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吴圣昔

十二、《西游证道书》“原序”是虞集所撰吗
——虞集《西游记序》真伪考之三

的确，如果虞《序》果出虞集之手，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在《西游记》研究史上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和极其重要的地位。这里，再概而言之，主要有如下三端：首先，虞《序》在《西游记》版本史上第一次明确宣称：《西游记》作者为长春真人邱处机。而在这之前，《西游记》研究界谁也说不清《西游记》作者究竟是谁。比汪象旭至少要早半个世纪的陈元之，在撰于明万历二十年即公元1592年的《西游记序》中还不知作者之名，而只作了种种猜测。而汪象旭则不仅公布了此《序》，昭告《西游记》为邱处机所作，而且又在紧接“原序”后，刊发了《丘长春真君传》，传中提出：邱处机“有《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行于世”。很显然，目的是使两文产生相互佐证的作用，从而增进“原序”的可信性，由此开创了有清一代邱处机撰《西游记》说之先河。一直到清末民初，虽有人对此说引起怀疑，並考证出《西游记》作者应是淮安人吴承恩；但近年竟又有人重提邱处机著《西游记》说，寻根究源，莫不来自虞《序》，可见虞《序》影响之巨大；其次，虞《序》开创以“心”论《西游》之主旨。虞《序》指出：《西游记》一书，“大要可以一言蔽之，曰：收放心而已”。“收放心”之说固然非虞集所首创，但以此论《西游记》，也颇有独到之见。这种重“心”之论，与明代各家论述《西游记》之言，亦颇一致。不但具体论点相同，而且用词亦多有相似者。难道明人所论皆是沿袭虞《序》的吗？面对事实似不能不使人产生此种联想，最后，虞《序》从一个特定角度评赞了《西游记》艺术格调之优美，並指出《西游记》具有寓言的特点。尽管虞《序》並不是全面详尽地分析这部神怪小说的艺术审美特征，但他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西游记》的某些主要特色，高度赞扬了《西游记》格调的独特性，显示出论者艺术鉴赏力和理论判断力之敏锐和高超。这种情况，亦与明代各家由衷肯定《西游记》的独特性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以上各点，我们不难体会到虞《序》在《西游记》研究史上影响之重大。所以，如果虞《序》的确出于元人虞集之手，我们只能说，明代许多《西游记》论者的理论见解，都难免黯然失色，而且不免招致沿袭虞《序》之嫌。

但是，有趣的是这样一篇重要序言，在历史上却似乎很少引起《西游记》研究界应有的重视和关注。明代《西游记》论者竟从来没有提起过它，似乎根本就没有读到过这篇序言。唯一的是只有在陈元之的《西游记序》中曾提到：金陵世德堂所购进的並借以“订校”出版的《西游记》原本上曾有一篇旧《叙》。不过笔者前已论定，这篇旧《叙》並不是指虞《序》。同时，《西游证道书》作者汪象旭虽把虞《序》置于该书“卷首”，但是对虞《序》本身的来龙去脉和发现经过，却未作任何说明。这对汪象旭来说，自然是反常的。因为，就在《西游证道书》“卷首”紧接虞《序》后，汪象旭编录有《丘长春真君传》，曾于该传题下注明“出《广列仙传》及《道书全集》”；又次，编录有《玄奘取经事迹》，亦曾于该文文内注明“出《独异志》《唐新语》”，“《谭宾录》及《两京记》”，独独虞《序》全文未注只字说明其出处。如果虞《序》写成后长期湮没，而被汪象旭第一次发现，汪象旭难道会不作任何说明吗？要知道他为了张扬自己所评点的《西游记》是古本，不仅在《西游证道书》每页的版心中间不惜工本地刻印上“古本西游”的字样，而且还在第九回回评中对他所见的大略堂古本《释厄传》写下大段说明，何独对虞《序》这一重要的发现一声不吭呢？这篇虞《序》是不是大略堂古本《释厄传》的“原序”呢？还是另外古本《西游记》的“原序”呢？或者是从虞集的文集中或佚文中发现的呢？这些理当加以说明的关键地方，汪象旭却卖关子起来竟不置一词，岂不是反常吗？请吴玉搢《山阳志遗》曾说：“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笔者按：指吴承恩），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细析吴玉搢所言“元虞道园有《序》”一语，无疑是沿袭《西游证道书》而来。但鲁迅《小说旧闻钞》编录此语后加按云：“此与李志常所记之《长春真人西游记》，自是二书，吴盖未见李志常记，故有此说。芥子园刻本《西游记》小说，辄从虞集《道园集》取《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世人遂愈不能辨矣”。鲁迅这里所提到的“芥子园刻本《西游记》小说”，未具体说明是何本，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西游证道书》条无芥子园刻本，而《西游真诠》条有“芥子园刊小本”。鲁迅所说可能就是指《西游真诠》。然则，《西游真诠》芥子园刻本将虞《序》冠其首，难道不是沿袭汪象旭的《西游证道书》，而是由作者陈士斌自己直接取自《道园集》，撇开《西游证道书》早已披露虞《序》的事实，冒充是第一次发现虞《序》吗？当然不可能。陈士斌肯定是沿袭《西游证道书》，不加说明地从中取来虞《序》“冠其首”而已，鲁迅大概未及考虑此点，故迳直说它“从虞集《道园集》取《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看来，鲁迅所说虞《序》的这个出处並不是可靠的；而且，又把虞《序》看作是虞集序的是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显然有失误。这且存而不论。令人奇怪的是包括《西游真诠》在内的清代各种《西游记》评点本，偶或转载有虞《序》原文以外，都只把《西游证道书》所倡的邱处机作《西游记》说当成定论，而对虞《序》本身及其来龙去脉却未作任何补充说明和介绍。其实，虞《序》中提到衡岳紫琼道人说“此国初在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时，对虞集的要求说得明明白白；虞集在读了《西游记》后也的确满足了紫琼道人“乞公一序以传”的要求。那么，紫琼道人得到虞集所写的序言后，就肯让它堙没，而不想方设法加以传播，借以使他祖师爷邱处机的《西游记》得以流传吗？那么，为什么从汪象旭的《西游证道书》开始，清代的各种《西游记》评点书对虞集之《序》竟提供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资料或讲不出任何有根据的话呢？

从以上这种种情况来分析，不能不使人对虞集《西游记序》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引起莫大的怀疑。

这里先要加以说明的是不论虞《序》真伪如何，虞《序》中关于《西游记》为邱处机所作的这一观点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尽管虞《序》中记载着紫琼道人向虞集出示一帙书，並说：“此国初丘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而虞集“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的的确确说是邱处机撰著了神怪小说《西游记》。但是，问题並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这篇虞《序》的确出于虞集之手，是虞集真实地记录了紫琼道人所说的邱处机作《西游记》那段话，但也无法证明紫琼道人所说的那段话必然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而很可能是紫琼道人把两本不同的《西游记》误会成一本了。因为历史上的确有一本《西游记》是与邱处机有关的，这就是《长春真人西游记》。正如虞《序》所说：“按真君在太祖时，曾遣侍臣刘仲禄万里访迎，以野服承圣问，促膝论道，一时大被圣眷，有《玄风庆会录》载之详矣”。邱处机应诏万里西行，同行弟子李志常根据这次远游的所见所闻，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据有论者估计，这部《西游记》初期可能没有印行；但由于邱处机在道教中的威望和地位，肯定会在道门中流传。两部不同《西游记》流行中，以致以讹传讹，将此《长春真人西游记》误作是那本神怪小说《西游记》，最后又进一步将长春真人邱处机说成是神怪小说《西游记》的作者。紫琼道人的误会不过是反映了当时道门中某些人的误会而已，而虞集竟也轻易地信以为真，在《序》中直接加以著录。从而似乎变成了历史的事实。这是假定虞《序》的确出于虞集之手而言。其实，虞《序》很可能非出虞集之手，而是清人汪象旭出于某种需要而杜撰。如果如此，那么本文一开头所说的虞《序》在《西游记》研究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就当别论了。它不仅不能说是现存《西游记》的最早一篇序言；而且它对《西游记》思想艺术之所论，不过是沿袭明代论者的看法而已；而它的《西游记》作者为邱处机说，则不过是对有清一代的《西游记》论者开了一个大玩笑！

那么，有没有事实来证明这篇虞《序》是假的呢？应该说，证明其假的材料是不少的。

先让我们看看虞集文集中的情况。虞集最著名的集子是《道园学古录》。《四库全书总目》说：“此集凡分四编，曰在朝稿，曰应制稿，曰归田稿，曰方外稿。其中诗稿又别名《芝亭永言》。据金华黄溍《序》，以是集为集手自编定。然其《天藻诗序》云：友人临川李本伯宗辑旧诗。谓之《芝亭永言》。又赋《谢李伯宗》题云：至元庚辰冬，临川李伯宗、黄钟律来访山中，拾残稿二百余篇录之。而李《序》又云：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闽宪韩公征先生文稿本，与先生幼子翁归及同门之友编辑之，得在朝稿二十卷，应制稿六卷，归田稿一十八卷，方外稿六卷，所言与今本正相合。又考《道国遗稿》，前有至正己亥眉山杨椿《序》，以为集季子翁归及其门人所编，与李本《序》合。盖集母杨氏为衡阳守杨文中之女，杨椿即其外家后人，其言自当无误，亦可证黄溍所云之不足据。是编为李所定无疑也”；又说：“此录所收，虽不足尽集之著作，然精华荟粹，已见大凡。”《道园学古录》为虞集友人临川李伯宗所辑，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本子。然而，我们查《道园学古录》，不见虞集的《西游记序》。《四库全书》又收有《道园遗稿》六卷，《总目》说：“其从孙堪编，盖以补《道园学古录》之遗也。凡古律诗七百四十一首，附以乐府，刻于至正十四年。考裒录集之遗文者，别有《道园类稿》以校此编。《类稿》所已载者仅百余篇，《类稿》所未载者尚五百余篇。集著作虽富，而散佚亦多。当李本编《学古录》时已有‘泰山一豪芒’之叹，则云烟变灭者不知凡几。堪续加搜访，辑缀成编，纵未能片楮不遗，要其名篇隽制，挂漏者亦已少矣。”这部《道园遗稿》，全录古律诗並附以乐府，当然不会辑入《西游记序》。再查另一本《道园类稿》。此集《四库全书》不收。《道园类稿》于至正五年由集门人刘沙刺班刻于抚州路学，罕见流传。《类稿》与《学古录》不同处是将在朝稿、应制稿、归田稿三部分混合按文体重编分卷，而删去方外稿。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道园学古录》条目下注说：《道园类稿》五十卷。昭文张氏云，文有出《学古录》之外者。的确如此，《类稿》内篇章多有《学古录》所失收者。但我们追查《类稿》，亦无虞《序》踪迹。此外，虞集尚有《道园集》，笔者未见。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集部别集类存目一《道园集》云：“此集不列卷数，惟分八册。前七册题曰《道园学古录》；后一册题曰《类稿》选。然前七册非《学古录》之全体，后一册亦非《类稿》之全本。盖坊刻摘录，疏漏实多。”由此看来，当然也不可能有虞集的《西游记序》。所以，前引鲁迅《小说旧闻钞》一则按谓“芥子园刻本《西游记》小说，辄从虞集《道园集》取《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实不知所指为何。为了谨慎，我们再查孙錤所辑的《虞文靖公全集》。这部全集可说汇集虞集诗文稿于一炉。但是，我们遍查这部全集，也不见虞集的那篇《西游记序》。孙錤为清代咸道人，也许是他未见汪象旭《西游证道书》卷首的虞集“原序”？也许是他虽然看见了，但不信其真，因而撇而不收？究竟如何，不便妄测。但《虞文靖公全集》中没有虞《序》总是事实。

因此，这里，我们可以总括一句：在虞集的现存所有集子中都没有这篇《西游记序》。

或说：尽管虞集所有文集中无此文，汪象旭对虞《序》的发现经过亦未作只字介绍，但这也不能完全排斥它是一篇长期埋没的佚文的可能性。这当然不无道理。因为李伯宗编《道园学古录》时已有“泰山一豪芒”之叹，《元史·本传》说他“平生为文万篇，稿存者十二、三”。虞集手稿散佚甚多的确是事实。但在没有任何资料说明的情况下，断言虞《序》为佚稿之一，却总是不够谨慎的。何况，我们还可从虞《序》中找出许多内证来说明此《序》非出自虞集之手的佚文，而是他人所托之伪作。

首先：虞《序》说；《西游记》“亡虑数十万言”。按照现有材料分析，描写唐僧取经“西游”故事的作品，从早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间经历《西游记》平话阶段，然后演变到百回本《西游记》；同时与百回本《西游记》产生时间相近的尚有简本《西游记传》（阳本）和《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朱本）。如果邱处机写过《西游记》作品，从时间条件上来说，既不会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不可能是百回本《西游记》以及与之同时的阳、朱所编两个简本，而只能是《西游记》平话。《西游记》平话目前虽仅存《永乐大典》本“魏徵梦新泾河龙”和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本“车迟国斗法”两则；但从这两则资料来看，全书决不可能有“数十万言”之多。同时，邱处机的生卒年是公元1148一1227年，约生活于南宋时期北方的金国和蒙古。而从通俗小说的发展史来看，当时还处于短篇话本的发展阶段，决不可能产生长篇通俗小说。所以，邱处机根本不具备撰写“数十万言”通俗小说《西游记》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条件。说到底，所谓“数十万言”的《西游记》，实际上是指百回本，而百回本《西游记》最早只能产生于明嘉靖、万历间，不可能产生在邱处机的年代，特别是北方。所以，虞《序》中说的《西游记》有所谓“数十万言”，决不会出于虞集之口，而只可能是明清人语。对此，前文已有评论，兹不赘。

其次，虞《序》中说。《西游记》是邱处机“特假此以喻大道”。这里的“大道”内含是什么呢？《序》中说：“盖吾人作魔成佛皆由此心……放之则其害如彼，收之则其功如此，其神妙非有加于前，而魔与佛则异矣。故学者俱患放心之难收，不患正果之难就。真君之谆谆觉世，其大旨宁能外此哉。”又说：“昔之善读书者，聆周兴嗣性静心动之句而获长生，诵陆士衡山晖泽媚之词而悟大道，又何况是书之深切著明者哉”。这里，实际上表现了《西游记》是“证道”的观念。而且，这个道既是指道家之道，又是指佛家之道。但是，这种“证道”说也只能是清代人对百回本《西游记》的评价，恰似汪象旭《西游证道书》所持之主旨。至于拿它来评价《西游记》平话则似乎不合。我们从现存《西游记》平活的两个片断及其有关的注释说明来看，显然並无“证”佛道之“道”这种主旨的反映。

第三，虞《序》末署：“天历己已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这个尾署，可说矛盾百出，漏洞很大，完全不可能出于虞集手书：

其一是所谓“翰林学士”的问题。“天历己巳”即元文宗二年，公元为1329年，那时虽已是虞集（1272－1348）的晚年，但仍任现职京官。据《元史·本传》，虞集在泰定（1324--1327 ）初“拜翰林直学士”，文宗（1328－1331）朝“陈奎章阁侍书学士”，同时，他还任过“翰林院侍讲学士”。证以虞文，完全属实。如《祭吴先生文》，题：“元统元年岁在癸酉十二月辛卯朔三日癸巳奎章阁侍书学上翰林侍讲学士……虞集”；又如《祭孙履常文》：“元统三年岁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已前奎章阁待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虞集”，再如《故翰林学土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末署：“至元改元十有二月朔前奎章阁侍书学上翰林侍讲学士……虞集”。后两文有一“前”字是因虞集当时已致仕。所以，虞集一辈子未任翰林学士，如果曾任翰林学士，在上述引文中虞集能不署明吗？因为翰林学士的官阶品秩比翰林直学士、侍书学士、侍讲学士都要高。查《元史·百官志》可知，延祐五年后，翰林直学士为从三品，翰林院侍讲学士为从二品，而翰林学士则为正二品；又《百官志》载：“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二品，天历二年立于兴圣殿西，命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大学士二员正三品，寻升为学士院大学士正二品，侍书学士从二品，承制学士正三品，供奉学上正四品”。可见翰林直学土、侍书学士和侍讲学士的官阶品秩与翰林学士都不同。查虞集诗文，除署过翰林直学土、“侍书学士和侍讲学士外，还偶署“太史”、“文臣”、“博士”或“前史官”。令人惊奇的是虞集“天历己巳”尚任京官，在《西游记序》的尾署中怎么会把自己的官阶品秩搞错，而竟敢冒充为“翰林学士”呢？这除了是旁人所署因而失误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其二是所谓“临川”的问题。笔者查阅虞集诗文，一般不署籍贯，偶或题者，决非“临川”，而为“蜀郡”和“雍”，此外，或偶题“成都”。只有在《跋朱文公先生与黄商伯书后》中署过“题于临川城中僧舍”，这已是至元五年，即致仕以后，而且这不是署祖贯，而是说写题跋时的地点而已。虞集祖籍蜀郡仁寿（今属四川），宋亡，才随父迁居临川崇仁（今属江西）。可知蜀郡是虞集的祖籍，如《送苏子宁北行诗序》，末署：“蜀郡虞集为之序”，《默庵先生文集序》后署“泰定二年岁在丙寅……蜀郡虞集序”，有的文章中还称“吾蜀”。那么，“雍”又是什么呢？《亡弟嘉鱼大夫仲常墓志铭》中说：“虞氏系出虞仲世家，会稽唐永兴文懿公讳世南陪葬昭陵，为雍人。后十世讳某从禧宗入蜀，守仁寿都，因家焉。八传为五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赠太师雍国忠肃公讳允文。四世祖直秘阁赠开府仪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赠朝请大夫讳□□，大父故仁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国朝累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雍郡侯讳□□。考故国史院编修官累赠中奉大夫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雍郡公讳汲。妣雍郡夫人杨氏。仲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于临安……”。所以，虞集对“雍”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是不难理解的，而诗文中题“雍虞集”者亦特别多。如《桂隐先生集》中虞集之《序》，即题：“前奎章阁侍书学土翰林院侍讲学土……雍虞集撰”；《李梅亭续类稿序》署“雍虞集书”等；而虞集诗文中题署为“临川”或“崇仁”等迁居地者可说皆非出自虞集之手。《四库全书总目》《道园集》条说：（《道园集》）“每则之道皆是题曰崇仁虞集。考集虽寓居崇仁，而其平生诗文，曾自称蜀人，不当以侨寓之地改其祖贯。此必抚州书贾所为，欲引集以重其乡土，不足据也。”所以，虞集《西游记序》题作“临川”，实与《道园集》“每则之道皆是题曰崇仁虞集”一样，“不足为据”。

其三是所谓“邵庵虞集”的问题。虞集字伯生，号道园，观其一生从未以邵庵为字号。那么“邵庵”一词何意呢？查《辞海》：虞集“人称邵庵先生”；《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世称邵庵先生”。这样称呼有何出处？查《元史·本传》有如下记载：集“早岁与弟梁同辟书舍为二室。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题曰陶庵，右室书邵尧夫诗题曰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由此可知，“邵庵”是“人称”、“世称”，而不是虞集自己命名的字号。查虞集诗文，对“邵庵”偶而戏称，容或有之，如《邵庵老人画像自赞》一文之题即如此；外又查到两例，即致仕后返居江西偶题，如《饶敬仲诗序》署”邵窝（庵）虞集”，《抚州临汝书院兴复南湖诗序》署“郡之南鄙寓农邵庵虞集”。至于像《西游记序》那样于“天历己已”在朝做京官时作如是题署则翻遍全集未见。据此，岂不使人更进一步怀疑虞《序》是假！

从以上数点综合之，已经可以比较充分地体会到，虞集《西游记序》看来决非出虞集之手，而非常可能是后人所伪托。而伪托者不是《西游证道书》作者汪象旭又能是谁呢？

那么，汪象旭为什么要伪托虞集所作呢？目的就是要制造一个邱处机撰《西游记》的谣言。他的手法也可说是很高明的，因为汪象旭既然要将他所评点的百回本《西游记》伪托是邱处机所撰古本，他就要物色一位适当人选。虞集无疑是一位最合适的人。原因何在？其一，虞集与邱处机生活时代相近，而离清初汪象旭的时代又远，故大可蒙混世人；其二，虞集与杨载、范椁、揭傒斯並称，为元代文坛领袖。尤其是虞集，《四库全书总目》中《道园学古录》条说：“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庸沓猥琐，古法荡然。理极数穷，无往不复。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其三，虞集撰写过不少“方外稿”，与佛道门中多有交往相厚者；其四，前引《本传》说他“平生为文万篇，稿存者十二、三”。既然佚稿如此之多，何在乎再假加一篇以鱼目混珠？所以，汪象旭把《西游证道书》的白文说成是《西游记》古本，再把《西游记序》说成是“原序”，冒充为虞集所作，简直可说多么的顺理成章，天衣无缝！甚至不妨说，除了虞集，似乎再也找不出另外更妥当之人来作依托了。然而，作伪总难免有罅漏。

本书篇目：

十、《西游记》陈《序》称“旧有《叙》”是指虞《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