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张锦池

论沙和尚形象的演化（上）

《西游记》中的沙和尚，专家们一般都认为形象苍白，不怎么值得研究。因而，当前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都没有给他一点篇幅，专题论文就更属凤毛麟角了。

实际上，这一形象虽不及孙悟空和猪八戒形象那么鲜活，却是个颇为成功的艺术典型。只要认真作番考察，便知他的那种显得没有任何个性特点，其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个性特点。这在文学作品中是最难刻画的形象，不是大手笔是刻画不好的。所以，也就比较难以研究，而不是不怎么值得研究。

谨从形象演化的角度对沙和尚其人以及有关问题作番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从沙漠恶煞到沙河水怪

沙和尚这一人物形象虽孕育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实萌生于玄奘弟子慧立与彦悰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该书卷一“起载诞于缑氏，终西届于高昌”，写玄奘过玉门关外第四烽，乘危远迈，杖策孤征，其文云：
　　

从此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诵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

今日观之，玄奘“至沙河间，逢诸恶鬼”云云，乃沙漠上的海市蜃楼现象在一个宗教徒心理上的反映，又经其弟子慧立和彦悰着力渲染而已。

然而，旧时的中国是个最严守封建宗法秩序的国家，也是个多神论的国家，认为山有山灵，水有水神。置身于这一社会思潮下而又怀有宗教心理的人，当更易想象出那主宰沙河的神灵定然是个恶煞。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沙河”，乃“长八百余里”的“莫贺延碛”，亦即今戈壁沙漠是也。而这，也就是《取经诗话》中那深沙神形象的由来。

《取经诗话》，据我考证，当是北宋年间的作品。深沙神形象见之于第八则。该则原题缺，正文亦残。其文曰：

深沙（神）云：“项下是和尚两度被我吃你，袋得枯骨在此。”和尚曰：“你最无知。此回若不改过，教你一门灭绝！”深沙（神）合掌谢恩，伏蒙慈照。深沙（神）当时哮吼，教和尚莫敬[惊]。只见红尘隐隐，白雪纷纷，良久，一时三五道火裂，深沙衮衮[滚滚]，雷声喊喊，遥望一道金桥，两边银线，尽是深沙神，身长三丈，将两手托定；师行七人，便从金桥上过过了。

深沙神合掌相送。法师曰：“谢汝心力。我回东土，奉答前恩。从今去更莫作罪。”两岸骨肉，合掌顶礼，唱喏连声。

这是一段奇文！“金桥”、“两岸”云云，似乎说那“深沙”是条无边无际的弱水，深沙神乃“深沙河”水怪；而“红尘隐隐”、“深沙滚滚’云云，又分明说那“深沙”是片极目千里的沙漠，深沙神乃“深沙河”恶煞。然而说奇也不奇，因为任何奇特的想象都离不开主体的生活经验。这种架桥而过“深沙”的奇想，实反映了作者虽知玄奘昔日所过的“沙河”并非茫茫弱水，而是渺渺沙漠，却由于他未见过沙漠，而只见过河流，所以想象不出那“惊风拥沙，散如时雨”的情景，遂方之以江河，让深沙神作法架起金桥以渡唐僧。而这，无意中也就为后来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将沙河写成弱水、把沙和尚写成水怪着了先鞭。

今见这类作品，当以元末明初人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为最早。其第三本第十一出“行者除妖”，写：

[和尚挂骷髅上云] 恒河沙上不通船，独霸篙师八万年；血人为饮肝人食，不怕神明不怕天。小圣生为水怪，长作河神，不奉玉皇诏旨，不依释老禅规；怒则风生，愁则雨到，喜则驾雾腾云，闲则搬沙弄水；人骨若高山，人血如河水，人命若流沙，人魂若饿鬼。有一僧人，发愿要去西天取经。你怎么能够过得我这沙河去？那厮九世为僧，被我吃他九遭，九个骷髅尚在我的脖项上。我的愿心，只求得道的人；我吃一百个，诸神不能及；恰吃得九个，少我的多哩。看什人来者？[行者上云] 渡船！渡船！[沙和尚云] 又是个合死的来者。[行者云] 你姓什么？[沙和尚云]我姓沙。[行者云] 我认得你，你是回回人河里沙。[沙和尚云] 你怎么知道？[行者云] 你嘴脸有些相似。[沙拿行者咬科] 。

“河里沙”云云，显然是孙悟空的插科打诨，既在说沙和尚像水中的妖怪，又在说沙和尚秃头秃脑像河里的王八，所以沙和尚一醒悟过来，便扑上去咬孙悟空。论者却认为“河里沙”有可能是“阿里沙”之误，而“阿里沙”又有可能是实有其人的回族僧人，沙和尚形象便是以他为原型的，我以为这实在求之过深。

要注意的是，《西游记》杂剧这种将沙和尚写成沙河水怪，当与元人取经故事的说法必不相背。世德堂本《西游记》遵从而继承之，其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写在“流沙河”为妖的沙和尚对观音说：

“菩萨，我在此间吃人无数，向来有几次取经人来，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竟沉水底。这个水，鹅毛也不能浮。惟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为异物，将索儿穿在一处，闲时拿来顽耍。这去，但恐取经人不得到此，却不是反误了我的前程也？”

这“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果然是个“异物”，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木叉奉法收悟净”写沙和尚拜见了唐僧，即依木叉的吩咐，“将颈项下挂的骷髅取下，用索子结作九宫，把菩萨葫芦安在当中，请师父下岸。那长老遂登法船，坐于上面，果然稳似轻舟”，飘然渡过流沙河。

写到这儿，应有的结论是什么呢？主要的结论有四：

《取经诗话》中的深沙神故事，是由《三藏法师传》中的玄奘过沙河故事演化出来的。那深沙河不是弱水，而是沙漠，深沙神不是弱水水怪，而是沙漠恶煞，便是明证。然而，深沙神以金桥渡唐僧过深沙河一事却为后来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提供了基因，其凶神亦随之而演化为水怪。此其一。

《取经诗话》中的深沙神是沙和尚的雏型，尽管他还不是唐僧的弟子。世本《西游记》中流沙河时期的沙和尚，他项下的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是由深沙神项下的两个取经人的骷髅演化出来的，他用以渡唐僧过流沙河的由九个取经人的骷髅结成的法船是从深沙神用以渡唐僧过深沙河的金桥银线演化出来的。随着深沙河由沙漠一变而为《西游记》杂剧中的弱水沙河，再变而为世本《西游记》中的弱水流沙河，沙漠恶煞深沙种也就随之而演化为弱水水怪沙和尚，其共同特点都是头顶一个“沙”字和曾吃取经人，而这正是种血缘上的和秉性上的文化遗传基因。深沙神两度吃取经人也罢，沙和尚九度吃取经人也罢，这对妖怪来说，是服食采补，它属于道教文化系统。唐僧生前取经曾两度遭难也罢，曾九度遭难也罢，这对和尚来说，是累世修行，它属于佛教文化系统。所以，沙和尚的由曾吃取经人而皈依佛门，实际上也是种“由道入释”；而这种“由道入释”，正是当时社会上的佛道二教思想的争雄在人物塑造上的深层反映。然而，沙和尚一入释门，便成为品位高于“行者”的“和尚”，显然是由于他在沙河为妖时曾九度吃过取经人。吃了取经人，便获得被吃者的“善缘”，这又是道教的服食采补说在人们头脑中的深层反映。由此可见，取经故事中的沙和尚形象，它不只深层地反映了当时释道二教思想的争雄，而且还深层地反映了当时释道二教思想的圆融，其文化内涵是复杂的。此其二。

《取经诗话》中降服深沙神的是唐僧，《西游记》杂剧中降服沙和尚的是孙悟空，世本《西游记》中降服沙和尚的是观音菩萨。凡此，说明取经故事的发展和幻化过程，如是唐僧在取经中的作用日益减弱、孙悟空在取经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观音由一般护法者而日益成为取经队伍的直接组织者和真正领导者的过程。所以，孙悟空和观音也就成为世本《西游记》中两个最为重要的人物。没有孙悟空，唐僧到不了西天；没有观音菩萨，孙悟空尽不了其器能：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我以为早晚会成为学界的共识。此其三。

《取经诗话》之以金桥银线渡唐僧过深沙河，《西游记》杂剧和世本《西游记》则干脆将沙河和流沙河写成弱水。假若再结合作品的形式和语言艺术来考察问题，则知取经故事的起源地和最初盛传地区，当不在缺水多沙的大西北，当在河洛一带及其以南。而我们知道，玄奘取经事迹的神魔化是以猴行者的加入取经队伍为标志的。假若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猴子国大将哈奴曼早在北宋以前就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成为猴行者的原型，因而孙悟空是个“进口”猴，则此以“取经烦猴行者”为其特点的取经故事，其起源地和最初盛传地区，当不在河治一带及其以南，当在多沙缺水的大西北。足证我在《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中说孙悟空的形象不是由哈奴曼演化而来的，它孕育于道教猿猴故事的凝聚、发展于儒道二教思想的争雄、定型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是个标准的“国产”猴，此说并不是没有道理。此其四。

质之方家，以为何如？

从无名天将到卷帘大将

无论深沙神，还是沙和尚，都不是一般的妖魔，都是被玉帝贬入下界的天将。

《取经诗话》写深沙神，一则说他曾两度吃了取经人，宛然是个十足的恶魔，一则说他“一堕深沙五百春，浑家眷属受灾殃。金桥手托从师过，乞荐幽神化却身。”“一堕”云云，则又分明说他是个思凡被谪的天将。正是深沙神的这一实际身份暗中规定了沙和尚的出身是似魔而实神这一本质方面。

然而，深沙神在堕入下界前究竟是哪员天将呢？或说书人在畅而演之时曾作交代亦未可知，但作品中却没有写。《西游记》杂剧呢？它对沙和尚的为妖为神交代得一清二楚；一则说他曾九度吃了一“发愿要去西天取经”的僧人，是个“血人为饮肝人食，不怕神明不怕天”的“水怪”，一则又直白无误地说他“非是妖怪，乃玉皇殿前卷帘大将军，带酒思凡，罚在此河，推沙受罪。”正因为这位卷帘大将被玉帝贬入下界为妖是由于他的“带酒思凡”，所以在成为唐僧的弟子以后犹“色情未泯”，以至路经“女人国”时还曾偷偷与宫女鵉颠凤倒。凡此，与元人取经故事中的说法当一致的。

那么，世本《西游记》又是怎么交代沙和尚的来历的呢？“我不是妖邪，我是灵霄殿下侍銮舆的卷帘大将。只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玉帝把我打了八百，贬下界来，变得这般模样。又教七日一次，将飞剑来穿我胸胁百余下方回，故此这般苦恼。没来何，饥寒难忍，三二日间，出波涛寻一个行人食用；不期今日无知，冲撞了大慈菩萨。”

俞樾《茶香室三钞》卷十九云：“国朝段松苓《益都金石记》，唐东岳庙《尊胜经幢》载诸神名，有南门卷帘将军。然则《西游记》衍义，有卷帘大将之名，亦非无本也。”需要予以补说的是：随着深沙神之演化为沙和尚，其前身亦由无名天将演化为卷帘大将，实事有必然。何以见得？还需从《三藏法师传》中的人物配备说起。

《三藏法师传》写玄奘西行，从玉门到伊吾，他是个杖策孤征的苦行僧。从伊吾以西，他是名闻通途的访闻学者，再不是孑身一人了，仅高昌王麴文泰就曾为他“度沙弥以充给侍”。

《取经诗话》写唐僧西行，“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云：“僧行六人，当日起行。法师语曰：‘今往西天，程途百万，各人谨慎。’小师应诺。”又云：“僧行七人，次日同行，左右伏事。猴行者乃留诗曰：‘百万程途向那边，今来佐助大师前。一心祝愿逢真教，同往西天鸡足山。’”“僧行六人”，是始离长安时的人数；“僧行七人”，是猴行者加入取经后的人数。所以，其后各则，皆云“僧行七人”，可谓完全合辙。比如，第三则，云：“良久之间，才始开眼，僧行七人都在北方大梵天王宫了”。策四则，云：“大小蛇儿见法师七人前来，其蛇尽皆避路，闭目低头”。第五则，云：“早起，七人约行十里”。第六则，云：“当下火灭，七人便过此坳”。第八则，云：“师行七人，便从金桥上过了”。第九则，云：“僧行七人，深谢国王恩念，多感再三”。第十五则，云：“法师七人，焚香望鸡足山祷告，齐声恸哭”。第十六则，云：“僧行七人，密记于心”。最后一则，云：“七人上舡，望正西乘空上仙去也”。我们知道，猴行者的职守主要是充当向导，其次才是降妖伏怪。那么，长安随来的五个“小师”，其主要职守又是什么呢？“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说得明明白白：“买菜做饭”。亦“给侍”僧而已。

这里，“僧行七人”只有一个充当向导的猴行者是神魔，说明玄奘取经历史故事的神魔化还处于初始阶段。随着这种神魔化的日益加深，当会演化出一个神魔来充当唐僧的给侍以替代五个“小师”。这个神魔，就是被贬入尘间的卷帘大将沙和尚，而不是天蓬元帅猪八戒。何以知之？

从人物的主要职守来说。卷帝大将既以灵霄殿下侍銮舆为其主要职守，不言而喻，当是玉帝的侍臣。那么，作为取经队伍中的一员，沙和尚的主要职守又是什么呢？《西游记》杂剧没有说，说得一清二楚的是元人取经瓷枕。枕上依次绘着手执生金棍的孙悟空、肩扛九齿钉耙的猪八戒、骑马扬鞭的唐三藏、高擎伞杖的沙和尚，正励志西行。由此可见，孙悟空是开路先锋，猪八戒是唐僧的前卫、孙悟空的主要助手，沙和尚是唐僧的后卫，并照顾唐僧的起居。再看世本《西游记》是怎么写的：孙悟空因一路“炼魔降怪有功”，正果“斗战胜佛”；猪八戒因“口壮身慵”而一路“挑担有功”，正果“净坛使者”；沙和尚因一路“保护圣僧，登山牵马有功”，正果“金身罗汉”。问题很清楚，玉帝的侍巨卷帝大将之成为唐僧的贴身侍卫沙和尚，是有原因的，其契合点是“侍銮舆”和“擎伞牵马”职守上的相若，因而人们于联想中也就将他们挂上了钩。

从形象的实际由来来说。那深沙神的故事在《取经诗话》中虽见于第八则，却前有伏线，后有关照。比如，第二则写猴行者对三藏法师说：“和尚生前两回去取经，中途遭难；此回若去，千死万死。”第八则写三藏法师吟诗曰：“两度曾遭汝吃来，更将枯骨问元才。而今赦汝残生去，东土专心次第排。”便是如此。比如，第八则写猴行者吟诗曰：“谢汝回心意不偏，金桥银线步平安。回归东土修功德，荐拔深沙向佛前。”第十七则写三藏法师启奏唐太宗云：“取经历尽魔难，只为东土众生。所有深沙神，蒙佗恩力，且为还恩寺中追拔。”唐太宗允奏曰：“法师委付，可塑于七身佛前护殿。”也是如此。这么一个在全书情节结构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形象自会在后来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中占有一席地位，而三藏法师的给侍又有待于神魔化，于是那曾在流沙河九度吃了取经人、剃度后又成为三藏法师贴身侍卫的沙和尚也就呼之欲出了。假若发现一部宋元取经作品，里面三藏法师的弟子，只有充当向导的猴行者和充当给侍的沙和尚，那我将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这种取经人形象体系的内部构成，正是《取经诗话》中取经人形象体系的内部构成之合乎逻辑的发展。

要注意的倒是堂堂卷帘大将何以被玉帝贬入下界为妖吃人。《西游记》杂剧说他是由于“带酒思凡”，所以五帝罚他在沙河“推沙受罪”，他的吃人是出于还“愿心”。世本《西游记》说他是由于“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所以玉帝将他贬至流沙河，又教七日一次用飞剑去穿他胸肋百余下，他的吃人是出于“没奈何，饥寒难忍”。这一变易虽则很微小，但，一个是在歌颂玉帝的圣明，批判卷帘大将的“思凡”，一个是在讥刺玉帝的不仁，同情卷帘大将的遭际，其思想内涵上的差别真是不谛霄壤！

从唐僧二弟子到唐僧三弟子

宋元取经故事中的沙和尚本是唐僧的二弟子，演化为唐僧的三弟子已是明代人的作品。这是个历来不为专家学者注意的问题。

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圣僧，一个充当向导的猴行者，一个充当给侍的沙和尚，标志着取经队伍的神魔化的完成，形成了取经队伍的基本构架。所以，紧接猴行者加入取经队伍的，当是沙和尚，而绝不会是猪八戒。纵然猪八戒与沙和尚是同时加入取经队伍的，一个是由其他故事演化来的，一个是从取经故事演变出的，也由于中国人的“疏不间亲”而在位分上使沙和尚成为唐僧的二弟子。

这不是我的好推论，是有史料可证的。《朴通事谚解》云；

其后唐太宗敕玄奘法师往西天取经，路经此山，见此石猴压在石缝，去其佛押出之，以为徒弟，踢法名吾空，改号为孙行者，与沙和尚及黑猪精朱八戒偕往，在路降妖去怪，教师脱难，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也。

“与沙和尚及黑猪精朱八戒偕往”：坐次排得多清楚！那么，这会不会是一时的疏忽呢？不会。因为《西游记》杂剧中的唐僧二弟子也是沙和尚。这可以从两方面看问题。一方面，该剧凡六本二十四出，写唐僧收孙悟空为弟子在第十出，写唐僧收沙和尚为弟子是在第十一出，写唐僧收猪八戒为弟子是在第十六出：这已足以说明沙和尚是唐僧的二弟子。另方面，写唐僧取得真经，将返东土时云：“咦！绝怜孙悟空，神通真个有，东土中脱却轮回，西天路翻个筋斗。念沙和尚，有像作无像，喉中三寸元阳，胸中一点灵光。好个猪八戒，神通世间大，已得除新害，既有成必有败，阴阳剥始消除快，有心我你不能安，无念大家得自在。”这又足以说明唐僧的二弟子是沙和尚。既然如此，难道还不能定谳吗？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第十七出“女王逼配”，其中的一处宾白作“诸女做捉翻孙猪沙发科”。第二十二出“参佛取经”，其中也有一处宾白作“孙猪沙弟子三个，乃非人类，不可再回本土，先着三个正果”。该剧虽成书于元末明初，比世本《西游记》早100多年，却刻印于万历甲寅岁，比世本《西游记》晚12年。记印时经弥伽弟子“若心讎校”。因而究竟是由于元未明初乃沙和尚由唐僧的二弟子演化为三弟子的转变期而出现了此差异呢，还是弥伽弟子在“若心讎校”时由于蒙受当时的沙和尚已演化为唐僧的三弟子而出现了此差错？因无足够材料可作旁证，目前还难作出科学的论断，我个人以为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些。

但是，可以肯定，把沙和尚写成后唐僧三弟子，这决不是始于世本《西游记》，早在无名氏《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了真人护国祐民忠孝二郎宝卷》中就是如此了。该宝卷写的虽是二郎神的故事，却经常说及唐三藏西天取经。特别是“五眼六通品第十三”，其《乐道歌》云：

老唐僧，却取经，丹墀领旨拜主公。谢圣主，出朝门，前行来到一山中。收行者，做先行，逢山开路无人阻，遇水叠桥鬼怪惊．老祖一见心欢喜，高叫徒弟孙悟空。望前走，有妖精，师徒俩，各用心，又收八戒猪悟能。两家山，遇白龙，流沙河里收沙僧。望前走，奔雷音，连人带马五众僧。唐僧随着意马走，心猿就是孙悟空。猪八戒，精气神，沙僧血脉遍身通。师徒们，不消停，竟奔雷音取真经。见活佛，拜世尊，开宝藏，悟心空，三华聚项五气生……

老唐僧，为譬喻，不离身体。

孙行者，他就是，七孔之心。

猪八戒，精气神，养住不动。

白龙马，意不走，锁住无能。

沙僧譬，血脉转，浑身运动。

人人有，五个人，遍体通行。

这里，辗转相陈，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次第不变。足见，沙和尚已成为唐僧的三弟子。《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了真人护国祐民忠孝二郎宝卷》刊于嘉靖四十一年壬戌，比世本《西游记》早三十年。

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沙和尚作为唐僧二弟子的诸多特点，这在世本《西游记》中已成为唐憎三弟子的沙和尚身上依然存在，只是专家学者们谁也没有去注意而已。比如，孙悟空的主要职守是充当开路先锋，沙和尚的主要职守是充当唐僧的贴身侍卫，而猪八戒的职守则介乎二者之间，假若必须辞退一个，该是谁呢？当是猪八戒！比如，正如猪八戒自己所说：“三人出外，小的儿苦。”远路没轻担，照理，行李应由唐僧的三弟子去挑，可一路摩肩压担的却是猪八戒，沙和尚只是帮换一肩而已。比如，四人正果西天时，唐僧加封为旃檀功德佛，孙悟空加封为斗战胜佛，猪八戒加封为净坛使者，沙和尚加封为金身罗汉。罗汉乃上座部佛教（小乘）所理想的最高果位，其义有三，一曰断除贪、瞋、痴等烦恼，二曰应受人天供奉，三曰不受生死轮回。其品位之尊，净坛使者焉能与之并驾！这就难怪他老猪要闹情绪了。

问题是，沙和尚又为什么会由唐僧的二弟子演化为唐僧的三弟子呢？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五行观念，决定了人们不只将取经故事中的深沙神演化为沙和尚，而且还将一个黑猪精引入取经故事演化为猪八戒。一个是从其他黑猪精故事引进的，所以形象本来就比较鲜活，一个是从取经故事自身孕育出的，所以形象也就比较苍白。二是，孙悟空作为猴精，猪八戒作为猪精，其形态，其性情，都完全相反，一个瘦小、机敏，一个粗胖、笨拙，用不着怎么驰骋想象，便可将他们处理为天造地设的搭档。《云麓漫钞》云：“杂扮或曰杂班，又名经兀子，又谓之拔和，即杂剧之后散段也。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装为山东河北叟以资笑端。”孙悟空和猪八戒之间关系的演化，一旦蒙受这种市民对农民的捉弄以及农民对市民的反作弄之结对子形式的影响，那么，岂但作为唐僧给侍的沙和尚，就是唐僧本人也只好俯首低吟“芙蓉开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了。三是，随着取经故事之日益演化为孙悟空的个人英雄传奇，猪八戒作孙悟空扫妖灭怪的主要助手，其表演机会也就越来越多，其在取经人中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上升，而沙和尚作为唐僧的给侍，其表演机会则越来越小，其在取经人中的地位则越来越低。由此可见，随着取经故事的演化，沙和尚日益由唐僧的二弟子演化为唐僧的三弟子，这是必然的，不是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世本《西游记》的作者着重从这个取经小家族的人际关系中去描写沙和尚，实在是别开生面；而这一别开生面，在我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上，却开了《金瓶梅》和《红楼梦》从日常人际关系中去塑造人物形象的先河，其功是不在禹下的。

请不要以为考察元人取经故事中的沙和尚究竟是唐僧的几弟子，是件没有意义的工作。研讨一些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之成书年代，便不可不注意这一问题。比如，陈新《重评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地位和价值》，认为杨致和《西游记》“成书于明代前”。可在这部作品中，沙和尚却是唐僧的三弟子，其写唐僧收弟子的经过，也依次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而这，便是它不可能早于《西游记》杂剧，只能是明人作品的硬证。更何况，该书的故事梗概、情节次第及妖精名目，几全同于世本《西游记》，元人决不可能有取经作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