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   运   的   吴   承   恩

（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

中国古代的文人，恐怕大多数未必领教过什么是真正的春风得意——尤其是写通俗小说的文人。他们大多才华过人，笔下挥千古江山，舌底掉万代王侯，但被掩饰在一折纸扇之下、一袭长衫背后的，是血泪写就的“落魄”二字。

“落魄”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辛酸，但最重要的，是社会对“才华”的诠释与他们的理解不一样，是时代的要求与他们所爱的相悖——有俗语云，身前富贵，死后文章，谓两者是文人的千古所求，其实能同时求到两者的真是凤毛麟角，通常情况下，死后存世的文章是要用生前的富贵去换取的。对那些写小说的文人来说，一部部我们今天所说的巨著，都是用他们的功名前程换来的，你看，罗贯中“有志图王”，但只留下《三国演义》而未见王图霸业在何处；施耐庵有谋国之才，却甘愿流窜江湖为水泊梁山发英雄之叹；曹雪芹深谙仕宦之家的艰险，而掬一把辛酸泪，说隐去真事的“假语村言”；吴敬梓“家门鼎盛”，为了留下读书人的文行出处，断然与科举分道扬镳，因而被乡人视为败家子、子弟戒；蒲老先生数度科举不中，两鬓皆白还是幕僚之身，只因其尽展才华于花妖狐怪的世界；而“兰陵笑笑生”，于世情“诚极洞达”，一本《金瓶梅》骂尽天下诸色，而真名实姓却至今隐而不达……，“开谈不讲《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式的风流，如果显现在他们的生前，该是何等的惬意风光！但，那是春梦。

与那些同辈的、不同辈的同类相比，吴承恩是幸运的。有意无意之间，历史为他保留了更多的片断。

第一项幸运是有人“破例”为吴承恩在官修的志书中留了一笔。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明代淮安府（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人。天启年间的《淮安府志》第一次出现了关于这位奇才的正式记载。卷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中说：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

在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中又记载道：

吴承恩 ：   《射阳集》四册□卷    《春秋列传序》   《西游记》

古代的文人写小说从来不会自己署名，也很少有官修的志书或什么野史做专门的记载，所以无论大部头、小部头的小说，作者一概付之阙如。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第二例这样的记载，但可以肯定吴承恩享有这样的待遇实在是一种幸运。按照《天启淮安府志》的提示，人们又找到《射阳先生存稿》众多的序跋和《山阳志遗》等地方资料，所有的线索都和谐的描绘了一个才华横溢，但像孙悟空一样桀骜不驯的吴承恩。因此，尽管道士们曾把长春真人邱处机当作《西游记》的作者供奉了长达三百年，但一旦与《天启淮安府志》的记载对照，所有的理由都成了狡饰，《西游记》封面上刊刻作者姓名的位置还得还给吴承恩。

当然，发现、突出、强调这条证据的功劳属于鲁迅、胡适等前辈学者。

有人对《天启淮安府志》的记载不予认可，说《西游记》的“游”可能是“湖”字之误，吴承恩应该、可能有一篇《西湖记》；说《西游记》应该是地理游记而非小说，因为有“游”字；说吴承恩以写杂记著称，那他的《西游记》应该是杂记体，我们见到的《西游记》不是杂记体，因而也就不是《天启淮安府志》提到的《西游记》；说官修志书一般不收录通俗小说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对这里的许多理由是无需多费口舌的，说《西游记》是《西湖记》之误的，就请拿出《西湖记》来；说《西游记》是地理游记的，就请拿出地理游记来；说《西游记》不算杂记的，就请查一查当时有没有“小说”这个体，明示一下按当时的说法《西游记》应该算个什么体。

倒是官修志书一般不收录通俗小说一条是基本事实，所以我们说《天启淮安府志》在“吴承恩”条下加“《西游记》”，是一种“破例”。受史官文化传统和孔夫子春秋笔法的影响，历代修志都是严肃的事，艺文一般也都限于传统文体。但这也并非严格的规定而只是一种约定俗成，各地总有各地的民风土俗，所以各种各样的破例也是难免的。破例不等于随意，《天启淮安府志》之所以破例，应该是由于吴承恩的身份和《西游记》的影响。

吴承恩，少小便有才名，十多岁时就有乡前辈摩其顶曰：此儿长成，取一第如拾芥耳。但长成后由于对各种杂学尤其是传奇的喜爱，这位深孚乡贤厚望的淮上才子，在科举上却一直举步维艰，少年时进学中秀才后，乡试一关始终未能逾越，在四十多岁时依次排队成为岁贡生，六十岁才选了个八品的长兴县丞。但吴承恩的才学又是乡里公认的，“身虽老贡士，名出显贵上”（吴进《吴射阳遗集跋》），对吴承恩甚为高视的时任淮安知府陈文烛，在《吴射阳先生存稿叙》中回顾说：

盖淮自陆贾、枚乘、匡衡、陈琳、鲍照、赵嘏诸人，咸有声艺苑，至宋张耒而盛；乃汝忠崛起国朝，收百代阙文，采千代之遗韵，沉辞渊深，浮藻云峻，文潜以后，一人而已。

文潜，即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淮安人，北宋之后淮上就再没有人能以文名出其右。以陆贾、枚乘等等名流和张耒为标准历数淮安名士而延及吴承恩，足见吴承恩传统的诗词文赋功力不凡。而从现有的资料看，吴承恩所交往的文士等级实在不低，年轻时与文征明有交往；中年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时，与何良浚、何良傅、文彭、文嘉等一批号称“白下风流”的文人诗文唱和颇多，以何良浚为首的这批文人都是世家子弟，自视甚高，要攀上他们没点实力应该免谈；晚年交接的则是“后七子”中的徐中行、吴国伦，以及也有一些名气的前后任父母官陈耀文、陈文烛。如果以是否能被文学史采入作为是否称得上大文人的标准，那吴承恩即使不依靠《西游记》，离文学史也真的不远了。

除传统的诗词文赋，吴承恩还有一绝，那就是为人写幛词。旧时大户凡有添丁、升迁、寿秩等喜事，有赠“幛”相贺的习俗（丧事也如此）。幛，可以用布匹，可以用绸缎，也可以用织锦；简单的，写几个字表示祝贺就可以了，精致的，则要配上一篇华美的幛词，做成屏风等装饰的样式。幛词，是一种以四六骈文为基础的实用文体，既讲究形式规整、文字华美，用典切题，内容达意等一般的文法技巧，还特别要求俗事雅说，雅中见俗，吉祥喜气，可供把玩，这可不是急火的工夫可以做到的，尤其是送给达官贵胄的幛词，要放在大堂里展示，要供清客们雅评，几乎可以称为文字工夫的比拼，所以既送人幛词，那就一定非常考究；请人代写幛词，当然就是大多数人的考虑。吴承恩由于肚里的货色比较杂，不仅释道儒三教皆通，笔下工夫扎实，诗、词、论、表、骚、赋、曲、颂及各种启、跋、铭、诔、赞、序、祭文等等无一不精，棋、茶、书，画、兵、医、佛、道等等玩意儿也无一不晓，可以说在他的诗文中除了赌以外，百事不缺。这些对正经的科举而言，都是不正经的杂学，难免有些妨碍，但却天生是写幛词的上选。在《射阳先生存稿》中有不少幛词，从内容看，几乎都是为当地士绅贺人的代做。地方史料《楚台闻见录》记载过大商人阎双溪高价求购吴承恩幛词的事，还有的资料间及提过吴承恩的幛词之名气。这样的幛词会有不菲的润笔，晚年吴承恩大概就是以此糊口的，当然也会抬高吴承恩的文名和社会地位。

《西游记》早期的流行情况我们还不太清楚，一般都只说“明季始大行”（阮葵生《茶余客话》）。现存的《西游记》最早刻本金陵世德堂本有陈元之万历二十年即公元1592年的序，相信刻印本上市销售也就在其后不远，以《西游记》本身而言，其书上市后立即“大行”，应在意料之中，《天启淮安府志》修志时的1625年左右，《西游记》“名震一时”也是应有之义。《西游记》的早期版本中有一个托名李贽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钱希言1613年写成的《戏瑕》里提到这本书，孙楷第先生也考出此书不应迟于昌、启间也就是1620年左右（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这可以证明在《天启淮安府志》修志时《西游记》确已形成影响。修志者因为吴承恩的声名和《西游记》的影响，而在“吴承恩”的条目下加上非正规《西游记》，应是可以理解的“破例”——何况，当时还没有“长春真人”一说，将长春真人误植为《西游记》的作者，始于清初《西游证道书》。

第二项幸运是吴承恩的墓因被盗而被发现。

1975年1月的一个早晨，淮安马甸乡—位去学校上课的小学教师发现路边多了一堆新土，旁边丢着两块石碑。他知道这里又有一座古墓被人挖掘了，那石碑就是墓志铭。当地古墓很多，由于穷，常有农民夜间偷偷挖墓。挖墓的目的很简单，能有金银首饰最好，否则挖几块棺材板也能卖几个钱。棺材板的质料都不错，即使埋在地下几百年，挖出来照样能做门窗桌椅。所以挖墓的事时有发生。

小学教师出于好奇，走过去，用脚擦去石碑上的泥土，俯身看碑上的文字。这种碑他过去常见，方形，往往两块为一合，放在棺木前的土中，记载着墓主的生平。他先看盖在上面的一块，字是很大的篆字，约略认出是“明吴菊翁之墓”几个字。再看另一块，是密密麻麻的正楷，这通常都是对墓主的赞颂，但这—块却不是通常的格式，它没有先题墓志铭撰写者的身份官职，而是直接切入祭文，深切感人。“呜乎!孤小子承恩不惠于天．天降严罚，乃夺予父。” 忽然他的脑子里灵光一闪：墓主姓吴，其子名承恩，这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吗!

事情逐级报告到南京博物馆。南京博物馆来人收去了石头墓碑，却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当时还在“文革”期间，博物馆能将墓碑收去保存，已算是相当负责了。被盗古墓上的新土很快恢复如旧，此后几年也没有旧事重提。

1981年，淮安县政府派员调查吴承恩的墓地。调查人员首先想到了被盗挖的吴菊翁墓，很快，他们查到了当时的盗墓人。据他们说，在吴菊翁墓的旁边，他们还挖了另—个墓，这座墓的棺材上也有吴字，棺材板被卖给当地一所中学时，老师们当时曾说那上面的字可能是吴承恩的官职。

这让调查人员大为兴奋。他们找到那所中学，老师们证实确有其事，但棺材已被改制为门窗，上面的确有字，但大家只记得一个吴字。正当线索似乎要中断时，旁边一个姓吴的木匠插上了嘴，原来他就是用这块棺材改制门窗的当事人。他说：棺材买来时，因为上面有吴字，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是我们吴家的老祖宗，我便信以为真，将用剩的半截前档板也就是有字的那部分拿回家藏了起来。真是皇天不负吴承恩！吴木匠找来那半截档板，果然有“荆府纪善”四个字，断处为第五个字的开头，似为“射”字。由于木板的出现，又引起了曾见过完整木板的老师们的回忆，说以下可以肯定是“射阳吴公之柩”。

其实，下半截是否有“射阳吴公之柩”几个字已不重要，只要有“荆府纪善”已足够了。淮安历史上出任过荆府纪善官职的只有吴承恩一人，而且这又发现于吴菊翁墓一侧子孙穴的位置上，墓主是吴承恩已完全可以肯定。按照挖墓人的引导，调查组重新打开了吴承恩的墓穴，清理出三具骨骼，经测定为一男二女，显然这就是吴承恩和他的两位夫人。

非常具有戏剧性。也就是俗话所说的：编都编不出来的故事。

第三项幸运是由于头骨的存在，我们可以借助现代科学的而不断增加对吴承恩的了解。

1982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亲自主持，复原了吴承恩的头像。吴承恩的头骨，具有局外人难以理解的价值——非常罕见的为恢复可以确认的文化名人的真容提供了科学依据。到今天，复原人像的技术已经基本成熟，但恢复文化名人的真容需要证据，而我们除了等待机遇，没有更多的办法“创造”可以确认的依据。据所知，根据可以确认的依据复原的文化、历史名人塑像只有两座，一座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系根据十三陵出土的骨骼复制，但这座塑像在“文革”中已被毁；另一座就是吴承恩，大概这还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一座古代文化名人复原像。

成型后的吴承恩塑像，年龄约在六十岁左右。以当时的科技水平，可以判断出吴承恩逝世时的年龄在七十岁以上，之所以以六十岁为准，是因为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西游记》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塑像皮肤肌肉略显松弛，但精神矍铄；神态略显冷峻，似乎强调性格的倔强以及一种与世俗抗争的精神；蹙眉凝神，似已进入幻想世界，正与他笔下的人物一起邀游于超自然的世界之中。

而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比如，人们注意到头骨有肌嵴发育的特点，尤其是咬肌敷着部，因此就考虑让复原像的相应部分有咬肌突出的感觉，在面容上就形成了吴承恩冷峻的表情。按照当时的水平，对复原像的准确度，可以做到70—80%，这对于做一个神形兼备的艺术雕像，已经足够了。

中国古代文人绝对没有第二位能有如此的哀荣。

2003年盛夏，冒着酷暑，中国刑警学院的赵成文教授在一批法医的陪同下，在淮安吴承恩纪念馆内对吴承恩和他两位夫人的头骨进行一次新的测量采集，作了一次新的、完全不同的头像复原。赵成文这几年在媒体上的出镜率非常高，网上只要搜索他的名字就会有数不清的信息跳出来。他出身于警察，多年在公安系统的基层从事刑侦工作，后来集多年一线侦破的经验，专攻刑事侦破技术中的痕迹学，被公认为中国刑事相貌学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所谓刑侦相貌学就是利用残留的痕迹和包括口述在内的片断线索，来恢复受害人或罪犯的相貌，这种手段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古代叫做“画影图形”，先根据口述画一张像，然后四处张贴，追捕犯人都用这种方法。它和贾兰坡所使用的复原人像的方法原理本质上是一样的，但现代刑侦技术在这个古老的领域里引进了更多的科技手段，将相貌的手工绘制发展到由计算机生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欧美出现了专用的电脑软件，而赵成文则是中国这类软件的开发者。同样又是他，首先把以往主要用于刑侦的这类软件引入了文化领域，2000年，恢复了长沙马王堆汉墓里那具沉睡了两千多年奇迹般保存完好的古尸——汉代长沙国宰相苍利侯的夫人辛追的真容，使原本僵硬丑陋的干尸变成了活泼可爱的湘妹子。（有的新闻媒体发表辛追夫人少年时的复原图片时，特意征得人气极旺的湖南电视主持人李湘的同意，将李湘甜甜的的照片同时刊登，而形成了古今湘妹子的绝配——辛追夫人18岁时的复原像与李湘真是象极了——从新闻从业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场非常成功的炒作。）而赵成文最新的杰作就是恢复吴承恩的真容。

新的吴承恩复原像，虽然是二维的平面像，但其相像度可以达到90%以上，与真人已基本无异。

两个复原像，一个采用的是比较传统的雕塑手法，表现的是吴承恩六十岁时创作《西游记》时的神态，追求的是神似；一个借助于电脑软件，强调的是吴承恩晚年七十岁时的状态，高度形似。真的堪称双璧！

作为一个副产品，赵成文介绍说，他对吴承恩头骨做过精确的分析，目前头骨年龄鉴定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他和同事们可以确定，吴承恩逝世时大约在七十二岁左右，上下不会超出两岁。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权威可信、有科学依据的结论。当然我们想到了利用这个结论，对吴承恩的生卒年再行讨论。

吴承恩逝世于1582年，是学术界的通说，因为我们见到的吴承恩的最后一首作品是《瑞龙歌》，这首诗可以考定作于1579年，而陈文烛于万历十八年（1590）为《射阳先生存稿》写序时说：“吴汝忠卒几十年矣”。但也有人曾撰文提出应是1581年，这种可能性也同样是有的，“几十年矣”就是将近十年，1580、1581都可以称为将近10年。

关于生年，目前采用较多的有四种说法：

一、较为传统的1510年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大中文系的《中国小说史》、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取这一说。这一说并无可靠证据，似乎只是一种大致的判断和约定俗成。

二、刘修业主张的1500年说。刘修业先生在吴承恩研究中有特殊的地位，1958年，她根据1930年故宫的铅印本《射阳先生文存》重新辑校出版了《吴承恩诗文集》，并在后面附了一个《吴承恩年谱》，提出吴生于1500年一说，但也没有明确的直接证据。由于刘氏《年谱》的影响，接受1500年说的人不少，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三、苏兴力主的1504年说。苏兴先生1980出版的《吴承恩年谱》对吴承恩生平的研究有所突破，其中包括将吴承恩的生年定为1504年。苏兴先生利用吴承恩诗文的系年，指出1510年说和1500年说不合理之处甚多，但他也承认1504年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数据，而只是一个区间，1506年或稍后也有可能。近年来此说采用的人渐多。

四、1506年说。最早为汪馥泉提出。苏兴曾提到过吴承恩生于1506年的可能，未予否定。1991年刘怀玉笺校原刘修业辑校的《吴承恩诗文集》时，附录了一个由他整理的“吴承恩年表”，也定吴承恩生于1506年，但年表过于简略，未提出更多理由。

现在，如果我们不怀疑赵成文鉴定的科学性，那么就可以将吴承恩生年的争论范围缩小许多。如果：

以1582年为吴承恩逝世年，考虑正负误差，不排除1581、1580年的可能性

以72岁为吴承恩逝世时的年龄，考虑正负误差，不排除70---74岁的可能性

那吴承恩出生时间考虑误差在内，极限范围应是1506—1512之间。也就是说，生理上证据已可以肯定的排除了1500年说和1504年说，而保留1506年说和1510年说。

再参考旁证——资料证据，苏兴《吴承恩年谱》反驳1500年说和1510年说，考证甚详。他认为与吴承恩交往最多的几位好友中，朱曰蕃在赠诗中有期待、责备的口吻，明显年长于吴承恩；而据吴承恩为沈坤父母所写的合葬墓志铭来看，吴承恩的年龄无论如何要大于沈坤（笔者同样认为），而可查朱曰蕃生于1501年，沈坤生于1507年。

这样看来，吴承恩的生年就以1506年为最可取了。

查几千年的文学史，比吴承恩风光的当然有，但有谁能如此幸运？

蔡  铁  鹰      江苏淮安人， 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山东大学中文系访学，现为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小说特别是明清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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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恩第一次复原像（手工雕塑）

吴承恩第二次复原像（电脑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