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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形象探源之四
猴行者与麝香之路上
《罗摩衍那》的传播
在孙悟空原型诸说中，“外来说”(亦即“印度影响说”)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假说，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已经注意到猴行者与哈奴曼有许多相似之处，还由于《罗摩衍那》中有一位法力广大的“大梵天”，取经诗话》中也有一位有求必应的“毗沙门大梵天王”，两者虽并非同一回事，但也未必毫无联系一一大梵天本是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中介于正邪之间的神祗，在《罗摩衍那》中就扮演了一个反派角色。佛教产生后，大梵天收为佛教护法神，为色界初禅天之王，称大梵天王①。大梵天王在印度佛教中较有影响，但在中国佛教中却甚为不显，极少为普通教徒所知；毗沙门原是婆罗门教、印度教的财神，又是《罗摩衍那》中魔怪罗波那的同父异母兄弟，后为佛教吸收，成为北方毗沙门天王，在通俗小说中则又称为托塔李天王，风头较健②。《取经诗话》以“大梵天王”与“毗沙门”并称，在中国小说甚至在中国佛教中都较少见，可能与另一种经过改造的佛教(西域或西藏)有关。这对研究《取经诗话》的来源，应该是一种提示。
对“外来说”最大的争议，就在于《罗摩衍那》在中国的传播和传播途径，影响《取经诗话》的方式还没有解决，“本土说”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攻击最力③。季羡林先生在1986年发表的《罗摩衍那在中国》一文提供了罗摩故事在汉、傣、藏，蒙等民族及西北、西南，东南等地区的流播情况，也提供了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川滇通道这三条《罗摩衍那》进入中国的途径。④这无疑是“外来说”的一大进步，但季先生所说到的《罗摩衍那》无论是传播情况还是传播的途径时间，还都没有与《取经诗话》直接发生关系，因此还不足以使人真正承认哈奴曼是孙悟空的远祖。
实际上，从《取经诗话》的原产地敦煌以南数百公里，现青海省格尔木市开始的第四条中西通道(格尔木一拉萨一日喀则一印度，又被称为麝香之路)更值得注意，这条通道为《取经诗话》的密宗色彩提供了一个解释，也可能为《罗摩衍那》从藏区进入敦煌并影响《取经诗话》提供解释。
麝香之路上的《罗摩衍那》
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现在人们确认的有三条：一条是大家熟知的丝绸之路，即从长安出发，经敦煌、哈密，转向中亚细亚及地中海周围；第二条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香料之路，它从东南沿海港口出发，经南海到达印度洋，然后转向西南亚及非洲东海岸；第三条被称为川、滇，缅通道，即由成都出发，经云南，缅甸转入印度后，分别同第一，二条通道汇合，近年根据对中西交通的研究成果又提出“第四条通道”，即麝香——丝绸之路，常霞青先生已在《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⑤一书中比较确切地证明了它事实上是古已有之。
这条通道北线的位置，大致上是由长安至格尔木，或长安经敦煌至格尔木，再由格尔木经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口到达拉萨，日喀则，转向印度，在中国境内的部分，大致与现在的青藏公路平行(近年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离青藏公路路址约6公里处，确有一条与该公路平行的入藏古道)；南线则由四川经昌都、那曲到达拉萨、日喀则，转向印度，大致与川藏公路平行。
这条通道内地至西藏部分的提出，乃是由于以下一些事实，即唐初松赞干布遣使到长安迎婚，文成公主入藏，唐使刘之鼎奉命到达拉萨附近与吐蕃王朝举行“唐蕃会盟’，都必然有一条由长安入藏的遭路。之后吐蕃与唐帝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兵锋远达敦煌以东，大量的军队运行，也就非有一条可靠的通道不可。而西藏至印度以西部分的提出，则主要由于商业和宗教传播两方面的原因。商业原因自不待说，教徒们为了传播神的旨意，为了想进入永生的境界而开辟传教之路的执拗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唐代初期西藏与印度之间的频繁宗教来往以及《罗摩衍那》传入西藏，都是很好的证明。
上述四条通道，都可能与《罗摩衍那》在中国境内的传播有关，但具体地联系到《取经诗话》，它们的份量却是有轻重区别的。
第一条通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负载最大，影响最大，与敦煌的关系也最密切，但我们在这一带却没有发现更多的与《罗摩衍那》有关的材料(敦煌的《罗摩衍那》写卷是藏文，属第四通道)，新疆的古和阗语、吐火罗文、焉耆文中虽有《罗摩衍那》故事，但比较简单且经过较大的改造，还不足以证明《罗摩衍那》已为这条通道沿线的人们所熟知。
第二条通道是在宋以后才大为畅道的，它所带来的罗摩故事目前只是在泉州发现了一些南宋或之后的浮雕石刻——如开元寺西塔第四层上有一处持刀的猴形神将，另一座婆罗门教寺院的门柱上有一处长尾猴像(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女士认为它们是《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与《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有关，她的《孙悟空的诞生》就是以东南的猿猴故事为主体撰结的⑥。)但从时间(南宋以后)、地点(远离《取经诗话》的原产地)上判断，我认为这条通道上带来的罗摩故事与《取经诗话》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
第三条通道上罗摩故事传播较广，泰国的《拉玛坚》史诗和傣族史诗《拉戛西贺》
(又译《兰戛西贺》)都与它有密切关系。但传入时间较晚，据泰国人考证，《罗摩衍那》传到泰国当在十三世纪前后泰国有了文字之后。泰国形成《拉玛坚》，最早是在公元1350—1766年之间的大城王朝时期，而且《拉玛坚》与《罗摩衍那》已有较大的不同，它形成之后《罗摩衍那》反而不行于世。傣族的《拉戛西贺》与《拉玛坚》为姊妹篇，其成书时间也不可能太早。⑦更重要的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些已经改动的罗摩故事进入内地即汉文化区的确切证据。
但在第四条没有为人注意的中西通道上，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我国各民族中，首先大量介绍印度梵语古典文学作品的，当推藏族，《罗摩衍那》的最早译本，也无疑是藏文译本。据介绍，藏文有三种较完整的《罗摩衍那》译本，其中两种是古代的，另外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也都有繁简不同的罗摩故事。时至今日，罗摩故事已成为藏族人民的口头传说、故事和人的姓名。⑧
《罗摩衍那》传入藏地的确切时间无考，季羡林先生估计“当在佛教传入之后，也就是七世纪之后”⑨，藏族学者洛珠加措认为藏王热巴(公元640—836年)时期已广泛流传⑩，七世纪可以看作是上限，下限则可以肯定在《取经诗话》问世之前，因为敦煌写卷中就已发现了五个编号的藏文罗摩故事(至公元1439年则有了根据梵文藏译内容创作的藏族罗摩故事《司使乐仙女多弦妙音》（11）)。季先生曾据敦煌写卷的译本与梵文原作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的骨干故事基本相同，连一些细节皆然。二者的主题思想完全一致。”（12）
当然，证明了十一世纪之前藏地有《罗摩衍那》流传，还不足以说明它对《取经诗话》产生了影响．但是如果考虑到佛教密宗这一传播媒介，问题就可能要明确得多。
《取经诗话》与藏传佛教之密宗
《取经诗话》的密宗色彩与成份无须赘言，其中出现的佛教人物如毗沙门大梵天王、文殊、普贤、定光佛等都属密宗系统。安西榆林窟取经壁画情况亦然，发现取经壁画的第二、三窟的主像水月观音、普贤像即都属于密宗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敦煌一带密宗虽然传播较广（造像教多)，但其它教派也很多，敦煌这个产地并不决定《取经诗话》必然属于密宗的产物。《取经诗话》之受密宗的影响，还有其它的原因。
密宗在中原出现，大约始于东汉，最初来中国传教的外国僧徒，—般都兼习密宗法术，但基本上只是传入了一些密杂咒经如《安宅神咒经》、《咒贼咒法经》、《取血气神咒经》之类（13）。至隋与唐初时，开始有较多的密典译出，如玄奘即译出了《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等十部密典，但仍属杂咒之类（14）。纯正密宗之传入并吸收中国文化形成一个宗派，—-般公认是在唐玄宗时“开元三大士”出现之后无疑，其后盛行一时，但为时不久，至晚唐则已濒绝。
中原密宗至五代、宋时已很少见，—般著述至此也都不涉及密宗的传播和影响。但在四川和敦煌一带，密宗却仍盛行。安西榆林窟壁画普遍都带有密宗色彩，除以上提到的第二、三窟外，第十九窟则几乎“可以说是个密宗窟……窟中间多层塔柱式的圆坛，还有真盲莲花座，以及第三窟中的坛纹藻林，这些形式与风格，具有早期密宗的风貌”（15）。四川的密宗则于晚唐以后达到了新的规模，大量的石窟造像和寺院壁画都出现于这一时期。这里的密宗来自何处?丁明夷先生认为“从川北到川中，我们可以看到四川石窟由较多受中原地方影响，到逐渐形成具有鲜明时代和地方特色的川中石窟区的发展过程”，“可以肯定，四川石窟曾于中原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敦煌一带的文化艺术，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16）（丁先生举出的具体例证，恕不一一引证)。这就是说，当内地密宗已渐衰微之时，敦煌的密宗却又南渐，在川北至川中造成了一次小小的复兴。
敦煌的密宗又是来自何处?
敦煌是第一条中西通道丝绸之路的要冲，西域密宗就是通过这一条通道进入中原的，敦煌必然受其影响，中原密宗盛行后，敦煌也会受到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国内现存为数不多的初唐密宗造像，就有两座是在敦煌一一莫高窟312窟东壁和334窟东壁初唐十一面观音菩萨像（17），盛唐密宗造像莫高窟中也较多，这些都是两方面影响的明证。但是在五代、宋初以后，两方面的来源都已断绝，敦煌密宗何以仍盛并能南渐波及川北?又何以西夏壁画仍呈“早期密宗的风貌”?实际上，敦煌的密宗还有另一个来源，那就是从第四条中西通道——麝香之路上传来的藏传密宗。
藏传佛教历来是显密并重，和汉传佛教比较起来，密宗的地位重要得多。公元七世纪时吐蕃王松赞干布从内地、印度引入佛教时，曾一度受到西藏土著本教的顽强抵抗，松赞干布之后不久，佛教就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到赤松德赞(公元742——797在位)后期，才又积极提倡佛教，具体措施是一面迎请汉僧入藏，一面迎请印度僧人到吐蕃传教。
最初入藏的是印度高僧寂护，对他传教的功绩，英国人喔德尔在《印度佛教史》中曾有评价说；“担当起在西藏确定佛教责任的就是寂护……只有在寂护菩萨被西藏政府邀请过去之后，才有一个有成果而且持久的宗派确立于西藏的一座寺院里。”（18）然而实际情祝却并不如此简单，寂护虽是大乘佛教显宗的大师，但他仍未能躲避本教的攻击，本教把当时的一切异常灾变都归咎于寂护，迫使寂护不得不离开西藏回到尼泊尔去。为了战胜本教，寂护“请来了印度佛教密宗大师莲花生，想通过咒术来制服本教徒。……莲花生到吐蕃后，把本教众多的神都收归为佛教的护法神，如本教的‘十二丹玛’神被他封为佛教的护法神。’莲花生所做的工作，
“以宗教学的理论来分析，这实际上是将佛教密宗西藏化的一项工作。正是由于实行了这种文化上的改造，使佛教接近于本教文化，就比较容易地将具有本教文化心态的广大人民所接受。”“这说明以深奥的文字为教义的佛教显宗，当时在西藏并无发展余地，而以念咒、幻术等具有强烈神秘色彩和原始气息的密宗，才有可能为长期具有本教文化传统的藏族人民所接受（19）莲花生之后，约在十世纪末，西藏僧人任钦桑狡又从克什米尔翻译回了密宗经典达108篇之多，此后密宗在西藏佛教中一度占据了主要地位，在此前后派生的藏传佛教重要教派如宁玛派、萨伽派等，都和密宗有直接关系。（20）
藏传密宗对敦煌密宗的影响，似乎是一个没有疑义的问题，但因为没有搜集到专门的论述，所以这里只能就我的现有条件试证如下：
1、
唐代后期，吐蕃曾长期占据敦煌一带，敦煌一带的吐谷浑、党项甚至汉人都有臣服的历史，文化影响自不待言；
2．公元九世纪间藏僧管·法成曾在敦煌永康寺讲经译经，“所译经籍引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由汉文译成藏文，是由藏文译戍汉文。”（21）汤用彤先生说，
“法成实通华、梵、蕃文三种。”并列出法成译著九种（22）(一说五种)；
3、西夏立国后，
“同吐蕃联系日广”，曾大量翻译佛经，
“既用汉文佛经，又用藏文佛经为底本。”（23）我在就敦煌密宗来源请教敦煌研究院关友惠先生时，关先生也很肯定地说；
“应该说，两地(指内地和西藏)都有。”
另外，作为辅证，丁明夷先生发现四川密宗石窟中有些影响并非来自中原北方，由南往北越来越明显。他认为这里就有一个受到印度和吐蕃后期密宗的影响的问题。吐蕃密宗既能在五代后进入四川。其进入敦煌应该更是不成问题的。
藏传密宗·《罗摩衍那》·《取经诗话》
现在将《罗摩衍那》、《取经诗话》和第四条中西通道、藏传佛教联系起来看。
首先，密宗在印度是一种并不纯正的佛教，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就吸收了很多的所谓“外道”，如《取经诗话》中的毗沙门大梵天王就是从婆罗门教、印度教中引进的，入藏之后，密宗吸收了很多西藏本教的成份，如本教中的许多神祗都成了密宗的护法神，这就使密宗特别是西藏密宗有了—种宽容和杂揉的秉性，对异教的东西如《罗摩衍那》不仅会加以利用，而且允许并存，这就是《罗摩衍那》最先传入藏地并在西藏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罗摩衍那》在西藏的生存条件最好，保存的也最好，在整个中国境内，只有西藏的《罗摩衍那》才真正地具备了影响《取经诗话》的资格。
其次，如果《罗摩衍那》确实影响了《取经诗话》，那么从它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和《取经诗话》的形成地点看，影响源最有可能来自西藏。从敦煌到拉萨的麝香之路，对于载送这种影响又最为便捷，最为直接，敦煌出现五个编号《罗摩衍那》藏文写卷就是最好的证明。
再次，其中又有密宗作为传播媒介。
西藏向敦煌的大规模的宗教传播(特别是密宗)，其效果远不是一般的文化交流所能比拟的，挟带在这种宗教传播中的文学冲击也当然会比一般的因子交流猛烈得多，又何况敦煌与西藏本来就有共同的文化心理（24）?
《取经诗话》的密宗既然可能来自西藏，当然也有可能接受西藏《罗摩衍那》的影响。
因此，我认为如果《罗摩衍那》确实影响了《取经诗话》，那么最有可能是通过麝香之路这条通道，而这条通道以密宗为媒介的对两端的密切联系，又反过来证明影响的可能是存在的。
参考文献：
①《宗教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②参见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897页。
③参见拙文《孙悟空来源诸说质疑一一孙悟空形象探源之一》，《淮阴师专学报》1989年第三期。
④、⑨、（12）季羡林《<罗摩衍那>在中国》，《中国比较文学》第三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13页、17页、22页。
⑤、（20）参见常霞青《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六章、103页．
⑥、[日]中野美代子《孙悟空的诞生》。
⑦、参见李沅《从印度的<罗摩衍那>到泰国的<拉玛坚)和傣族的<拉戛西贺)》，《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⑧、（11）、（21）马祖毅《中国的翻译简史一一五四运动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120页。
（10）洛珠加措《〈罗摩衍那〉故事在藏族地区的流行和发展》。
（13）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39页。
（14）、（16）参见丁明夷《四川石窟杂记》，《文物))1988年第八期。
（15）张广福《略谈西夏美术》、《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四期。
（17）《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18）（19）（英)喔德尔著，王世安译《印度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44
5页。
（22）汤用彤《隋唐佛教简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69—70页。
（23）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222页。
（24）参见拙文《猴行者与古羌族的图腾和祖先传说一一孙悟空形象探源之四》、《宁夏大学学报》》1990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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