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作者确为吴承恩

在1996年9月于太原召开的“全国首届《西游记》文化讨论会”上，吴承恩是否拥有《西游记》著作权的问题在沉寂了数年之后再一次被提出。由于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李安纲先生在近年的学术活动中多次表述了“《西游记》写的是金丹大道，吴承恩不懂炼丹术，因而不可能写出这么一部奇书”的观点，加之会议期间面世的山西古籍版《西游记》(李安纲评注)采用了“原著  无名氏”的提法，因而这一议题在会议的讨论中显得尤其引人注目。

关于这一议题其实议论的已经太多。

这并非是怀疑讨论的必要性，而是觉得有些讨论实在没有必要。在一些基本的概念上如果没有共通、共识，那么讨论的感觉就如盲人骑瞎马，怎么说都觉得别扭。

从李安纲方面来说，否定吴承恩的态度是非常明确、坚决的，“吴承恩决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就是他的“《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章程的开宗明义第一句，事实上谢绝了一切讨论。这种非常先验的学术态度本来是不应该出现在科班出身的李安纲先生身上的，但当我自以为弄懂了之后，也就释然了。李安纲先生的“西游记文化”研究，其立足点便是将《西游记》定位于道教宝典，也只有用道教的术数才能解通，而吴承恩却偏偏不是道教中人，这岂不是让人有点扫兴，于是他老人家便一定要象绊脚石那样被搬掉。尽管李安纲先生还没有考虑定《西游记》的作者以什么样的人为好。

如果说李安纲先生的考虑还可以理解，那么有些跟风者便有点奇怪了。比如，山西有位先生在《西游记》中找到几个他觉得有点亲切的方言词，于是便断言：《西游记》的作者是山西人。还有位先生断言吴承恩决不是《西游记》的作者，但当我冒昧的问，你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当是何等样人时，这位先生便一脸茫然。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对话，我想在讨论之前，应先将《西游记》作者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作如下界定：

1、鉴于现在已能见到刻成于万历二十年的世德堂本《西游记》，应断定该书成书不应晚于这一年；而从长篇通俗小说发展的总体趋势及《西游记》回目标题的对仗形式看，上限则不应早于嘉靖初年①，也就是说，其作者生活的年代应在此期间。其实，这是常识，作这样的判断应是研究者的基本功，根本不应产生疑义。

2、根据《西游记》中大量方言词和入声的广泛使用来看，作者应操下江官话。这一点我想也不应有任何怀疑。从方言角度参加作者讨论的人不少，但恕直言，方言也是科学，决不是能读懂几个方言词就能参加讨论的。我们在下文有一节专门讨论《西游记》的方言，为了表示对方言科学的尊重，我们尊重推荐一篇关于《西游记》方言的文章，那就是江苏淮阴人、著名语言学家颜景常先生的力作《《西游记》诗歌韵类和作者问题》（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3期）。我意识到方言的重要性，但自认无力写出颜先生那样的文章，所以将颜先生的主要观点和重要内容附在了我的文后，已作为我展开讨论的基础和平台。

3．从《西游记》基本行文风格看，作者应是知识博杂、性情诙谐的读书人，应是三教九流、琴棋书画、工商医农都懂一些，否则，那百首之多的不管什么体反正有韵的诗歌韵语，那些个随手点染的《棋经》、药名，古里古怪的妖精、神仙，就不是随便可以应付的。还应有点心高气傲、郁塞不平的情绪，其身份不会太尊贵，但文笔应可观，这一点在多年的研究中事实上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如果有读者认为这三条有偏袒吴承恩的意思，那就既对又错。对在你已经发现这三条太象吴承恩了，错在用“偏袒”二字有误。这三条是已被广泛认同的共识，而决非偏袒。

在这个基础上，下面我们逐一讨论有关问题。

一 、关于《西游记》作者讨论的回顾  

《西游记》问世之初，未题撰人，由于元代道士长春真人邱处机亦确有一本《西游记》(实为其弟子李志常记述邱处机西行大漠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所以大约自《辍耕录》始，《西游记》便被误植于邱处机名下。有清一代，翻刻、评点《西游记》者大抵与道教有关，这一说遂一直沿袭下来。

清中叶起，有学人开始怀疑《西游记》为明人所作，如纪昀。他认定书中不少官制为明代始有，邱处机撰书说实不可信。钱大昕还专门从道藏中抄出《长春真人西游记》，以证传说之谬。淮安籍学人阮葵生则据明代《淮安府志·淮贤文目》所载，明确认定作者乃是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淮安人吴承思，其后同为淮安籍的学人丁晏又再次重申。至晚清，在学人的著述中，吴承思作《西游记》基本上已成定论。只是由于刻书者并无学识的关系，在各种坊本上仍可见到邱处机的名字。

本世纪20年代，鲁迅根据前辈学人的记载和有关文献，第一次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研究专著《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了《西游记》作者为淮安人吴承恩的观点；同时，胡适、董作宾及稍后的郑振铎、赵景深等人也开始了对吴承恩的研究，赵景深还于1936年首次撰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至此，原本在清代学人笔下尚且模糊的吴承恩的轮廓逐渐被勾勒出来。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主要仍在吴承恩其人其事，大约是因为资料的积累还不足以支撑更多的扩展。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修业先生从故宫馆藏中抄出了《射阳先生存稿》，这份珍贵的资料50年代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定名为《吴承恩诗文集》，这为后来的吴承恩与《西游记》的研究留下了极重要的伏笔。

80年代初，吴承恩研究有了明显的飞跃。苏兴先生的《吴承恩年谱》、《吴承恩小传》相继出版，加之发现了很多有关吴承恩的重要资料，终于促成1982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时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的召开。这一阶段的研究，不仅使得吴承恩的形象被描绘得更为清楚，而且吴承恩与《西游记)的关系开始占据重要位置，诸如吴承恩何时何地写成《西游记》，吴承恩身世、经历以及性格、思想与《西游记》的关系、《西游记》题材来源与地域文化氛围等重要问题都有了初步成果。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者对资料越来越精细的剖析，作为吴承恩与《西游记》之间联系桥梁的一些重要资料，尚有一定模糊性的缺陷开始暴露出来。1983年，章培恒先生撰文提出怀疑，认为明清史料著录的吴承恩的《西游记》，并不能指实为是一本通俗小说，而很可能属于地理游记，写定通俗小说亦即百回本《西游记》的也许另有其人。这一说虽然出现在章先生的笔下，但却代表了一批研究者郁结在心中的疑虑，所以一经提出，即刻便引起广泛关注；其后，有杨秉祺先生的附议，也有苏兴、谢巍等先生的反诘，争论陆续延续到9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言是”与“言否”两种鲜明的观点②。以我个人之见，“言是”者从讨论中得到的似乎更多一些。

从太原会议的讨论来看，怀疑仍应属于这次争论的延续，没有新的材料，几乎都是复述，所不同的只是李安纲先生领纲提出问题更为武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