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吴圣昔

后记

《西游新证》是《西游新解》的姐妹篇，是我论述《西游记》的又一部集子。

话还想从《西游新解》说起。《西游新解》的核心是具体论述《西游记》的“游戏”说，并以“游戏”说为线索，全面论述这部古典小说思想艺术上的独特成就。出于我意外的是竟很快引出了一些反响。《西游新解》1990年 2月见书，曾在南京举行的“海峡两岸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上散发。社会科学报 4月12日发一短文介绍，题为“《西游记》是游戏之作”；《报刊文摘》同月18日摘登，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5月号转载；另外，有的报刊或在文摘版转载，或另发消息介绍。接着，人民日报海外版5月2日发表方抒先生的评论《磨光刮垢品西游》，《新华文摘》第七期全文转载；此后，又见陆续发表过一批评介文章。此外，我还收到过不少读者的来信，对该书作了热情的评介。熟悉的朋友和不熟悉的同好的这些文章和信件，最突出的议题就是“游戏”说。而且看来不仅仅是针对《西游记》研究而发，大有越出这部具体作品范围以外，而是就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和文学评论如何坚持实事求是问题来探讨的倾向。如北方某著名大学中文系一位素不相识的研究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学者在来信中写道，“此说（指“游戏”说）的提出与阐述，使《西游记》之研究与解读打开了一道清新诱人的新思路，扫除了某些紧箍与迷雾。不仅对《西游记》，对其它文学作品与理论现象也有启迪”。现在想想，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着历史的和理论的根由。

就“游戏”说言，最早给《西游记》明确冠之以“游戏的小说”之名的是胡适，见《跋红楼梦考证》；后来又在《西游记考证》和《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信中作了发挥，甚至提出“全书皆以诙谐滑稽为宗旨”。鲁迅显然也同意胡适这一看法，证据就是在《中国小说史略》论述《西游记》时说过：“此书则实出于游戏”，又在另一部著名专著《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重复说：“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就鲁迅和胡适所论，据我的看法，既有其创见性，又有其不足处。创见性是他们着重提出了《西游记》的“游戏”说，这在《西游记》研究史上意义重大，不足处则有两点：一是未及从理论上加以全面而具体的论证，二是认为“游戏”即是《西游记》的“宗旨”，似感片面。不过，如果坚持实事求是的话，两人于此同时还论述过《西游记》的“诙谐而有庄意”和具有哲理意味的“大旨”，则又与“游戏”是“宗旨”之说有矛盾。所以，从理论上要求，这里显然存在某种不严密性。

问题出在五十年代以后。胡适所论即使是合理的部分，固然都变成了谬误，何况“游戏”说和“游戏”是“宗旨”说！至于对鲁迅的“游戏”说，就只好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或干脆撇在一边不提。对此，每一位重史实重资料重论证的学者都不难发现其中的牵强附会和不实之处。因而，一旦当学术研究园地百家争鸣的氛围趋于和谐时，重提《西游记》“游戏”说，以致获得不少古代小说研究者甚至古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共鸣，也就不难理解了。

按照我当初的实际想法，重提《西游记》“游戏”说，可能引出一场争论，却是有思想准备的。任何一种学术观点的提出，都会出现歧见；而且文学现象本身就极其复杂，何况如《西游记》“游戏”说，分歧在所不免，偏见何曾消失？且不说有论者直截称《西游记》是科学著作，见仁见智，不足为奇；即使有人将“游戏”说径直斥之为“谬误”，亦可理解；甚或一会儿赞之为“宏论”，一会儿又责之为“谬论”，亦不足怪，关键在于谁能作出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令人信服的翔实论证来。不久前我读到一篇短文，文中不加论证地充斥着如下断言：什么胡适和鲁迅的“游戏”说“不算大错”，“有人”“加以膨胀”，“推向极端”，“成了谬误”罗；什么“以超时代的，也即是通常所说的非历史主义的眼光去研究作家，自然只能得到作品的表层风格，什么游戏之作，玩世不恭之类的泛时代的概念”罗；什么“体现于艺术形象的作者的艺术思维的重心仅在于玩世，乃至仅在于游戏，那岂不全然成了二丑的插科打诨”罗！甚至提出“说某部小说有玩世之意，有以文为戏倾向，无关于小说作者美学思想的宏旨，传达出这样的印象只是小说表层的审美体验”罗，“将一点论断推至于极端而自炫其发明”等等。看上去颇具概括性和结论性，读起来还挺像是艺术规律性的揭示；然而，稍加分析，就知都是一些即兴式的随意之言。随意之言，夸夸其谈，有点唬人，但缺少深思熟虑，从理论上经不起多少推敲。试问：胡适和鲁迅的“游戏”说“不算大错”，怎么现在有人重提就变成“谬误”了呢？“二丑的插科打诨”都是毫无可取的？游戏之作就一定是“泛时代”、“超时代”、“非历史主义”概念？就算只传达出小说表层的审美体念，难道没有合理的成分，就等于是谬误？特别是任何一部小说的以文为戏倾向，难道都“无关于作者美学思想的宏旨”？看来，论者对鲁迅、胡适和“有人”重提的“游戏”说究竟讲了些什么内容既没有全面搞清，对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以文为戏的理论和实践也没有深入了解，就“竭吼吼”地下起结论来。因此，其结果，要么是强词夺理，要么只是一些缺乏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的“模糊理论”。而欲对此现象寻根究源，则文中如下一语透露了个中奥秘：《西游记》的“证道说早已被摒弃，革命造反说也不大有市场了，但游戏说却还有一定的影响！”言下之意昭昭然，原来并非出于学术讨论，难怪如此“竭吼吼”。其实，就是“证道”说和“革命造反”说，也似乎还算学术范围，何必使用如“早已被摒弃”、“不大有市场”等如此虚张声势的腔调！何况又不符合《西游记》论坛的事实。拿“证道”说而言，近年有论者撰文章、出专著、印古籍，重提是说，张扬是说，即使有论者重提“革命造反”说，也是学术领域的正常现象。新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林庚先生《西游记漫话》一书，开卷就可读到如下的文字：“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的产生，如果不是建立在历代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的基础上，或者说其中心不是反映农民起义，那是不可能的”；人所共知，这是此书作者重申1956年提出的著名观点。人们说，真理只能越辩越明。关键就在一个“辩”字上；对于学术问题，只能进行平心静气的共同讨论，才有利于研究的深入。时至今日，若想以随意之言占领论坛，恐怕越来越不易了。

至于《西游新证》，除了继续多方面地分析探讨《西游记》的思想艺术特性以外，又着重对《西游记》有关的不少问题展开了考证和讨论。

原本我打算在《西游新解》完成后，《西游记》研究就洗手不干了；但事实上又继续撰述了《西游新证》。这当中兴趣的因素固然起了作用，但也许可说还有某种机遇，以致不能摆脱。相反，至于今后虽曾有打算，能否实现，却反而难说，只好走着看。同时，我也坦率地承认：我曾经信心十足地想要去打开《西游记》这个“闷葫芦”，现在看来不容易；有时候，我甚至还作如是想：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这部名著中某些论题似乎更云遮雾障，不易下判断。这显然矛盾，但事实就是如此。

因此，《西游新证》中，我对于《西游记》有关的各种论题的看法，大体上呈现着三种不同的情况：一是某些观点有所改变。如对汪象旭《西游证道书》中提到的那部“大略堂《释厄传》古本”，《西游新解》中认为“当然很可能不是朱本的另一种版本”，“可能是已失传的另一部本子”，后来经过比较详细的分析和研究，《西游新证》中已认为这个古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想这样做是合理的，是根据研究所得，随时修正不当的认识。当然，如果有论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今后拿出了更充分的论据，作出了更翔实的论证，确凿证明“不存在”这个古本的看法又不对，我还可以而且应该再修正认识，坚持做到实事求是，服从真理；二是某些立论有所发展。如对《西游记》总体特性的认识。在《西游新解》中，为了突出和强调“游戏”说，我在论证中直截了当地拿“游戏之作”来回答《西游记》是怎样一部书和《西游记》总体特性是什么的问题。确切地说，所谓“游戏之作”，只是与宗教小说、寓言小说、政治小说三种见解相对而言；至于上述二题，其内含则远为复杂和宽泛。所以，在《西游新证》中，就《西游记》是怎样一部书而言，我又以它是一部文艺小说的回答，来与科学著作说作论争；而对《西游记》总体特性的问题，则是以如下二语来概括：“戏墨寓至理，幻笔抒奇思”；具体推阐，则又包含四个要素，即游戏笔墨，荒诞手法，人生至理，奇思异想；其中，游戏笔墨和荒诞手法主要形成了作品形象性的特色，人生至理和奇思异想则主要表现为作品的理性内含，它们的和谐统一，就是《西游记》总体特性的体现。而在论述中，则不仅提出《西游记》是游戏之作，而且又提出了《西游记》是荒诞之作。不过，对荒诞之作的问题，未及作细致而充分的论述；但我以为称《西游记》为荒诞之作比一般地称之为神怪小说更切合这部作品的具体特征，也更有利于深入揭示同类作品的独创性艺术成就。因为《西游记》是中国古代小说中荒诞之作的代表，对后来神怪小说流派的发展、繁荣，影响至巨。所以，对其特征，从“游戏”这一特殊角度加以分析以外，还值得从“荒诞”这一特定角度深入地加以探讨和总结，而且后者是涉及一大流派的问题；三是某些论题有所发现。如关于元人虞集《西游记》“原序”问题。对此，近年学者虽偶有叙及，亦见解不一。在《西游新证》中，我围绕此题，从几个不同着眼点来分析探讨，对现存明人陈元之《西游记序》提到的“旧有《叙》”究竟是不是指虞集“原序”，虞集“原序”中提到的邱处机撰《西游记》说可信不可信，以及虞集“原序”究竟是不是出于虞集之手或别人杜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总之，《西游新证》既是《西游新解》的补充，又是后者的发展。就力之所及，分析注意细实，论证力求稳妥，力戒随意之言。

我在《西游新解·后记》中曾这样写道：“《西游记》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对此，研究者都还在努力加以探讨。围绕着这一本神奇小说，的确有许多问题都像谜一样，尚待我们去努力解开。在这本小书中，我只是将自己对《西游记》这部在艺术上有特殊造诣的古典小说的一些基本看法，整理出来公之于同好。诸般见解究竟具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当然尚须等待时间的考验。我期待着同好们的不吝指教”。现在，当这本《西游新证》得以问世时，我依然持这样的认识，抱这样的态度。

吴圣昔
　　撰于壬申年初度之吉旦·南京

本书篇目：

十、《西游记》陈《序》称“旧有《叙》”是指虞《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