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形象探源之五

猴行者与佛教密典中的猴形神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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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悟空原型研究中，日本学者针对猴行者“猴”的身份特征，曾提出一种“佛典说”，即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乃是由佛教典籍(主要是密宗典籍)中的猴形护法神将转化而成。如太田辰夫先生认为，猴行者有“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的称号，而这个称号中的“八万四千”，正是佛典中常用的数目术语，如烦恼多称为“八万四千尘劳”，教派法术多称为“八万四千法门”，连须弥山的高度，也用了虚指的“八万四千由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能显示了《取经诗话》与佛典的一种特殊关系；而“猕猴”这一称呼也是值得注意的，佛典中有很多“猕猴’故事，这些猕猴崇敬三宝，喜听佛法，与中国传统猿猴故事中那些被称为“猿”的反派角色完全不同，穿白衣的猴形神将在汉译佛典中也曾出现过(如《药师十二神图》中即有)，这和猴行者“白衣秀士”的形象是一致的。①矶部彰先生在《关于元本<西游记>中孙行者的形成》中也曾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考证，他介绍说日本十二世纪撰写的佛典中的《觉禅抄》卷三《药师法》中，十二护法种将之一的西方申位安底罗大将，“猴头人身”，原图并注明“白衣”二字，可能是“白衣秀士”的最初原型，他还认为，与玄奘关系密切的大慈恩寺中有一幅大悲观音像，在《伯宝抄》的《千手观音法杂集》中观音的扈从护法即为大猕猴摩迦罗，在玄奘一一观音一一大猕猴护法神一一猴行者之间应该是存在着一条值得思考的线索，猴行者很有可能来自佛教密宗的典籍。②中野美代子女士在她列出的孙悟空诞生的谱系中，也排出一条由唐代僧人善无畏来华传播密宗一一大悲观音信仰一一猕猴从者的线索。③

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国内研究者对“佛典说”都甚为冲淡，偶尔注意到此说的如李时人、赵国华先生等，都认为将猴行者与猴形神将联系起来，显得过分简单化，认为猴形神将仅仅是—种动物或以动物为形体的护法神，也仅仅作为神佛菩萨的附庸而偶然被提及，少有自己的故事、经历和思想感情，因而不具备派生出猴行者的条件。④

这就涉及到我在上面《孙悟空来源诸说质疑一一孙悟空形象探源之一》——文中曾重点讨论过的“原型”研究与“影响”研究的问题。在我们同前围绕孙悟空展开的讨论中，实际上揉杂着“原型”与“影响”这两种概念的宽窄不一样，内涵也不相同的路数。如果从以孙悟空为对象的“影响”研究的路数去看，我们需要钩稽出孙悟空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所受的各种文化影响，“佛典说”所列举的各种可能虽然不应排除，但毕竟是过于遥远、过于间接，确实也很难在那些猴形神将与孙悟空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对应关系。但如果我们遵循的是“原型”研究的路数，即以孙悟空的最初形态一一猴行者为对象，重点探寻它的“猴”的身份待征出现的最初动因，那么就没有理由一定要在猴形神将与猴行者之间提出性格，经历、思想感情完全一致的要求，因为文学形象的每一次移植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对于《取经诗话》的创作者来说，给取经的玄奘配备一名助手是首要任务，至于这名助手的身份是猪还是猴，还多少带有偶然因素，只要有“护法神’之类的暗示或触动，就可以使他将助手的身份确定为“猴”。⑤

我觉得，不论猴行者与猴形神将的经历、故事有多少相似，“佛典说”提出的问题都是不可忽视的。以下我将为“佛典说”提供一条证据。   

1980年《文物》杂志第九期刊出了王静如先生的《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一文，首次透露了他与敦煌研究院的研究者在安西榆林窟中发现了唐僧取经壁画的消息。这些壁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将研究《取经诗话》和猴行者的目光导向西北地区，首先得力于此。

王先生原介绍的第一幅壁画附于愉林窟第二窟西壁《观音变》中。主像为水月观音，取经图位于右下角，约占整个壁画的二十八分之一(见附图1—1榆林窟第二窟唐僧取经图，图1-2为唐僧取经图临摹图，1-3榆林窟第二窟唐僧取经图位置示意图)，自左而右画的是唐僧隔水向观音合十礼拜，猴行者牵马随后，马仅露山头部，猴行者右手搭在前额作远望状。

第二幅附于第三窟西壁《普贤变》中。主像为普贤，取经图位于左侧边缘的中部，约占整个画面的五十六分之一(见附图2—1榆林窟第三窟唐僧取经图位置示意图，图2—2，榆林窟第三窟唐僧取经图)，自右而左画的是唐僧面临深渊，俯首礼拜，其后猴行者牵着白马，双手合十，仰天大叫，马背驮有莲花宝座，上置一包袱。

这两幅唐僧取经图的内容迄今未见疑议，它很清楚地说明，最初的唐僧取经故事与西北地区的佛教(特别是密宗，水月观音和普贤都是密宗造像，第二窟和第三窟都可看作是密宗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探讨猴行者的原型，首先应该注意这一文化背景。而最近在敦煌以南肃北五个庙石窟中发现的另一幅唐僧取经壁画则再次肯定了这一文化背景。

王文原提及的第二九窟中的一幅壁画则是本文讨沦的关键，对这幅画的介绍王先生似有误说，王文原介绍说：“九窟东壁北端观音像下……自左而右画的是白马，唐僧弯腰拜询，孙行者在前下方，最前是白衣人，手执鲜花，作答语状。”但现在据照片辨认，我们无法确认以上的有关描述。

而根据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关友惠先生信告：“这幅画不是观音变，而是《西方净土变》，最主要的证据是那个莲花池，并有童子、‘九品往生’是阿弥陀净土的主要内容。在密宗中，依据此窟的布局，可能是毗卢舍那五圣之—的‘四方阿弥陀净土’，主像就是阿弥陀佛了。”至于那个被认为是猴行者的人物，“可以肯定不是行者，而是神将。并且是和四个穿铠甲的神将处在一起(也可以说就是四大天王和四人力土、金刚)……那个‘白衣秀士’，正是另外四个穿甲衣的神将之一。”从现有的照片看， 关先生的介绍应是比较准确的（见附图3一l榆林窟二九窟猴形神将图；图3—2二九窟壁画及猴形神将位置示意图，图3榆林窟二九窟猴形神将摹本）。

重要的是这幅壁画虽非是唐僧取经图，但对猴行者“猴”的身份特征的来源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如图3——1和3一2所示，这幅壁画的左右下角基本对称，分别有两个猴形神将和两个穿甲神将，其中右下角的两个猴形神将一个肩旗，一个合掌，左下角的两个一个肩旗，一个肩棒。而肩棒的一个活脱脱竟就是我们今天想像中的孙悟空，连那根长棒也与孙悟空的金箍棒几无二致，区别只在于一个是莲花箍，一个是金箍。

这些猴形神将的故事和经历还不太清楚，但它们的发现，已经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1、佛教密宗典籍中不仅有猴形神将，而且很多，不仅日本的密宗典籍中有，中国的密宗典籍中也确曾有过。考虑到我们现在所知的关于早期取经故事的资料都有浓厚密宗色彩(如《取经诗话》)中出现的主要神佛如毗沙门大梵天王、文殊、普贤、定光佛都属密宗系统；榆林窟二，三窟唐僧取经图也属密宗系统，主像均为密宗造像，我们可以认为将猴行者与密宗典籍中的猴形神将联系起来考察的思路是合理的。

2、榆林窟第二、三、二九窟同为西夏中晚窟⑦，有可能出白同一批匠人之手，那些唐僧取经图与猴形神将发生直接联系的可能性相当大。

3、二九窟壁画中与猴形神将同时出现的，是四个穿甲神将，也就是所谓四大天王或四大金刚，其中无疑当包括密宗重要人物北方毗沙门天上。而《取经诗话》中恰也有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出现：第三窟唐僧取经图中猴行者双手合十仰天大叫，与《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大叫“天王”即可得助的情节十分相似，看来原有的故事也与毗沙门大梵天王有关。

按照壁画的—般布局规律，主要佛像均居画面中间，其余神佛按其法力大小和重要性依次扩散。二九窟壁画中，四大天上的位置均在猴形神将的里圈，显示地位要较猴形神将重要；猴形神将在其外围(或后面)，、不仅显示出是次一等的护法抻，而月表示出对四大金刚的一种从属关系。而《取经诗话》中猴行者不仅护法神的神格很明显，而且恰恰是处处有赖于毗沙门大梵天王。这似乎似在暗示着一种蜕变的痕迹。

4、中国传统文学中似乎从未发现较为接近孙悟空金箍棒的法器或武器，而现在猴形神将肩上的长棒，使我们觉得它们之间的联系几乎没有疑问。榆林窟第二、三窟唐僧取经图中的猴行者，手中虽然没有武器，但《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却有—根“金环锡杖”。我们还不太了解佛教中最早的金环锡杖究竟是何形状，但相信它应该与猴形神将肩上带莲花箍(或者就是“金环”?)的长棒十分相似，或许所谓“金环锡杖”本身就是长棒之类武器的美称也末可知。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榆林窟二九窟猴形神将壁画的发现，对“佛典说”是一种有力的支持。在孙悟空形象探源中，我们还从未发现过与猴行者如此接近的实物资料。  (本文图版为华龙宝先生绘制，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①（日）太田辰夫《西游记研究·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日本研文出版，1984第一版，25页。

②（日）矶部彰《日本西游记中孙行者的形成》， 日本《东洋学集刊》38号，1977年，106—110页。

③（日）中野美代子《孙悟空的诞生》，  日本福武书店，1987年版，224页。

④ 参见李时人《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 见《西游记研究》，江苏古籍出版杜84年版。赵国华《论孙悟空神猴形象的来历》，《南亚研究》86年1、2期。

 ⑤ 参见拙文《论唐僧的演变及<西游记>的内部艺术结构》中有关内容，《淮阴师专学报》88年第2期。

⑥ 据敦煌研究院关友惠先生告，五个庙石窟中至少有一幅唐僧取经图已经亲见，形制与榆林窟壁画中的相似，同为西夏作品。

⑦ 张光福《略谈西夏美术》，《中央民族学院学报》85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