模可观的交通通道。
在研究古代西藏文化时人们也发现,古代藏族文化除受汉文化影响外,还受着印度文化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宗教。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都渗透进了青藏高原,藏文化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和它们有关。至今西藏佛教仍是佛教世界中极有特色的一支,人们称之为“藏传佛教”。如果剥去藏传佛教中藏族原始宗教的成份,就可以看到比较起来更原汁原味的佛教本色。在西藏和印度之间隔着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翻越喜马拉雅山对局外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事实上也应该存在着一条穿越喜马拉雅山的交通通道。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步证实了上述猜想是成立的,在长安、西藏、印度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条古已有之的交通通道。它从长安出发,经敦煌南下,经格尔木穿越唐古拉山口入藏再进印度。在近些年的考古中,人们发现离青藏公路路址大约六公里处,确有一条与之基本平行的入藏古道。这也就是说,建国以后修建的青藏公路,不管是否有意,事实上是重新开掘了一条曾经有过的入藏古道。而在西藏与印度之间,也一直有着可以穿越的山口,保持着相当旺盛的经济文化活动。把这两段交通通道连接起来,就是一条能够解释很多文化疑难问题的中西交通动脉。
这条中西交通动脉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商业往来。内地的丝绸由这条通道流向西藏,流向印度,直至欧洲;而印度、西藏以麝香为代表的香料、药材又经此流向内地。人们按照它最明显的特征,称其为麝香之路。
麝香之路的商业影响现在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但其文化影响却是深远的。在这一通道的形成过程中,文化特别是宗教肯定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教徒们为了传播神的旨意,为了想让自己和他人进入天国而开辟传教之路的执着,从来都是可敬可佩的。在麝香之路上,也处处留下了宗教的痕迹,而有趣的是,借助于这些痕迹,
我们在为孙悟空查家谱时,也许能查出孙悟空原来是一只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印度猴——就是那个哈奴曼。
当然问题还没有筒单到只要找到一条路,就能看到印度猴爬过来的程度。要证明哈奴曼通过麝香之路进入中原文化,还得有证据,至少要使猜测看起来有点道理。
首先,《罗摩衍那》的故事在中原内地似乎毫无影响,但在西藏却完全不同。《罗摩衍那》作为印度文学的代表向外传播,首先传播到的地方就是西藏,当时大约是七世纪。在西藏,比较完整的《罗摩衍那》的古代译本有两个;在许多古代学者的著述中也都有繁简不同的罗摩故事;而时至今日,罗摩故事已成了藏族人的口头传说、民间故事甚至是姓名的来源。
为什么罗摩故事进入不了汉文化而能进入藏文化?
说来既简单又复杂。
首先要说明一下,今天的印度并不等于古代的印度,古印度比现在要大。古代印度佛教盛行,和婆罗门教并称,而今天的印度佛教已经基本上消失。
《罗摩衍那》属于印度的婆罗门教(今又称印度教)经典。婆罗门教和佛教是一对生死冤家。关心一点时政的读者也许知道,印度的宗教冲突很严重,今天的巴基斯坦和今天的印度过去都同属于古代的印度,后来因为宗教的分歧,分裂为信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和信婆罗门教的印度。今天的印度也时常因婆罗门教与伊斯兰教、锡克教的冲突弄出点动刀动枪的事件来。连英迪拉甘地的被刺杀也都和宗教冲突有关。在古代,婆罗门与佛教争斗的程度比今日毫不逊色,一般说来,佛教经籍中不会出现婆罗门教的内容。在佛教有很大影响的中原地区,自然也就很少听到大名鼎鼎的罗摩故事了。
印度佛教有显宗、密宗之分,本来密只是指其喜欢仪式而言,不称其为宗派,但在七世纪时,大乘佛教中的一些分支比较多地吸收了婆罗门教的内容而形成了佛教密宗。密宗也曾向中原传输,并且在中原形成了汉传佛教密宗,但并不算很成功。密宗渗透最成功的地方是西藏,这样在西藏伴随着佛教密宗文化的盛行而能看到婆罗门教的文化就不奇怪了。
巧得很,首先出现猴子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佛教教义方面属于密宗。《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有一位热心支持唐僧、猴行者取经并且有求必应的“毗沙门大梵天王”,类似于《西游记》中的观音菩萨。这位“毗沙门大梵天王”在密宗中是“毗沙门”(后来在普通佛教中成为四大金刚之一,在小说中就变成了托塔李天王)和“大梵天王”两位,而这两位正是出生于婆罗门教,在《罗摩衍那》中也是有名有姓的角色,后来被佛教吸收。
过去,当我们将哈奴曼和孙悟空作比较时,总觉得缺少联系的桥粱,很简单的一句“汉文化里从来没有《罗摩衍那》”,就会让你伤透脑筋。而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来源于早期取经故事(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而猴行者则受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神猴哈奴曼的启发。因为两者不仅相像,而且有联系的渠道。可以认为,《罗摩衍那》故事和哈奴曼虽然不容于佛教,但在佛教密宗形成时却有机会随着婆罗门教一起被收进了佛教密宗,并随着密宗翻山越岭进入了西藏;又随着密宗的传播,沿着麝香之路到达了敦煌地区,在敦煌和其它佛教宗派一起创造了早期唐僧取经故事,也就创造了一个中国化了的神猴——猴行者;这个猴行者经过内地文人加工后变成了完全中国式的猴大王——孙悟空。
说来说去,孙悟空的祖籍还可能是在印度。他的老祖宗从喜马拉雅山那边爬进青藏高原,在中国生出了一个猴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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