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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吴承恩作者身份的重要证据之二：荆府纪善之任
世德堂本的卷首有一篇陈元之序，自言受人之托为《西游记》写篇序，其中含糊提到了《西游记》的作者：“《西游记》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陈元之受书坊主人之托写序，无论如何会问一下书稿的来源，也许书稿原即不题撰人，但出自王府一说必有所本。可惜由于受苏兴先生吴承恩未赴荆府一说的影响，研究者往往都忽略了陈元之序的重要性，硬是不相信陈元之写得明明白白的那段话，毫无理由的认为陈元之不过信口雌黄而已。 吴承恩有荆府纪善之任已不容怀疑，这正是出入天潢侯王之国的八公之徒的身份，苏兴先生认为吴承恩的这一职位，是在他因家贫母老屈就长兴县丞，于长兴先受诬下狱，后又冤情辩白得到的安慰性职务，时间应在隆庆元年至二年间，这是令人信服的。但苏兴先生又认为隆庆二年吴承恩有在淮安活动的痕迹，所以可能没有到任，仅遥受而已。这就有了错误。所谓吴承恩隆庆二年在淮安活动的证据，是他写了一篇《赠邑侯汤滨喻入觐障词》。苏兴先生认为障词受主“汤滨喻”就是嘉靖四十五年任山阳知县的杨松，其入觐是在隆庆二年。其实“汤滨喻”并非杨松，这篇障词的写作时间也就要另作别论（详见下文）；这样一来，苏兴先生的《吴承恩年谱》上，隆庆二年至四年就是一片空白。 我认为这正是吴承恩赴荆府到任的时间。吴承恩出狱后，心境实在不好，为避免回乡的尴尬，便直接去了湖北蕲州，做了二年名份要清高一些、事务要轻松一些、待遇也要优厚一些的荆府纪善。 荆府，全称荆宪王府。第一代荆宪王为明仁宗朱高炽六子朱瞻岗。第五代为朱厚恰，嘉靖三十二年薨。因其子载盛早卒，第六代便由其孙朱翊钜继位，其时，便是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荆藩封地原在建昌，后迁到蕲州(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纪善，王府属员，明制藩府配纪善二人，八品，“掌讽导礼法，开喻古谊，及国家恩义大节，以诏王善”，有如王府导师。 关于吴承恩补授的时间，苏兴先生在《吴承恩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中提出隆庆二年至三年，理由是吴承恩嘉靖四十五年出任长兴县丞，隆庆元年被诬下狱，冤白获释后即以补授荆府纪善结案。此说符合吴国荣的记述，应属可信。吴承恩在长兴任职之后也确实只有这一段时间有可能赴湖北到任。 但是有人认为吴承恩对仕途已经绝望，长兴结案后即辞归故里，所谓“荆府纪善”者，仅遥授而已。此说肇端于天启《淮安府志·人物志·近代文苑》：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时，数奇，竟以明经投县贰，末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荡诗酒，卒。
今日力陈者有苏兴先生及许多研究者。在这个基础上，苏兴先生排除了吴承恩王府任职对《西游记》创作的影响，认定《西游记》应是完成于吴承恩中年，其得以问世，与吴的文友，后任嘉靖朝首辅的李春芳有着密切的关系。 鉴于以上状况，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是取得吴承恩到过荆府任职的证据；当然，最可能的证据无疑应当来自于蕲州方志、荆藩典籍和吴称恩与当地文士交往文集这两个方面。按照一般规律，如果吴承恩确曾到过蕲州，无疑会在这两个方面留下痕迹。笔者在蕲春县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的协助下几乎见到了现存所有的蕲州方志，发现方志于荆藩吏员事迹概不收载。而荆藩文献已在明末烧毁殆尽，仅有的一部《荆藩宗乘》不仅残缺，且为清末朱氏后裔重修，于荆藩沿革、建制、礼仪补遗拾阙处虽多，但对吏员配属却几不涉及；在当地文士唱和诗文这一方面，明清以来结集并存世者为数虽多，但蕲春图书馆馆藏者尚未整理，虽有而不能得见；馆藏丰富的浠水博物馆馆藏则因损坏严重、人力不足也不再开放，实在令人失望。 不过笔者在一些不太引入注目的方面，还是发现了不少能够证明吴承恩确曾到过蕲州的线索。
第一、
吴承恩活动的编年有赴荆府任职的时间
否认吴承恩实际到任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吴承恩没有成行的时间。如前所述，吴承恩如果赴蕲，当在隆庆二年至四年之间(吴承恩隆庆元年在长兴，隆庆四年在淮安都有比较确切的证据)，但苏兴先生认为隆庆二年吴承恩有在淮安活动痕迹，因此也不可能身处蕲州。证据是吴承恩的一篇《赠邑侯汤滨喻入瑾障词》。据障词得知，受主汤滨喻为河南人，初中进士即任山阳知县。但苏兴先生遍查《淮安府志》却未见山阳有汤姓知县，《河南通志》也不载汤姓进士，故疑“汤”为“杨”之误，疑汤滨喻即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四十五年到任的山阳知县杨松。杨松应于隆庆二年入瑾，障词即本年为此而作。关于吴承恩其时于何地作本障词，苏兴先生虽审慎地认为是“本年吴承恩尚未离长兴时作，或者这时吴承恩暂回淮安探家，受县学师儒的请托为之代笔”，列出了两种可能。而实际上如果受主为杨松的推测成立，吴承恩在长兴或探亲回淮时代作的可能性都很勉强，合理的延伸就是：吴承恩本年已经放弃荆府职务回到淮安。
但笔者在翻检康熙四年《蕲州志》时，却发现了一条能够证明苏兴先生误断的材料。该志卷六《道宪》条下记：
“杨松、字惟乔，河南人，进士。以御史谏言谪升任，万历二年任，升山西右恭”。这里虽未记杨松有山阳知县之任一节，但主要经历已表明这个杨松就是《明史》、《河南通志》有传，嘉靖四十五年任山阳知县的杨松。重要的是，这则材料给出了杨松的宇，这样即使障词中的“汤”字系形误，“滨喻”二字也表明不可能与杨松有何联系，吴承恩于隆庆二年在淮安活动的可能也就不再存在。（淮安刘怀玉同志有文，说障词当是给姓喻字汤滨的某届知县或说即喻姓盐城知县的。此说同样可以否定吴承恩隆庆二年在淮安活动的可能）。 显然，在苏兴先生的《吴承恩年谱》上，隆庆二年至四年之间，吴承恩的活动有一段空白，在这段时间里吴承恩完全有可能在蕲州任职。
《西游记》第八十八至八十九回叙述了玉华州的故事。唐僧师徒经一十四载寒暑到达玉华州，“我这敝处．乃天竺国下郡，地名玉华县。城中县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封为玉华王”；“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玉华王自称，“孤在此城，已有五代，也有个贤名在外”；又有三个小王子，“不摆驾，不张盖”，拜孙悟空等为师。这个故事就是荆王府的真实写照，我们不妨一一对应比照： 1．玉华王是皇帝宗室，受封于此，这与荆藩身份完全一致。 2．玉华王封号，完全可能就是荆藩的别称。现藏蕲春的《荆藩家乘》载荆府共有七宫，其中主宫之一即玉华宫． 3．玉华王和三位小王子。荆藩的王储恰巧也是三位，据载，第六代荆王樊山王也有三子，如果吴承恩就任纪善，正与这两个系统的三位小王子同时。 4．三位小王子拜悟空为师。吴承恩在名份上正是小王子之师。 5．小王子拜师“不摆驾，不张盖”。按理拜师须有正式礼仪，但吴承恩虽为小王子之师，却是朝廷派的职官，为王府属下，所以既为师又不便行仪礼。这一条非常特殊，所谓“不摆驾，不张盖”绝非随意之笔。 6．玉华王在此已五代。荆藩受封，至吴承恩时历六代，但荆藩封地最初在建昌，后迁蕲州；迁蕲州不久，第一代荆王即去世。由第二代荆王起，在蕲州算作五代，也相吻合。7．玉华王也有贤名在外。第三代荆王曾因恶行被赐死，其子亦被贬为庶人，这在荆府被称为家难。从第五代荆王起荆府中兴，《明史》称其人“性谦和．锐意典籍”；其侄则”折节恭谨．以文行称。”此时正是荆府声名最好的时期，可参看《明史》。 8．玉华王府的“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这是典型的藩府建制。《明史·职官志四》载，王府“设长史司，辖审理所，典膳所……”其中长史职位最高，正五品；审理次之，正六品，其余均八品以下。《西游记》于王府十余处部属中独挑出长史府、审理所，典膳所，可见作者对王府建制非常了解，如果没有王府生活经历，决然不致区分得如此清楚。 9．唐僧沿途所过，凡有王位均称国．唯玉华王所在地称玉华州(又作玉华县)。这也绝非随意之笔，作者对王城与府州县的关系了解得很清楚，如七十八回悟空说：“……若是西邸王位．须要倒换关文；若是府州县，径过。”按此说法，玉华王所在地就应称国而不会屈称州县。作者写到玉华王之所以不称国，正是因其暗指荆藩。封藩古称封国．但逐渐演变为称国即犯忌。第三代荆王正是因有异谋而被赐死。作者在它地方可以信手拈来，唯独在此必须谨慎，这反映了作者对王府禁忌的了解。 玉华州又被称作玉华县，书中交替使用，这也反映了蕲州的特殊地位。据《明史》与嘉靖《蕲州志》载，蕲州洪武初为府；洪武中降为州，领五县；后领二县归人黄州府；至景泰年间再次缩编，不领县，已同县无异。这种名为州，实同县的地位被作者无意中带进《西游记》，才出现了玉华州、玉华县的混称。 10．三藏师徒从长安到西天，共历14年。这14年不知据何而定。而唐僧在玉华州即称：“贫僧在路，已经过一十四遍寒暑”，也是14年。这后面的14年恐怕不象笔误．第六代荆王嘉靖三十三年即位，至隆庆元年正是14年；吴承恩嘉靖三十三年入南监读书，算是彻底放弃科举另辟人仕之路，至隆庆元年，进入有贤名的王府，算得上仕途到顶，也正是14年。唐三藏所谓沿途“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才得到宝方”的概叹，大约也包含了作者的无比心酸。 以上十条对应，恐怕很难用巧合穿凿作解释。既然如此，作者非吴承恩又是何人!
第三、吴承恩有到过荆府的诗证。 《射阳先生存稿》中收有吴承恩一首《宴凤凰台》诗：
梅花融雪丽香台，仙旅凭高锦席开。 山水四围龙虎抱，云霞五彩凤凰来。 客乡喜人阳和候，尊酒叨承将相才。 独倚东风番醉墨，遍题春色对蓬莱。
过去认为，“山水四围龙虎抱”的描写与金陵形胜大致仿佛，所以本诗当为吴承恩就读南监时所作．但我到过蕲州之后，觉得这是一个误断。理由有三条： 1．《宴凤凰台)与蕲州地形对应，蕲州凤凰台与诗作的吻合程度远胜金陵。
2．《宴凤凰台》诗与蕲阳八景中“龟鹤梅花”对应。 按照一般规律，类似《宴凤凰台》这样的应酬之作均会与其时、其地、共景的独特标志有某些对应。如李白咏凤凰台诗前有‘登金陵凤凰台’诗题正名，后有“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骘洲”扣题；杜甫咏甘肃成县凤凰台也有“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明之。与吴承恩同时代人咏金陵凤凰台的诗颇多，但大多也未越出这个惯例。有在诗题上就已表明的，如谢肃《丁未初至南京凤凰台》(《密庵稿》)；有在诗句中暗示者，如邝露“瓦官上下登临地”（《峤雅·九日登凤凰台》，金陵凤凰台有说在瓦官寺）；也有由唱和者经历而得知的，如何良俊《卢冠岩比部觞客于凤凰台，薛方山督学，许石城奉常同集，以杯中字为韵得荷字》(《何翰林集》)。 对照蕲州的“蕲阳八景”，吴承恩《宴凤凰台》的首句“梅花融雪丽香台”正是一种对应。嘉靖《蕲州志》有“蕲州八景”之说，又录州人陈溱咏八景诗：
麟阁讧山献绮罗，太清夜月宿嫦娥。 凤凰岗上晨钟响，龙眼矶头夕照多。 城北荷花开锦障，东湖春水泛金波。 鸿州烟雨将收尽，龟鹤梅花雪满坡。
吴承恩“梅花融雪”句显见是对应“龟鹤梅花”一景。从实地位置看，八景都在州治附近，一旦登上凤凰台，则尽在视野之内，“仙旅凭高锦席开”非此莫属。金陵凤凰台则不具备这一条件。 由“客乡喜人阳和候”又可得知。《宴凤凰台》当作于冬残春至之日。其时蕲州地赏梅既是当令雅事，又是乡俗盛景，咏梅可以说是酬唱必选，这又可说对应了“其时”。金陵凤凰台则未闻有梅、雪之景。 再从评诗角度看，“梅花融雪”一句说不上出色，即使是实景写照，也仅能称稳妥而已，以吴承恩诗才论，要非本色，以此起句，显然是为了照顾或受启发于“龟鹤梅花雪满坡”的蕲地胜景。而金陵凤凰台地近秦淮，若以吟咏题材论，较之蕲地则要宽泛得多，所谓咏梅者，在蕲地为雅，在金陵则为俗。吴承恩诗作中独出机杼者比比皆是，若在金陵以文会友，必不肯如此平平起句，唯在蕲地，所谓“梅花融雪丽香台”才算应景。 3．《宴凤凰台》与吴承恩补授荆府纪善时的心境、经历对应。 从全诗看，《宴凤凰台》拘谨而落俗，当是酬答而非文友唱和，似乎吴承恩和主人还是初次见面，“尊酒叨承将相才”这类客套是一个明证。而这和吴承恩就读南监时的情况不合。其一、吴承恩入南监时心境十分不好，这一年(嘉靖二十九年左右)吴承恩以岁贡入京，最终放弃了由科举走上仕途的努力，又失去了唯一的幼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走上了入监苦读的道路。这一时期可考的作品，都显得沉郁悲凉，入监后则又狂态毕露。而《宴凤凰台》却心平气和，一本正经，细细咀嚼还可品出一股受宠若惊的味道，实在不应是吴承恩南监时的面目。其二，吴承恩与金陵一班人称“白下风”流”的文士早有往来，在南监所往来者，也就是这班人。吴承恩与这些人物交往，既无通家之好，又无乡谊之雅，所凭者唯诗文而已。倘若应邀赴席，也多半因文名而起，即使与主人初会，座中也会有文友作陪，此时吴承恩呈牢骚太盛状可也，发及时行乐论也可，唯不能作寒虫之鸣唯唯应声，唯不能以平平之作搪塞敷衍。
而如果假定《宴凤凰台》是作于蕲州，这一切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其时吴承恩刚刚从长兴获释，正是夹着尾巴做人的时候，或者正有如获大赦的那种感受。且年逾花甲，心境亦应平和，受到皇裔或王府吏员的礼遇时以这类作品进献，就算得上顺应乡情，恭而谨之地答谢了主人的盛情，正为合式。倘若主人为王府同僚，吴承恩称对方为“将相才”就有了更明确的着落。藩王为皇裔封国之君，吏员自可看作辅佐，明代马中锡《赠汤纪善序》中记载了秦府纪善汤潜的说法；“藩服之于吾，固吾君也。”可为一证。如此“将相才”之谓，就不是一般的敬称而堪称恰如其份了。 另外，以《宴凤凰台》的破译为引导，我们还可找到其它一些证据。例如，《射阳 经过以上论证，我认为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西游记》的作者确是吴承恩。 下面我再把思路整理一下并做一些推想： 隆庆元年底或二年，吴承恩由长兴获释后，得授荆府纪善一职并赴蕲州到任。在王府官员为其接风的酒宴上，写下了《宴凤凰台》诗。王府清闲，使其有时间着手《西游记》一书的写作，并在一、二年内完成。隆庆四年，第六代荆王去世，吴承恩随之打道回府，因其本人无力刊刻近百万字的原著或王府曾许诺出资刊刻，《西游记》书稿留在了王府，可能是交给了第七代荆王，此王是他名义上的学生。吴承恩回乡后因身边无稿或不经意于此，便未再多言此事。第七代荆王万历四年死之前，大约并未处理好书稿，其去世后书稿传出王府，被世德堂购得并付梓。故有陈元之序中“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的说法。然而世德堂虽于万历二十年刻成书版，但当时并未立即印行，辗转至荣寿堂之手后，大约在万历四十年左右才真正面世。所以吴承恩的同进代人和稍后的晚辈或无从得知，或虽知有此书但无从得见，也就末予著录．至天启间修淮安府志时此书已大行，方有“淮贤文目”加上的一笔。
参考文献： ①、参见《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二期：朱世滋《章回小说回目形式浅探》 ②、参见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再论百回本〈西游记〉是否是吴承恩所作》(《复旦学报》1986年第—期)；苏兴《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为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一期)；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四期)；扬秉祺《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所作》，(《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二期)；拙作《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争的思考与辨证》《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三、四期。以下所引不同观点主要均出于此，不另一一注出。 ③、侯会《从“乌鸡国”的增插看<西游记》早期刊本的演变》，《文学遗产》1996年第四期。 ④、请参看拙作《吴承恩“荆府纪善”之任与〈西游记>》，(《江汉论坛》1989年第十期)。 ⑤、苏兴《吴承恩小传》 ⑥、淮安市图书馆馆藏。 ⑦、见《天启淮安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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