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禹鼎志》到《西游记》

——《西游记》作者新证之三 [1]

  钟    扬

[内容摘要]：吴承恩的《禹鼎志》及其序，与百回本《西游记》有何关系？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本文不去评判二说之是非，却想以此为契机，梳理一下《禹鼎志》所钟情的大禹神话与《西游记》的关系，以及《禹鼎志序》中所言及的《玄怪录》、《酉阳杂俎》对《西游记》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寻找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内证与旁证。

[关键词]  《禹鼎志》   大禹神话体系    《玄怪录》  《酉阳杂俎》   《西游记》 

吴承恩有《禹鼎志序》云：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懼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因窃自笑，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彼老洪竭泽而渔，积为工课，亦奚取奇情哉？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读兹编者， 戃愯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作《禹鼎志》。[2]

这篇序以及其所序之《禹鼎志》，与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有何关系？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苏兴曰：“《禹鼎志序》可以看成是《西游记序》。”[3]培恒曰：“吴承恩作有《禹鼎志》一事及其留下的《禹鼎志序》一文，不但不能作为百回本《西游记》系吴承恩所作的旁证，反倒提供了若干与此相反的证据。”[4]本文不去评判二说之是非，却想以此为契机，梳理一下《禹鼎志》与《西游记》的关系，以及《禹鼎志序》中所言及的《玄怪录》、《酉阳杂俎》对《西游记》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寻找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内证与旁证。

一、孙悟空与大禹之形神何其相似乃尔

吴承恩既将其第一部短篇文言小说集命名为《禹鼎志》，则见他对大禹的故事情有独钟。《禹鼎志》虽已散佚，但不妨推测其间有着大禹的身影与精神；如果《西游记》中也充溢着大禹的形神，那么这就可以说《西游记》也有可能出自《禹鼎志》的作者吴承恩之手。

关于《西游记》与《禹鼎志》的关系，我曾有多篇论文言及，在《神魔小说的艺术性格——〈西游记〉与神话之关系》中更明确地说，孙悟空“那钢铁般的躯体内又何尝无有大禹之基因。”[5]今则循此逻辑，将孙悟空与大禹的关系说得更具体点。

首先是奇特的出身相似。大禹的父亲鲧本是黄帝的孙子或曾孙，《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以此则为孙。郭璞注引《世本》云：“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以此则为曾孙。鲧也曾是位治水的神话英雄。只是他偷取了黄帝密藏的神土——息壤，而且堙塞难以制服洪水，惹得黄帝大怒，命火神祝融将鲧杀于羽山之郊。《山海经·海内经》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记载的就是这一悲壮的故事。鲧曾长期被“成王败寇”的观念推倒了“四凶”之一的位置上，直到上个世纪才被说成是有似希腊神话中盗取火种而遭天帝惩罚的普罗米修斯。这位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虽遭残杀，但不屈的灵魂令他躺在羽山三年不肯瞑目，也不腐化。黄帝担心他死而复活回会大闹天宫，于是又令祝融用“吴刀”将鲧的腹部剖开。谁知这一刀下去，竟迸发出一个奇迹：从鲧腹中跳出一个人来，这就是光耀千古的“禹”。《山海经·海内经》所谓“鲧復（腹的借字）生禹”；郭璞注引《开筮》所谓“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初学记》卷二十二引《归藏》：“大副（剖）之吴刀，是用出禹”云云，记载的就是大禹奇特的诞生。禹的诞生也惊动了黄帝，“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子承父志，继续治水的伟大使命。[6]关于禹的诞生，《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另有说法：“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意若为人所感，因而有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绛史》卷十一引《遁甲开山图》：“古有大禹，女娲十九代孙，寿三百六十岁，入九嶷山飞去。后三千六百岁，尧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垫溺。大禹念之，乃化生于石纽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长，能知泉源，代父鲧理洪水。尧知其，如古大禹知水源，乃赐号禹。”更富有传奇性。大禹其家出身都不同凡响，其子启就是破石而生的。

孙悟空的出身与大禹父子（从破腹而生到破石而生）相似，且更离奇。孙悟空无父无母，是大自然之子——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顶一仙石，受天真地秀日月精华之沐浴，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胎，一日迸裂产一石卵，因见风化做一个石猴，目运金光，射冲斗府，以致惊动了至高无尚的玉皇大帝。

其次，多变的形体相似。这里的形体并非仅仅局限于大禹其家族成员是否都是猴头猴脑，而指他们都有一副能变化的动物形象。如鲧就曾变化多端，或为玄鱼，或为黄龙，或为三足鳖。《拾遗记》卷二云：“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扬须振鳞，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羽渊与河海通源也。海民于羽山之中修立鲧庙，四时以致祭祀。常见玄鱼与蛟龙跳跃而出，观者惊而畏矣。”——是谓化作玄鱼。《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开筮》云：“鲧死三年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左传》昭公七年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陆德明《释文》云：“熊，音雄，兽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能，三足鳖也。解者云：兽非入水之物，故是鳖也。”《史记》卷二《夏本纪》张守节正义曰：“鲧之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熊’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也。束晢《发蒙记》云：‘鳖三足曰熊’”。——是谓化作三足鳖。鲧所变种种，都离不开水；可见他治水虽九年无绩，人们还是将他作为河精、水神来祭祀。唯在《吕氏春秋·行论》中，鲧成了一个犯上作乱的角色，云：“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其反抗精神与悲剧结局都有甚于孙悟空，更令我感兴趣的是鲧“举其尾，能以为旌”；孙悟空与二郎神斗法时化身为庙，尾巴不好收拾即变作旗杆竖在庙后的精彩情节仿佛就是从此而获得灵感的。

关于大禹的原型，古史辩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曾有过大胆而有趣的假设。他说：“禹，《说文》云：‘虫也，从风，象形。’风，《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7]这一经不起小心求证的结论曾引起过学界激烈的争论，鲁迅在故事新编《理水》中以《说文解字》造字原理将“顾”化为“鸟头”，创造了一个“鸟头先生”大大地幽默了顾颉刚一把，以致顾后来也放弃了这一大胆假设。然如今冷静反思，“禹是一条虫”云云或许与“鲧是一条鱼”一样，与先民的某种图腾不无关系。其实神话人物的种种变异的主动力多在图腾文化。如云禹本为虬龙，《说文》：“虬，龙子有角者，从虫丩声。”《说文通训定声》：“龙子一角者蛟，两角者虬，无角者离。”而其父鲧——玄鱼既“与蛟龙跳跃而出” ，则其亦当为与蛟龙为同类；其子启“珥两青蛇，乘两龙”，由此可推测大禹其家族或部落是以龙（蛇）为图腾。当然也有以劳动或情感为变化动力的，如禹之变熊，其妻之变石即是。《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塗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塗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大禹变作熊去凿山开道，有似猪八戒化身为巨猪去开通荆棘岭与稀柿衕。其实这是长期的劳顿改变了禹的形象。《庄子·天下篇》云：“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相传大禹患有半身不遂症，后步跨不过前步，只能勉强跳着走路，宛若巫师作法事，被称为“禹步”；长年风吹日晒，浑身漆黑，瘦骨嶙峋，尖嘴猴腮，与悟空形神酷似，却比不上悟空之灵巧。《淮南子》写到大禹为凿山而熊背虎腰地劳作，形象亦不佳。禹妻塗山氏见英雄的丈夫变成如此的形象，实在不堪，于情感上难以接受，她在羞愧逃避途中也变成了石头。

而禹妻塗山氏女娇其本来形象则似乎是白狐。《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禹三十未娶，恐时之暮，失其制度。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九尾白狐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征也。塗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谓之女娇。” 塗山氏若非白狐，何有九尾白狐来造访禹以为其婚娶之兆？塗山氏若非白狐，何以塗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袁珂翻译为：“寻求伴偶的白狐狸呀，九条尾巴充实而强壮。”[8]如果此说成立，则塗山氏就是由白狐变成石头的。有如花果山上的仙石能孕育生命，启即是破石而生的。“启”意即为“开”。

或许正是在大禹这一善变的动物家族（或许称之为以动物为图腾的家族更准确些）的启示下，孙悟空则不仅以猴赋形，更善七十二般变化，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

再次坚忍不拔的精神相似。《孟子·滕文公》：“禹疏九河，瀹济渭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史记·夏本纪》“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吕氏春秋》更交代禹娶塗山氏女，新婚仅四日，“不以私害公”即“复往治水”。可见其三过家门不入是新婚之后的事。其精神就更为可嘉。大禹治水历经千辛万苦，故事多多，仅举一二。如《拾遗记》卷二：“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乃负火而进。”《太平广记》卷四六六引《三秦记》：“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 -——是谓之逢山开山，逢水开道。《淮南子·地形篇》：“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五步。凡洪水渊薮，自三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有九。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是谓此工程何等浩大。

《吕氏春秋·求人篇》云：“禹东至樽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攒树之所，捪天之山，鸟谷、青丘之乡，黑齿之国；南至交趾、孙朴、续楠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西至三危之国，巫山之下，吸露饮气之民，积金之山，其肱、一臂三面之乡；北至令正之国，夏晦之穷，衡山之上，犬戎之国，夸父之野，禺疆之所，积水、积石之山：不有懈堕，忧其黔首，颜色漆黑，窍藏不通，步不相过，以求贤人，欲尽地利，至劳也。”——是谓奔波各国，遍访贤人，寻求治水良方。

孙悟空去西天取经路上所经历之艰辛，所表现的坚韧精神，与大禹为治水含辛茹苦且求贤各国，何其相似乃尔。

二、孙悟空与大禹的对手和助手皆有相似之处

复次大禹与悟空的对手乃至助手都是动物化的魔与神。《荀子·成相篇》：“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共工为何物？《淮南子·天文篇》云：“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国语·周语》：“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事，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当其（指女娲）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位绝。”毛泽东曾别出心裁地称“共工是胜利的英雄。”[9]虽曾一度为权威说法，却难以改变共工为害人类的形象。由《山海经·海外北经》称：“共工之臣曰相柳氏”，“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来推断共工也面目狰狞。由相柳为害：“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推断共工的为害之烈，故为大禹驱逐对象。大禹驱除对象中的无支情况较为复杂。盖因其“形若猿猴”与“神变奋迅”，自鲁迅起有一派学者认定它为孙悟空原型；[10]曾有过种种考证文字产生，其实是徒见其表的意见。《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条：“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土伯拥川，天老肃兵，功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授令夔龙，桐柏等山君长稽首请命。禹因囚鸿蒙氏、商章氏、兜卢氏、犁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显然是一兴风作浪的水怪，其精神风貌与美猴王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它是大禹擒拿的对象：“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乌木由，不能制；授制庚辰，能制。鸱脾、桓胡、木魅水灵、山袄、石怪奔号聚绕以数千载（计），庚辰以戟逐去。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后，皆图此形者，免淮涛风雨之难。”有些学者历来眼睁睁地盯着研究对象的正邪，于无支祁之研究却例外地牵就鲁迅的权威观点而混淆正邪，甚为有趣。其实鲁迅既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也未必指望后人皆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若然，中国小说还有什么可研究呢？

在大禹神话系列中不仅其对手为动物化的妖与魔，其助手也都是动物化的神与圣。《拾遗记》卷一：“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同书卷二记载禹凿龙门时，“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犬，行吠于前，禹计可十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著玄衣。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侧。禹曰：‘华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度量天地。禹即执此简，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西游记》中的神魔世界在最大程度上动物化了，乃被学者称之为有一个动物王国。《西游记》在动物王国之外，还让众多的植物也赋有了神性或魔性，成为唐僧取经途中的正反伙伴。凡此种种都能从大禹神话系列中得到启示。

在大禹神话系列中，西王母之女瑶姬助禹治水的故事虽有仙话化的倾向，却更富情节性。且看《太平广记》卷五六引《墉城集仙录》所记：

云华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瑶姬，受回风、混合、万景、炼神、飞化之道。尝东海游还，过江上，有巫山焉，峰岩挺拔，林壑幽丽，巨石如坛，留连久之。

时大禹理水驻山下，大风卒至，岩振谷陨，不可制，因与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书，因令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斫石疏波，决塞导阝厄  ，以循其流，禹拜而谢焉。

禹尝诣之崇巘之巅，顾盼之际，化而为石；或倏然飞腾，散为轻云；油然而止，聚为夕雨；或为游龙，或为翔鹤：千态万状，不可亲也。禹疑其狡狯怪诞，非真仙也。问诸童律，律曰：“云华夫人，金母之女也。非寓胎禀化之形，是西华少阴之气也。在人为人，在物为物，岂止于云雨龙鹤，飞鸿腾凤哉？”禹然之。

后往诣焉，忽见云楼玉台，瑶宫琼阙森然。既灵官侍卫，不可名识，狮子把关，天马启途，毒龙电兽，八威备轩。夫人宴坐于瑶台之上，禹稽首问道。因命侍女陵容华，出丹玉之笈，开上清宝文以授。禹拜受而去。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导波决川，以成其功，奠五岳，别九州，而天钖玄珪，以为紫庭真人。

将瑶姬的故事，与《西游记》相比较，不难发现她风仪有似西王母，而功能更似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形象。大禹对待瑶姬的态度，也传递给了孙悟空，孙悟空对观世音也曾有过疑惑，但终归是且亲且敬。《西游记》的天才创造是孙悟空对观世音由敬而亲，由亲而昵，由亲昵而调笑，使之更世俗化生活化，这是大禹神话中所没有的艺术境界。

三、金箍棒与禹铸九鼎

至于孙悟空与大禹关系更直接证据，笔者在《悟空性格的凯旋——“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11]中有云，“金箍棒”在《西游记》之前的相关作品（话本、杂剧）中没有与悟空的性格融为一体，“只有到了吴承恩笔下，金箍棒之于孙悟空，才如那斗篷之于唐·吉珂德，通灵宝玉之于贾宝玉，青龙偃月刀之于关云长一样，不可或移。吴承恩家乡有座禹王庙，庙中有一巨石，名曰浮山，相传是大禹治水时镇海眼的‘定海石’（事见《广阳杂记》）。吴承恩巧妙地将这优美的民间传说与话本、杂剧中的金棍、铁棒相结合，点石成金，创造出孙悟空手中那神威无比的金箍棒。吴承恩先写它来历非凡：龙宫神珍——大禹治水探江海深浅的定子，这就平添风采了；再写它虽重过万斤，却是‘如意金箍棒’：专如大圣之意——能大能小，大可顶天立地，小能藏之耳际，这就更为神奇了。像大禹探江海深浅那样，孙悟空用此神珍，踏遍天堂、人间、地狱三界，谱写了一支威武雄壮的‘神曲’”。如果说那“金箍棒”可大可小的神性与大禹父子治水所用的“息壤”能自由生长的形态有某种相似之处，庶几能够成立。

至于禹铸九鼎，则对吴承恩以笔铸一巨鼎《西游记》，则更有深刻的灵感启示。《左传·宣公三年》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吴承恩在《二郎搜山图歌》中将之融入诗境：“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禹鼎志序》则云：“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读兹编者，傥愯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直接点明其逐禹铸九鼎之遗绪，来创作《禹鼎志》。《西游记》之创作动机，亦与之无二致。笔者曾有云：“吴氏自幼至壮搜求不已的奇闻中，就包括有神话。他之所以将自己的志怪小说集命名为《禹鼎志》，是因为‘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大禹本是神话人物，禹铸九鼎也是神话故事，禹鼎写形之‘形’更只能是魑魅之类的神话形象。禹为‘使民知神奸’，‘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不啻铸造了一个神话宝库。吴氏追其遗绪，以墨为鼎，自然也少不了以其‘旁求曲致’的神话作为再造的原料之一。书名为《禹鼎志》，则足见他对大禹神话体系的珍视与借重。”正是在此逻辑基础上，笔者进而认定：“《禹鼎志》或可称为《西游记》的雏形，《西游记》则实一尊巨鼎，其间更是‘百物而为之备’。而孙悟空出生入死所致力的也不外‘使民知神奸’。”[12]经过上述之研究，笔者更坚信吴承恩创造性地将大禹神话融入了《西游记》的创作，才使孙悟空形象中涌荡着大禹的血脉。

四、《西游记》与《玄怪录》

既然吴承恩的《禹鼎志》是倾慕唐代牛僧孺（奇章）、段成式（柯古）的传奇小说“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的产物；欲证明《禹鼎志》与《西游记》出于一人之手，而今《禹鼎志》既已散佚，那么寻找《西游记》与牛僧孺的《玄怪录》、段成式的《酉阳杂俎 》的关系，则不失为一种可行之途径。学界也曾有人（包括笔者）言及过这种途径，可惜迄今不见象样的研究。

牛僧孺（779－848）的《玄怪录》，是唐人传奇的一部代表作。然长期不见传本，唯今人程毅中点校本（合李复言《续玄怪录》为一册）[13]最精；最早见录于《新唐书·艺文志》，书目多有著录，唯今人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考释最详。李氏有总论云：

僧孺以将相之尊，而述冥府、语神仙、言定数、谈鬼魅，嗜奇若是，时风可知；追随者屡起，乃又推波逐澜矣。多为兴趣之作，想象奇绝，文辞秀丽，形容酷似，唐说部中殊不多见。若夫橘中仙翁足诧千古，三耳秀才播在辞章。或效妇人声口，神化入微，足启《聊斋》先河；或摹仙境风物，五彩披纷，堪称亦诗亦画，此皆其长也。志怪之作转以传奇为主，本书虽非首出，实乃第一佳制，后之传奇集逊之者多，而胜之者鲜矣。[14]

透过李氏之宏论，不难看出《西游记》与《玄怪录》在艺术创造上颇有相似之处：想象奇绝，文辞秀丽，形容酷似，或效人声口，神化入微;或摹仙境风物，五彩披纷云云，移评《西游记》亦无不吻合。李氏还具体指实《玄怪录》中《郭代公》写“开元郭元振除猪妖救少女事”，“《西游记》猪八戒受此影响。”[15]

盖《郭代公》亦名《乌将军记》，言“有乌将军者，能祸福人，每岁求偶于乡人，乡人必择处女之美者而嫁焉”。开元某年乌将军娶少女之夜，恰被迷道的郭元振碰上，借献脯之际以利刀砍下乌将军之腕。“天方曙，开视其手，则猪蹄也”，乃知乌将军实为猪妖。于是“令数百人执弓矢刀鎗锹钁之属”，寻血而行，在二十里外大塚穴中，“见一大猪，无前左蹄，血卧其地，突烟走出，斃于围中”。[16]

《西游记》第十八回，孙悟空在高老庄捉拿猪八戒的故事，显然与这《郭代公》非常相似。猪八戒为黑猪精，模样与乌将军相似，且“会弄风，云来雾去，走石飞沙”也与乌将军“能祸福人”的神通相似。所不同的是猪八戒是倒踏门的女婿，而不同于乌将军“每去求偶于乡人”；猪八戒虽有神通却“倒也勤谨”，不像乌江军“祸福”乡人。而捉拿猪八戒的孙悟空虽如郭元振是碰上的“营生”，但他捉拿住八戒后，并未遭到“乡老共怒残其神”的误解；孙悟空捉拿八戒全凭一己神通，不像郭元振发动乡民围歼之；孙悟空收服八戒终添一兄弟，不像郭元振灭了乌将军而收被救少女为侧室。相似处，见其所受影响；相异处，则见其创造性。

《尹纵之》写与纵之承欢一宵的村女，被纵之将一青花毡履锁于柜中以苦留，到次日纵之醒来，“开柜验毡履，乃一猪蹄壳也”——则又一猪怪。[17]与乌将军不同，这是一大母猪。难怪它能变成八戒所不善变的绰约异常的女郎。

《刁俊朝》写了一猕猴的传奇故事。先写安康伶人刁俊朝妻巴妪，项瘿积四五年大如数斛之囊，且内起音乐，外结屯云，待以刀析裂，“有一猱跳走腾踏而去”，“明日，有黄冠扣门曰：‘吾昨日瘿中猱也。本是老猕猴精，解致风雨，无何与汉江鬼愁潭老蛟还往，常与觇船舫，船舫将至，俾他覆之，以舟中餱粮，且养孙姪。昨者天诛蛟，搜索党与，故借夫人蝤蛴之领，亡匿性命，虽分不相干，然恩亦至矣。’”[18]这藏身项瘿的猕猴，令人自然而然想到孙悟空钻入肚皮的战术，何其相似而更出奇招。

《元无有》写道元无有仲春雨夜与四人相与谈谐，“递相褒赏，虽阮嗣宗《詠怀》亦不能加耳。四人迟明方归旧所，无有就寻之，堂中唯有故杵、烛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物所为也。”[19]《西游记》第六十四回“木仙庵三藏谈诗”，被悟空识破，原来与唐僧谈诗说爱的几个高人乃几棵成精的树，行者道：“十八公乃松树，孤直公乃柏树，凌空子乃桧树，拂云叟乃竹竿，赤身鬼乃枫树，杏仙即杏树，女童即丹桂、腊梅也。”两者之间一脉相承，何须多言。

牛氏在《裴湛》篇末有议论：“吁！神仙之变，诚如是乎？将幻者鬻术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为蛤，雉为唇，人为虎，腐草为萤，蜣为蝉，鲲为鹏，万物之变化，书传之记者，不可以智达，况耳目之外乎？”可见他何等看重自然界与人世间的诸种变化。循此逻辑，可见其笔下《杜子春》中的地狱风光，《张老》中的仙风道骨，《裴湛》中的神仙变幻，《周静帝》中的吞吐活人，《张宠奴》中的人犬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投射到《西游记》的艺术世界里。

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自宋代以来就与牛僧孺《玄怪录》合刻在一起，因而亦可一并考察其对《西游记》的影响。并不说《张逢》中张逢变虎，《驴言》中写驴能言语，就颇有“西游”味。而《李卫公靖》写卫国公李靖误入龙宫，被太夫人权当乘云者代龙子行雨，因不懂“天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的原理，本欲赈救灾情，多下了点雨，结果弄得平地水深二丈，造成了更大的灾难。[20]《西游记》第九回“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可能受此影响，写了个类似的故事；只不过泾河龙是为赌气而故犯天条，而李靖是误犯天条，所以泾河龙招来杀身之祸，李靖却欣获太夫人之赐奴。更何况，李靖以托塔天王的身份多次活跃在讨伐孙悟空的阵前。

五、《西游记》与《酉阳杂俎》

至于段成式（约803－863）《酉阳杂俎》也是版传纷纭，当以今人方南生点校本为佳。[21]学者对之多有美誉。我则仍愿借重李剑国之论，一来其说包容了前人观点，二来其说较前人有所发展而更精当。对段氏小说观，李剑国将文论中之滋味说引入稗史说部，其有云：

昔者柳子厚始以滋味论亻非  怪之文，成式命书曰《杂俎》，正承子厚之意。成式首倡“志怪小说”一词，以为五经子史乃大羹折俎，味之正者，而志怪小说乃“炙鴞羞鼇”，野味也。正人君子或对之不肯下箸，成式乃以为自有佳味。味之为何？奇也，异也，幻也，怪也。即李云鹄所称：“无所不有，无所不异，使读者忽而颐解，忽而发冲，忽而目弦神骇，愕眙而不能禁。”《诗品》论诗亦尚滋味，滋味者乃指诗歌之形象性特征，成式以论小说，亦欲达“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之致。故云“游息之暇，足为鼓吹”（《诺皋记序》），“使愁者一展眉头”（《黥》），不主教化而宗娱心，与夫“治身理家”之传统小说观归趣全异。[22]

《西游记》以文为戏，怪诞风格中充溢着游戏之笔，正与段氏“不主教化而宗娱心”的小说观相契合。李剑国就《酉阳杂俎》之博采特性，说：“古小说家向重博识，成式谓‘君子耻一物而不知’（《鲸》）。自《山海经》以降，博物体小说甚众，成式《杂俎》正承其绪”，“鲁迅云‘源或出于张华《博物志》’（《中国小说史略》），殊得其实。而奇博又远胜《博物》，本书凡涉佛、道、数术、天文、地理、生物、医药、文学、法律、历史、语言、绘画、书法、音乐、建筑、魔术、杂技、烹饪、民俗等等，直是百科全书型小说矣。”而《西游记》则更是涉及天上、人间、地狱之宏观、中观、微观世界，其博采博识又远胜《酉阳杂俎》。另明人赵琦美《酉阳杂俎序》中披露段成式自白：“禹铸九鼎而神奸别，周公序《山海经》而奇邪著，使人不逢不若焉。”[23]与段成式《诺皋记》序所云：“成式因览历代怪书，偶疏所记，题曰《诺皋记》。街谈鄙俚，舆言风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广七车之对，然游息之暇，足为鼓吹耳。”[24]相映成趣，可见其写作《杂俎》的动机所在。而吴承恩《禹鼎志序》：“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弗若”云云，正是从段成式那里获得灵感的。

关于《酉阳杂俎》的影响，李剑国又有云：“唐世小说，本书最传，为古今瞩目，‘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四库提要》）。钱易《南部新书》采撷本书者甚夥，白话小说及戏曲者多所取资。”李氏举例甚多，惜不及《西游记》，而这正是我所欲致力探寻的。

作为《西游记》的主体，玄奘取经故事早已进入段成式视野。《杂俎》中对玄奘故事有几则记载。一曰：“北天健驮罗国有大窣堵波，佛悬记七烧七立佛法方尽，玄奘言成坏已三。”[25]二曰：“国初，僧玄奘往五印（度）取经，西域敬之。成式见倭国僧金刚三昧，言尝至中天，寺中多画玄奘蔴屩及匙筯，以綵云乘之，盖西域所无者。每至斋日，辄膜拜焉。”[26]三曰：“又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岭下有一村，养羊大如驴。罽宾国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27]续集第223条云：“石首县有沙弥道荫，常持念《金刚经》。宝历初一，因他出夜归，中途遇虎吼掷而前。沙弥知不免，乃闭目而坐，但默念经，心期救护，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人来往，虎乃去。视其蹲处，涎流于地。”此沙弥非玄奘，但玄奘亦有类似的遭遇，只是玄奘故事中老虎似通佛性。段氏对玄奘自西域归来的活动场所慈恩寺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慈恩寺：寺本净觉故伽蓝，因而营建焉，凡十馀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敕度三百僧。初，三藏自西域回，诏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设九部乐，迎经像入寺，綵车凡千馀辆，上御安福门观之。太宗尝赐三藏衲，约直百馀金，其工无针綖之迹。初，三藏翻《因明》，译经僧栖玄，以论示尚药奉御吕才，才遂张之广衢，指其长短，著《破义图》。其序云：岂谓象系之表，犹开八正之门；形器之先，更弘二知之教。立难四十馀条。诏才就寺对论。三藏谓才云：“檀越平生见太玄，诏问须臾即解。由来不窥象戏，试造旬日即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即欲穿凿。”因重申所难，一一收摄，折毫藏耳，衮衮不穷，凡数千言。才屈不能领，辞屈礼拜。塔西面画湿耳师子，仰摩蟠龙，尉迟画。及花子钵、曼殊，皆一时绝妙。[28]

《杂俎》前集第234条，写天师一行的故事，与玄奘故事颇为接近。一行性善记览，过目不忘，以致玄宗“不觉降御榻为之作礼，呼为圣人”，《西游记》唐太宗认玄奘为“御弟圣僧”，则更为亲切；“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不远数千里”，《西游记》中唐僧则不远万里到西天取经；一行“尝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有流水，”其师曰：“门前流水合却西流，弟子当至，”《西游记》中改作唐僧去西天取经临别之言：“但看那山门里松枝头向东，我即回来，”西天归来时果如此；一行求师“尽受其术”而后圆寂，《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得真经而成正果。《杂俎》中不仅有关于玄奘的记载，而且有“悟空”故事：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处绝险，多大木、猛兽，人到者率迷路，或遇巨蛇，不得进。长庆中，有头陀悟空尝裹粮持钖夜入山林，越兕侵虎，初无所惧，至朱陵原游览累日，扪萝垂踵，无幽不迹。因是胼胝，息于岩下，长吁曰：“饥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见前岩有道士坐绳床，僧诣之，不动。遂责其无宾主意，复告以饥困，道士欻起，指石地曰：“此有米。”乃持钁劚石，深数寸，令僧探之，得陈米升馀，即着于釜，承瀑敲火，煮饭劝僧食，一口未尽，辞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飨止此，可谓薄分，我当毕之。”遂吃硬饭。又曰：“我为客设戏。”乃处木  枝，投盖危石，猿悬鸟跂，其捷闪目。有顷，又旋绕绳床，劾步渐趋，以致蓬转涡急，但睹衣色成规，倏忽失所。僧寻路归寺，数日不复饥渴矣。[29]

这里的悟空虽非凡种，但道士却似技高一筹。这是唐代的宗教倾向与段成式的宗教观使然。《杂俎》中对悟空的原型猿猴亦多有涉及。一曰：“婆弥烂国，去京师二万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国西有山，巉岩峻险，上多猿，猿形绝长大，常暴田种，每年有二三十万。国中起春以后，屯集甲兵与猿战，虽岁杀数万，不能尽其巢穴。”[30]二曰：“猳犭国                  ，蜀西南高山上有物如猴状，长七尺，名猳犭国                  ，一曰马化。好窃人妻，多时形皆类之，尽姓杨，蜀中杨姓者往往玃爪。”[31]三曰：“狒狒，饮其血可以见鬼。力负千斤，笑辄上吻掩额，状如猕猴，作       人言，如鸟声，能知生死。血可染绯，发可为髲。旧说反踵，猎者言无膝，睡常倚物。宋建武高城郡进雌雄二头。”这些猿猴或准猿猴都带有危害人类的妖性（《酉阳杂俎·诺皋记·汝州村人女》所记亦为猿猴抢婚故事），属于被猎杀之列。第一则人猿之战，较之《西游记》中二郎神搜山的情景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吴承恩在《二郎搜山图歌》中仍将妖猴作为搜猎对象，只有待到《西游记》出现，猴王才被冠以“美猴王”的称号。

《杂俎》“诺皋记”有“天翁”故事云：

天翁姓张名坚，字刺渴，渔阳人。少不羁，无所拘忌。尝张罗，得一白雀，爱而养之。梦天刘翁责怒，每欲杀之，白雀辄以报坚，坚设诸方待之，终莫能害。天翁遂下观之，坚盛设宾主，乃窃骑天翁车，乘白龙，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龙追之，不及。坚既到玄宫，易百官，杜塞北门，封白雀为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产于下土。刘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灾，坚患之，以刘翁为泰山太守，主生死之籍。[32]

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收录此条下有按语云：“陈寅恪先生《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认为，‘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故事之起源’于印度佛经中‘顶生王升天因缘’，此说有些牵强。其实，所谓‘天宫’之争夺，即地上王朝变迁之影子，此类传说各国均有，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之‘天翁’，可为一证。至于《西游记》中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则是根据道藏中《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撰写的，而在《沉香太子全传》、《天堂宝卷》等中，均说玉帝姓张，似从《酉阳杂俎》衍出。”[33]不无道理。与此相应的有云：“东王之讳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秩二万六千石，佩杂色绶，绶长六丈六尺，从女九斤，以丁亥日死。”[34]又云：“西王母姓杨，讳回，治昆仑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妗。”[35]这些人物到《西游记》中都有极大的发挥。

《酉阳杂俎》前集第36条北斗七星变群豕下凡，与《西游记》第26回“孙悟空三岛求方”中“三星”现圣；《酉阳杂俎》前集第78条明经赵业魂游上清、续集第50条李简借尸还魂故事，与《西游记》第10回“唐太宗地府还魂”；《酉阳杂俎》前集第162条玄宗令梵僧不空祈雨、第163条玄宗又召术士罗公远与不空同祈雨互校功力，与《西游记》第45回“车迟国猴王显法”；《酉阳杂俎》前集第220条梵僧难陀故事：“令人断其头”，“无血”，“自起提首安之，初无痕也”，与《西游记》第46回孙悟空与虎力大仙斗法比砍头，“飕的把个头砍将下来”,“腔子中更不出血”,“飕的腔子内长出一个头来”，“截疤儿也没些儿”；《酉阳杂俎》续集第2条僧智通以火焚树妖，与《西游记》第64回猪八戒灭树妖；《酉阳杂俎》续集第36条马自韩干画中下来，与《西游记》中龙马的故事……何其相似乃尔。

令我欣喜的是，友人杨桂森早就注意到《西游记》与《酉阳杂俎》的关系。先有《〈西游记〉远绍——论吴承恩的点金术》（未刊稿）[36]中指出，《西游记》第78回比丘王的“美后”“白面狐狸”，实出自《酉阳杂俎》前集第585条“旧说野狐名紫狐，夜击尾火出，将为怪，必戴髑髅拜北斗。髑髅不坠，则化为人矣。”《西游记》第37回乌鸡国王服食“九转还魂丹”而复生，与《酉阳杂俎》前集第89条：“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风雨，与一老人同庇树阴，其人偏坐敬让之。雨止，老人遗其丹三丸，言有急事即服。岁馀，妻暴病卒。数日，方忆老人丹事，乃毁齿灌之，微有煖气，颜色如生。今死已四年矣，状如沉醉，爪甲亦长”相似。再如《酉阳杂俎》前集第480条：

宁王尝猎于鄠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锁甚固，王命发视之，乃一少女也。问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作仕，叔伯庄居。昨夜遇光火贼，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动婉含嚬，冶态横生。王惊悦之，乃载以后乘。时慕犖者方生获一熊，置柜中，如旧锁之。……经三日，京兆奏鄠县食店有僧二人，以钱一万独赁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店中。夜久，腷膊有声，店户人怪日出不启门，撤户视之，有熊冲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

这由“柜中藏娇”变为“柜中藏熊”的故事，被移植到《西游记》第84回，吴氏以其天才的幽默和机智玩了一个掉包计，把原故事的“柜中藏熊”，改为“柜中藏僧”，教训了灭法国国王，使之从发誓要杀一万个和尚到拜和尚为师，让“灭法国”变成了“钦法国”。

再有《从孙悟空杯酒化雨说开去》[37]进而指出，《西游记》第67回“柿树七绝”，出自《酉阳杂俎》前集第760条：“俗谓柿树七绝：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果，七落叶肥大。”《西游记》第55回是“蝎子精传”，“毒敌山琵琶洞”的女妖，千方百计要破坏唐僧戒行，待孙悟空请来天宫昴日星——双冠大公鸡，才使妖邪现了原形——琵琶大小的蝎子精，被猪八戒“一顿钉耙，捣作一团烂酱”。这个故事有两个来源，一是《搜神计》卷十八《安阳城南》（从略），一是《酉阳杂俎》续集第273条：“安邑县北门县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犹是恐，其灵积年矣。”却不似吴氏笔下的蝎子精那么歹毒。《西游记》第72回“盘丝洞七精迷本”写猪八戒在“濯垢泉”中与蜘蛛精的一段缠绵故事，源自《酉阳杂俎》前集第568、569两条：

元和中，苏湛游蓬鹊山，裹粮钻火，境无遗址。忽谓妻曰：“我行山中，睹倒崖有光如镜，必灵境也，明日将投之，今与卿诀。”妻子号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领奴婢潜随之。入山数十里，遥望岩有白光，圆明径丈。苏遂逼之，才及其光，长叫一声，妻儿遽前救之，身如茧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钴钅莽，走集岩下。奴以利刃决其網，方断，苏已脑陷而死。妻乃积薪烧其崖。臭满一山中。

相传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丝如疋布，将及旻，旻引弓射杀之，大如车轮，因断其丝数尺收之。部下有金创者，剪方寸贴之，血立止也。

杨氏之论，早得我心，兹录于斯，以壮我色。

六、“否吴”者们的想象之言

胡适有名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本文不惜列举了许多枯燥的证据，只想说明：《西游记》小说与大禹神话传说、与《玄怪录》、《酉阳杂俎》有着不解之缘；而大禹神话传说以及《玄怪录》、《酉阳杂俎》的种种故事在《西游记》中直接或曲折地表现，当是吴承恩文言短篇小说集《禹鼎志》故事的延伸；《禹鼎志》虽已散佚，但《禹鼎志序》提供的信息却是确定不移的。以此逆推，吴承恩则为《西游记》作者无疑也。这有似最简单的数学题因为A=B=C，则A=C，简捷明了，不可动摇。你若想动摇，则请拿证据来！

而当代反对以《禹鼎志序》作为吴承恩写《西游记》“旁证”的学者所言，多为想当然的产物。章培恒在其大作中就此发表了三点看法，不妨分而议之。

其一云：“《禹鼎志》所写仅‘十数事’，其篇幅必然不大。像这样一部篇幅较小的小说，尚且是‘日与懒战，幸而胜焉’的结果，可见其疏懒的一斑，又怎会耗费无数的精力与时间去写百回本《西游记》这样的一部大书？”[38]

章氏这一反问似乎很有力，于是张锦池也接着一问：“壮年时期的吴承恩著《禹鼎志》尚且是‘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怎么又突然心血来潮，奋而勤于撰写起百回本大文来了呢？”[39]

到李安钢就问得更有创造性了。他勾勒写《西游记》需要写什么知识准备，然后说 ：“作者读书得若干年，揣摩领会得若干年，将三教合一又得若干年，有使教旨文学化的想法并将其形象化又得若干年，动笔写作需要若干年，完成后修改更须若干年。这六个若干年（按，李安钢在另篇大作中将此六个若干年准确地规范为四十年），怕没有半生甚至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是做不到的。纵观吴承恩的一生，他是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的。”然后他问：为什么说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并由他自己得意而坚定地回答：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40]

古今作家的创作自白，大抵有高调、低调两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高调与“满纸荒唐言”的低调都不可太较真。对于章氏们的提问，只能反问：仅以作者的低调自白，你怎么就知道吴承恩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写百回本《西游记》呢？既然“六个若干年”，“怕没有半生甚至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是做不到的”，那么何处去寻找这么个天上人间皆不见的作家呢？于是李安钢在列了“六个若干年”之后，不顾自相矛盾地冒出一句：“当然，如果作者的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精通佛、道、天文、历算、阴阳五行的知识分子，就另当别论了。”我则情不自禁地又要反问：你又何证据说吴承恩不是这么一个知识分子呢？

其二，“据其自述，在写《禹鼎志》时已只记得‘十数’条奇闻，其他都忘记了。然则其写百回本《西游记》是在写《禹鼎志》之前还是之后？若在其前，那么，在写《禹鼎志》时难道连自己写过的百回本《西游记》中许多故事都已忘光？否则为什么说自己在当时只记得用于写《禹鼎志》的‘十数事’？若在其后，那么在写《禹鼎志》时已把原来‘贮满胸中’的神怪故事忘记只剩了‘十数事’，并把这‘十数事’写入了《禹鼎志》中，又哪里有材料来写百回本《西游记》？”

李安钢也对章氏高论作了天才发挥。他说：“（《禹鼎志序》）这里至少说明四点：（1）他49岁以前没有写过书，因为‘未暇’。（2）他所写的书是与唐人传奇相类的杂记志怪，决非长篇巨著《西游记》。（3）因为胸中的‘磊块’已消，《禹鼎志》已成，已没有写书的动机和材料，所以其后不要说写《西游记》了，就连《禹鼎志》之类的书也不会写了。（4）《禹鼎志》这般小书的创作过程都如此艰难，更何况百回本《西游记》了！”

读李氏之文，如听先秦“偷了斧子”之类的寓言故事，只好置而不论；还是来回答章氏之提问吧。首先，学界以苏兴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曾以坚实的考证，得出共识：不论《西游记》是吴氏壮年之作还是晚年之作，它都创作于《禹鼎志》之前。故苏兴先生说：“《禹鼎志序》可以看成是《西游记序》。”[41]其次，吴氏自幼至壮致力于搜集天下古今奇闻，以致“几贮满胸中矣”，决不至于写一部《禹鼎志》用了‘十数事’，其余的就荡然无存。写《禹鼎志序》时，作者强调的是对此“十数事”的特别珍爱罢了，故有“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云云；若轮到他真的为《西游记》作序时，相信他会有另一番叙述，来诱导读者的注意力。这也是古今作者作序作跋的惯例，料想章先生对此道不会生疏。不知道他怎么会提出“把这‘十数事’写入了《禹鼎志》中，又哪里有材料来写百回本《西游记》？”这奇怪问题。放眼当代中国，多少少年作家没有几天人生阅历竟能连续写出滔滔长篇巨著，吴承恩长寿康健，屡经磨难，阅尽人间波澜，且自幼好奇闻，怎么就没有材料来写百回本《西游记》呢？

其三，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著录：“吴承恩、《射阳集》四卷□册、《春秋列传序》、《西游记》。”章氏对此作了雄辩的文章，说天启《志》的编者轻视小说，明知吴承恩有小说《禹鼎志》之作而不著录，而著录了《西游记》，则见这里的《西游记》乃不是通俗小说。因而他说：“吴承恩作有《禹鼎志》一事及其所留下的《禹鼎志序》一文，不但不能作为百回本《西游记》系吴承恩所作的旁证，反倒提供了若干与此相反的证据。”

我则认为天启《志》未著录《禹鼎志》，则可能明天启年间吴承恩的《禹鼎志》尚未刊刻或业已散佚，而《射阳集》中既有《禹鼎志序》就没有必要也无法收录一部看不见的“死魂灵”了。因而天启《志》未著录《禹鼎志》，并不能证明《志》编者就轻视小说（正史自《汉书·艺文志》就开始著录文言小说），也不能证明天启《志》中的《西游记》就不是小说。

如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祈求上苍慈悲，让我们有朝一日能寻得久已散佚的《禹鼎志》。作此祈盼是因为不断有关于它的信息在闪烁。我先见1963年12月11日《新民晚报》有陈留《吴承恩〈禹鼎志〉的下落》，再见刘怀玉《吴承恩著作述略》云：“清末民国初淮安河下人王朝征，写了一本《景潜庵随笔》，其中一则记载说，光绪甲辰（公元1904年），他与一个叫吴作梅的一同考秀才，因而得以到吴家去拜访，他在吴家看到了吴承恩的著书室‘射阳簃 ’。吴作梅又拿出‘先德所著《禹鼎志》原底本见示，为其家藏秘籍，而外间所罕见孤本’（此据《山阳河下园亭记补编》）。”[42]又见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再研究——与章培恒同志商榷》云：“曾闻见《禹鼎志》稿本（吴作梅原藏）、抄本（王朝征原藏）的汪  、汪继先说其中也有诙谑之语，”“稿本于清末尚保存在山阳吴玉搢七世从孙吴作梅家中，据汪门闻之吴作梅，谓约三万余言。”[43]你看，如此言之凿凿，谁不期待着那神秘的《禹鼎志》显身人间呢？它一显现，许多“天问”当迎刃而解。我期待着那一天。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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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2、张锦池《西游记考论》第405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2月版。

3、杨桂森《从孙悟空杯酒化雨说开去》，淮安《西游记研究》第二辑（1988年5月淮安市《西游记》研究会编印）。

4、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第333－3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

5、牛僧孺《玄怪录》卷三。

6、李复言《续玄怪录》卷四。

[1]7、段成式《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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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钟扬，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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