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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邱处机不是《西游记》作者

《西游记》的作者问题，是《西游记》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来歧见甚多。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究竟是谁？明代时刊行的各种版本尚无说明。连现存《西游记》最早版本的金陵世德堂本序者陈元之在撰于明万历二十年的《序》中竟也说：《西游记》“不知何人所为”；而只提到：“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这显然具体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西游记》作者是谁所作猜测的实际情况。到清代，以汪象旭为首倡，《西游记》作者是道土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说法颇为流行；对此，我们在前文已作了辩正，认为不可能。其实，清末时，早已有人对此说颇感怀疑，而明确提出作者为淮安人吴承恩，后来，经鲁迅、胡适等学者考定，此说才为国内学界所普遍接受。同时，虽在七十年代已经出土、但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被查证发现的吴承恩的棺材档板上，学者们从考定为“荆府纪善射阳吴公之柩”的文字中证实了吴承恩确有荆府纪善之任；因而，出土文物竟与当年陈元之《序》所反映的明人传说中《西游记》作者或“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出八公之徒”的文字记载不谋而合，从而更进一步认定《西游记》作者非吴承恩莫属。但在海外对此论仍颇有持怀疑者在，而近年来国内也时有作者非吴承恩之说出现。不过，在持否定论者中也从未提出过可靠证据来论证过作者究竟是谁。

最近，《关于〈西游记〉的作者问题》①一文又重新明确提出《西游记》的作者是邱处机；接着又在另一文《关于〈西游记〉的祖本和主旨问题》②（以下统称金文）中，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这虽属旧论，若有翔实材料和据理论证，使旧论获得翻新，当然也未尝无益，如能转成定论，当属更佳。然而综观前述两篇文章所论，“《西游记》的作者非常可能是邱处机”这一论点，同样仍使人有不根之说之惑，经不起多少推敲。故金文虽有欲解疑团之意，其效果却反而使疑团新增。

金文为论证《西游记》邱作说，具体提出了三个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是：金文认为“一百回本《西游原旨》的白文是邱处机作的”，我们不免要问：邱处机有可能撰写《西游原旨》白文这样的百回本小说吗？

金文论述《西游记》，一再强调要分清今本和祖本，这是对的。根据《西游记》的演变情况，不分清今本和祖本，是讨论不清问题的。所谓今本即指通行的百回本，实际上也就是明代世德堂本的校点本，这一点众所承认，事实俱在，没有分歧。问题是关于祖本，《西游记》祖本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目前歧见迭出。金文则提出《西游记》的祖本是《西游原旨》的白文，这就意味着金文所谓邱处机著的《西游记》实际上是百回本《西游原旨》的白文。这也就是说，在金文看来。《西游记》今本是百回本，《西游记》祖本也是百回本。但是，根据邱处机当时的历史情况和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发展史，他不可能写出百回本《西游记》。对此，前文已作过论述，这里不妨再作一些补充分析。

现存明清时期的《西游记》百回本有多种。明代计有华阳洞天主人校本三种，即世德堂本、杨闽斋本、《唐僧西游记》本，此外，还有《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共四种；清代百回本计有《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西游原旨》、《通易西游正旨》等。其中以世本为最早，据世本陈元之《序》，当刊印于万历二十年，即1592年。我们若将世德堂本与明清时期其它百回本《西游记》相对读，便不难发现，其中除《西游真诠》的文字比较简扼外，其它各本皆大同而小异，实际上可说都是世德堂本略作改动的翻版。而且《西游真诠》的文字，说到底也不过是将世德堂本的诗词韵语和繁富而铺张的描写作不同程度的删节和简化而已。所以，总之是一句话，这些版本其实全属于世德堂本即百回本的一个系统。所以，金文提出《西游记》祖本是《西游原旨》白文之说，实在没有什么充分的根据。明清两代有这么多的《西游记》不同刻本，金文何独单单选中后出的《西游原旨》白文为今本的祖本呢？为什么比其它许多版本都要迟出世许多年的《西游原旨》白文倒恰恰是《西游记》的祖本呢？这里面当然没有什么不可更易的必然性，而仅仅是凭臆测所作出的判断。现在需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是：世德堂本以前即远在邱处机的时代是否还存在另一种百回本如《西游原旨》白文之类？我的回答是：现在没有任何资料足以证明这一点，甚至可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原因就在象小说史研究者通常所普遍承认的那样，按照目前所已经发现的历史资料来看，邱处机的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百回本长篇通俗小说的。宋元话本是白话通俗小说的源头，都是短篇的；元末明初的讲史，虽有长篇的，却也没有长达百回的完整体制。而邱处机的生卒年是公元1148—1227年，约生活在南宋时期北方的金国和元太祖时。这就是说，如果《西游原旨》的白文是出于邱处机之手，那就说明在南宋中期和太祖时（距1279年建立元朝尚有50年），《西游记》已经有了百回本。这当然是决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缺乏那样的文化条件，没有形成那样的文化背景。具体地说，一则是南宋时还根本没有长篇通俗小说，更不要说是长达百回的长篇小说了；从《西游记》来说，何况，到明代初修《永乐大典》（1403—1408）时还只收入了《西游记》平活的一则，从这一则虽然不可能完全正确地推算出《西游记》平活全书的面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西游记》平活决不是已经分回为百回本。如果证明《西游记》平话是百回本，如果证明邱处机撰写了百回本，那么古代长篇通俗小说史就要重写了，因为它的产生提前了一个时代，不但要从明代提前到元代，而且要提前到南宋时期了。这是决不可能的，至今尚无事实来证明的。二则，即使到了吴承恩的生活年代即十六世纪时，当时社会上还流行着至少两部非百回本《西游记》，即朱本和阳本，朱本共十卷，每卷四——十目不等，共计六十七目，每目为单句。不标目数，如卷五有目，为：“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太宗诏魏徵救蛟龙”。“魏徵奕棋斩蛟龙”等大目；阳本共四卷，每卷八——十一目不等，共计四十目，每目亦为单句，亦不标目数，如卷一为十目，其中即有“魏徵梦斩老龙”。此外，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也收有名为“唐三藏西游记”的“平话”中的车迟国斗法一节。根据这一节简单的资料看，这本平话显然也不是百回本。这就说明，金文的论证颇有点顾头不顾尾的味道。只一味考虑怎样来论证《西游记》祖本是邱处机所作，却不顾邱处机生活年代的历史情况和小说发展情况有没有作百回本的可能，这样一来，金文的论点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如果《西游记》祖本作者是邱处机，祖本就决不可能是百回本《西游原旨》的白文；如果祖本是百回本《西游原旨》的白文，祖本作者就决不可能是邱处机。而实际上，我认为二者均为不可能。也就是说，从这一点分析：百回本《西游记》，不管是今本或祖本，它的作者决不可能是邱处机。

其次一个问题，明清时期究竟是谁最早倡说《西游记》的作者是邱处机？可信吗？这是探讨《西游记》作者是否邱处机的一个关键。

金文说：陈士斌《西游真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刘一明《西游原旨》“三书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作者是邱处机”，並列举《西游真诠》扉页所印及该书尤侗序、《新说西游记》的《总批》，以及《西游原旨》的十四个序跋等材料中所提到的《西游记》作者为长春真人邱处机的例子来证明；还说：“在标明邱处机著的各种《西游记》版本中，《西游原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然而，这三种书在述及《西游记》作者为邱处机的问题上並不具有什么特别的权威性。“三书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作者是邱处机”也好，“在标明邱处机著的各种《西游记》版本中，《西游原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也好，他们都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即这三种书並没有拿出任何有价值的具体材料来证明《西游记》祖本作者是邱处机，对作者问题他们甚至没有展开任何论证。讲到底根本原因是他们手上並无任何第一手的可靠的具体材料或特殊材料，足以拿来论证这个问题。研究《西游记》演变史的人都知道，明代从未有人提到过《西游记》作者是长春真人邱处机。倒有人提到过是吴承恩，即天启《淮安府志》中白纸黑字有着明白无误的记载。而在清代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邱长春的，也不是《西游真诠》和《新说西游记》，当然更不是问世比他们还迟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西游原旨》，而是比前述三书都要早的汪象旭的《西游证道书》。对于《西游证道书》这一清代最早的重要版本，金文始终没有提及。是故意撇开不提，还是未曾寓目，我们不必妄测。然而没有提及，总不免是一大失误。因为《西游证道书》是最早提出《西游记》作者为邱长春说。而包括《西游原旨》在内的其它清版本不过都是拾取汪象旭的牙慧，沿袭《西游证道书》的说法而已。这是小说史上的事实，不必置疑的。对此，孙指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西游证道书一百回”条就说过：“自象旭此书始冠以虞集《序》，以为邱长春作”；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西游记”条“三、汪憺漪评古本西游证道书一百回”目，亦说：“明本《西游》皆不言撰人，如陈元之《序》，且以为不知何人所作。自汪象旭此书，始以为丘长春作”；《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西游记”条提到清刊本时也说：“《西游证道书》一百回。首创撰者为邱长春说”，益有如下著录：“首冠虞集序，次《邱长春真君传》，次《玄奘取经事迹》”。这就是说《西游证道书》首倡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为邱长春说是有他自己的可说是“独创”的相当“充分”的根据的。他的“独创”的相当“充分”的根据就是元初虞集的《西游记》序言。这篇虞《序》的真伪，前文已辨。这里可再作说明的是：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标虞集之《序》为“原序”，即使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手法，亦可视为移花接木之伎俩。如果汪象旭自己另外还撰有序言，则把前人之序标作“原序”亦无不可；但《西游证道书》上汪象旭另外並未写序，则何必又把虞集《序》标作“原序”？而且，汪象旭《西游证道书》的每页版心上中间均标有“古本西游第X回”的字样，既然自称是“古本”，则标有撰于“天历己已”即元文宗二年的虞集《序》当然不言而喻是原序，又何必特意标出“原”字而画蛇添足？所以，虞集即使的的确确写过《西游记序》，很显然，所序的原书也肯定不是汪象旭所标明为“古本”的《西游证道书》的白文。那么，他序的会不会是《西游原旨》的白文呢？当然更不可能了。如果虞集的《序》，序的是《西游原旨》的白文，那么，刘一明在根据《西游原旨》的白文撰写《西游原旨》时，能不看到这篇《序》吗？能不大肆加以推崇，借以张扬自己吗？能在他有关《西游原旨》的评点文字中一声不吭吗？原因恐怕就在他没有更多的根据充足的新鲜话可说。所以，如果汪象旭刊用虞集《序》来主张《西游记》作者邱长春说玩的是移花接木的伎俩，《西游原旨》则把它简单拿过来当作已成定论的真理对待了。当然《西游真诠》和《新说西游记》也同样。而到金文手中，则是不加追根溯源，又轻率地将《西游原旨》等三书中的不能作为可靠根据的材料搬过来当作自己的重要论据而已。所以，金文说的“三书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作者是邱处机”，既没有什么多大价值；而所谓“在标明邱处机著的各种《西游记》版本中，《西游原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少“特殊”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

汪象旭撰《西游证道书》托名得之“古本”，而且讲得振振有词，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以为这个“古本”是有的。汪氏所说即《西游证道书》第九回中的那段话：“童时见俗本竟删去此回，杳不知唐僧家世……殊恨作者之疏谬。后得大略堂《释厄传》古本读之，备载陈光蕊赴官遇难始末，然后畅然无憾。”据此可知汪象旭所看到的“古本”是大略堂《释厄传》。可惜的是汪象旭没有详细说明，这个大略堂《释厄传》是否即他所说的出于邱长春之手的古本。照我看来显然不是。这从上引话中“后得大略堂《释厄传》古本读之”句的“后”字就不难意会到，否则他就必然要改“后”为“今”，即“今得大略堂《释厄传》古本读之”，那就语气不一样，有可能是虞集《序》所说的出于邱长春的“古本”了。而且，从这句话的语气中也使人不难推想，《西游证道书》的白文中，除第九回唐僧出世故事出之于“大略堂《释厄传》古本”外，全书中其它内容不过是移植世德堂本系统的百回本内容而且。同时，这个第九回的内容，即唐僧出世故事，实际上在与世德里本几乎同一时代刊行的明代朱鼎臣编辑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中就有了。当然，汪象旭所说的“大略堂《释厄传》古本”究竟是否指朱本的大略堂刊本也还是一个谜。可能性不是没有的。问题是至今为止，除汪象旭此处所提之外，我们还没有发现过或听说过明清时期有一家梓刻通俗小说甚至任何书籍的“大略堂”。如果历史上的确有这一家大略堂，将来也许会有材料来证明的。而从目前资料研探，则如前节《“大略堂〈释厄传〉古本”之谜寻解》所析，其实是汪象旭作假的手法而已。

另外一个需要加以辨明的问题，就是《西游记》祖本主旨是“证道”与作者姓邱处机之间究竟有无必然性关系的问题。金文认为：“《西游记》的故事本身带有相当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一特点正是邱处机所以要选定《西游记》故事来寓托‘修金丹、练气功’道理的原因”；而“《西游记》里反映着全真派观点这一事实”，又“进一步说明了祖本作者是邱处机”，总之是一句话，按照金文看来，《西游记》主旨是“证道”，就可以证明《西游记》作者是邱处机。

粗看起来，这似乎是极为顺理成章的，符合逻辑推理的；但是，细加推究，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总括起来，这里包含着两大问题：一是《西游记》祖本主旨即使是“证道”，是不是就可以推导出它的作者必然是邱处机？一是《西游记》祖本的主旨究竟是不是“证道”？下面我们逐题作些分析。

首先，《西游记》祖本的主旨即使是“证道”，是不是因此就能证明它的作者就是邱处机呢？应该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仅仅是可能性而已；它们之间并未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西游记》主旨是“证道”，它既可以是出之于邱处机，也可能出之于别的人；就象即使《西游记》主旨不是“证道”，也既可能出之于邱处机，也可能出之于别的人一样。前者的机会並不显得一定比后者多。其实，对这个问题，金文中显然也是存在着矛盾的，甚至是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混乱的。金文一方面反复论证《西游记》祖本的主旨是“证道”（即或讲“修金丹、练气功”），反复强调《西游记》里反映着道教中的全真派的观念、反映着道教中的全真派反对另一派“正一派”的观点。意欲借此来推导出如下结论：“进一步说明了祖本作者邱处机”；但与此同时，金文又不得不反复作出如下说明：“邱处机作《西游记》（祖本），不一定绝对是他一个人作的，也可能是他写初稿，后学弟子作了加工（如《西游记》有明朝官制的反映。笔者按：此语原有）。也可能是后世弟子所作，他们出于对邱处机的尊敬，并考虑到邱处机的巨大声望，托名邱处机作，也是可以理解的”，甚或又说是“邱派传人”所作（笔者按：金文作者在写下此语时，有没有考虑到如下事实：在中国历史上，小说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所以许多小说作者都不愿在自己著作上署名，或者只署上什么山人、散人、道人、居士，以及什么生、客之类的假名，以免“出乖露丑”，受正统文坛的谴责，何独邱处机的徒子徒孙要把写作通俗小说的“污水”泼到拥有“巨大声望”的自己所“尊敬”的祖师爷身上呢？）这无疑表明，金文作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西游记》的“证道”主旨与作者是邱处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二者之间既无必然联系，而仅仅只有某种可能性；那么，当客观事实的发展恰恰体现了这种可能性时，也就是说，假使《西游记》祖本作者恰恰是邱处机，论者无疑就得拿出足以证明这种可能性之所以变成和符合现实性的充足理由来，即为什么不是别的道士而一定是邱处机。金文似乎无法拿出这种充足理由来，于是在写下“进一步说明了祖本作者是邱处机”这一结论时，心里不免有点犹豫，所以，同时不得不又自我矛盾地写上《西游记》还可能是“邱派传人”或“后学弟子”或“后世弟子”所“加工”和所“托名”。这就无异是承认：《西游记》主旨即使是“证道”，《西游记》作者也可能不是邱处机。这样，也就等于说：《西游记》主旨是“证道”与《西游记》作者是邱处机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规律性。因此，我们对金文在《西游记》作者邱处机问题上把范围扩大到“邱派传人”、“后学弟子”和“后世弟子”的心情，虽然可以理解，这是根据情况随时修正自己看法的灵活心理的反映，任何一位学者在所不免；但是，从理论上要求，在同一篇文章中这样做，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混乱的表现，而且无疑是对自己理论主张的一种自我否定。因为，一则“邱派传人”、“后学弟子”、“后世弟子”三者的意思，无论内涵外延决不等于是耶处机，二则金文作者似乎没有想到这三种人所包含的绝对数究竟是多少。对此，不但一时无法加以统计，而如果统计起来恐怕数字会多得使人吓一跳。这里只要指出如下一点就可想而知了。邱处机是道教龙门派的创始人。后来元太祖赐号“神仙”、爵“大宗师”，叫他“掌管天下道教”；又如王国维在《长着真人西游记校注序》中指出：“长春晚节以后，颇凭籍世权以张其教”（《现堂集林》卷十六）；因此，单以真正的“邱派传人”、“后学弟子”和“后世弟子”所指的范围来说，实在是已经远远离开金文关于《西游记》作者是邱处机的本意，如果再加上那些自愿“托名”、直接间接去依附拥有“巨大声望”的邱处机的投机者算在内，则把《西游记》祖本的作者对象自动扩大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这种现象，除了反映金文理论上的混乱即自我否定理论主张以外，又能说明别的什么呢？

其次，“《西游记》祖本的主旨究竟是不是“证道”，这是一个旧论，它不仅仅是为了论证作者是谁，更重要的是对这部小说的主旨究竟作何理解。

那么，《西游记》祖本的主旨是不是“证道”呢？我认为不可能。为什么？按金文看法，《西游记》祖本是《西游原旨》的白文。但《西游原旨》作者刘一明论《西游记》的主旨是“证道”，並不意味着《西游记》主旨真的是“证道”，必然是“证道”。对于一部小说的主旨，评论界见仁见智是司空见惯的。怎么能说《西游原旨》对《西游记》主旨的评价一定是正确地揭示了作品的实际呢？即使金文对《西游原旨》大加推崇，说它对“证道”问题分析得多么“全面深刻”、“颇为深刻”，如何“言之成理”，而且不但大量引用刘一明《西游原旨》的《读法》和回评中的文字来说明，並且由此而反问道：“如果《西游记》的主旨确实不是‘修金丹’等内容，那么，为什么后人在主观凭空地附以‘修金丹’等内容时，不仅能做到没有破绽，而且还颇有系统，并很值得人们体会呢？再有，像刘一明等人为什么能够做到在对文字不做大的改动的情况下，……就能将《西游记》的全部故事情节与道教理义这本没有根本联系的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不是割裂文字，牵强附会，而是紧扣故事情节的发展，逐回评注，将道教金丹派理论阐述得有条不紊、清晰明了呢？”粗看起来，理由多么充分！但是，金文作者有没有想过：明清时代称得上系统评价《西游记》的难道就只刘一明《西游原旨》一家、或加上《西游真诠》二家吗？当然不是的。明代署名李卓吾的《西游记》评点从文字数量上固然不及《西游原旨》，但内容之更精湛，为《西游原旨》所望尘莫及。在《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书中，他不认为是《证道》，而是认为“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是全书“宗旨”，並在第一回描写猴王访道至“灵台方寸山”时，李评夹批：“灵台方寸，心也”，又分批：“一部《西游》此是宗旨”。何况，文字繁富、分析系统决不亚于《西游原旨》的评点还大有人在。不仅如此，即使都承认《西游记》主旨是“证道”，而各家所“证”之“道”，理解也不完全一样。如产生比《西游原旨》要早的张书绅《新说西游记》，他评点的系统性和文字之多，是足可与刘一明相比並的，而且他也主张《西游记》主旨是“证道”，然而他对“证道”又有自己的独特解释，他在该书《总批》中说。“《西游》一书，古人命为证道书，原是证圣贤儒者之道。至谓证仙佛之道，则误矣。”很显然，他的“证道”与《酉游原旨》所谓“证道”简直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是批评“证”道家之“道”的。至于《西游证道书》中汪象旭所云“证道”，则是证仙佛之道。他在第一回回评中说：“《西游记》一书，仙佛同源之书也。何以知之？曰：即以其书知之。彼一百回中自取经以至正果，首尾皆佛家之事。而其间心猿意马，木母金火，婴儿姹女，夹脊双关等又无一非玄门妙谛，岂非仙佛合一者乎？……而仙佛之道又总不离乎一心，此心果能了梧，则万法归一，亦万法皆空……所谓成佛作祖皆在乎此，此全部《西游》之大旨也。”当然与《西游原旨》也不一样，但是他的评点的系统性和文字之多，也是足可与《西游原旨》相比並的，它在小说史上的影响也远比《西游原旨》要大。所以，假使《西游原旨》说《西游记》主旨是“证道”，就意味着《西游记》必然是“证道”，真的是“证道”；那么，如前所例举，《西游记》主旨就有三种内容完全不一样的“证道”了，更何况署名李卓吾的评点又另有主旨说，后来的鲁迅和胡适又各有主旨说，至于当代所论的《西游记》主旨更是五花八门，何独别人都不对，而《西游原旨》则必然是正确的呢！这里有体现必然性的原因吗？当然不可能有。究竟《西游记》主旨是否“证道”（即“证”道教之“道”）还得从作品本身着眼去分析。至于什么《西游记》的故事本身带有相当浓厚的宗教色彩罗，什么《西游记》的故事描绘中反映着全真派的观点，甚至是反映全真派反对另一派即正一派的观点罗等等，都不能说明《西游记》的主旨必然是“证道”。因为这些虽都是事实，但，前者从理论上来说，作品的题材不等于作品的主题。同一题材在不同作家手中可以提炼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题材在不同作家手里也可以提炼出相同的主题。至于后者，有关道教的内容在《西游记》中只是有限的一部分，对比起来，有关佛教的内容甚至更多。不过，它们在《西游原旨》的白文中都並未构成整体性倾向，在今本中亦然，在明清两代现存的有关《西游记》版本中几乎都是这样，可以说没有一本《西游记》是在主旨的高度上张扬宗教、特别是张扬道教的。

总之，《西游记》祖本主旨即使是“证道”，也不足以证明作品的作者是邱处机，何况《西游记》祖本主旨根本不是“证”什么道教之“道”。

从以上所述，《关于〈西游记〉的作者问题》一文中所重新提出，而又在《关于〈西游记〉的祖本和主旨问题》一文中作了“进一步论述”的《西游记》作者邱处机说这一旧论，终于未能翻成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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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有景作，载《南通师专学报》l988年第3期。

② 金有景作，载《南都学坛》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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