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韵散相间叙述模式及其成因


曹  萌


(郑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摘要

《西游记》的语言叙述方式具有较大的特殊性,这一特性主要表现在该书大量运用韵文与散文语言相间的方式,且其中的韵文语言并非传统的诗词语言形式,而主要是浅近的白话所组成的诗词。此种特殊的韵散相间的方式在本书叙述中又以四种具体作法反复地使用,即书中人物的语言大多用韵文完成;大量地采取韵文方式描述人物活动的背景;反复采用律诗的形式描述出场人物的外貌;韵文和散文在故事叙述中是融为一体的,因而形成了特定的叙述模式。造成《西游记》韵散相间叙述模式的主要原因是:古代汉语通俗过程的影响;世俗化思潮对小说语言的影响,以及小说叙述语言及方式进展方面的推动。

关键词:韵散相间 叙述模式 成因 语言发展

 

从语言叙述方式上看,现存明代初、中期长篇通俗小说中《西游记》的语言叙述方式无疑是很特殊的,这一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该书大量运用韵文与散文语言相间的方式,且其中的韵文语言并非传统的诗词语言形式,而主要是浅近的白话所组成的诗词。以此,该书的韵散相间之叙述方式与其他小说颇有不同。同时,这种特殊的韵散相间的方式在本书叙述中又以几种具体作法反复地使用,因而形成了特定的叙述模式。本文拟对该小说现象进行描述与说明。

 

一、韵散相间叙述模式之表现

 

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一篇(部)小说与构成其各种原始素材的关系是只有当这些材料被熔铸进一个新的文体模型后,使故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被赋予新的意义才标志着这部小说的出现。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几乎全部都是从既有的文献材料基础上做出的拓展和创造,《西游记》也不例外。在这本书与其前的所以的文学方面的版本——唐代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取经记》),以及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和金院本《唐三藏》、杂剧《西游记》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除了将美猴王故事调整为长篇小说的序幕之外,就是在小说中大量地穿插进富有启示性的哲理术语,以及大量的即景韵文。后者可以明显地标志出长篇小说《西游记》与前此的文学形式相比已经进入到新的文学类别,即进入了通常所说的经典性通俗小说的行列。[1]同时,因为这些因素的加入,使得《西游记》在其叙述中体现出多种创作模式,韵散相间的叙述模式即是其中主要模式之一。

《西游记》的韵文在书中占有相当大比重:每一回的开头和结尾,作者常常使用精彩的韵文,又在叙述中夹用诗词以点明故事的寓意;在本来平淡无奇的诗词里插入富有启示性的哲学术语,而在许多场合中,这种以韵文构成的叙述,往往使叙述变得跌宕起伏;在有些本来可以用散行文字叙述的情节上,作者也故意以通俗自然的韵文进行。除上述外,《西游记》在纯粹的创造韵文方面,比较它之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也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同时这些韵文内容又大多是采取一定的诗词格式来表达与取经性质相符合的拟史诗格调。[2]

从古代长篇通俗小说发展史上看,以韵文与散文相间来叙述故事,而且韵文和散文之间有密切联系大致始于《三国演义》,但比较而言,《西游记》在这方面作得更为卓著。在韵散相间的叙述方式上,它超越了其前的通俗小说,因而显示出突出的地位。《西游记》的韵散相间叙述,除了继承了平话及《三国演义》等书的以韵文领起全书,以及以韵文对于人物所处自然环境进行描述等一般创作传统外(这种文字在书中出现的最多。如第一回写花果山,第二回写三星仙洞,以及后面对多次重复出现的取经道路上的崇山俊岭的韵文描述。)更主要的是表现出继承中的超越,毫无疑问《西游记》中的韵散相间叙述方式已经体现出模式化特征。

以下我们通过对作品叙述语言的具体描述与分析来了解这种模式的具体表现。首先,《西游记》以韵散相间叙述情节时,书中人物的语言大多用韵文完成。如第二回的祖师传术的一段语言:

 

显密圆通真妙诀,惜修生命无他说。

都来总是精气神,谨固牢藏休漏泄。

休漏泄,体中藏,汝受吾传道自昌。

口诀记来多有益,屏除邪欲得清凉。

得清凉,光皎洁,好向丹台赏明月。

月藏玉兔日藏乌,自有龟蛇相盘结。

相盘结,性命坚,却能火里种金莲。

攒簇五行颠倒用,功完随作佛和仙。"

 

像这样的人物语言,如果在其他的长篇通俗小说中,大多是用散文完成的,在惯常的理解中,它确实也可以用散体化的语言来实现,但作者却有意将散体语言韵文化,让人物语言通过韵律的声调和整齐的形式表达出来。此种做法的目的在我们看来,至少可以使语言更符合人物神或仙的身份,并通过简洁、韵化的言辞突出了祖师的机智和崇高,表现出与俗世大众的不同。类似的做法和用意编及全书。第七回写王娘娘对仙桃的夸说、第八回写众仙人献诗均无此列。这里将后者列于下:

 

如来却将宝盆中花果品物,着阿傩捧走,着迎叶布散、大众感激。各献诗伸谢。

 

福诗曰:

 

福圣光耀性尊前,福纳弥深远更绵。

福德无疆同地久,福缘有庆与天连。

福田广种年年盛,福海洪深岁岁坚。

福满乾坤多福荫,福增无量永周全。

 

禄诗曰:

 

禄重如山彩凤鸣,禄随时泰视长庚。

禄添万斛身康健,禄享千钟也太平。

禄俸齐天还永固,禄名似海更澄清。

禄思远继多瞻仰,禄爵无边万国荣。

 

寿诗曰:

 

寿星献彩对如来.寿域光华自此开。

寿果满盘生瑞霭,寿花新采插莲台。

寿诗清雅多奇妙,寿曲调音按美才。

寿命延长同日月,寿如山海更悠哉。


类似的例子颇多,不再一一罗列。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不仅以此种方式表述神仙的话语,有时在写孙悟空的言语时,也以这种诗化语言进行。如第七回写孙悟空回答佛祖如来的问话。具体情节背景是:“如来笑道:‘我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阿弥陀佛。今闻你猖狂村野,屡反天宫,不知是何方生长,何年得道,为何这等暴横?’大圣道:我本:

 

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

水帘洞里为家业,拜友寻师悟太玄。

炼就长生多少法,学来变化广无边。

在因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

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

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


像这种将通俗的韵文语言纳入传统的诗词形式中用以表达书中人物的语言和动作,使之成为人物自己的语言,并有意用韵文加以表现的方式,在《西游记》前的通俗小说中还不很普遍,到了该书,则几乎到处都是。

二是大量地采取韵文方式描述人物活动的背景,这尽管在其前的通俗小说中已经多见,但与既有的小说相比较,无论从使用的次数,还是这类韵文的质量,《西游记》都显得非常突出。如写高山第一回写花果山、第二回混世魔王所居的北山:

 

笔峰挺立,曲涧深沉。笔峰挺立透空霄,曲涧深沉通地户。两崖花木争奇,几处松篁斗翠。左边龙,熟熟驯驯;右边虎,平平伏伏。每见铁牛耕,常有金钱种。幽禽睍睆声,丹凤朝阳立。石磷磷,波净净,古怪跷蹊真恶狞。世上名山无数多,花开花谢繁还众。争如此景永长存,八节四时浑不动。诚为三界坎源山,滋养五行水脏洞!


这段韵文尽管不是排律的方式,而更接近骈文与词和诗的混合,但作为韵文还是没问题的。这种方式更多的是表现在书后来所写的唐僧四众取经所历八十一难中所走过的那些山。此以第五十回为例说明:

 

到于谷口,促马登崖,抬头观看,好山:嵯峨矗矗,峦削巍巍。嵯峨矗矗冲霄汉,峦削巍巍碍碧空。怪石乱堆如坐虎,苍松斜挂似飞龙。岭上鸟啼娇韵美,崖前梅放异香浓。涧水潺湲流出冷,巅云黯淡过来凶。又见那飘飘雪,凛凛风,咆哮饿虎吼山中。寒鸦拣树无栖处,野鹿寻窝没定踪。可叹行人难进步,皱眉愁脸把头蒙。


这些大同小异的景物都是书中主要人物活动的背景。以韵文来描述人物活动背景虽不始《西游记》,但在该书之前却没有任何一部小说在这方面表现的如此频繁和机械。

三是反复采用律诗的形式描述出场人物的外貌。如第四十八回:

 

顷刻间,庙门外来了一个妖邪,你看他怎生模样:金甲金盔灿烂新,腰缠宝带绕红云。眼如晚出明星皎,牙似重排锯齿分。足下烟霞飘荡荡,身边雾霭暖熏熏。行时阵阵阴风冷,立处层层煞气温。却似卷帘扶驾将,犹如镇寺大门神。


再如第五十一回:

 

好大圣,跳下峰头,私至洞口摇身一变,变做个麻苍蝇儿。真个秀溜!你看他:翎翅薄如竹膜,身躯小似花心。手足比毛更奘,星星眼窟明明。善自闻香逐气,飞时迅速乘风。称来刚压定盘星,可爱些些有用。

 

这种以韵文描述人物外貌的叙述在书中可谓俯拾皆是。与上一表现相似的是:以韵文语言描写小说人物的外貌在《西游记》之前的作品中早已出现,但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像《西游记》这样如此广泛地运用了这一方式。

四是《西游记》的韵文和散文在故事叙述中是融为一体的,为了使二者有更密切的结合,作者有意地将语言处理的自然和通俗。在一般的通俗小说中,韵文与散文的叙述在情节意义上大多的分开的,而《西游记》在这方面则与众不同。这方面的例证颇多,此仅举两例。先看第十七回孙悟空与黑风怪对话与对打的场面:

 

行者道:“是你也认不得你老外公哩!你老外公乃大唐立国驾前御弟三藏法师之徒弟,姓孙,名悟空行者。若问老孙的手段,说出来,教你魂飞魄散,死在眼前!"那怪道:"我不曾会你,有甚么手段,说来我听。”行者笑道:“我儿子,你站稳着,仔细听之!我:

 

自小神通手段高,随风变化逞英豪。

养性修真熬日月,跳出轮回把命逃。

一点诚心曾访道,灵台山上采药苗。

那山有个老仙长,寿年十万八千高。

老孙拜他为师父,指我长生路一条。

他说身内有丹药,外边采取枉徒劳。

得传大品天仙决,若无根本实难熬。

回光内照宁心坐,身中日月坎离交。

万事不思全寡欲,六根清净体坚牢。

返老还童容易得,超凡人圣路非遥。

三年无漏成仙体,不同俗辈受煎熬。

十洲三岛还游戏,海角天涯转一遭。

活该三百多余岁,不得飞升上九霄。

下海降龙真宝贝,才有金箍棒一条。

花果山前为帅首,水帘洞里聚群妖。

玉皇大帝传宣诏,封我齐天极品高。

几番大闹灵霄殿,数次曾偷王母桃。

天兵十万来降我,层层密密布枪刀。

战退天王归上界,哪吒负痛领兵逃。

显圣真君能变化,老孙硬赌跌平交。

道祖观音同玉帝,南天门上看降妖。

却被老君助一阵,二郎擒我到天曹。

将身绑在降妖柱,即命神兵把首枭。

刀砍锤敲不得坏,又教雷打火来烧。

老孙其实有手段,全然不怕半分毫。

送在老君炉里炼,六丁神火慢煎熬。

日满开炉我跳出,手持铁棒绕天跑。

纵横到处无遮挡,三十三天闹一遭。

我佛如来施法力,五行山压老孙腰。

整整压该五百载,幸逢三藏出唐朝。

吾今皈正西方去,转上雷音见玉毫。

你去乾坤四海问一问,我是历代驰名第一妖!”

 

那怪闻言,笑道:“你原来是那闹天官的弼马温么?”行者最恼的是人叫他弼马温,听见这一声,心中大怒,骂道:"你这贼怪!偷了袈裟不还,倒伤老爷!不要走!看棍!"那黑汉侧身躲过,绰长枪,劈手来迎。两家这场好杀: 如意棒,黑缨枪,二人洞口逞刚强。分心劈脸刺,着臂照头伤。这个横丢阴棍手,那个直捻意三枪。白虎爬山来探爪,黄龙卧道转身忙。喷彩雾,吐毫光,两个妖仙不可量:一个是修正齐天圣,一个是成精黑大王。这场山里相争处,只为袈裟各不良。


再看第二十二回猪八戒与沙和尚争斗时的一段情节:

 

却说那怪败了阵回,方才喘定,又听得有人推得水响,忽起身观看,原来是八戒执了钯推水。那怪举杖,当面高叫道:“那和尚!那里走!仔细看打!”八戒使钯架住道:

“你是个甚么妖精,敢在此间挡路?”那妖道:“你是也不认得我。我不是那妖魔鬼怪,也不是少姓无名。”八戒道:“你既不是那妖魔鬼怪,却怎生在此伤生?你端的甚么姓名?实实说来,我饶你性命。”那怪道:“我——

 

自小生来神气壮,乾坤万里曾游荡。

英雄天下显威名,豪杰人家做模样。

万国九州任我行,五湖四海从吾撞。

皆因学道荡天涯,只为寻师游地旷。

常年衣钵谨随身,每日心神不可放。

沿地云游数十遭,到处闹行百余趟。

因此才得遇真人,引开大道金光亮。

先将婴儿姹女收,后把木母金公放。

明堂肾水入华池,重楼肝水投心脏。

三千功满拜天颜,志心朝礼明华向。

玉皇大帝便加升,亲口封为卷帘将。

南天门里我为尊,灵霄殿前吾称上。

腰间悬挂虎头牌,手中执定降妖杖。

头顶金盔晃日光,身披铠甲明霞亮。

往来护驾我当先,出入随朝予在上。

只因王母降幡桃,设宴瑶池邀众将。

失手打破玉玻璃,天神个个魂飞丧。

玉皇即便怒生嗔,却合掌朝左辅相。

卸冠脱甲摘官衔,将身推在杀场上。

多亏赤脚大天仙,越班启奏将吾放。

饶死回生不点刑,遭贬流沙东岸上。

饱时困卧此河中,饿去翻波寻食饷。

樵子逢吾命不存,渔翁见我身皆丧。

来来往往吃人多,翻翻复复伤生瘴。

你敢行凶到我门,今日肚皮有所望。

莫言粗糙不堪尝,拿住消停剁酢酱!”


在这大段叙述里包含了极多的韵文文字,但这文字又自然而通俗,并且韵文和散文在故事叙述中融为一体,构成情节表述。其实,本段的情节内容,作者是完全可以用散行文字来描述,但为了作到行文的参差,故意采取了这种通俗的韵文。作品中这种情况的多次反复出现,也使得《西游记》与其前或同时的通俗小说有了很大的差异。

因为《西游记》在古代神话通俗小说中处于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所以它所创造的韵散相间的叙述模式,对后来的此类小说有深刻的影响。我们在该书之后的许多神话小说或非神话小说,如《风神演义》、《镜花缘》、《三遂平妖传》、《天妃济世出身传》、《西洋记》、《有夏志传》、《女仙外史》、《绿野仙踪》等都可以看到程度不同地韵散相间叙述模式的表现。这使得在小说发展由于意义上,解释与说明《西游记》韵散相间叙述模式的成因有了重要的价值。

《西游记》何以体现出这样的叙述模式?其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这里择要进行说明。

 

二、古代汉语通俗过程的影响

 

古代汉语在其发展中曾有过一个特殊的否定的过程。这就是由先秦两汉时代的散文进到魏晋六朝时代的骈文,再由以唐代古文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复古文学运动所推动和展开的文章散文化的过程。

此过程主要是因为六朝以来的文章骈俪化程度加深所导致。时至六朝,人们在语言使用上,尤其是在书面语言的使用上,崇尚并追求句子的整丽、对偶及声韵和谐。其时情形正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云:“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发展到后来,这种追求形成了风潮,无论公私文翰,还是文学创作,都表现出严重的骈俪化倾向。《梁书·庾肩吾传》说“转向声韵,弥尚丽靡,复逾往时”就是指这样的情势。

此种情况延展到隋唐时代仍未衰歇,所以隋文帝时期李谔还曾忧心忡忡地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说:“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延据兹擢士。”只是隋很快就被唐所取代,而文章和文学的复古运动也在此一朝代及以后朝代不断展开。在诸多的古文运动中,最著名也最富成效的是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当然,如果从汉语通俗的角度看,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宋初柳开、穆修和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也有不容忽略的价值。

韩愈倡导古文运动,是在前代古文家成就的基础上,结合着自己改革文章的抱负而发起的。关于此点,《旧唐书·韩愈传》有叙。言:“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韩愈自己也多次谈及这方面的愿望和理想。其《答李秀才书》说:

 

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


其《题欧阳生哀辞后》亦云: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那?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依据这样理想而掀起的古文运动,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文章要明白地表达出思想内容,而在语言形式方面则应自然而非刻意求工、求雕琢。在古文运动中,韩愈所提出的最主要、最鲜明的理论主张是“文以明道”。此处的“道”专指儒家传统的仁义道德学说,正如韩愈自己在《重答张籍书》中所说:“已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而这里的“文”则指文章的语言表达形式。从对“文”的基本要求看,韩愈是主张“文”应该自然、易懂。也就是“文从字顺”。他在《新撰平淮西碑文表》中说:“文字暧味,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这显然是在强调语言的通畅。二是重视作家素质培养,尤以提高自身修养为主,也就是传统的“养气”,通过培养的“气”来运作文章。“文以气为主”是魏晋时曹丕就已经提出的主张。韩愈的再次申说,意在强调文章要出于自然。他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从此处列举的喻例看,他是主张文章不要在字句方面刻意求工、大事雕琢,只要自然流出即可。三是强调复古运动根本精神在于让人们作文时文以载道和“词必己出”。(《樊绍述墓志铭》)前者显然是他一贯强调的为文需遵循儒家之道,而“词必已出”则是说要使用自己的、现代化的语言来表达文章内容。这也就是他在《答刘正夫书》中说的“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这样的观点更明确地表达在他的《答李翊书》中所提出的“惟陈言之务去”。此中所谓“陈言”是指文章中所引用的古人之言,去陈言就是根据语言随时代发展变化的特点,写时代化的语言和自己创作的语言。

从汉语通俗化的角度看,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所提出的这几个理论观点之核心精神是使用通俗化的语言、自然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语言来创作文学、写作文章,因此,作为这个运动的热烈响应和羽翼,其时出现了柳宗元的大量的山水游记,而柳氏的文章大都是极通畅、极通俗的山水小品。韩、柳共同地用这个运动为汉语的通俗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类似的文学或文章方面的复古革新运动,在韩愈、柳宗元前后都有曾发生。其前有陈子昂的诗歌革新理论;其几近同时的则有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其后有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还有柳永大量的带有通俗倾向的词作。这些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的努力,给汉语书面语的通俗化以极大的推动,所以到了北宋时代,随着说话艺术的产生,就出现了以韵文和散文交替叙述的小说艺术,到明清时代则呈现出通俗小说的韵散相间叙述模式。
从某种角度看,通俗小说发展上的这种表现,应该是上述古文运动致力古代汉语通俗化的结果之一。

古代汉语的骈俪化特征尽管经过一系列的古文运动而逐渐被散体化创作与理论所冲淡,但后者并不能完全彻底取代前者,而这一语言发展特殊阶段恰恰与古代白话小说的产生同处一时,因此,作为文化地位很低的小说,一方面为了攀附传统诗文,另方面又要适应市井民众文化层次,便在叙述上体现出突出的韵散相间叙述模式。

从古代汉语向通俗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模式的造成应该与古代汉语的骈俪化特征被散体化特征冲淡,亦即与一连串的古文运动的革新推动有一定的联系。或者正是因为汉语的这样不断地求时代化、求自然、求通俗,一方面给小说的语言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潮和氛围,另方面也使小说中的韵文本身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即不再晦涩和雕琢而一变为自然口语化。《西游记》韵散相间叙述模式的出现首先就与古代汉语的这种漫长的通俗化过程有密切的关系。

 

三、世俗化思潮对小说语言的影响

 

小说是古代汉语的散文化阶段的语言载体,因为这一文体的特殊性,即它必须以广大平民百姓作为受众,所以小说本身致力通俗而让平民百姓理解的过程,也就是汉语通俗化的一个特殊阶段。此阶段因着明代特殊的商业经济背景和世俗化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产生。在这里,汉语的通俗化进程与白话小说的发展取得了同步。

明代商业经济是在宋元商业经济基础上的继续和发展,所不同的是,宋代的商业社会中心是先在开封、后在杭州;元代则是以北京为中心,到了明代,除了北京依然有着繁荣的商业经济之外,在大运河所经过的河北、山东一线则有一个经济繁荣带,同时,在长江下游流域的几个大城市,如杭州、苏州与南京,因为它们紧接着宋元时代的经济繁荣而一以贯之,在这时便形成了一个大的商业经济圈。 明中叶以后,商业经济逐渐走向发展与繁荣,商人们的活动从狭小的地方性市场,逐渐向较大较远的市场移去;零星的小量交易,也逐渐地向大批量贸易发展,与之相适应,富商巨贾日益增多,一些作为买卖中介的机构和类似今天银行的银铺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还有专门方便买卖的牙行集市;短途的小买卖与大宗海外贸易并存,小量的直接买卖与大宗批发并立。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竞争的激烈,也直接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其时个体手工业作坊以及较大规模的工场比前更为增多,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技术上的追求与独辟蹊径的产品开发,都共同地成为其时商业思潮的基础和氛围。
在这样的商业经济比较普遍发展的态势下,社会上相应地崛起了一个以手工业、商业和经纪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明代的商业思潮作为其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就以此一阶层为主题而发生。从宏观的角度看,明代的商业思潮不仅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同时对于其时的意识形态也有极大的影响,而此一影响在文学上表现尤为突出。

其中的根本原因便是,伴随着市民阶层有比较充裕的闲暇和消闲时间,于是也就有了许多的寻求消遣和阅读轻松读物的闲暇和机会,而适合此一阶层提供娱乐和刺激故事为主的文学要求也随之产生。在这个要求中,有关教育和社会风化的意义仅仅是表面的,主要的能够打动读者的是那些与性有密切关系的男女之情,以及侠客、公案故事,而为了更好地表达这样的内容,为了易于被市民读者所接受,在小说语言方面就出现了追求通俗的倾向,甚至是热潮。我们举《国色天香》这部大型杂志刊刻作一例。该书应该是在这世俗化思潮影响下的结果。其序说;

 

今夫辞写幽思,寄离情,毋论江湖散逸需之笑谭,即缙绅家辄藉为悦耳目。具[剞]劂氏揭其本,悬诸五都之市,日不给应,用是作者鲜[咸]臻云集,雕本可屈指计哉!养纯吴子恶其杂且乱,乃大搜词苑,得当意,次列左者,廑廑若干篇,盖其寡也……且也,悟真者,间举一二示之,将神游牡骊黄之外,集固已饶矣。匪悟真者,即累牍连篇,浩瀚充栋,渠方却臭寻声,不能一一领略,虽多奚补?是以付之剞劂。


这是谢友可对其友吴敬所刊刻《国色天香》之编辑出版过程的描述。它明确指出吴氏在这本书的刊刻中所付出的努力,是通过“大搜词苑”,将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小说作品收集起来,而后按“得当意”之标准进行筛选。这里的当意之“意”或者是世俗的审美标准,或者是小说市场的欣赏倾向,总之是一个带有主观倾向性的尺度。这个尺度或者就是世俗化的一个表现。

这一热潮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因为“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 而针对“里耳阶层”的小说。(《古今小说》序)《西游记》尽管是在更大量的通俗白话小说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但,作为这个通俗小说创作热潮的前兆,是可以肯定的。显而易见,在《西游记》之后那个漫长的通俗小说创作热潮中,大量的白话小说是完全按当时市民阶层特殊欣赏趣味进行的,而从内容角度看,这种加工无非是夹进去与色情、与性、与消遣和刺激有关的成分,从而使原来故事更娱人和有趣,而从语言形式的角度看,则是投入了更多的通俗成分。《西游记》的韵文特征和韵散相间叙述模式,正开了这一热潮的先河。

 

四、小说叙述语言及方式进展方面的原因

 

此方面的论述,前人已多所言及,这里只简单进行一点描述。就通俗小说的叙述语言及方式的发展而言,以韵散相间的方式叙述故事情节在宋代话本里既已出现。《京本通俗小说》中《碾玉观音》开头一连串用了11首诗词来描写春色,并以此引出和烘托出咸安郡王的游春;在写到郡王发现琚绣绣后,紧接写到:“尘随车马何年尽,情寄人心早晚休。”当琚绣绣出场后,又是用韵文描述她的形态。还有,在崔宁与琚绣绣喝酒过程中,所穿插的“三杯竹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而且在后面的叙述里,这种韵散相间的形式一直被使用着;同书《菩萨蛮》一篇在散行文字叙述中也充斥了大量的韵文。《京本通俗小说》所载作品大多为宋元话本,如同上两作品这样以韵散相间方式进行叙述的例子是普遍的。但是,进一步考察可以见出,宋元话本的采用韵散相间叙述方式所侧重的主要是形式意义,而从对情节叙述推进的角度看,其韵文和散文之间并没有密切联系,其中韵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体形式的遗传--主要是以前僧讲、俗讲经常使用的韵文摄座或押座,以及说书人渲染氛围、文言小说穿插诗词等作风的遗传。

中国古代小说以韵散相间叙述故事,而且在叙述过程中韵文和散文之间有密切联系,大致是从《三国演义》开始的。该书作为中国古代较早长篇通俗小说而对其以前的通俗小说韵散相间叙述方式有所超越。在此一叙述方式上,该书实处于突出的过渡地位;《水浒传》中也体现出这种表达方式,但比较而言,《西游记》在这方面就更为卓著--它体现出了韵散相间叙述方式的模式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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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美]蒲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2] 参见[台]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