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评李安纲《西游记》论的版本基础

李安纲先生的《西游记》论堪称自成一家之言。但他与别家颇有相异之点：别家所论可以避开版本问题，就《西游记》的形象体系着眼，纵论思想艺术，而可以不显露版本问题上的破绽；而李氏所论却始终以《西游记》的版本论断为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版本论断为前提，他的理论论述便无法进行，他的理论体系便有成为空中楼阁之危险。笔者纵观李氏所论，他的版本论断共有三方面，若以形象化的语言作比喻，可说是李氏《西游记》论独家体系的三条支柱。但我认为，这三条支柱，既非钢铸铁浇，水泥柱头，也称不上青石叠成，砖块砌就。何则？因为他的版本论断，或在《西游记》论坛向无定论，异说纷纭；或经不起版本的实际检验，差错迭出。看来，李安纳先生还来不及对《西游记》复杂的版本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便贸然作出论断，并以之为出发点或前提，来建立自己的《西游记》论。这样的《西游记》论，其真理性和稳定性是很可怀疑的。

现就李氏所作出的三条版本论断，逐题加以辨证。

一

　　论断之一：现存最早的世德堂本《西游记》删去了唐僧出身的第九回。

李氏说：“世德堂本还删去了第九回唐僧的出身一段”①；又说：“百回本以后所出现的多数版本几乎都是删节本。而被删节的却都是八十一难中的内容，这一现象从现存最早的版本金陵世德堂万历二十年刊本就已经开始了。《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由于那位‘好事’的华阳洞天主人根本不懂金丹之学，以致删掉了唐僧出身本事的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根本’，从而少掉了八十一难中的四难：金蝉遭贬、出胎儿杀、满月抛江、寻亲报冤。然而，第九十九回总结八十一难的薄子上却分明记得，这就给明眼人显示了破绽。”②李氏以上所述，似能自圆其说；特别是对于不了解《西游记》版本演变和几十年来版本论争中的复杂情况者来说，更以为颇有其理；一步步推演，一层层论述，何有破绽？其实不然，上述所论几乎都经不起仔细推敲。我们且分几方面来加以说明。

首先，李氏说“百回本以后所出现的多数版本几乎都是删节本，而被删节的都是八十一难中的内容”，这一论述是后文一系列观点得以层层推进的先导。但，恕我直言，它本身就缺乏版本根据，不合版本实况。的确，明清时代梓行的百回本《西游记》共十种，其中除世德堂本、李卓吾评本和《新说西游记》本三种是全本以外，其它七种（明代两种和清代五种）都是删节本。但删节的是什么？我可以断言，决非李氏所说“删节的都是八十一难中的内容”。李氏所说其实是未经版本对读和校勘的臆测之言。那么，究竟删节本“删节”的是什么呢？按照我历年来各种版本之间对读之所得，删节的不外乎是字、词或句，连完整的细节描写都极少删削，更不必说情节和故事的删节了。总之，牵筋动骨的删节未尝发现，更谈不上“都是八十一难中的内容”了。

当然，李氏可能会不以为然地反驳：我之所谓“删节本”，并非指通常《西游记》研究者所说的删节本；而是指删去唐僧出身四难，即所谓“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的第九回的删节本。但，即使指此，也与前引之言“百回本以后所出现的多数版本几乎都是删节本”的观点不符。因为没有这个唐僧出身故事的版本，只有明代刊刻的包括世德堂本、李卓吾评本在内的四种；而清代刊刻的包括证道书本、真诠本、新说本在内的六种都有这第九回的唐僧出身内容。若包括清代并未刊刻而近年才梓行的《西游记记》在内，则有七种之多。所以并非“多数版本”都删节了“八十一难中的内容”，而是只占十分之四或十二分之四的少数版本。`

不难理解，李氏所论“删节本”一节并非目的，而是旨在推导出下文所说的“这一现象从现存最早的版本金陵世德堂万历二十年刊本就已经开始了”一语。既然前提就存在疑问，何论其所推导而出的观点的正确性？但是，问题还不仅止此；关键还在于这一观点本身也存在诸多疑问。

此语的实质，其实就是世德堂本删掉了唐僧出身的四难，即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但是，对于这一观点，我可以断言，至今没有发现任何版本根据和确凿的历史资料记载。《西游记》研究者为此争论了数十年甚至近一个世纪，却仍然诸说纷纭，并无定论。为什么？因为这牵涉到百回本《西游记》的最后加工者吴承恩（或者如李氏所说的“安徽歙县唐太史”）的定本中，究竟有无这个唐僧出身故事。因此，不妨说，一个问题变成了两个悬案，即吴本（或唐本）中有没有唐僧出身故事，然后才能讨论世德堂本是否删节掉了此故事。而且，若再细究，则世德堂本是据我称之为“前世本”（据世本陈元之《西游记序》的《西游》一书翻刻③。这就牵涉到这部“前世本”究竟是吴本（或唐本），还是吴本（或唐本）的翻刻本（甚至抄写本），这部“前世本”有没有唐僧出身故事的问题。假若“前世本”是吴本（或唐本）的翻刻本，本有唐僧出身故事，而现存世本中没有此故事，则大致可以说被世本删掉了；若“前世本”中本来就无此则故事，则世德堂本删节唐僧出身故事之说，就根本无从谈起。而且，《西游记》版本争论中的情况还远为复杂。譬如：有的论者提出世德堂本并非陈元之序本，世本刊行于万历二十年，陈元之序本则刊行于嘉靖年间；而且还提出同样没有唐僧出身故事的明代删节本杨闽斋刻本和《唐僧西游记》的刊刻时代亦可能比世本要早④。对于版本演变和版本论争中诸如此类的复杂情况，一概视而不见或者并不了解，而断言是世德堂本删节掉唐僧出身故事，这怎能令《西游记》研究者特别是版本研究者信服！照我看，若要论断世德堂本删去了唐僧出身四难与否，非要把上述的复杂情况理清，并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才会令人信服。

再次，姑且撇开上述复杂论题不谈，我也注意到李氏论述世本删去唐僧出身故事时有一条在他看来持之有据的理由，即原因在于“校”者华阳洞天主人“根本不懂金丹之学，以致删掉了唐僧出身本事的第九回”。但是，这样论证和推断也是很成问题的，经不起推敲。

《西游记》是不是形象化的金丹之学？这是一个老题目，反反复复讨论了几个世纪，相当长时间以来是被否定了的。李氏要为它重振旗鼓，未尝不可。但即使按李氏目前所论，似乎《西游记》也不仅仅是形象化的金丹之学，倒不妨戏称之为形象化的三教之学，原因其实在于《西游记》这部小说巨著的内容太丰富，决非“金丹之学”可概括。这且存而不论。问题是即使《西游记》是形象化的金丹之学，李氏又怎么知道华阳洞天主人“根本不懂金丹之学”？要知道：世本的校者华阳洞天主人究竟是何许人也，《西游记》研究界亦无定论，向来是众说纷纭：或说是李春芳，或说是陈元之，或说就是百回本加工者吴承恩（特别是后者按李氏所说则是唐太史）。不管是谁，华阳洞天主人的上述三个候选人，你要说他“根本不懂金丹之学”，未必令人信服。这也存而不论。但李氏之所以断言华阳洞天主人“根本不懂金丹之学”，理由就是他删去了唐僧出身故事的四难；还有没有别的根据？我看没有。而李氏之所以断言世本删去了唐僧出身故事的四难的原因又是根据什么呢？原因又是“由于那位‘好事’的华阳洞天主人根本不懂金丹之学，以致删掉了唐僧出身本事”。还有没有别的根据？我看也没有。这样，李氏的这个论证，不免就变成互为因果的怪圈。而讲到底，原因就在于两者都是毫无版本根据和历史资料可言的推测之辞。如此而已。

再者，李氏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删掉了八十一难中的四难即金蝉遭贬、出胎几杀、满月抛江、寻亲报冤；“然而，第九十九回总结八十一难的簿子上却分明记得，这就给明眼人显示了破绽”。关于这一点，历来有论者如此认为。但照我看，也并非完全合榫。因为没有这唐僧出身故事的明本中，第十一回有介绍唐僧生平的诗一首，共二十四句，除了“出身命犯落江星（世本作“落红星”）”一句似与“满月抛江”不太切合，即无“满月”之意外，其它“金蝉遭贬”、“出胎几杀”、“寻亲报冤”，作为诗歌，无不介绍得清清楚楚。但是，即使像清本《西游记》所有的唐僧出身故事中，也没有“金蝉遭贬”的情节叙述，一直要到第十二回玄奘被选为坛主时才有一句金蝉长老转世，却仍未叙及“遭贬”的内容。这就说明：两种处理，各有轩轾，并非是有唐僧出身故事才与历难簿相合，而介绍玄奘来历的诗歌必然“显示了破绽”。

以上，我只是对围绕着李氏所论断的“现存最早的世德堂本《西游记》删去了唐僧出身本事的第九回”的种种论述提出了质疑；其实，这一论断根本不可能成为定论。因为如前所叙及，连百回本最后定本的吴本究竟有没有此第九回尚无定论，何论世本的删节。这里，我们引用李金泉先生《〈西游记〉唐僧出身故事再探讨》⑤一文所介绍的各家论述作参考，原文列表如下：

情况之复杂，分歧之大，于此可见一斑。因此，如果李氏不能就此作出充分而令人信服的论证来说明吴本（或唐本）中必然有此唐僧出身故事，而遽断世德堂本必然删去了唐僧出身四难，又怎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呢？

二

论断之二：清人汪澹（当作“憺”，下文径改）漪据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恢复、补足了唐僧出身故事。

李氏说：“到了清初，有西陵残梦道人汪憺漪，发现了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找到了被世德堂本删去的第九回唐僧出身事迹，并从金丹大道的角度阐释《西游记》”；⑥“清初金丹道人汪憺漪提出了怀疑，并在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中发现了被世德堂本删掉的第九回，于是他的《西游证道奇书》便补足了前四难，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⑦李氏以上所论，与前一论断几乎一样，似乎也能自圆其说。的确，若清初的金丹道人汪憺漪，真的发现了古本《西游记》的大略堂版中，那一个被世德堂本刊落的唐僧出身故事，当然就变成了九九八十一难的“完整系统”。问题是这一论断中有多少版本根据和历史资料的实证？我以为没有。同时，对这一论述中的各点，《西游记》研究界的看法怎样呢？至少堪称歧见迭出，大不利于李氏。兹分几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汪憺漪是否真的发现过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对此，若在十年前，我无法回答，一般研究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因为汪氏《西游证道书》仅存日本，无法看到原书如何记载，只能根据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等少数学者所述来分析，实际上也只能是人云亦云。甚至连鲁迅也未必读过，所以他在批评清人《西游记》论时不涉及《西游证道书》；且在《集外集拾遗》转录日本内阁文库图书目录时竟也照录《西游证道书》是“明版”。但是，现在情况已不同，十多年前台北天一社的影印本《西游证道书》销入内地，接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又分别出版了影印本和新排本，人们对《西游证道书》的研究近年有了大的进展。这与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提及大略堂古本一事的只有汪氏一人。他在《西游证道书》第九回回评中说：“童时见俗本竞删去此回，杳不知唐僧家世履历，浑疑与花果山顶石卵相同。而九十九国历难簿子上，劈头却又载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令阅者茫然不解其故，殊恨作者之疏谬。后得大略堂《释厄传》古本读之，备载陈光蕊赴官遇难始末，然后畅然无憾”；后又在书后短跋中提到：“笑苍子与憺漪子订交有年，未尝共事笔墨也。单阏维夏，始邀过蜩寄，出大略堂《西游》古本，属其评正。”据此，包括笔者在内，一般论者不但认为大略堂古本实有其书，而且书名就是《西游释厄传》，并把它当作版本根据，作为大前提来推导《西游记》版本演变中的一系列有关问题。

但是，笔者近年来对《西游证道书》以及有关版本问题经过反复研究，改变了看法，认为：其一，所谓“大略堂古本”并无其书。据我所知，从古至今，既未有人见过此书之记载，从未见大略堂之名或刊刻之书；亦未见汪氏之后有论者提供和补充大略堂古木《西游》之具体情况。⑧汪氏删节明本全本时，不过用了瞒天过海的手法，借古以自重；其二，严格地说，汪氏并未说过《西游释厄传》。回评中说的是《释厄传》，短跋中说的是《西游》。连起来成《西游释厄传》只是可能性之一。因为明清版本的《西游记》中，同一部书，不同书名者不胜枚举。所以并不排斥如下可能性，即：一名《西游记》，一名《释厄传》，题署在同一书中的不同部位。所以，按以上的分析，与李氏所论断的汪氏“发现了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其实尚有极大的距离。

对此，有的《西游记》论者甚至否定得更为透彻，认为：“这种把没有多讲唐僧出身的明百回本原本说成是‘俗本’，把备载出身故事的《释厄传》作为‘古本’，自然是欺人之谈”。论者还列举明末清初时期多有改写通俗小说且又打出什么发现古本的事实来说明，诸如冯梦龙改写《平妖传》，崇祯时有人将《金瓶梅词话》改写成《金瓶梅》，金圣叹删订《水浒传》，毛宗岗删订《三国志演义》等，莫不如此！⑨在这种时代风气中，汪憺漪借口获得大略堂古本《西游》，实即将明本全本《西游记》删节后加入唐僧出世故事，何足为奇！

其次，李氏认为汪憺漪在大略堂古本中找到了“被世德堂本删去的第九回的唐僧出身故事”，则更是缺乏根据之言了。为什么呢？因为如前所述，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其实并无其书，则何从其中找到？同时，如上文所述，世德堂本究竟有没有删去过唐僧出身故事的第九回，还是一个谜。在这种情况下，陡然断言汪憺漪在大略堂古本中找到了“被世德堂本删去的第九回唐僧出身故事”，岂非过于玄虚！

或说：汪憺漪的《西游证道书》中，较之以前的明本《西游记》大为不同，它有第九回的唐僧出身故事总是事实，又怎么解释？对它的来源，过去可说众说纷纭，甚至以为从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中承袭而来者也不乏其人，因为没有可靠的资料，只能按汪憺漪所说持慎重甚至持同的态度。而随着《西游证道书》的印行，研究的深入，认为《西游证道书》中的唐僧出身故事，系从明代简本朱鼎臣所编《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即朱本）⑩ 中改编而来。近年来，此见逐渐为人所持同。原因何在？因为现在原本朱本既不难觅得，影印本的《西游证道书》也并非踪影难寻。在此情况下，将朱本卷四所写唐僧出身故事与《西游证道书》第九回所写唐僧出身故事，作文本对读、文字校勘，便不能不承认二者之间的血缘关系。我曾在《“大略堂〈释厄传〉古本”之谜试解》⑾ 中有过详细叙述，指出二者之间“故事的情节梗概”、“故事中的人名地名”、“故事的细节”和“故事中许多句子语言”四方面都“基本相同”。也有论者从另一角度即汪憺漪《西游证道书》第九回如何改编朱本卷四作了论述，指出：“第一，汪本第九回基本消除了朱本第四卷同其它各卷的矛盾之处”；“第二，汪本第九回改动或弥补了朱本第四卷故事中的一些漏洞”；“第三，汪本第九回将朱本第四卷那些累赘、拖沓的文字作了大量删节，一些别扭、拗口的句子也作了改动”；结论是“朱本第四卷有九千多字，而汪本第九回只有一千多字，显然，汪氏并未抄朱本，而是作了一番加工工作的”⑿ 。这一情况表明，即使有论者拿出更为充分的理由（当然最有力的当推版本根据或历史记载），来推翻上述的汪本第九回出于朱本卷四的见解，也无助于增加李氏所论的真理性和作为定论的可能性。因为上述两种见解基于文本的对读和校勘，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即使不可能成为定论，但至少表明对汪憺漪据大略堂古本找到了被世德堂本删去的第九回的论断有不大利，这足以表明：李氏的论断不可能成为定论。

不久以前，笔者曾撰《〈西游释厄传〉综考辩证录》⒀ ，文中综合论证了各种有关“西游释厄传”说法，并引述了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的一段话，话中在引用汪氏《西游证道书》第九回回评那段文字后说：

所谓大略堂古本，究系何时所刻，憺漪却未详言之。而“释厄传”之名，则其来源甚早。考《西游记》第一回引首诗有云：“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此诗通行本有之，明本亦有之。此或吴承恩《西游记》本名有“西游释厄传”，或吴承恩《西游记》自《西游释厄传》出，今难质言。又东京村口书店有万历刊本朱鼎臣编《西游记》，其书有陈光蕊事，亦题“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然文甚简略，……不题“大略堂”，似尚非汪憺漪所得本。汪氏所云大略堂本，其源流不明如此，殊不足为持论根据。

孙氏所论，六十余年过去了。但其谨慎持重、实事求是的论述，依然值得今天《西游记》的研究者深思和参照。因为论中所述的版本和资料情况，毫无新的进展和发现。一切有悖于孙氏所论之言，还得拿出令人信服的版本和资料的新东西来，才能言之成理！

三

论断之三：《新说西游记》是最接近原作的版本。

李氏说：“唯有用《大学》来解释《西游记》的张书绅《新说西游记》采用了世德堂刊本，并把汪憺漪发现的第九回补进，遂有了一个最接近原作的版本。”⒁ 我还是要说，若就事论事，李安纲先生的这一版本论述应该说是完整的：若《新说西游记》本的确“采用”了现存最早的世本，又“补进”了汪氏从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中发现的被世德堂本删去的第九回，都是原汁原汤，岂不是一个“最接近原作的版本”！然而，问题依然出在经不起版本的实际检验上，因此，《新说西游记》也决非“最接近原作的”《西游记》版本。这里仍分几方面来辩证。

首先，张书绅的新说本《西游记》是否“采用了世德堂刊本”。新说本是清代唯一的百回本《西游记》全本。除了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增复仇根本”的唐僧出身教事以外，其它九十九回无疑是根据明本全本刊刻。但是，明本百回本现存两种，即世本和李评本。李评本刊刻于崇祯年间，世本当然比李评本早刊刻。问题是新说本究竟是据世本刊刻呢，还是据李评本刊刻？以往，一般论者包括笔者在内，都认为是据世本刊刻。因为世本的原样虽不易读到，但据世本校刻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本《西游记》则广泛流行，将它与新说本对照，岂非大致差不多！新说本据世本刊刻之说也就由此流行。

然而，当我们近年仔细对读新说本和世本或李评本的原刊本以后，遂知新说本并非以世本为底本刊刻，而主要据李评本为底本刊刻，当然不排斥在刊刻过程中参考过世本。这里举几个典型例子来说明：

一是第一百回，唐僧回大唐后向李世民献上通关牒文，牒文上有历经各国用印的国名。世本的名单上有狮驼国印。其实，狮驼国君臣及百姓早在五百年前就被大鹏群妖吃尽。唐僧四众途经狮驼国，经过艰苦鏖战后，才请如来佛祖降伏，故过狮驼国时并未在文牒上用国印。世本有误。李评本据世本翻刻时发现了这一错失，故加以改正，在牒文上删去了“狮驼国印”一句；但李评本没有发现世本牒文上之“凤仙郡印”、“金平府印”亦有误，因与正文对照，唐僧师徒过该处时并未用印，发现这一错失的则是清初的《西游证道书》。而新说本的牒文用印国名单与世本有异而与李评本全同。因为新说本也只删去“狮驼国印”一句，而“凤仙郡印”和“金平府印”二处与李评本一样未删。

二是第十七回末尾与第十八回之间，世本缺漏回目，只总目录中有第十八回回目“观音院唐僧脱难，高老庄大圣降魔”。李评本的第十八回总目与世本同，但正文回目中已补上了“观音院唐僧脱难，高老庄行者降魔”，显然，李评本的总目是按世本照刻，正文回目则自行补上，造成了总目中为“大圣降魔”，正文回目中为“行者降魔”之错失。而新说本则正文回目和总目录均为“行者降魔”，显然也是按季评本刊刻而又改正了李评本总回目中“大圣降魔”之误，而后者显然是承袭世本而来，这也证明新说本按李评本刊刻，而非按世本刊刻。

三是第九十九回历难簿中的历难名称和顺序。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世德堂本历难簿上的历难顺序，除第一难至第九难与正文情节发展的顺序相合以外，其它各难顺序之颠倒错乱，与正文中情节内容的发展，几乎无从整理。究其原因，是作者或校刻者有意以游戏笔墨出之，还是刻印中活字板散失错乱？难以捉摸。而且有的难名亦多有与众不同者，如“不识人参”、“山压大圣”、“洞中高悬”、“救女怪卧僧房”之类，后续版本则已改为“难活人参”、“平顶山逢魔”、“莲花洞高悬”和“松林救怪”、“僧房卧病”，或灾难性质改变，或历灾地点明确，或一难化为二难等等。有意思的是同署华阳洞天主人校的明代删节本杨闽斋本和《唐僧西游记》，竟与世本全同。若我们将新说本的难簿名称和顺序与之对读，便会发现二者竟完全不同；但若将新说本与李评本对读，便发现二者除个别字有异以外，几乎全同。这一情况表明：新说本是据李评本刊刻，而决不可能据世本刊刻时自行改正又恰恰改得与李评本相同。

这里举的当然只是几个具体例子，即使不足以完全证明新说本是据李评本刊刻翻印，却已足够向李氏所论“《新说西游记》采用了世德堂刊本”一说提出挑战。

其次，李氏认为新说本“把汪憺漪发现的第九回补进”，此语亦似是而非，并不确切。清代《西游记》的第九回唐僧出身故事，的确由汪氏《西游证道书》先问世；没有《西游证道书》的这个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后续的清代五种《西游记》，即：《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西游原旨》、《通易西游正旨》、《西游记评注》便没有这个同样的第九回。但是，这后续的五种《西游记》是否都从《西游证道书》直接“补进”呢？别的且不提，单说《西游真诠》和《新说西游记》。若未经版本对读，因为回目一样，情节内容也类似，必然会认为都从《西游证道书》“补进”；然而，若一经版本对读，我们便会断然改变这个看法。原来紧接汪氏此书而问世的《西游真诠》固然是直接由《西游证道书》“补进”；但它在“补进”时，却在文字上作了不少改动。而接着问世的《新说西游记》，若将第九回与《西游证道书》对读，则文字出人很多；但若将它与《西游真诠》第九回对读，却居然可说一模一样。仅举一例：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足证新说本第九回是据真诠本“补进”，而与《西游证道书》仅是间接的血缘关系。

最后，《新说西游记》是不是“最接近原作的版本”呢？当然不是。李氏认为新说本按世德堂本翻刻，又补进了汪氏发现的被世德堂本删节掉的唐僧出身故事，当然变成了“最接近原作的版本”了；但照我看来，如前所论证，新说本主要系按李评本翻刻，补进的第九回又是真诠本的文字，更谈不上是被世本删去的唐僧出身故事，则新说本是“最接近原作的版本”又何从谈起？

其实，照我看，新说本是明清时代《西游记》版本中的一个怪胎。理由何在？一是其第九回是由证道书本发展而来、从真诠本直接补进翻刻的删节本文字；二是第一至第八回、第十三至第一百回则是按李评本翻刻，并参考过世本的全本文字；三是其第十至第十二回三回，用的是李评本第九至第十二回的四回文字，但又据真诠本第十至第十二回的分割处分割成三回。堪称是不伦不类的一个本子。若将这样一个怪胎说成是“最接近原作的版本”，不但决无可能，而且岂不可笑吗？而且，新说本作者最喜欢妄改底本中的文字。如世本和李评本第九十二回和第九十九回分别有“连喊是喊”、“连请是请”二语，本是方言，传神地切合当时情景，新说本竟分别改成“连喊数喊”和“连请十请”。后一句原话本是猪八戒说的“那时节吃得，却没人家连请是请”，意思是横请竖请，接连来请；而改成“连请十请”，则意味索然。总之，新说本无论如何称不上是一个“最接近原作的版本”。

四

其实，李安纲先生如上所述的《西游记》版本论断，作为一家之说，都是可以讨论的。惟其他是用来作为进行《西游记》论的版本基础，且版本问题的诸论断又没有展开必要的论证，拿出必要的论据，便贸然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和推导他的《西游记》论，特别是像唐僧取经八十一难以《还原篇）的八十一首诗为原型之类的论断，使人不免生谬悠荒唐之感。故特就李氏版本论断作如上争讼和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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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⑥ 李安纲《苦海与极乐·自序》，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②⑦⒁ 李安纲《〈还原篇〉是唐僧八十一难原型》，《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二期。

③ 参见拙作《论〈西游记〉的“前世本”》，《临沂师专学报》1997年第五期。

④ 参见黄永年《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版；刘怀玉《吴承恩伦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⑤⑿ 李金泉文刊《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一期。

⑧⒀ 参见拙着《〈西游释厄传〉综考辩证录》，《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一期。

⑨ 参见黄永年《西游记·前言》之注②。

⑩ 朱本《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为该书对面题署，原称《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不确。

⑾ 拙文刊《明情小说研究》1992年第三期、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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