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西游记》

冯 巧 英

（山西太原大学教授）

主 题 说

　　传世之作具有永恒的魅力。百回本《西游记》自明代中叶问世以来，流传至今。从时间上说，400多年久盛不衰从影响所及看，遍于全世界，在中国更称得起是妇孺皆知。它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一般都认为《西游记》讲的是神魔故事，此话不假。從唐代玄奘取经以来，到明中叶《西游记》百回本的出现，中间经过近900年，这段史实在漫长岁月中不断演变，变成故事，而其基本内容是以神魔形式出现的。
　　从现存文字资料中看，从孙悟空最早的形象白衣秀士（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还充满妖气、抢占全鼎国王女儿为妻的魔君（元明之际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杨景贤杂剧《西游记》），直到万历年间的百回本，全未脱此格局。但一到百回本出现后，由于它的完美而离奇、瑰丽而神秘，在以后不同时期，引起了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人们在某一点上的共鸣，所以对《西游记》就有了种种深刻的评议，而非仅仅以为是神魔故事了。
　　《西游记》要宣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西游记》的主旨是什么呢？多数读者说是讲经过考验和锻炼，最后成佛，是尊崇佛教的。但我们看书中明显的是对佛门直至佛祖的调侃，进一层看是对佛学颟顸。如（心经），这是佛门最简洁也最普及的经典，小说第十九回“授心经”时称之为《多心经》。按《心经》全称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乃是梵文的音译。“摩诃”意为大、多、胜、妙等，“般若”意为智慧。“波罗蜜多”意为到彼岸、度无极等。整个全称是梵汉音义相结合的译名，无论如何是不能译为《多心经》的。
　　又如西天取回经数，历史上玄奘取回的是52夹657部；就按玄奘46岁后19年中所译的经文数，也是47部1335卷。而《西游记》中，唐僧取回的是35部中檢取的5048卷。数目大相径庭，有零有整，奥妙莫名。第九士八回开列的经目，更是真假诡异难辨。如杜撰出来的《宝藏经》、《宝威经》、《礼真如经》等，似是而非的《菩萨经》（应为《大菩萨藏经》）、《决定经》（应为《决定毗尼经》，东晋时已失译）等，鲁迅就指出：“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作者“未学佛”，我们不敢轻易说，但对佛门经典采取插科打诨态度却很明显。所以，我们很难说此书是尊崇佛教的。
　　此书与道教呢？回目有很多道家术语，但从道教角度看，《西游记》一书的态度可说是大不敬了。车迟国敬道灭佛，书中让猪八戒把道教三位祖师圣像丢进茅厠。比丘国道士国丈作恶多端，开出吃111l个小儿肝的道家“药方’，书中让百官喝采，说什么“唯道独称尊”。连道教的祖师爷太上老君，也成了孙悟空屡屡戏弄的对象。
　　清代有人认为，《西游记》是演绎《大学》、《中庸》，“证圣贤儒者之道”的。但证据牵强，以至于说“把一部《西游记》即当《孟子》读，亦可”，叫人嗅出了浓浓的八股味，所以从来苟同者稀少。
　　还有说《西游记》在谐言谑语之中，“讽喻世态”，是写当时现实的。这里指的是物态文化和制度文化意义上的现实。其实，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论故事与人物多么绚丽，毫无例外地都反映着它所出现的那个时代或政治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文化的折光。如果作品没有对时代的曲折反映，它就没有起码的价值。《西游记》中反映出了一定的明中叶社会现状，但也可以看出，作品主旨并不在讽喻（当时）现实，它常常是将当时现实中某些事情顺手拈来，信笔涂染几点白色（如京剧小丑脸谱上的白点）便丢开了去，仍遵循着原来思路讲他的故事。《西游记》成为四百年来不朽巨著，主要的笔墨并不在“讽喻世事”上。
　　还有“阶级斗争”说，说孙悟空是劳动人民反压迫的斗争形象。如果仅以前八回讲，也还可以这么说，人民斗争失败，反动统治势力太大罢了。但一百回连起来就难解释了。孙悟空开始算是被迫保唐僧（被骗戴上了紧箍儿），那么后来呢？西天取经道上孙悟空坚定、清醒、机智、乐观，全是为了取回真经，修成正果，后来果然成了佛。难道能说明这是劳动人民斗争胜利了吗？
　　《西游》一书中，表现了复杂的思想内容，单一地看待，想把《西游记》作为某一派、某一家、某一教的反映，全解不通，那么它止于“游戏”了吗？我们说，小说容量大、内涵丰富，不等于芜杂轻率，其实，从明代百回本出现直到民国年间，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西游记》在神仙鬼怪、变幻奇诡的表象之下，表达的是心性思想。现知最早的《西游记》刊本，金陵世德堂本有“序”说：“……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此其书直寓言者哉。”就是说要从“摄心”、寓言象征的角度来看《西游记》。
　　明末李卓吾百回本《西游记》有幔亭过客袁于令写的“题词”云：“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我化为佛，未佛皆魔……摧挫之极，而心性不惊，此《西游记》之所以作也。”袁于令和李卓吾心心相契，观点相通，也认为此书是写战胜魔障，修惜心性。
　　清王韬序《新说〈西游记〉图像》称：“所历三灾八难，无非外魔。其足以召外魔者，由于六贼。其足以制六贼者，一心而且。一切魔劫由心生，即由心灭。此其全书之大旨也。”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假欲勉求大旨，则‘《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数语，已足尽之。”鲁迅引明人谢肇淛的这段话，并认为“已足尽之”，可见也承认这是本书的“大旨”了。

    《西游记》的心性主题，被数百年来几朝几代的人所认同，是因为作品中从多个方面明显地表达着这一思想。我们翻开作品，首先接触到的是回目，而回目中有大量的“心性修持”、“意马收缰”、“心猿归正”、”六贼无踪”、“金木参玄”、“黄婆运水”、“开情述本”、“木母同降”、“外道迷本性．元神助本心”、“心主夜间修药物”、“二心搅乱大乾坤”、“姹女”、“婴儿”等等似佛似道的名词、术语。
　　还有，《西游记》每回都穿插了诗词，可以说书中诗词韵文比比皆是。经查考，书中许多诗词韵文是道家，特别是全真道重要人物的原作，如第八回“试问禅关、参求无数，往往到头虚老……”是直接用元代冯尊师的《苏武慢》（可参看徐朔方先生的《评〈全真教和小说西游〉》和李安纲教授的《论〈西游记〉诗词韵文的金丹学主旨》）。
　　我们该怎样看待书中的大量正面引用全真道的这些名词术语呢？这与前面谈到书中对道教的大不敬岂非自相矛盾？其实，如能大体明白全真教内丹说的内涵，便自会了解，内丹是相对于外丹提出的、道救起于民间，基本教义是求得长生以至于不死成仙。它分两大派，即符录派和丹鼎派。丹鼎派的修炼方法有外丹、内丹之分。外丹就是用铅、汞、黄金、丹砂等许多种矿、植物按一定的比例配合，经过严密掌握火候的燃炼，制成的丹药。外丹家特别崇拜黄金与丹砂，认为“益人万倍于五谷”。他们把炼成的丹药名之为“金丹”，以示贵重；认为服食就可以长生不老以至成仙。
　　外丹约起于汉武帝时，至晋代道家形成理论，唐代达到最盛，产生了一整套理论，并有许多专门术语，如婴儿、姹女、黄婆、木母等，实际上说全是炼丹的材料，把他们冠以神秘的名字以示玄妙。服食丹药的结果并不如人意。如唐朝六帝（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帝、宣宗）的死都和丹药有直接关系，大批官僚、文士、道士、女冠也因服丹药而中毒或死亡、大量事实使人们对丹药，实际是对外丹学失去热情。当其时，一批道家学者提出了内丹学。
　　内丹，指以己身为炉灶，以自身中的精气为药物，以神为运用，在己身中修炼，使精气神凝结不散而成为“仙丹”。也是为了神秘其术，内丹家广设譬喻代号，如龙虎铅汞、日魂月魄、金公木母、婴儿姹女、黄芽白雪、妇子郎君等等，大体上借用外丹术语而含义不同。对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范寿康先生就有很中肯的解释：“（全真）道家所谓金丹原指本来的真性，二字的意义是抽象的。本来的真性快利刚明，变化融通，故名曰金；一经锻炼，圆成具足，故名曰丹。”可见，内丹家对“金丹”的命意与外丹家已大不相同。道教本来是不讲心性的，内丹家开始有了心性的内容。到宋金时明，全真道主张修心缮性以证道，用心性说改造了道教教义，成为当时进步的教派。《西游记》反映的正是这一思想主张，书中金公、木母、婴儿、姹女等说法，实际讲的是心性的锻炼。
　　佛教，从隋唐时期就曾由佛家心性问题的讨论主盟过哲学论坛。此后，心性（在佛教称佛性）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中国佛教的特点所在。它的重要，就在主张佛教的解脱可靠智慧来获得，与其他宗教完全以信仰为基础不同。这正是《西游记》中表现出的，虽然不停地调侃着佛祖如来、观音菩萨，却又追求着成佛、多方面仰伏观音的深层原因。
　　如第十四回，孙悟空刚刚皈依唐僧，打杀了名叫“眼见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身本忧、意见欲”的六个毛贼，不就是佛门说的以“一心”来制“六贼”（眼、耳、鼻、舌、身、意）吗！第十五回观音说：“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背属无有。”是针对故事中孙悟空的逗笑话，所讲的却是深奥的“明心见性”的顿悟道理。第二十四回悟空回答唐僧“几时方可到（雷音）”的疑虑，说：“你自小时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还难。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严格地说，悟空的回答并非唐僧的所问，这里说的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心性问题。
　　不再多举例了。《西游记》的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及四众的九九八十一难，从本质来看，几乎就是讲了个人能否成佛，就在于是否觉悟和能否反观自心的道理。磨难就是觉悟的过程。这是佛家心性思想的重要内容。
　　儒家思想是汉以来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但自汉末以降数百年，理论上没什么建树，仅以王道政治及宗法制度的理论支柱存在着。宋明儒家吸收了佛、道二家的思想内容，形成新儒学——理学。其实，理学就是以心性义理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程朱理学与佛教的佛性（心性）理论相通，比如程颐说：“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性之有形者谓之心，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把命、天、心、情都统一于性。程朱的天人合一思想，实质就是佛教“自性是佛”的变一种说法。
　　程朱所说的“尽性知天”和禅宗的“见性成佛”异曲同工。到王阳明进一步提出“心即理”，把心性之说推到极端。至王学左派诸人即王阳明的弟子如王畿、王艮等更尚气节、讲良知心性、引起了明末清初一个革新思想的大运动。清代许多学者指出，理学（包括心学）是儒化了的佛学，其具体内容就是以注重心性为主要特征的，当然仍不失儒家的本色。这些在《西游记》里都有反映。如第十三回唐僧准备西行，众僧议论和提出许多问题，“三藏箝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点头几度”，并解释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我弟子在化生寺，对佛说下洪誓大愿，不由我不尽此心。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王皇图永固。”既有心性的见解，又明确表示是为“皇图永固”，表现入世态度，和佛家信念不同。
　　如第九十回唐僧在金平府开怀观灯，“宽了禅性”，“泰极生否，乐盛生悲”，四值功曹便要“三羊开泰，以破否塞”。泰极、否塞等说法不是佛家语，第九十九回晒经石沾破了经文，三藏懊悔，行者解释道：“盖天地不全……经沾破了，乃是应不全之奥妙也。”蜈蚣成精要依仗毗兰婆——老母鸡去制服。蝎子精连如来、观音也不好奈何她，倒是昴日星官——双冠子大公鸡，“对着妖精叫了一声，那怪即时就现了本像……这星官再叫一声，那怪浑身酥软，死在坡前”。诸如此类，儒家的五行生克、易理术数在心性学的大前提下，也贯穿全书。
　　总而言之，儒、释、道思想全融通无碍、圆融兼容地组合在《西游记》中，所以说此书正是三教合一思想的艺术化体现。三教合一思想由来已久，从佛教传入就有人主张三教合一。到宋成为一种思潮，而心性说就是三教合一的重点或曰基本点。宋代高僧契嵩是三教一致的倡导者，他说：“‘心之谓道，阐道之谓教。教也者，圣人之垂迹也；道也者，众生之大本也。……广大灵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万物同灵谓之心，圣人所履谓之道。群生也者，一心之所出；圣人也者，一道之所离。心与道岂有二哉。”（《广原教序》）
　　宋金时期的全真派道教主张三教同源，以佛学及理学的心性论为自己的思想来源，这更是公开的。王重阳诗曰：“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识心见性全真觉，知汞通铅结善芽。”（《答战公问先释后道》）又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悟彻便会知出入，晓明应许觉宽弘。”（《孙公问三教》）说得清楚，全真派的教义是在儒释融合的心性说基础上，修炼内心。宋明理学是宋以后各代的官学，王阳明的“心即理”观点就认为心性本合，只要明心，即可见性，即可知天、知道，以至知命，这与佛家禅宗相通。他又强调禁欲修心，说：“果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术亦在其中矣。”这又和内丹说相通。可见，在心性这一点上儒、释、道三家有共识，而《西游记》正用了这思想贯穿全书，并以三家惯用的名词术语，及变幻奇诡、光怪陆离的故事演绎着炼心历程。
　　譬如结构问题，人们常将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前七回的大闹天宫和后面的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往往认为前后不好统一，关键在于孙悟空性格前后不一致，由此还引出过“主题矛盾说”、“主题转化说”等等。其实，用心性学的观点分析，则是顺理成章的。按心性说，人的最高境界是明心见性，达到悟境。用封建正统的眼光看，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如同小人之心，放僻邪侈，无所不为，而一旦行事无所顾忌，则神仙也莫可奈何。不过，痛快则痛快矣，最后还要自取灭顶之灾的。而后立志诚意正心，道路也很艰难，要经历过种种内、外魔障，并凭借智慧和诚信斗而胜之，才能最后达到觉悟。从不能安静宁神，到历经磨难，最后觉悟成佛。结构完整，主题一以贯之，可见这是原作的立意，是可以贯穿书中三教内容的。
　　行文至此，还有一问题值得重点探讨。前面说过，书中有多处诽谤道佛，不敬菩萨，亵读道流的内容。一方面回目上屡屡引用道家丹道术语，一方面又不断地以孙悟空眼光说：“三个妖魔……讲的是安鼎立炉，抟砂炼汞；白雪黄芽，傍门外道。”（第十七回）“想是那个妖精传地些甚么服气的小法儿。”（第十七回）车迟国求下雨来，孙悟空说：“这些傍门法术也不成个功果。”（第四十六回）写书人回末结语说：“这正是，点金炼汞成何济，唤风呼雨总是空。”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并且不仅对道家多次讥为“傍门外道”，对佛门也毫不留情，除明显的讽刺阿难、迦叶要“人事”，如来说经文“卖了三斗三升米粒金”嫌少外，观音菩萨竟赖孙悟空有心骗龙女和宝瓶，要悟空留东西作当（抵押）（第四十二回）。悟空也多次骂唐僧“脓包”，暗骂观音“活该一世无夫”，表面是滑稽调侃，不也表明对佛门并不是恭而敬之的吗？这是否与主题相抵牾呢？
　　书中这些看似矛盾的内容，如果能进一步了解全真道、禅宗，特别是明代王学，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前面已经说过宋、金、元时期的全真道是当时进步的教派，他们摒除了旧道教的符录、禁咒等信仰，也摒弃了外丹派的炼药服食之术，用金丹术语修炼“守一”，即观心中真神，集中和纯化精神，与道合一。他们所谓内丹修成的圣域，决不是指普通道教徒所谓的不死升仙，却不过是指与天地合为一体的那种妙境。王重阳就说修道是：“不有愿归，不可恋世，去住自然矣。”他追求的不是长生，而是超脱生死之外，逍遥大化之中，这就是炼得“内丹”可达到的境地。
　　禅宗直指人心，引导人们明心见性，不赞成人们求佛求菩萨。为了打破人们对佛菩萨偶像的崇拜，反对读经坐禅，甚至呵佛骂祖，烹佛杀祖。如德山宣鉴说：“达摩是个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五灯会元》卷七）
　　我们再看明代王学的情况，王阳明“学凡三变”之后，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左右，刊行《大学古本》，编印《朱子晚年定论》，造成黄宗羲所说的“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嘉靖六年（1527年）左右，王阳明“丁忧”在故乡浙江余姚，他讲学时“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从学如云”。而这时他的身份是“新建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还“岁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给与诰券，子孙世世承袭”，可谓炙手可热。所以嘉靖、隆庆之后，江浙一带思想界可以说是王学的天下。
　　现知最早的《西游记》刻本，金陵世德堂本序写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标明是“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并对旧板“俾好事者为之订校”过。未见过古本旧板，不知道新板订证了哪些，校正了些什么，但我们知道古人“订校”旧作（尤其是对小说者流）往往用自己的思想观点改动原作。金陵是江右名都，王学已盛行六、七十年，“此时”“新刻”“官板”的《西游记》表现出王学思想，恐怕是毫不足怪的了。
　　我们前面略谈了王学的心性思想与佛教佛性说相通。其实王阳明心学体系是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他从传统儒家继承了讲心、讲性、讲诚、讲仁、讲良知良能、讲修齐治平、讲天理人欲等，又从佛家，主要是禅宗学得许多论题，加以改造，成为心学。王阳明与禅宗有很深的渊源。他自己说：“心即理。”“如佛家说心印相似。”“某自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别湛甘泉序》）
　　细推敲王学主要论题，可以见出无论禅宗南宗的空无本体，或北家神秀的浙修领悟都对其有较深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王阳明又“辟佛最力”，就是说他旗帜鲜明地批判佛教。他诘难佛教“虚无不可用世”、“外弃人伦”、“一切都不管”、“即世间而出世间”等等，批判佛教不染尘累的遁世主义哲学。同时，他既深得禅宗三昧，行为表现上禅宗的“呵佛骂祖”现象也就成为王学的一个内容。总之，他站在入世的儒家立场将禅学伦理化，变成了用世的“圣学”，去实现自己挽救世道。拯救人心的理想。他汲取的是佛学的理论内核，对佛教的浅层迷信行为深不以为然，更因受禅宗影响，表现出对佛道偶像的不尊不敬，正是题中的应有之意。
　　《西游记》动用一切笔墨表现对炼心释魔的执著追求。回目借助大量内丹术语，叙述语言频频出观点题的明示，有时甚至不管人物性格，如让孙悟空多处讲大道理，让猪八戒作诗等等。同时又打趣佛道。腹诽菩萨。这一切全是三教合一心性观思想的表现。如果幽默调侃仅仅是为了“游戏”，那和现代所谓的“穷逗”有什么差别，又能有什么意义可言？400多年被人们称为四大奇书之一，得到过许多有识者、博学者的赏爱与评赞，就真是咄咄怪事了。
　　汉唐以来佛道流行的千余年中，道家和道教的宇宙生成模式，佛教的心性观，待别是禅宗的心性观，以及佛道二家关于个体修习性命的思想及方法为儒家所借鉴，至宋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新高峰——理学，理学家特别注意心性问题，到明出现了王阳明心学，提出“心即理”，主张“心”是万物之源，心是性的作用，心性同归于理，心外无理，极大地突出了个体存在的价值和主体能动作用。心性说提出了一套人们修心炼性从而实现自我的理论，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与此同时，佛道两家也吸收儒家，并互相吸收。道教中的全真教主张三教同源，把理学道教化，还主张读佛教的《般若经》，佛教吸收儒道两家，则早从南北朝便开始了，从而逐渐形成儒、佛、道三家融汇的潮流。三家以心性学为基本点的合流，在明代是时代的重要思潮，以修惜性命为主旨的《西游记》，便是这种合流心性学的产物，是这种合流心性学的文艺术体现。

艺 术 说

　　《西游记》一书在表现心性之说的立意之下汲取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多种表现手法，艺术成就之高超深妙，绝非泛泛地谈些形象生动、语言诙谐、故事性强等等就能表达。下面拟就两个方面谈谈《西游记》的艺术手法。
　　首先，《西游记》的形象塑造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年来我们谈文学作品，特别是叙事文学中的小说，非常重视典型塑造，或曰形象塑造。评论家认为形象所包含的思想的深度、广度，塑造形象艺术上达到的高度、精度，决定着作品的生命力。而形象，历来又讲是从语言、肖像、情节、内心活动、外在行为等方面去塑造的。《西游记》所具有的生命力自不待言。从语言、肖像、内心活动、外在行为等去分析书中师徒四众、佛魔精怪的书籍、文章，建国以来也可谓充栋盈车。但到今日，我们重新回顾，或者说更加科学地、客观地审视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永远套用这一把尺子去衡量古今中外的小说，会无往而不适吗？
　　文学作品应该是历史的画卷，是社会思想的深层反映。特别在我国，从古以来就重写意，往往绘画、戏曲的形都在似与不似之间，有“神理”才算得高明。读《西游记》，我们确实是见到了孙悟空、猪八戒、红孩儿、蜘蛛精等等的“这一个”。那么除故事不同外，四大奇书的区别就只在于每部书各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作品客观上写出了一些当时的社会现实？《西游记》的成功就在于悟空有猴的特征，八戒有猪的秉性？……如果如此，我国古代深厚的文化积淀到了小说就没有什么体现了，古代文学和一些基本精神在明代长篇白话小说中也不存在了。400多年的盛传不衰，缘由竟如此单薄！即以《西游记》来说，它的形象塑造绝不仅仅是从语言、肖像、情节、内心思想描写……造出一个个好看的偶人来，我国古代自有一套人物塑造的原则和方法。
　　中国文学从来就注重理性精神，具有教化传统，不论先秦时屈原赋中的香草美人，还是《诗经》的“硕鼠”、“伐檀”，无不表达一种思想、概念或理念。《国风》是民歌，也被认为“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得其性情之正，声气之和”（《毛诗正义》）的产物。即使如“关睢”这类情歌，也要判它是“乐而不淫”，“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毛诗正义》。小说也不例外，就以最早写人物的《世说新语》来说，编排上就表现出了鲜明的态度，它以“德行”、“品藻”、“任诞”、“惑溺”等分类标明，褒什么，贬什么，不言自明。唐宋传奇作品劝惩意味也很明确。到明代，小说成熟了，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长篇小说。我认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在于作者既继承了中国文学的理性精神与教化传统，又自觉地进行艺术形象的塑造，而《西游记》就是最具特色的成功之作。
　　《西游记》自觉地塑造形象，运用了“因理设象”手法，首先得力于佛教的影响。历来谈中国文学受佛教影响，多举南朝声韵学及唐代“变文”、“俗讲”。宋话本的诗词插入等等，其实远不止此。中国思想史上有“唐佛”的说法，自从佛教西来，其深邃的哲理与中国已有的思想互相吸收、融合，到唐形成了全新的中国化的佛学。它不仅在表达方式、语言文字方面，甚至在世界观、认识论、思想方法上都深刻地影啊了中国文化、文学。如形象塑造。佛教被人称为“像教”，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佛教有佛像崇拜。根据大乘教义，佛、菩萨有法身、报身、化身的说法。法身是万德具备，无形象无像，与宇宙同体的；报身是因地修行所得果报之身；而化身则是为普度众生所化的众像。法身为本体，报身及化身都依止于法，是法身的具体表现。法身是见不到的，人们所能见到的只是化身或报身。木雕泥塑的庄严佛像，引起人们对佛的崇敬，皈心佛教，进一步悟解佛的法身，觉悟佛理。所以，从根本上说，大乘佛教就是因理设像的。比如，我们见到，小乘佛教中并没有文殊这一人物，而大乘佛教中出现乘狮子的文殊法相，乃是“智”的人格化。同样，普贤菩萨是“理”的人格化，等等。
　　1983年金克木先生《印度文化论集》中介绍了古印度佛教宣传家将溉念人物化的作品。这些人物不是以人物说教加以标签——如我们说的概念化人物——而是把哲学原理化为有血有肉的戏剧人物，它本身是很生动的叙事文学，再以哲学概念命名，点明其意义。金先生介绍的有公元1世纪左右的戏剧残本，人物有“觉”（智慧）、“称”（名声）、“定”（坚定）等。有公元1世纪的《觉月初升》，人物有“爱”、“欲”一对夫妻，有国王“心”的两个妻子分别生了“大痴”和“明辨”两个儿子，“明辨”将和“奥义”结婚，引发出了错综复杂的故事。印度直到 18世纪还有这一种类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前述公元 1世纪左右的残本剧是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发现的，这一事实说明，古代印度佛教运用概念人物化的手法成功地宣传佛教教义，这种因理设像方法早已传入我国，它势必产生深刻影响。
　　即如孙悟空这一形象，许多专家考证：它是出于印度《罗摩衍那》的那罗和哈努曼神猴，还是出身禹所降伏的无支祁；有的专家研究更深入，说在佛教《善见律毗婆娑》等经书中也找到了类似神猴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原型可能在宋元有关的戏剧、话本中直接影响了相应的人物，而到明代百回本，孙悟空形象已经明显地体现了一种观念，也就是说，百回本写作时已经（毋论是特意的，还是自然地）用从佛教学来的观念和方法改造了宋元以来的形象。查佛经，在《大智度论》卷四十七有：“心相轻疾，远逝无形，难制难持，常是动相，如猕猴子。”就说人心（思想）如猴。又，早在小乘佛教时代就有一个著名譬喻“六窗一猿”，说心为一识，一识通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知觉外界，心如行动敏捷之猿猴，显隐出没于一屋之六窗。佛教早已用猿猴来譬心。
　　百回本《西游记》中，无论是回目、诗词，还是故事中寓指孙悟空，都和“心”有关。如第七回“五行山下定心猿”，第十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六贼”的说法，只要翻翻与佛教有关的书籍，比比皆是，小说中六个毛贼的姓名就叫作“眼见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特别当孙悟空不但不“放下东西”，反而调侃着倒要打劫来的珍宝时，六贼“喜的喜，怒的怒，爱的爱，思的思，忧的忧，欲的欲”。试问，此时哪里来的喜、爱、忧？不就明白显示一种情绪躁动吗？但由于悟空此时刚刚皈依，过去的狂妄、嗔怨刚刚摒弃，一切正念方炽，所以把六贼消灭了。“心猿归正，六贼无踪”，讲的不就是思想上消除一次杂念的故事吗？其他如“邪魔侵正法，意马忆心猿”，“心猿正处诸缘伏，劈破傍门见月明”等等，“心猿”屡屡出现，表现的又都是悟空与魔障，也就是正念与杂念的斗争。
　　有人说，回目与书中诗词是游戏之笔，是附加的，与故事无关，那么书中叙述文字，处所命名，人物语言，不可能一律地随意胡写吧。明代以来许多人就指出这“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都明明说出了一个“心”字。第四回玉帝给了孙悟空个“有官无禄”的头衔，建了“齐天大圣”府，府内设二司，“一名安静司，一名宁神司”。这二司名字所指，不也很清楚吗？李卓吾评本说：“若能安静宁神，使是齐天大圣；若不能安静宁神，还是个猴王。”真是一语中的。第四十三回远远听到黑水河“水声振耳”，唐僧又生恐惧，孙悟空提醒他：“老师父，你忘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之人，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嗅香，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谓之祛裉六贼。你如今为求经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舍身，要斋吃动舌，喜香甜嗅鼻，闻声音惊耳，观事物凝眸，招来这六贼纷纷，怎生得西天见佛？”如果以历来塑造形象的标尺看，这段话道貌岸然，哪像孙猴子的语言？可是从“因理设像”的观点看，就是很自然了。第三十六回孙悟空对月发议论：“师父啊，你只知月色光华，心怀故里，更不知月象之意，乃先天法象之规绳也。……”一大段话的内容落足在“志行功果即西天”。第八十五回行者道出“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四句颂子；第九十八回唐僧脱却凡胎后，悟空向他指明意义；等等。这些都是让一个上天入地搅乱乾坤的孙猴子一套一套地发些严肃、高深的议论，难道是没意义的吗？
　　有人说这是幽默，是拿佛、道来调侃。如果书中偶尔有这种说教还罢了，我们看，书中多次出观，每次悟空说完，或唐僧“明彻真言，满心欢喜”，或以诗词再强调、归纳，实在看不出这些议论的调侃意味。当然，书中有不少幽默、调侃之处，我认为也不全是专为开玩笑而玩笑的，自有它的思想价值。当另文专述。很明显，百回本《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代表了一种奋进突跳、不安分（上进）之心，经过种种磨炼，最后到大彻大悟的境界。如果按佛家说法，“斗战胜佛”本身就不通。佛是大彻大悟，无竞无争的，焉可“斗战胜”！然而从心性说来看，炼心的过程就是要战斗，与内心的贪欲斗，与外界的诱惑斗，最终胜利便可成佛。《西游记》中的佛也不是佛徒顶礼膜拜的“像”，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佛——语。
　　《西游记》表现心性主旨，除孙悟空这一形象最集中外，其他四众（包括白龙马）也不例外。猪八戒形象似乎毛病最多，他贪吃、贪恋女色、贪财、懒惰，有时故意使坏，挑唆唐僧整治孙悟空。这一切体现了人性中存在的欲望和偶然的恶念。这一点近来研究者正多有文章探讨，不再赘述。沙僧，过去认为作为形象，这一人物最单薄，可是如果仔细地读完全书，会发现这一形象与悟空、八戒有许多不同处。比如，全书中沙僧说话比拿妖捉怪多，最有功的一次行动就是第五十三回在西梁女国“黄婆运水”解了唐僧之难。从第二十二回沙僧参加取经队伍后，直到四十回第一次发言。而沙僧的话却作用不小，往往在关键时刻，几句话说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比如第四十回，知道了红孩儿是牛魔王的儿子，悟空论起过去的交情，满有信心地说：“总然他不认亲，也道不伤我师父……必定还有个囫囵唐僧。”沙僧就提醒他“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不要盲目乐观。其后红孩儿果然不听悟空的说辞。当悟空和八戒争论妖精（红孩儿）的手段，火毒难胜时，沙僧点醒他们，妖精“手段不如你，枪法不如你，只是多了些火势，……以相生相克拿他，有甚难处”，开了悟空的思路。第四十七回面临通天河，唐僧为无法过河又掉眼泪时，悟空都没主张，是沙僧发现了通天河碑“经过八百里，亘古少人行”，人人心中才有了数。第七十二回唐僧执意要自己去化斋，不听劝阻，悟空、八戒还在反复劝说，沙僧在傍笑道：“师兄，不必多讲，师父的心性如此，不必违拗……”似乎沙僧更了解唐僧。第七十八回比丘国里，唐僧听说要1111个小儿做药引子，悲悯痛哭时，又是沙僧指出“恐那国丈是个妖精”，建议第二天再设法，大家才有个计较。不再多举例了，沙僧这一形象所代表的，如同人们经磨炼之后生出的灵智。他的表象是愚钝的，在关键时刻急智可能电击雷鸣地一闪而至，抓住这一急智就可能解决问题，但平常情况下他默默无闻，往往被忽视。唐僧代表着一种坚定的信念，白马好像一种韧性。总之，这五众各是心性的具体表像。
　　许多年来，人们也看到了唐僧等师徒五众的差异，常用人的类型去解释，比如，说悟空是反封建斗士，猪八戒有浓厚的小农意识，今人把沙僧解为循吏、唐僧的贴身侍卫等等。见仁见智，原无不可。但是，这些说法作品中有根据吗？相反，书里诗词、回目、作者的交代等等的浑然一致都指向了形象的心性意义。当然，以类型来看人，这大致是我们的传统。自上古以来我国习惯上常把人分成一个个群体来衡量，或从血缘角度：龙生龙，凤生凤；或从地域角度：北人豪爽，南人灵秀；或从社会经济角度，以至阶级角度。虽然有它的道理在，当形成定论后就把人归入群，总是考察其共性，往往抹煞了个性，不理会个性，甚至无视个性，让个性服从于它的那个群体。由此整个文学艺术强调善及教化作用的实质，就是教人如何去服从群体的利益。到明代中叶解放思潮起，个性觉悟了。
　　许多专家指出，佛教禅宗的“直指本心，见性成佛”，道教宋元以来的“内丹”学说，直至宋明“陆王心学”都是通过对外在权威的否定，突出个性存在的价值。百回本《西游记》定型于明中叶，正是王阳明“心学”传播的隆盛时期，写作者以心性主旨去建构了故事，因此《西游记》中的一个个形象不是某种类型的人，而是人所共有的某种“人性”的表现。这样说，还请大家注意一下《西游记》第一百回如来授职时的说辞。过去大家注重的是取经过程中表现了什么，其实将过程与结果连起来看，作者的立意很明显。唐僧取经信念始终坚定，毫不动摇，但一直表现出思乡之情，实际上就是苦苦追求归宿。最后取到真经，肉体解脱了，八大金刚呼唤他“诵经的……跟我回西去也。”“长老丢下经卷，起于九霄”，他已寻到了归宿，所以就成觉悟者——佛。
　　孙悟空经历的也代表了一种由“惑”到“悟”的过程。猪八戒，由于“色情未泯”，所以只能成为“净坛使者”。不能从“情、色”突围，就永不觉悟。沙僧，如果从作品借用的佛家果位说来看，金身罗汉，意味他获得了解脱，就是说，灵智虽不能“自利利他”，却可以自我解脱。作品既肯定人性中种种的心性，又反映出了“性”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西游记》并不明示给人什么对，什么错，如何做法，而是启发人去悟。成了觉悟者，就成了佛。觉悟，应该是人的最高追求，我们说《西游记》形象是“因理设像”，它“因”的就是这个理。
　　其次，《西游记》的表现手法成功地借鉴了传统诗词书画艺术技巧。成功的小说，形象是重要的，但在我国传统小说中，塑造形象是很晚的事了，虽然受佛教影响因理而设像，骨子里注重的大约还是那个“理”。《西游记》是“设像”最好的。书中也让孙悟空、猪八戒作诗（如第三十六回），显得有些滑稽。我认为谈《西游记》的表现手法或者说我国古代白话长篇小说的表现手法，还要看到它如何借鉴了诗词和书画艺术丰富的艺术经验。明代成熟的白话长篇小说出现时，我国传统文学之正宗的诗文已经有了一二千年的历史，有了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与之并生的书画艺术也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营造和成就了我们自己的表现方法、审美情趣。在如此深厚的传统文学艺术积淀的土壤中成长的小说，自然会有所借鉴。
　　小说是讲故事的，《西游记》在以第二人称讲故事时，也包含了许多言外之意。许多情节不仅读来有趣，并能勾起人的联想，能让读者去回味、思考。比如第五十六回，由于孙悟空打死了几个强盗，唐僧生气，猪八戒挑唆，书中交代“那长老怀嗔上马，孙大圣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师徒都面是背非”，四众离心离德，进而赶过走了悟空（正心），所以紧接着出现了假悟空（二心）。回目点出“道味放心猿”，才出现“二心搅乱大乾坤”。第七十二回，全书中唯一一次唐僧执意要去化缘。按佛、道、明儒都讲究“静坐息虑”，而这回唐僧动了虚荣念头：“我若没本事化顿斋来，为徒的怎能去拜佛？”结果引出七个蜘蛛精吐出无数烦恼丝，将他禁锢其中，所谓“七情迷本”。再如，玉华州悟空、八戒、沙僧动了为人师的念头，引出九头狮子等一大群杂毛狮子搅闹一场。书中并没有说教：不可生嗔念、嫉妒，不可七情妄动，不可好为人师；书中只是用假、真悟空表示二心，用七个蜘蛛精代表七情，用狮子表不称的师道……除有趣的情节与语言，读者只要稍作思考，便会联想到一些人所共知的道理。
　　中国诗词从司空图就提出“离形得似”。到苏轼、严羽更发展其理论为“神似”或“入神”，这种审美追求到明代为更多戏剧、小说家听接受。汤宪祖就说过：“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汤显祖集》卷22《合奇序》）。《西游记》中对神韵的追求更隐约而深刻。如观音，在小说中开始是如来的使者，寻找合适的取经人的。当她寻找到玄奘，并给他配齐班子后，按说应该退居幕后了。而小说中越到后来，观音出现的次数越多，悟空碰到困难就找她，她也频频亲自去为之解难。有时还化为老妇，事先警告。我们说孙悟空在《西游记》一书中代表了奋进突跳、追求上进之心，这种上进心与外界斗争与自身斗争，碰到魔障时，一再寻求的自然是“智慧”，借用佛教说法叫“般若”。而观音在作品中代表的正是“深般若”法门，即妙观察智慧。他代表了心识通过认识外界，经过深思熟虑，以至内心斗争，产主的智慧之神思。诸如此类，《西游记》将深奥的理论说教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而这种蕴意或曰内涵与形象不一定有直接对应关系，它追求的是一种神韵，它给予人的是一种蕴藉含蓄的审美感受。
　　《西游记》是明代解放思潮中出现的小说，它具有那个时代所成就的思想特色，体现了三教合一思想的核心——心性学说。用大量生动形象寓指着心性说的深奥道理，又吸取了传统文化的许多成功的表现手法，在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故事叙述中阐发严肃的主题。它内涵丰富、雅俗共赏，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