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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西游记》陈《序》称“旧有《叙》”是指虞《序》吗
——虞集《西游记序》真伪考之一

小序

清初，自称“奉道弟子”的汪象旭评点百回本《西游记》，撰著了一部《西游证道书》。就在这部《西游证道书》的卷首，汪象旭披露了一篇尾署为“天历己已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的《西游记》序言，题曰：“原序”。虞集的这篇《西游记序》，曾经在《西游记》研究史上发生过相当的影响。然而，这篇“原序”果真出于元人虞集之手吗？这是一个对《西游记》研究关系至巨的问题。如果虞《序》果真出于虞集之手，那么，毫无疑问，这应该是现存的一篇最早的《西游记》序言，这也就等于说，虞《序》是《西游记》研究历史上的有文字记载的源头，而《序》中的有关记载和论述，当然就具有无比的权威性；但是，如果这篇《序》不过是为后人所杜撰，那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甚至要对有关《西游记》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都要来一个重新认识。问题是对于这篇序言，不但至今依然认识分歧；或疑其伪，或信其真；而且可说还没有进行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以致成为《西游记》研究中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这里，笔者试图从一些富有特征性的不同角度，对这篇虞《序》的真伪作出考辨。

1．虞集《西游记序》的由来

明代金陵的唐氏世德堂，以其出版的《西游记》为现存最早百回本《西游记》而驰名稗坛。这本《西游记》也被称为世本。世本全称为《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刊刻于万历二十年（1592）时，无疑是《西游记》演变史上最重要的版本之一。世本《西游记》有一篇署名陈元之的《序》。陈元之何许人也？无考。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疑其为唐氏世德堂主人之化名，也有论者或疑其为活跃于当时稗坛的陈氏尺蠖斋。不管陈元之是谁，这篇《序》由于它撰写于“壬辰夏端四日”即万历二十年，对于《西游记》研究来说当然是一份极其难得的早期资料，它集中地反映了明代人对神怪小说《西游记》的许多问题的看法，真实地记录下了这部名著早期演变史上的某些历史。因此，这篇陈《序》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就在这篇《序》中，陈元之声称他还读到过一篇《西游记》的旧《叙》，並“聊为缀其轶《叙》叙之”，即移录和引述了该《叙》的一些观点，不过没有在世本上全文转载，以致失传。

但是，在陈元之《序》出世约五十年后的清初，小说园地出现了一本题名《西游证道书》的《西游记》新评本，评者为汪象旭。这本《西游证道书》对清代《西游记》版本的演变及《西游记》研究影响是很大的。别的不说，汪象旭在这本书中冠有一篇题署为“天历己已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的《西游记》“原序”。虞《序》首次声称《西游记》作者为长春真人邱处机。为此，不但在清代《西游记》研究园地引起了极大反响，而且影响之深远，以致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论者仍持此说。虞集的生卒年为公元1272—1348年。虞《序》撰写于“天历己已”即元文宗时，公元为1329年。这就是说，要比陈《序》早问世二百六十余年。因此，这篇虞《序》如果的确出于元初人虞集之手，不但陈元之《序》未免就有黯然失色之感，而且，甚至《西游记》演变史可能还得另写；相反，如果虞《序》並不是出于虞集之手，而仅仅是清初人汪象旭等人所假托，那么，陈《序》当然还保持着现存最早的《西游记》序言的权威地位。问题是要弄清虞《序》的真伪谈何容易！

这里，我们且从陈《序》所说的“旧有《叙》”这个问题着手，先作一番探讨。为研究方便，这里将虞《序》全文移录干下：

原序

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礼来谒，余与流连浃月。道人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夫取经不始于唐也，自汉迄梁咸有之。而后之玄奘为尤著。其所为跋涉险远，经历艰难，太宗“圣教”一《序》言之已悉，无俟后人赘陈。而余窃窥真君之旨，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猿马金木乃吾身自具之阴阳，鬼魅妖邪亦人世应有之魔障，虽其书离奇浩汗，亡虑数十万言，而大要可以一言蔽之，曰：收放心而已。盖吾人作魔成佛皆由此心。此心放，则为妄心，妄心一起则能作魔，其纵横变化，无所不至，如心猿之称王称圣而闹天宫是也。此心收，则为真心，真心一见则能灭魔，其纵横变化，亦无所不至，如心猿之降妖缚怪而证佛果是也。然则同一心也，放之则其害如彼，收之则其功如此，其神妙非有加于前，而魔与佛则异矣。故学者但患放心之难收，不患正果之难就。真君之谆谆觉世，其大旨宁能外此哉。按真君在太祖时，曾遣侍臣刘仲禄万里访迎，以野服承圣问，促膝论道，一时大被宠眷，有《玄风庆会录》载之详矣。历朝以来，屡加封号。其所著诗词甚富，无一非见道之言。然未有如是书之鸿肆而灵幻者，宜紫琼道人之宝为枕秘也。乃俗儒不察，或等之齐谐稗乘之流，井蛙夏虫，何足深论。夫大《易》皆取象之文，《南华》多寓言之蕴，所由来尚矣。昔之善读书者，聆周兴铜性静心动之句而获长生，诵陆士衡山晖泽媚之词而悟大道，又何况是书之深切著明者哉。

天历己已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

将虞《序》和陈《序》相对照，从中可发现一些什么问题呢？

2．陈《序》和自《序》的异同

首先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两《序》有许多明显的相同和类似之处。概而言之，至少有如下数端：

其一，两《序》在论述《西游记》的主要意义时，都是集中沿着“心”这个字来深入开掘，紧紧抓住“心”这个问题来反复阐发。陈《序》在论述“心”时，曾明确表明是转述旧《叙》的看法，《序》中说：“其《叙》以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其以为道之成耳”。意思是说《西游记》通过神魔故事的描写，来表现“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的哲理。这是因为“魔以心生，亦以心摄”之故，一个人若有“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那就要从“摄心”入手来克服和制止它，达到“道之成”的理想境界。陈《序》中转述旧《叙》所论的这一精神，显然与虞《序》所说之意完全相一致。虞《序》所说“猿马金木乃吾身自具之阴阳，鬼魅妖邪亦人世应有之魔障……（《西游记》）大要可以一言蔽之，曰：收放心而已。盖吾人作魔成佛皆由此心。此心放，则为妄心，妄心一起则能作魔，其纵横变化，无所不至，如心猿之称王称圣而闹天宫是也。此心收，则为真心，真心一见则能灭魔，其纵横变化，亦无所不至，如心猿之降妖缚怪而证佛果是也。然则同一心也，放之则其害如彼，收之则其功如此，其神妙非有加于前，而魔与佛则异矣。故学者但患放心之难收，不息正果之难就。真君之谆谆觉世，其大旨宁能外此哉”。虞《序》认为“放心”不“收”成“妄心”，而为魔，“妄心”一“收”成“真心”，即为佛。所以，虞《序》的“收放心”即等于陈《序》的“摄心”。追溯两《序》之本意则皆源自《孟子·告子》篇：“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

其二，两《序》在探讨《西游记》的总体特性时，显然都注意到《西游记》作者采用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手法，因此这部作品可说是一部“寓言”。如虞《序》说：《西游记》“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以为作者运用的是意在言外的手法。所以，读者如要体会作品的意义，不能只从文字表面去寻求，而要从文字以外去追索。虞《序》认为这种手法並非作品作者所首创，而是“所由来尚矣”，並举实例说：“大《易》皆取象之文，《南华》多寓言之蕴”，它们都是《西游记》那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性所由来的源头。陈《序》说得更干脆：《西游记》“其书直寓言者哉！”，把《西游记》直截了当地说成是“寓言”；同时，在解释立论根据以及作品手法的形成及其特征时，论述道：“彼以为大丹之数也，东生西成，故西以为纪。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同时，也同样认为这种手法並非作品作者所首创，而是从古代某些作家的作品和理论中受到启示所致，陈《序》说：“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谭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庄子曰：‘道在屎溺’。善乎立言。”虽与虞《序》举大《易》为例有异，陈《序》则举了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来说明；但都提到庄子作品及其所论，则两《序》又皆相同。

其三，两《序》都以明确的语言，概括地评价了《西游记》的艺术审美特征；虽然从具体内容来说，两《序》或略有不同，但都能从富有特征性的角度，不带偏见地对作品作出了高度的赞颂，而且的确贴切地揭示了作品的创作实际。如陈《序》说：“余览其意近跅□（左足右也）滑稽之雄，危言漫衍之为也”；並说；“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諔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涯涘，而谭言微中”。而虞《序》的评价则更言简意赅，综合之，是三语：“离奇浩汗”，“鸿肆而灵幻”，“深切著明”。如果说：两者对比，陈《序》主要抓住诙谐滑稽来发挥，那么虞《序》则强调其“深切著明”来突出其与众不同；但同时，二者又都一样地肯定作品“离奇”“恣肆”、“谬悠荒唐”的独具一格的特点。

此外，两《序》都分别提到各自所序的《西游记》都有洋洋“数十万言”，这且先不去说它。就从以上三方面看，两《序》作者都慧眼独具地对《西游记》的思想艺术作出了明确而深切的评价。只是其中有些看法显然是受前人观点的启示，如以“心”立论，以及运用了寓言手法等等。这些相同和类似之处究竟是它们各自受古代作家作品的影响而来，还是系两《序》之间相互影响所形成，现在且先存而不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两《序》之所以有这许多重要的相同点，决不是出于偶然的巧合。问题是若从两《序》之间有那么一些相同这个角度看，陈《序》中所说的“旧有《叙》”是指虞《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样一来，我们若说陈《序》对《西游记》的那些重要评价，不过是沿袭虞《序》，拾取牙慧，又略有翻新而已，无疑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问题並没有这么简单。为什么？因为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还不是主要方面。只要我们细读二《序》，就不难发现，除了以上说的共同点之外，还有不少重要的不同之点存在。这些不同之点的存在，使我们决不能简单地说陈《序》中提到的“旧有《叙》”即指虞《序》，一句话就了之；相反，情况还远为复杂。那么，这两篇《序》之间有哪些不同点呢？

其一，关于《西游记》的作者问题。陈《序》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又说：“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而充叙于余”。这里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陈元之写《序》时，手上有一本由世德堂主人（或本家）唐光禄购买来的《西游记》。这一本《西游记》虽引人称“奇”，使书商有兴趣为它出版，並找人订校和作序，但这本书上却并未署作者之名。这也並不奇怪，由于通俗小说在中国古代受人卑视，小说家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因此明清时代的许多小说作者都不愿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公之于众，大多在他们自己的大著上署上什么什么主人、道人、散人、山人、才人、居士、教主、狂生、痴叟，或什么什么客、友、氏、子、翁等就了之，甚至还有干脆不署名的。又一是书店中同人也许是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着《西游记》出于某侯王国、或八公之徒、或王自制的说法。这就是说，当时文坛上传说《西游记》的撰写者与藩王府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八公”，实际上也就是指藩王府的门客。令人奇怪的是这部《西游记》的撰写，怎么会与藩王府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呢？看来不会是偶然的，显然是事出有因。这个因，今天我们似乎比较地明白了，即同八十年代在今江苏省淮安查证发现的吴承恩棺柩档板上有“荆府纪善射阳吴公之柩”十字的事实联在一起考虑，当会有所启发。以上就是陈《序》所透露的有关《西游记》作者的某些信息。归根到底是一句话，陈《序》或陈《序》中提到的旧《叙》都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

然而，虞《序》却完全不同，《序》中明确地写着：紫琼“道人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序》中为此还介绍了邱处机的情况：“按真君在太祖时，曾遣侍臣刘仲禄万里访迎，以野服承圣问，促膝论道，一时大被宠眷，有《玄风庆会录》载之详矣。历朝以来，屡加封号。其所著诗词甚富，无一非见道之言。然未有如是书之鸿肆而灵幻者，宜紫琼道人之宝为枕秘也”。看来，汪象旭所以在《西游证道书》上重载虞《序》，其主要目的之一显然就是为证明和认定《西游记》作者是邱处机。应该说这个目的在相当程度上是达到了，因为它开创了有清一代《西游记》作者为邱长春说之先河。清代的其它《西游记》评本诸如《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西游原旨》、《通易西游正旨》等莫不都沿袭《西游证道书》的说法，而认定《西游记》出于邱长春之手。因此，如果陈元之所序之《西游记》就是那本产生虞《序》的紫琼道人手中的《西游记》，陈《序》中还用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吗？还用得着东猜西测，写上什么“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之类的模棱两可的话吗？明明白白地简单署上“邱处机作”不就有根有据的吗？这显然是两《序》一个极大的不同。

其二，关于“旧有《叙》”的作者问题。陈《序》说：“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这里，非常明确地说明：这篇旧《叙》的作者亦没有署自己姓氏。《叙》作者为什么不署名呢？陈元之作了分析，认为《叙》作者或许是嫌自己所叙之书不过是一部“丘里之言”，即通俗小说，故虽在感情上审美上对它有所爱好，但因受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内心里又有一种看不起小说的思想，所以不愿或不敢公开署上“尊姓大名”，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这篇《西游记叙》的著作权。但是，与陈《序》所述的情况完全不同，汪象旭所录之虞集“原序”，却明明白白的题着“大历己已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的字样。如果陈《序》说的“旧有《叙》”指的是虞《序》，何不直截写明，而要说什么“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两《序》既有这么大的明显不同，能说陈《序》说的旧《叙》即指虞《序》吗？

其三，关于小说观问题。虞《序》显然带有强烈的正统文学观念的偏见，与当时封建文坛排斥小说的社会地位一样，从根本上看不起通俗小说，他认为《西游记》决不是小说。所以他尖锐地指斥那些把《西游记》“等之齐谐稗乘之流”的人是“俗儒”，骂他们是毫无见识的“井蛙夏虫”，不足深论！这就很明显，《序》者是把《西游记》当作一部追求“正果”、“成佛”的宗教手册即“证道”之书来对待的。但是，陈《序》却完全不同。作者在《序》中曾假设轻视之语：“或曰：‘此东野之语，非君子所志。以为史则非信，以为子则非伦，以言道则近诬，吾为吾子之辱’”，笔下所勾勒出的“或曰”之人，完全是一副道学面孔，轻视《西游记》这样的小说著作，把小说当作不入流的歪门邪道，《序》作者就以此为的针锋相对地据理回驳道；“否！否！不然！子以为子之史皆信邪？子之子皆伦邪？子之子史皆中道邪？一有非信非伦，则子史之诬均。诬均则去此书非远，余何从而定之？故以大道观，皆非所宜有矣；以天地之大观，何所不有哉？……是故必兼存之后可，于是皆存焉”，认为子史不一定完全是真实的，“谬悠荒唐”的小说，正是天下无奇不有的表现，因此认为小说与经史可以並存。就这点来说，陈《序》作者显然是一位为通俗小说争取社会地位的辩护人和斗士。

因此，根据以上所述的三点看，陈《序》所说的“旧有《叙》”，又显然不是指虞集撰的《序》。问题还不仅如此，即使在两《序》完全相同的文字中，仔细分析，也还隐寓着极其复杂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这里先举一个显例，如两《序》都有“数十万言”一语，指的是各自所序的《西游记》。从字面上看，“数十万言”四字不是一模一样吗？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它们各自所指的《西游记》来分析，情况却又有所不同。陈《序》所说的“数十万言”，是指唐光禄所购的载有“旧”“《叙》”的那本《西游记》，那本《西游记》，我们虽然没有目见，但以该本为底本，经过“好事者”“订校”，並“秩其卷目”后“梓之”的“二十卷”的《西游记》即世本，却至今犹存。这部世本，实际上也就是现代通行的今本《西游记》的底本，今本与世本文字虽有一些变动，但它的确有“数十万言”，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是符合实际的。至于虞《序》所说的“数十万言”，则是指虞集所序的那本《西游记》，也就是衡岳紫琼道人所“枕秘”的向虞集出示和介绍的“此国初丘长着真君所纂《西游记》也”的那一部。这部《西游记》，我们姑且称它为“邱本”罢。这部“邱本”究竟是怎么一个规模，撰写和出版于哪一年，我们都不清楚，因此，究竟是否有“数十万言”，我们也无法证明。但是，我们若换一个角度来分析，情况就不一样了。这就是“邱本”既然是邱处机所作，邱处机的时代却是清楚的。他生于公元1148年，卒于公元1227年，生活于南宋时期的北方。既然如此，我们要问：邱处机那个时代，他能写作出“数十万言”的长篇通俗小说《西游记》吗？我们的回答是：不仅邱处机写不出，不可能写出；而且那个时代的任何人都写不出，不可能写出。为什么？因为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来说，当时並不具备产生“数十万言”的长篇通俗小说的文化条件，也並未形成出现“数十万言”的《西游记》的文化背景。因此，虞《序》所称的邱处机作《西游记》有“数十万言”，虽在字面上与陈《序》所说的《西游记》有“数十万言”完全相同，实际上相同中恰恰体现着绝对的不可能相同。要么是“数十万言”一语有误，要么“数十万言”所指的《西游记》根本不是邱处机或邱处机时代的人所作。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可能呢？如果有材料证明情况不合上述二者，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了，这就是虞《序》决不是元初人虞集所写，而是出于汪象旭等人的假托所误。对此，我们容后再论。

还可再举一个显例。如前所述，两《序》论《西游记》都着重于从“心”来开掘和阐发，並指出作家通过写“心”以实现和追求达到“道”的境界。但这个“道”又意味着什么呢？两《序》看法显然又绝不一样。虞《序》所认为的“假此以喻大道”的“大道”，指的是“成佛”、“正果”，所以他要尖锐批判那种把《西游记》“等之齐谐稗乘之流”的不足深论的“俗儒”，相反却强调他认为正确的道路：“昔之善读书者，聆周兴嗣性静心动之句而获长生，诵陆士衡山晖泽媚之词而悟大道”。这正是论者佛道合一的观念的一种反映。然而，陈《序》却不一样，他所理解的“此其以为道之成耳”的“大道”，却是针对社会政教而言的儒家之道，强调的是追求司马迁的“谭言微中”的效果，所以，《序》中说：“此其书直寓言者哉”；並又分析《西游记》作者的创作意图，指出“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微言以中道理”；最后归结到：这样做体现了“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可知陈《序》所论之“道”是富有社会意义的，是针对着社会现实而言的，而与虞《序》所说的包含佛道合一思想的“大道”观完全不同。

3．陈《序》称“旧有《叙》”不是指虞《序》

所以，由上可见我们如果将两《序》之间不同点和相同点相比较的话，不同点是主要的，是根本性的，而相同点则是次要的。这样，我们就不妨写下如下的结论：如果虞《序》真是虞集所撰，那么，陈元之是极有可能读到此《序》的。虞《序》中说：紫琼道人出示《西游记》书时，明明提到“敢乞公一序以传”，很显然，虞集当时已是元代的文章名家，紫琼道人恳求虞集写序是在与虞集“流连浃月”以后，经过他充分观察而物色的对象，因而才提出撰序要求，目的无非是借重虞集的文坛地位，“一序以传”。所以，如果虞集写了《序》，《西游记》借它以流传，陈元之怎么会不看到呢？同时，如果陈元之《序》中所说的“旧有《叙》”指的是虞《序》，陈元之也绝对不会对该《序》作者是虞集这一点视而不见，何况虞《序》中还明确提到《西游记》作者是耶处机。退一步说，即使陈元之不同意这种意见，那么，当他写下“《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和“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时，添上一句“或曰出长春真人邱处机”亦未尝不可；当他写下“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时，也必然会考虑到与虞《序》最后所署“虞集撰”一语有矛盾，而应有所表示，甚至还可以展开争辩和驳论。他没有这样写，也没有这样做，可想而知，他在《序》中提到的那篇旧《叙》，决非虞集之《序》，而是另一篇别人所写，现已遗佚的《序》。

问题是这样一来，在汪象旭《西游证道书》卷首所突然出现的那篇所谓虞集《原序》，难道真像有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久已湮没，直到清初才被注象旭所发现而介绍于世？否则，或像另有论者所提那样是汪象旭等后人所假托，而並非出虞集之手？当然，这二者固然都可使陈元之无法读到那篇《序》，但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两种意见所导出的后果距离又是多么的大：如果说，前者有导致邱处机可能是《西游记》作者的话，那么，后者则完全剥夺了邱处机的《西游记》著作权。这实际上都是由虞《序》的真伪所决定的。因此，虞集的那篇《序》究竟真伪如何，在《西游记》研究中真是关系至巨，值得我们去追本溯源地进一步加以探究。

现在，且让我们再从另一个视角，即邱处机写过《西游记》吗这一视角着手，来剖验一下虞《序》的真伪，因为虞《序》是提倡《西游记》邱作说的最早源头。

本书篇目：

十、《西游记》陈《序》称“旧有《叙》”是指虞《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