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西游：中国文化“斗”中寻

夏    敏

能否将《西游记》读成兵书？让我们经历一次阅读冒险，收罗孙悟空踢天打仙、斩妖伏魔的部分情节单元，并视其“打斗”为人的攻击欲的想象性达成，视作消解人际、族际冲突的以斗制斗、眼牙相报、道术相制的伎俩如何？如此视角之下，或许《西游记》将带给我们一种意想不到的人类学思考，一种关于人类冲突本性的原型意象，一种文化冲突的隐喻。

战争，是人类从未间断过的群体性侵犯、复仇、较量的文化冲突。生活信条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文化需求不同，都会引发战争。在战争中所有的矛盾得到了展现，在战争中国民的价值观念得到了充分的再现。小到三五人的争执、打斗，大到国与国、族与族的征战、厮杀，都表现出文化间的剧烈冲突。文学常记述、描写、留下这些冲突，把它们当作文化冲突的“记忆”反过来提示人类追求文化间的和睦与理解。这或许可以看作文学的心理疗救功能。改朝换代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战争动荡，是中国历史得以延伸的周期性规律，它的定期复现，使许多中国的小说家热衷于把战争当作文化冲突记忆的一个部分，而把消解战争的种种策略、伎俩托付并集中体现在某些个真实或虚拟人物身上。他们力大无比、以少胜多、智勇双全、善斗巧打，无往不胜。

孙悟空就是作为一个战斗英雄，一个敢于挑战天廷、敢于降妖伏魔的斗士走进了中国人的记忆，直到吴承恩的笔下，成为他展示“战争情结”、求法忠君、护法保佛思想的文化隐喻。民间社会的西游故事如此引导演了吴承恩，吴承恩也如此复制、炮制、策划了孙悟空。孙悟空的战争伎俩也都来自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的“遗传密码”的搬演。他跳不出如来之手，更跳不出古代将兵作战的法则。吴承恩很难说是一个精通兵术的人，但是他很好地运用了文学的想象、把中国古人用兵的常识诉诸于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上。他通过假想性的“用兵”，使得中国文化在冲突中得到展现，使得中国人消解冲突的手段得到再现，进而使得中国的战争文化，以及以善制恶的“中国方式”获得了中国读者的认同，它成为读者对小说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

阅读《西游记》，我们不难觅见中国人解决争斗的种种方式。例如不求力夺，看重智取。从石猴出世直至身负五行，前七回的孙悟空并不深谙兵法之道，仅凭一身蛮勇，只顾踢天打仙，所为类属妖孽，是粗鄙斗狠之士，虽然威胁主流社会的“天意”，让人看了解恨、解气，但是结果还是栽了跟斗。十四回以后，其妖性渐褪，佛性（其实是国人之“人性”）初成，要是再介入争斗，就得讲求是否合情合理合法，否则就得受到“佛法”的制裁。通过战争，使他在魔神角色转换过程中，实现了对恶魔习性的超越。其中智取一项，就是作者赋予他脱恶向善后的一种本领。因为在传统观念中，恶与狠一类，善与智一类，所谓仁义礼智信，皆为善类也。随师父取经途中，他遍打妖魔，除却斗勇，更是斗智；是智取而非力夺。大概在作者看来，神佛比妖魔技高一筹靠的是计谋。不讲智谋，即使功夫极高也只是莽夫一个，也只能跟妖魔交成平手或败下阵来。相反，战斗有了谋划，则是“饶有这魔头有手段，毕竟葫芦还姓孙”（34回）。

斗魔中，这“猴头”卖的用兵“葫芦”可谓俯拾即是。头一条就是战胜自我。这其实是善用自我壮胆的“精神胜利法”，是克敌制胜的心理战术。小说81回讲述取经四众来到镇海禅林寺后获悉妖魔的消息，唐僧担心悟空吃妖魔不住，行者却说：“你好灭人威风！老孙到处降妖，你见我弱与谁的？只要不动手，动手就要赢。”尽管孙悟空与妖魔打斗过程中，有许多场战斗并不是靠他的力量取胜的，但是心理上不退缩，不长别人志气，不灭自己威风，“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这恰恰是中国古代文化所提倡的勇毅力行精神的体现。孙悟空的这种“动手就要赢”的气势与自信，正是他能够战胜妖魔的决定性的力量。在屡次战斗中，他始终保持这种良好斗志，成为读者喜爱他的一个重要原因。52回天兵金岲洞战魔未获成功而使唐僧师徒相互抱怨时，孙悟空却能“怀恨强欢，对众笑道：‘列位不必烦恼。自古道，胜败乃兵家之常……待老孙再去查查他的脚色来’”。这正应了《左传·曹刿论战》“夫战，勇气也”的名言。

不过光凭勇气而无智谋是无法制服强大的对手的。中国人用兵自古就有“兵不厌诈”的说法。《孙子兵法·军事第七》：“兵以诈立”。启动兵戈前，设诈为套，或以假言相诱，或造假象蒙蔽，以此牵制敌人，使之自投罗网，乃古代兵家惯用方法。孙悟空深晓此理。74回行者化作总钻风向小钻风套话以刺探敌情，实诡诈之术耳。而他从须菩提祖师那里学来的七十二变的神通，很少是用来硬拼，多数是服务于降伏敌人的计谋实施。

挑逗对手，以言相激的所谓“激将法”，也是诡诈用兵的巧法。借漫骂或贬损、揭短使敌方在恼怒、失衡心态中失去谋略、跌入圈套，是悟空用兵之“一绝”。巧设言辞，檄文相激，词锋往来，都是用兵心理之大法。人类学家布留尔说：“占有语言就是占有原型”。借语言上的取胜引发行为上的取胜，是语言巫术的一大法宝。与妖魔打斗前，悟空常鼓起如簧之舌，把自己说成是强者一方，正确一方，据理一方，羞辱对方为弱者一方，谬误一方，失理一方，通过攻击他者的的性格弱点或生心理缺陷的言辞引发对手的激怒，或者通过恶语中伤对方的人格，使之在缺乏理智的情况下受到挑战者的牵制。21回悟空戏弄风魔道：“儿子啊！常言道：‘留情不举手，举手不留情。’你外公手儿重重的，只怕你捱不起这一棒”。儒家伦理思想讲求长幼有序，而悟空却以长辈自居，自称“老孙”，倚老卖老，骂对方为“儿子”，乃地道的“国骂”。悟空频出恶语，果然惹得那厮举叉刺来。有的“国骂”还借助男权者的性别优势恶意中伤“第二性”的妖女。女性在传统社会常作为弱者的代名词出现，悟空少不了这种“封建脑瓜子”，60回孙悟空抖动男权主义者的“威风”，调动“民族特色”的“国骂”羞辱玉面公主：“你这泼贱，将家私买住牛王，诚然是陪钱嫁汉！你倒不羞，却敢骂谁！”这样的“恶语”气煞了玉面公主，她只好向牛魔王哭诉，迫使牛魔王为了爱妾的“名誉”不得不再来迎战悟空。

14回以后的孙悟空，表面上的功力不及前七回，这也是历来评论家指责吴承恩最多的地方。踏上成佛之路的孙悟空，虽然有许多力敌众魔的本领，但单靠他单枪匹马的一己之力，已难与群魔一争高低。一个好汉三个帮，更符合中国文化情理。同心同德，同仇敌忾，团结合作，是孙悟空对取经群体归属的最好的心理认同。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的战争，本是社会化的行为，孙悟空参与的对抗妖魔的战事决非他一人胡闹或单打独斗。要想赢，靠帮手。“一个好汉三个帮”。孙悟空明白谁是敌友，自然懂得人以群分的道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行者也深谙此理。他对佛国或取经四众具有群体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除了考虑“我”的力量，他不得不顾及“我们”的力量。假如只悟空一人在书中摆弄本事，战无不胜，逢凶化吉，或者置取经群体于不顾，动辙离群独行，自立山头，必然引发读者阅读不快和作者作假之嫌，也有损孙悟空的形象塑造。缺失14回以后悟空忍辱负重，频寻帮手的回目，很难使小说贴近中国人的阅读心理。从这个角度说，14回以后小说才在艺术上取得了真正意义的成功。从艺术贴近心理真实的要求而言，没有帮手的孤军奋战，尽管会推出一个孤胆英雄，却失落了孙悟空这个人物身上的中国文化品格，极易成为假大空高大全形象。无所不能，大包大揽，也不符合用兵作战的基本情理。书中我们看到，降妖伏魔战斗中的孙悟空会经常求助于各路神佛或让猪八戒和沙僧二位师弟帮忙。或者让他们引蛇出洞，或者让他们旁敲侧击，或者让他们合力拼杀。有了助手的战斗，阅读起来真实可感，开心过瘾。20回悟空听人说黄风岭有妖魔便道：“不妨！不妨！有了老孙与我这师弟，任他是甚么妖怪，不敢惹我”。49回悟空让两位师弟诱战灵显大王并佯输，自己在岸上接应并道：“里应外合，方可济事”。这表明，欲成战事，立足不败，合作意识是万万不可丢弃的。

凡用兵之法须做到知己知彼，强而避之，方能百战不殆。孙悟空并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佛。战事铺开，悟空常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好在他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例如他极怕烟熏，41回红孩儿向他喷烟，“行者急回头，煼得眼花雀乱，忍不住泪落如雨。原来这大圣不怕火，只怕烟。”其次悟空的水性也不如八戒、沙僧那般好，49回师兄弟三人斗水宅的灵感大王时，行者道：“不瞒贤弟说，若是山里的妖精，全不用你们费力，水中之事，我去不得”，23回流沙河收伏沙僧时他对八戒说：“若论手段，凭你在高山云里，干甚么蹊跷异样事儿，老孙都会；只是水里的买卖，有些榔抗”。正是有了这可贵的“自知之明”，才使他在战斗中扬长避短，明辩彼此，立于不败之地。17回战熊罴怪时三藏问：“你手段比他如何？”行者道：“我也硬不多儿，只战个平手。”23回战风魔时被黄风吹败下阵来则道：“利害！利害！我老孙只为人，不曾见这大风……（他）弄出这阵风来，果是凶恶，刮得我立不住，收了本事，冒风而逃。垠，好风！垠，好风！老孙也会呼风，也会唤雨，不曾似这个妖精的风恶！”51回战独角兕大王时一经交手，悟空便感到：“那厮神通也只如此，争奈哪个圈子利害。”“魔王好治，只是圈子难降”。上引诸例，说明悟空战斗中并非妄自尊大、胆大妄为、目空一切的人，由于他能冷静地权衡敌我，故而能胜。

兵家是秦汉以前诸子之一，尽管它受到儒家文化“贵和尚中”的影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思想，是讲求平和、非争的儒家思想的写照。反对抗、反冲突、求一团和气在中国文化史上永远盖过了主动的出击、拓殖。可是中国改朝换代的周而复始和恶性循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频繁较量，却是中国文化不可避开的内容。加之民间社会把社会、阶层、民族冲突通过想象演绎成善恶、好坏、神鬼的战争，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主题，战争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应该说是根深蒂固和不可回避的。在明清小说中，如果说《三国演义》是政治实体与政治实体之战，《水浒传》是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之战，那么《西游记》则是通过神鬼之战反映人间的善恶之战。这样的战争充满了游戏和想象，但它的背后却支撑着中国战争文化的许多“遗传密码”，透露着古代兵家思想的许多文化信息。表面上把《西游记》读成兵书，似乎有读虚为实之嫌，但这种阅读有着非同寻常的文化提示功能：即《西游记》这一地道的“中国货”承载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它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实现文学想象的，读者所以能被书中的“中国式战争”方式所吸引和认同，全在于这假想的用兵、热闹的战事，也多多少少附着了国人的文化禀赋，和他们的战争智慧和态度。《西游记》应该允许有多种读法，剖析行者战事谋略，从中寻找中国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对待冲突的反应本领以及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战争思想，也不失其一种独特的视野。

（本文作者为集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