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淮安府志记载的《西游记》

就是百回本《西游记》

刘 怀 玉

提  要：明代后期以来，“西游记”已成为以唐僧取经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小说一类作品的专有名词，天下皆知，人们一般不会再用“西游记”为自己作品命名。天启《淮安府志》编成仅距吴承恩逝世40余年，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所记载的《西游记》肯定是小说。通俗小说能否入地方志问题没有硬性规定，天启志编者知道它是小说而将它记入，乾隆《淮安府志》编者又因为它是小说又将它删去，就是因为他们在这点上的认识不同而有不同的做法。

关键词：《西游记》  吴承恩  天启《淮安府志》

最早记载吴承恩作《西游记》的是天启《淮安府志》。该书记载有两条，一条是卷16《人物志》，另一条是《近代文苑》。《人物志》的内容是：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

另一条是同书卷19《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其文曰：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囗卷  《春秋列传序》  《西游记》。

康熙24年(1695)修的《淮安府志》继承了前人的做法，有关记载相同。①

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此《西游记》仅是一篇普通的游记而已，不是指今天列为四部古典文学名著的百回本的通俗小说《西游记》。我认为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其理由如次：

首先，天启《淮安府志》记载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不会有错。

天启《淮安府志》修于天启6年（1626），距吴承恩逝世刚40余年，② 修志人一般都是年高德劭的耆旧乡绅，他们记吴承恩的事，大致相当于今天60多岁的人记文革的事一样，当为亲眼目睹，亲耳所闻，不会有错的。清乾隆间人吴玉搢，在他的《山阳志遗》卷4中就曾说过，“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

其次，将天启《淮安府志》关于吴承恩的几段记载联系起来看，《西游记》就是“名震一时”的“杂记”中的一种。一般的游记是不会“名震一时”的，所以它就是人人爱读的通俗小说百回本《西游记》。

古代地方志中记载一个人的事迹，往往要在几处出现，例如“人物志”中记载其生平、思想、宦迹等，而“艺文志”中记载其作品名称，以至于具体诗文；“选举志”中记载其中举人、进士的时间，“坊表”记载为其树立的坊表（如果有的话），“古迹·坟墓”中记载其葬地。如果将这些都放在一处叙述，既不合体例，又容易造成重复。所以利用方志研究一个人，必须将几处记载都要看到，还要将几处的记载放在一起研究，才能全面了解一个人。天启府志的两条记载是互为表里的，将它综合起来看，就会产生一个完整的概念：《近代文苑》中所云“敏而多慧，博极群书”，“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是说吴承恩具有写通俗小说的本领，并且还写了几种，而且写的书很有名气,轰动一时，在淮安地方来说是人所共知的。《淮贤文目》则记载其具体著作，其中有《西游记》。以“博极群书”的文学功底，“善谐剧”艺术风格，写出来的作品“名震一时”。这样联系起来一推敲，这《西游记》当然就是那社会上流行的百回本通俗小说《西游记》了。还能有什么普通的游记能“名震一时”！吴玉搢就是这么理解的。他说：“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他便认为《西游记》就是“名震一时”的“杂记”中的一种，就是通俗小说。比他稍晚一点的阮葵生，也具相同的说法。③ 今人郭箴一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第六章中也说：“（吴承恩）生前善谐剧，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西游记》即为杂记之一”。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杂记”是否包括通俗小说，也就是说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是否可以称之为“杂记”。

这就牵涉到文学作品分类中的小说概念问题。在今天，小说是的指有完整或者比较完整故事情节的文学作品，在古代，小说的概念比较宽泛，因为它多数是从史书、传记文学发展来的，所以这类文学作品后来就跟着叫“记”、“志”，或叫“传”，甚至称之为“志传”、“传记”。

吴承恩就曾称前人小说为“传记”。他在《禹鼎志序》中说，“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牛奇章即牛僧孺(779-847)，他的代表作是《玄怪录》，段柯古即段成式(803～863)，其代表作是《酉阳杂俎》。此二者皆典型的唐人传奇小说，而吴承恩则称之为“传记”。这是他对小说下的一种定义。但这决不会是他个人的意见，或许就是当时社会上公认的定义。他这么说是遵循当时的社会习惯，他说的“传记”，别人就会理解他说的是《玄怪录》、《酉阳杂俎》一类的作品，不会理解成别的东西。虽然小说可能还有其他的叫法，如叫“传奇”，(我们今天都习惯称之为“唐人传奇”)但将它说成“传记”，在当时肯定也是不会错的。

唐人刘知已在《史通》内篇“杂述”第34中分小说为十流，“八曰杂记……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这就是说，在唐代就有人称小说为“杂记”的。这个说法一直被后人沿用，清人褚人获《隋唐演义序》说：“昔人以《通鉴》为古今大帐簿，斯固然也。第既有总记之大帐簿，又当有杂记之小帐簿。此历代志传演义诸书所以不废于世也。”褚氏即认为“志传演义”即是杂记。

宋代的类书《太平广记》，几乎收入了宋以前的全部小说，你看他那“引用书目”中那些书名，绝大多数不是叫“传”，就是叫“记”。如果把两类合起称呼，自然就是叫“传记”了吗？吴承恩称其为“传记”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太平广记》第484至第492卷这九卷书，那那些较长的，在当时就是通俗小说（一卷只一两则），如《李娃传》、《东阳夜怪录》等，归为一大类，称之为“杂传记”。“杂传记”实际上就“杂记”加“传记”，是两种叫法合起来的名称。所以称杂，大概是因为所记内容庞杂，有志怪，有博物，还有叙述史事人物，因而被称之为杂记、杂传记。

从上述情况来看，天启《淮安府志》的编者，称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为“杂记”，这恐怕也没有什么不规范的，而是顺理成章的。也许因为当时对小说还没有统一的叫法，而“杂记”的叫法又是其中一种，称之也可以的罢。因此，这“杂记”中的《西游记》，理所当然的就是通俗小说《西游记》。

第三，天启《淮安府志》所载《西游记》不可能是一篇普通的游记或者其他什么性质的文章。

同名书是在互不通信息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果已知别人已有过叫某某的书名，一般是不会再用同样的名字为自己的书来命名的。今天常有同名作品，一般是从文字类作品改编成影视类作品，或者由影视类作品改写成文字类作品。这大都由原作者改编的，即使由别人改编，但都是征得原作者的同意，承认原作者著作权的情况下进行的。

自宋元以来，唐僧取经故事以各种文学样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西游记”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开始具有固定的所指。特别是吴承恩的百回本《西游记》问世后，在社会上褒贬各不一样，但是各个阶层的人士，从达官贵人、文人学士、老少妇孺、工农士商，贩夫走卒，无论你是赞成它或者反对它，有一条却是一样的：大家都爱读它，甚至到处传讲，无不为它的深刻的内涵、优美的故事、恢谐的笔调所折服。因此，在吴承恩时代，大凡人们一提到“西游记”三个字，人们就会联想到唐僧取经、孙悟空、猪八戒的故事。也这是说，在当时《西游记》一名已成固定内涵的专有名词，就是特指唐僧取经故事的戏曲或者小说。阮葵生就说过，“射阳去修志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已名？”这足以证明小说《西游记》是“世俗通行”人所共知的。基于这个原因，后人即使到他所在地西部某处旅游，写成一篇游记，也绝不会再用“西游记”来命名的。一是会被人与天下熟知的小说混淆，二者是怕人说你孤陋寡闻，连大家耳熟能详的小说《西游记》都不知道，还用这个名字来作文章题目。以今天来说从前，巴金的小说《家》出版以后，肯定是不会再有一部书取名《家》的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有了中译本以后，大约不会再有人写一本同名的小说了。同样道理，也可以这样推理：吴承恩如果不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即便他写过一篇去西部的游记，他也不会用《西游记》来命名；如果吴承恩的《西游记》仅是一篇普通的游记，天启府志的编者就不会将它记到《淮贤文目》里去。本人孤陋寡闻，百回本小说《西游记》问世以外，还未见过一部或一篇再叫《西游记》的书籍或文章。有的只是《西游记》的续书之类，但要加上“续”、“补”、“新”之类的限定词语，以免与原著小说《西游记》相混淆。

第四是通俗小说能否入地方志的问题。

通俗小说能不能入志，在古代可能没有统一的说法。大约有些人是不肯接纳通俗小说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

通俗小说虽是小道，但古人并不讳谈。许多学者在研究经史，撰写经世治国文章的时候，还常常讲到通俗小说《西游记》，而且还要收到他们的文集中去。明代谢肇淛（1567—1624）《五杂俎》卷九谈及《西游记》时说，“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西游记》谓天帝封孙行者为弼马温，盖戏词也。”在他的另一著作《文海披沙》中又说：“俗传有《西游记演义》，载玄奘取经西域，道遇魔祟甚多，读者皆嗤其俚妄。余谓不足嗤也，古亦有之。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黄帝伐蚩尤，迷大雾，天命玄女授指南车；禹治水桐柏，遇无支祁，万灵不能制，庚辰始制之；武王伐纣，五岳之神来见，太公命时粥五器，各以其名进之。至于《穆天子传》、《拾遗记》、《梁四公》，又不足论也。《西游记》特其滥觞耳。”清代纪昀（1724—1805）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经常讲到志怪杂记，而卷九《如是我闻》中直接讲到《西游记》：“吴云岩家扶乩，其仙亦云邱长春。一客问曰：‘《西游记》果仙师所作，以演金丹奥旨乎？’批曰：‘然。’又问：‘仙师书作于元初，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土、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动。再问之，不复答。知已词穷而遁矣。然则《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钱大昕（1728—1804）《潜研堂集·长春真人西游记跋》说：“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编，于西域道里风俗，多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钞得之。村俗小说演唐元奘故事亦称《西游记》，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邱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焦循（1763-1820）《剧说》卷四：“元人吴昌龄《西游记》，与所俗传《西游记》小说小异。”

古代也有许多儒家学者认为地方志可以记载通俗小说，他们似乎没有禁忌和规矩的束缚。清代金石学家吴玉搢（1698—1773）在他的《山阳志遗》卷4中说：“天启《旧志》列先生（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吴玉搢，字藉五。《清史稿》儒林二有传：“官凤阳府训导。著有《山阳志遗》、《金石存》、《说文引经考》、《六书述部叙考》，又著《别雅》五卷，辨六书之假借，深为有功，非俗儒剽窃所能彷彿也。”《淮安河下志》卷11说，他“尝南浮大江，访求奇人逸士，与涉历山谷，采获古迹，证其所学。穷冬匹马走塞上，登居庸关，所至就戍卒野人，叩以山川阸塞，时徘徊丛莽落日中，至竟日不食，人多怪之。后游京师，时翁覃溪方纲、朱竹君筠，方以考据金石称专家，闻玉搢至，争出所著以相质。尝主秦尚书蕙田家，蕙田所著《五礼通考》多出玉搢手订。世有奇文残字，博物家所不能辨者，皆踵门求教。”像这样一位考据学者，时代比我们早，应该说他的封建正统意识肯定比我们还要浓厚，但他就不怀疑天启志记载的《西游记》就是通俗小说。

清代经学大师丁晏（1794—1875）也坚信不疑。他在他的《石亭记事续编•书西游记后》中说：“《潜研堂集》跋《西游记》云：‘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钞得之。小说《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邱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晏案，钱氏谓明人作甚是。记中如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土、翰林院、中书科，皆明代官制。邱真人乃元初人．安得有此官？其为明人作无疑也。及考吾郡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吴承恩下有《西游记》一种。承恩字汝忠，吾乡人，明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旧志《文苑传》称：承恩性慧而多敏，博极群书，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西游记》即其一也。”丁晏，字柘堂，江苏山阳人。《清史稿》儒林三有传，说他精于考据，于十三经都有论著。④ 像这样的学者，也没想到方志中不能记载通俗小说的禁忌，一直紧持认为天启志记载的《西游记》就是小说。为了使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不再与丘处机门人李志常的《西游记》相混，淮安杨慧生特地将李书刊刻出来。丁晏为他作了《杨慧生重刻西游记序》(颐志斋文集卷五)，又重复了上述观点。丁晏虽是位经学大师，同时对通俗小说也很予以关注。如他读了《醒世姻缘传》以后，认为其作者就是蒲松龄。丁晏也是一位通俗小说爱好者和研究专家。⑤

如果说因为他们是淮安人，有点“地方主义”。那么外地学者也有许多人是同意吴玉搢、丁晏的说法的。陆以湉（1802—1865）《冷庐杂识》说：“《西游记》推衍五行之旨，视他演义书为胜，相传出元邱真人处机之手。山阳丁俭卿舍人晏据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谓是其乡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吴承恩所作；且谓记中所述大学土，翰林院、中书科、锦衣卫、兵司马、司礼监，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此足以正俗传之讹。”邓之诚(1887～1960)《骨董琐记》中说：“《西游记》相传出邱处机手，非也。山阳丁俭卿晏据康熙《淮安府志》，是其乡吴承恩所著。承恩嘉靖中贡生，官长兴县丞。书中所述，皆明代官制，且多淮郡方言。”至于鲁迅、胡适这些当代的大学者，他们的态度大家都是知道的，就用不着赘言了。

阮葵生虽也是淮安人，但他却认为小说不值得记载到地方志中。乾隆年13年（1748）修《山阳县志》，他在京城任刑部侍郎，又博学多闻，著有《茶余客话》，颇知名。在淮安他是一位有影响的朝廷大老。当时的知县金秉祚，曾就吴承恩所作《西游记》一事询问过他。他回答说，“此事真伪不值一辨”。所谓“不值一辨”，有两层含义：一是天启府志所记吴承恩作《西游记》这件事本身是不用怀疑的，那就是一部“通俗演义”小说，肯定是吴承恩所作。二是此书仅一部“通俗演义”小说而已，根本用不着记到府志里去。就因为他这一句话，乾隆《山阳县志》，以及据此编纂的乾隆《淮安府志》便没有再记载吴承恩作《西游记》了。其不入志的原因，正因为它是一部“通俗演义”小说，如果真是一篇普通的游记，也不至于遭到如此厄运。⑥

编纂天启《淮安府志》的时候，社会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前不久李三才在淮安做了十多年漕运总督，办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成为东林党人政治代表人物。他在淮安漕署辟了一个东林书院，聚众讲学，淮安府出现了一大批复社成员。当时政治黑暗，朝廷腐败，社会动荡，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要求民主，思想十分活跃。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人们普遍主张突破理学对人性的束缚。在文学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反映市民生活的戏曲、小说作品，在创作、刊刻印刷、阅读传播通俗小说方面，出现了全新的局面。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一部通俗小说，是当时人们熟知的。在当时条件下，人们读小说，谈小说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文人的文集中谈小说，批点小说是很平常的事。天启年间，《淮安府志》的编者将吴承恩有小说《西游记》记入了府志中，在那个年代是很自然的。所以用不着怀疑，天启《淮安府志》所记《西游记》，就是百回本通俗小说《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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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 鲁迅《小说旧闻钞》：“康熙《淮安府志》卷11《文苑传》及卷12《艺文志》，所载吴承恩事迹及著作，并与天启《淮安府志》同。”

② 学术界一般认为吴承恩的卒年为1582年。参见苏兴《吴承恩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③⑥ 此见阮葵生《茶余客话》卷21，原文如下：“金漳山先生令山阳，修邑志，以吴射阳撰《西游记》事，欲入志；余谓此事真伪不值一辩也。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借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未之有闻也。世乃称为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园一序，而尊为长春真人秘本，亦作伪可嗤者矣。按明《郡志》谓出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求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已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演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然射阳才士，此或其少年狡桧，游戏三昧，亦未可知。要不过为村翁塾童笑资，必求得修练秘诀，则梦中说梦，以之入志，可无庸也。”他于《西游记》书名后还加上“通俗演义”四个字，即更表明他认为天启府志所载《西游记》就是通俗小说。

④ 《清史稿》儒林三丁晏传：“生平笃好郑学，於诗笺、礼注研讨尤深。以毛公之学，得圣贤之正传，其所称道，与周、秦诸子相出入。康成申暢毛义，修敬作笺。孔疏不能寻绎，误谓破字改毛。援引疏漏，多失郑旨。因博稽互考，证之故书雅记，义若合符，撰毛郑诗释四卷。康成诗谱，宋欧阳氏补亡，今通志堂刊本讹脱踳驳。爰据正义排比重编，撰郑氏诗谱考正一卷。以康成兼采三家诗，王应麟有三家诗考，附刊玉海之后，舛谬错出，世无善本。乃蒐采原书，校雠是正，撰诗考补注二卷，补遗一卷。……所著书四十七种，凡一百三十六卷，其已刊者为颐志斋丛书。”

⑤ 张清吉《醒姻缘传新考》引孙楷第致胡适信云：“此书作者，《骨董琐记》以为蒲留仙。前曾访《骨董琐记》作者邓文如君，叩其来历，云据缪荃荪（1844—1919）《云自在龛笔记》稿本。所记鲍廷博语，乃缪氏亲闻之丁晏者。”

(原载《淮海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