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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言否者质疑的答复
怀疑吴承恩作者地位的理由，林林总总，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
1、与吴承恩直接接触过的同时代人或稍晚的李维桢、吴国荣、陈文烛、丘度等人对吴承恩的诗文均有评论，但均未提及《西游记》。
2、最原始的资料《天启淮安府志》在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时，并未注明这里的《西游记》是一本什么性质的著述，而清初黄虞稷则在《千顷堂书目》中将“吴承恩，《西游记》”纳入“舆地类”，表明吴承恩的《西游记》很可能与小说《西游记》不是同一回事。
3、旧例方志一般不录通俗小说，这也间接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可能不是通俗小说、《天启淮安府志》虽然说吴承恩“所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但将小说称为“杂记”，也少见。
4．虽然阮葵生、丁晏均说书中多淮上乡音，但缺少举证，因而还不能认定《西游记》就属淮上乡音，吴承恩写《西游记》一说的基础也是不坚实的。
我们首先回答为什么吴承恩时代人没有提到《西游记》。事实确实如此，随着吴承恩的资料不断发现，与吴承恩交往的人士也被梳子似的梳了一遍，而其中竟无一人提到过吴承恩写《西游记》这件事。有人解释说，是传统的对小说的蔑视使之然。这话看起来有点象挡箭牌，虽说能抵挡一阵，但却不能使对方丧失战斗力。
我觉得事实并非系传统观念使然，至少不仅仅是。我们认为，很可能陈文烛、李维桢，包括丘度、吴国荣等人均未见过《西游记》，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吴承恩虽然也许早有写作动机，真正动笔完成却是在荆府任职期间(下文将详细论证)，而且，写成后极可能是将书稿留在荆王府等待王府出资刊刻，或直接交给书商。这样，吴承恩卸任回乡后，手边并无书稿，不谈或少谈此书就很正常，陈文烛等人不提此书也就不足为怪。这一推论基于如下基础：
其一，至天启年间为止，没有任何关于《西游记》的著录，以天启以后《西游记》见于著录的频率和当时文人对小说的反应程度为参照．可以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只能说明当时并无此书流播——包括抄本。
其二，我们都知道《西游记》的最早版本是万历二十年刻成的世德堂本，我们的潜意识中也就以为这一年《西游记》应该大行于世，人人皆知了。其实早已有人注意到万历二十年刻成的世德堂本中杂有“荣寿堂梓行”字样，但没有深究。最近侯会先生发现第九、十、十九、二十卷竟然全是“金陵荣寿堂梓行”，侯先生认为这是世德堂本经过改版的重要证据，它告诉我们，世德堂在万历二十年并没有刻成或刻完后并未立即印行，尔后不知经过什么曲折，书版易手荣寿堂，经荣寿堂补版才得以行世③。其时间据侯会先生惠告，有证据表明应在万历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之后，也就是在吴承恩去世二十年以至三十年之后。侯先生的这一发现，使《西游记》问世时间与《天启淮安府志》第一次著录“吴承恩《西游记》”的时间衔接，恰恰说明了与吴承恩有交往的人士不可能看到这本巨著的，也恰恰坐实了阮葵生《茶余客话》“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闻”的说法，非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吴承恩同时代或稍晚的人均未提到《西游记》的问题。
其次，我们回答《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可能是地理游记的问题。
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射阳集口卷》，
《春秋列传序》， 《西游记》”一条是最接近吴承恩的明确记载，距吴承恩生活的年代不过四十多年。以吴承恩“名震一时”的影响而论这条著录应是相当可信的。以这条记载为骨干，辅以同“志”《人物志·近代文苑》中的吴承恩小传，以及吴承恩生前好友前任淮安府官员陈文烛、陈耀文等人、“通家晚生”吴国荣所作的《射阳先生存稿》序跋、清初乡人也是知名学者的吴玉搢、阮葵生、丁晏的记述，便构成了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的主要证据。
言否者的主要疑问在于这条著录没有说明吴承恩名下的《西游记》多少卷多少回，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所以便怀疑有同名异书的可能，认为据此还不能断定百回本《西游记》便是吴承恩所作。笔者认为问题的提出固然很重要，但这样的理由假想的成份太重，明显地缺乏后续手段。按正常的逻辑处理，要证实吴承恩的《西游记》确系异书，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找到吴承恩同名异书的《西游记》或有关资料，二是考出百回本的真正作者。而目前在这两个问题上都难得出令人比较信服的结论。
先说吴承恩《西游记》为异书的问题。要弄清是否属于异书，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找出异书或有关资料。丘处机的《西游记》与百回本曾经有过误植，最后便是通过对百回本中官制的考察和从《道藏》中找出丘处机的异书，使两书互见的方法解决的。对吴承恩《西游记》的疑义，也仍须如法炮制。但目前却没有一条有力的证据说明吴承恩确有过一本其它样式的《西游记》(关于《千顷堂书目》的著录和吴赴荆府途中作纪行游记的推测，笔者认为都不构成有力证据，理由下文详述)。这样几乎凭空的就要人相信当年《府志》上清清楚楚的记载是“异书”，岂不是有点强人所难？
再谈百回本的作者问题。构成天启《淮安府志》著录价值的，不仅是它的文字记载还因为记载本身符合百回本成书的实际情况。我们开宗明义就说到，《西游记》这本书的实际状况对作者有明确的限制：其一，从百回本回目形式看，其成书不早于嘉靖之初。当然又不迟于万历前期，如果再精确一点可说是成书于嘉靖十五年后至万历初之间(1536—1572)。而吴承恩恰恰生活在这一时期(1504—1582)，其著作的最佳年龄恰恰复盖了百回本成书的全部间隙。其二，从百回本所使用的方言来看，作者应是江淮方言区人(理由下文详述)，吴承恩也符合这一条件。其三，百回本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其内容的丰富和文采都是从前各类《西游记》所不能比拟的，显然，作者对神话、志怪及笔记不仅博闻强记，且应有可观的文采。这一条，吴承恩也具备了，现存于《射阳先生存稿》中的《禹鼎志序》、《二郎搜山图歌》等大量浸润着浪漫色彩的诗文和独出心裁的《先府君墓志铭》可以作证。不言而喻，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府志》的记载便不会那么引入注目了。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假如把这里的《西游记》看作是地理游记，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要问，既然《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是一本地理《西游记》的记载，那么书在哪儿呢?不要责怪这一问刁蛮，既然能够入《府志》，就应是吴承恩的主要作品，那么为什么吴承恩的同时代人提到那么多吴的诗文，却没提及这一篇?吴的外孙丘度搜集整理了《射阳先生存稿》，也没有见到地理游记，那么《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又是依据什么?要知道，如果是地理游记，它就绝不会象小说那样在吴承恩逝世几十年后才面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是地理游记，那实在有悖于先流传、后著录的常理。
也许有人会以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为证，说其中“吴承恩《西游记》”是被归入舆地类的。
《千顷堂书目》的著录确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以这条资料的来源(过录)，著者的身份(非淮安人、非明人)，著录的时间(清初)而论，均不能与言是者所持的主证、旁证相抗衢，但因其恰是规定了“吴承恩西游记”的性质(舆地类)，发《府志》所末发，所以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但是，特殊并不意味着有力。要使它变为有力的证据，还有赖于其它几个相关问题的解决。
1、《千顷堂书目》所录书目是否皆为黄虞稷所藏或亲见，分类是否确保无误
?
为此章培恒和苏兴、谢巍几位先生几年前曾大大地打一场笔仗，倒着实把《千顷堂书目》仔细梳理了一遍，结果谁也没说服谁。有人认为《千顷堂书目》皆黄氏亲藏目睹，便有人拈出其中十三朝《实录》和《永乐大典》证实并非如此，并推想因为丘处机的《西游记》是纪行，因而黄氏在翻录天启《淮安府志》见到“吴承恩《西游记》”时便以此类推，将其纳入舆地类；有人认为黄氏的分类不会有误，便有人找出黄氏的错处，说明《千顷堂书目》确有想当然误记和分类上的错误。
这个问题是否能说得清，笔者颇为怀疑。目前，即使能证明黄氏所录并非全部目睹，那么又怎能证明吴承恩的纪行《西游记》并非目睹?即使证明了黄氏分类有误，那又怎能证明“吴承恩《西游记》”一条也是错误?清注意言否者章培恒先生的一个观点
“即使它(《千顷堂书目》)确是《国史经籍志》那样的性质，但既然黄虞稷是著名的藏书家，也就不能排除黄虞稷确实藏有吴承恩《西游记》的可能；纵使他确未藏有此书，但也不能就此断定他之把吴承恩《西游记》列入地理类乃是毫无根据的瞎编。”这样一句话，似乎有失章先生的大师风范，但却能确保章先生实际上立于不败之地。遗憾！所以，尽管我已经了解到“千顷堂书目”确有问题，其中错误，卢文绍、吴骞已指出不少；了解到地理类是黄氏功力最差的一类，许多地理书都未著录，连《徐霞客游记》在《千目》原来都未提及，后来才由吴骞补入；但并不准备以此为证据参加讨论。笔者以为恰当的方法是暂且离开对《千顷堂书目》实际意义不大的考证，再从一般的逻辑关系上想想，如果能证明黄氏收藏吴承恩纪行游记一说和吴承恩作游记的推理与事理悖行，那么争论也许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2、
我们不妨问一问，如果《千顿堂书目》的著录不误，那么黄氏是何以见到这本书的
?
明末清初，著录了吴承恩资料的人不在少数，至少挚友陈文烛(同代人，淮安知府)，陈耀文(同代人淮安府推官，淮安兵备副使)、吴国荣(“通家晚生”)，丘度(表孙，太仆寺少卿、光禄寺卿)的直接记载是相当可信的，他们都参与了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清初同乡的学者吴玉搢、阮葵生等的记述也应是有—定参考价值的。但他们都没有说过吴承恩有过一本纪行的游记。请注意，纪行游记可不象通俗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说他们回避提及百回本《西游记》是可能的，而说他们回避提及纪行的《西游记》就说不通了，他们都没有见过府志已经著录过的吴承恩的纪行游记，和吴承恩并非同乡，又非同时人且未见有任何联系的黄虞稷是怎么见到的呢?
假如黄虞稷著录不误，确实亲见，那么后人为什么又只字不提?难道真是半空中飞来一本吴承恩的地理游记?我们并不苛求对每条资料都要弄清来龙去脉，但对黄氏这样—条在逻辑上难以说通，有重大疑问的资料是否有必要追问—句，要求有合理的解释呢?
3、我们还可以问一句，如果吴承恩《西游记》是一本游记，那么他游了哪里?吴承恩多次南下北上，往西行却只有一次——去荆府赴任。而去荆府偏偏有利于证成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首先，认为吴承恩曾经到任的主要证据之一便是百回本中的许多地名与蕲州荆府周围的地名相符。倘若考实，也只能证明吴承恩与百回本有关。其次，从现有有关吴承恩的资料中，找不出任何吴承恩写游记的证据，且不论是南游记、北游记。吴承恩不止一次到过北京，南京，也到过杭州、苏州，在这些昔日的京华帝都、天堂之地都不写游记，又有什么理由就认为他一定写西游记呢?其三，世德堂本《西游记》卷首有陈元之的序，云：“《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潢河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这三种说法，都和王府有关，可见是当时的通行说法，其中“出八公之徒”一说，似更可信，只是过去一般都认为吴承恩没有去过荆府，百回本的作者也没有疑议，故多忽视。如果吴承恩确实到过荆府，那他便可称为“八公之徒”了，陈元之的话不就指实了吗?此消彼长，即使吴承恩曾经到任，实在也无助于《千顷堂书目》所录的成立。至于章先生提出所谓“出八公之徒”可能和鲁王府有关的问题，我想这首先无助于证成吴承恩西行并作游记，然后才能论及鲁王门客作百回本是否属实。
再次，回答杂记不能当作小说和旧例官修志书不录通俗小说的问题，日本田中严和国内杨秉祺先生都曾如此质疑。
关于杂记算不算小说，唐人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分小说为十流
“八日杂记……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叔敬《异苑》，此皆谓杂记也。”不是说得很明白吗？
清初褚人获《隋唐演义序》云：“昔人以通鉴为古今大帐薄，斯固然也。第既有总记之大帐薄，又当有杂记之小帐薄。此历代传志演义诸书所以不废于世也。”也是确切的证据。
我们无须再举更多的例证，眼前即有。清人阮葵生、丁晏、吴玉晋、冒广生都认为《天启淮安府志》中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就是通俗小说《西游记》，所谓“所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就包括通俗小说《西游记》，他们都是有点名气的旧学人，对旧例应该更通，或者可以说他们就是构成旧例的一部分。吴玉晋还是参予修志的，他把新志剔除未收的内容编成一本《山阳志遗》。他们不觉得奇怪，我们为什么要觉得奇怪呢?还有什么理由谈“旧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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