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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受招安”说质疑

邢治平

近几年来，在对《西游记》的评论中，曾出现过种种否定孙悟空形象的论点。他们认为，大闹天宫后的孙悟空已被神佛“招安”，“改邪归正”，已成为统治阶级的奴才。以后作者对他的一切赞美和歌颂，在思想上只能是属于封建性糟粕，而不可能是民主性的精华。

以上述论点为中心而提出的各种否定孙悟空形象的议论，我们统称之为“受招安”说。这种论点之所以不能使人信服，主要是由于它脱离作品和作者思想实际，简单机械地用阶级分析方法去分析作品人物的缘故。

以下仅就“受招安”说的有些观点提出疑问进行讨论，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一

“受招安”说认为，《西游记》孙悟空闹天宫后的“皈依神佛”就是“受招安”或“改邪归正”。并认为这种安排是作者吴承恩出于宣扬“奴才哲学”的目的，是要为现实生活中的农民起义树立一个“改邪归正”的榜样。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

应当看到，《西游记》取经故事的结构安排和孙悟空形象的创造，都是在唐僧玄奘取经故事的长期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中既概括有许多作家的创作劳动和心血，同时，亦概括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憎和想象。最后，经过吴承恩的加工润色和理想提高，才写成为一部具有特色的长篇神话小说。这是《西游记》取经故事历史发展的实际，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仅仅是作者吴承恩的个人设想。

关于唐玄奘取经的故事，远在唐代《大唐西域记》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专》中已开始有所粉饰与夸张。宋代书场又发展成为取经故事的说话专题，流传至今的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十七章。《诗话》所写的猴行者，即后来吴本《西游记》孙悟空形象最早的影子，该书虽未明写闹天宫故事，但在“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中已提及猴行者偷桃事。到了金元时期，取经故事继续有很大发展，金有院本《唐三藏》，元有《唐三藏西天取经》（吴昌龄）和话本《西游记平话》等。目前，这些作品虽然已亡佚不传，但据朝鲜古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注解所记录的《西游记平话》内容，得知其中已写有闹天宫和车迟国、黄风怪、蜘蛛精、红孩儿、火焰山、女人国等重要故事情节。明初，除杨景贤所写《西游记杂剧》外，尚有杨志和《西游记传》四卷四十一回。前者第九出“神佛降孙”中，曾借用孙行者的自白追述他在闹天宫时饮玉皇琼浆、盗老君金丹、偷王母仙桃等情节。孙悟空的名字已有这里出现，并自称为通天大圣，至吴氏《西游记》始改通天大圣为齐天大圣；后者较之吴本《西游记》的内容更接近一些，只不过是具体而微而已。

闹天宫故事的增入，在取经故事的艺术结构和孙悟空形象的创造上均有其重要作用。因为要写唐僧在取经途中的困难重重，就必须有一个威力强大的人物出来护送。否则，唐僧将不可能顺利地完成取经任务。敢于反天宫统治权威的孙悟空，是护送唐僧西行的理想人物。如果抽掉闹天宫部分，孙悟空这一天不怕地不怕的神话世界英雄人物形象就会减色。增入闹天宫部分，孙悟空的英雄形象就更为生动突出了。然而如何让这位傲岸不屈的英雄人物俯首贴耳地随唐僧西行仍有困难，因此，只好请如来佛把他压在五行山下，让他“悔过自新”、“改邪归正”，并请观音菩萨给他带上紧箍儿。这样，才能使其驯服地走上护送唐僧西行取经的道路。显然，这一切设想，主要是取经故事在长期流传改造过程中为了创造孙悟空形象和安排情节结构的需要，而不应把功过仅仅归于吴氏一人，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只是吴承恩出于宣扬“受招安”思想和“奴才哲学”的目的。

二

“受招安”说认为，孙悟空闹天宫失败后已“皈依神佛”、“改邪归正”，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从此，这个形象便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在取经途中的扫魔斗争，只能有利于封建统治，而不可能有利于人民。这种观点，也同样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我们既要看到，孙悟空被如来镇压在五行山下，观音菩萨骗他带上紧箍儿，迫使其保护唐僧西行，说不上就是什么变节行为；同时，更重要的还应当看到，西行途中的孙悟空和大闹天宫时的孙悟空，其思想行为的正义性并没有改变。人们在读《西游记》时，总是把无限同情和赞赏始终贯注在孙悟空这个人物身上。

历史上的唐玄奘取经，经过人民群众和作家的不断加工改造之后，神话化的色采愈来愈浓厚，它已逐步成为人民群众追求理想、向往光明的象征，宣扬佛法的作用不大。我们在读《西游记》时所强烈感受的决不是佛法本身，而是孙悟空的不畏艰险、扫荡群魔及其战胜各种困难的英雄业绩。

西行途中的孙悟空，是驾驭自然、战胜自然的强大威力的象征。八百里火焰山阻住去路。孙悟空就到铁扇公主那里借来芭蕉扇，熄灭火焰，断绝火根，拯救了一方生民，使火患永不再发。孙悟空与三清观妖道赌赛祈雨时，他可以对雷、电、风、雨之神任意发号施令，而诸神无不唯唯从命。作者对此有如下的一段描写：“但看我这棍子：往上一指，就要刮风。那风婆婆、巽二郎没口的答应道：就放风！”“棍子第二指，就要布云。那推云童子、布雾郎君道：就布云！就布云！”“棍子第三指，就要雷鸣电灼。那雷公、电母道，奉承！奉承！”“棍子第四指，就要下雨。那龙王道：遵命！遵命！”这种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的描写，反映了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的理想和愿望。

“妖为鬼域必成灾。”西行途中的妖魔，决不仅仅是一般困难的化身，而大都是代表着一些危害人民、无恶不作的封建黑暗势力，具有一定的现实生活的真实内容。对孙悟空的铲除妖魔、为民除害，作者的态度完全是肯定和赞扬的。比丘国的国丈白鹿怪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为国王做药引子，孙悟空就打杀了白鹿怪，救出一千多个小儿，并把妖怪住的华清洞，烧作一个火池坑；青龙山玄英洞的犀牛怪，强迫　天县人民每年供献价值四万八千两银子的酥合香油灯。孙悟空就请来四大禽星，降伏了犀牛怪。为　天县人民解除了痛苦；通天河的金鱼精，每年向陈家庄人民要童男童女享用，并强令交纳猪羊牲醴贡献。孙悟空就请来南海菩萨降伏金鱼精，为陈家庄人民根除了祸患，等等，事例不胜枚举。对于孙悟空的这些正义行为，本来不应有任何怀疑，可是在“受招安”说的影响下，过去曾有人把妖魔指为“农民造反者”，而现在仍有人把妖魔美化为“敢于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的‘娇魔’”。这些说法，我们实在感到非常牵强。

“受招安”论者还认为，孙悟空在西行途中的扫魔斗争，是对过去和他同类“造反者”的镇压，其行为已具有判变性质。我们也不同意这种看法。且不说对上述的一些魔怪不能这样说，就是对大闹天宫时曾与孙悟空结拜为七兄弟的牛魔王也不能这样说。牛魔王因报其子红孩儿被擒之仇与孙悟空发生矛盾，可是，这个红孩儿妖在书中则是被作者描写为官僚、恶霸等封建黑暗势力的象征。作者这样写：山神、土地告诉孙悟空，自从红孩儿霸占六百里钻头号山以来，“弄得我们少香没纸，血食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有时还被拿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铃喝号。小妖又讨甚么常例钱。”“若是无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服，搅得我们不得安生！”就是这样一个红孩儿妖，牛魔王因要与他报仇而被孙悟空降伏，这哪里能说得上是对过去和他同类的“造反者”的镇压。

孙悟空在西行途中虽然常常借助神佛的力量降伏妖魔，表现有作者一定的思想局限，但亦并未因此而改变他原来对神佛傲岸不屈的叛逆性格。不像有些“受招安”论者所说，这时孙悟空对神佛感恩戴德，已完全转变成为“一幅奴颜媚骨”的奴才相。决不是这样。相反，我们却经常看到，他对神佛的统治权威依然是采取蔑视嘲笑的态度。例如，金兜山的兕怪捉住了唐僧，抢走孙悟空的金箍棒，孙悟空去天宫见玉帝，他傲慢地称玉帝为“老官儿”，并指名要“问他个钳束不严”之罪；佛祖南无弥勒座前一个司磬童儿，在小雷音寺假佛成精。孙悟空去见佛祖，他当面责问说：“好个笑和尚！走了这童儿，教他诳称佛祖，陷害老孙，未免有个家法不谨之过”，狮驼山三个魔怪捉住唐僧，孙悟空到西天如来处求救，他大胆嘲讽如来说：“如来！我听见人讲说，那妖精与你有亲哩。”并说：“你还是妖精的外甥哩”；菩萨伪装妖精凌虚子，去找黑风怪参加佛衣会。孙悟空嘲弄菩萨说：“妙啊！妙啊！还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孙悟空与八戒、沙僧到三清观擒妖时，八戒把太上老君的神佛一咀拱倒，并讽刺说：“老官儿，你也坐得彀了，让我老猪坐。”于是，猪八戒变化为太上老君，孙悟空变化为元始天尊，沙僧变化为灵宝道君，把原来的神像都推倒了。为了灭迹，孙悟空建议把这些神像都扔到茅坑中去。当时八戒对着神象嘲讽说：“……你平日受用无穷，做个清静道士；今日不免享些秽物，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唐僧在镇海禅林寺患病，自度沈疴难愈。孙悟空安慰并夸口说：“那个阎王敢起心？那个判官敢出票？那个鬼使来勾取？若恼了我……又是一路棍，打入幽冥，捉住十代阎王，一个个抽了他的筋，还不饶他哩”；孙悟空用紫金葫芦给平顶山莲花洞妖魔表演装天。他念动咒语，命令日游神、夜游神和五方揭神上奏玉帝，将天借来装闭半个时辰。他态度强硬地说：“（玉帝）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屑殿，动起刀兵！”看！这些生动的描写，哪里有半点奴才相！难道能说这不是作者在对孙悟空叛逆性格的继续热情歌颂吗？

从以上事例可以说明，西行取经途中的孙悟空形象不但没有改变他在闹天宫时的叛逆性格，而且具有更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内容。在自然灾害面前，他被表现为驾驭自然、战胜自然的强大威力的象征；在妖魔邪恶势力面前，他是一位敢于斗争、嫉恶如仇、除恶务尽的勇士，在神佛统治者面前，他敢于面对地加以嘲讽和斥责。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神鬼也不怕的反抗形象的创造，带有很大的人民群众理想愿望的色采。孙悟空这一具有反抗性表象的创造，在封建社会中，显然是很有意义的，而不应轻易加以否定，并认为这是作者“为起义农民树立了一个‘改邪归正’的榜样。”

三

《西游记》中所创造的孙悟空形象，决不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是适应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变革现实的政治需要。因为作者吴承恩是一位不满现实而具有进步思想的封建文人，所以他能够继承过去取经故事中曾受人民群众思想哺育的猴行者形象进行再创造，从而使之更加生动感人，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吴氏再创造孙悟空形象的艺术成就和功绩，我们应当给以很高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但是还要看到，吴承恩是生活在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作家，那个时代还不可能出现马列主义，因之他不可能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创作，指导他对孙悟空形象进行再创造，思想上还有一个封建思想的紧箍儿。所以在《西游记》孙悟空形象的创造中，常常出现一些互相矛盾的复杂情况。既写了孙悟空在闹天宫时反神佛统治权威的大无畏精神，表现为一个富于反抗性的神话英雄；又写了孙悟空的筋斗云终于打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而遭到被压在五行山下的悲惨结局。既写了孙悟空在西行扫魔斗争中的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又写了孙悟空在遇到严重困难时，仍不能不求助于天宫，从而把扫除妖魔邪恶势力的希望寄托在神佛身上。既写了在神佛面前敢于加以斥责和嘲讽，表现出对神佛统治权威的蔑视与叛逆精神；又写了孙悟空闹天宫在形式上的“皈依神佛”、“改邪归正”与“悔过自新”，有时并说一些恭维神佛的话，等等。这一切相互矛盾现象，应该说亦与作者的时代和思想的局限有关，是作者世界观中进步与落后两种思想在创作方面的体现。

吴承恩的主要创作活动是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这时因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剧烈，不仅扩大与加深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也促使丧失土地的中小地主与大地主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化。在土地兼并的影响下，官吏贪污盛行，租税剥削亦不断加重。土地两极化与残酷的封建剥削，导致大批农民与小土地所有者流于破产，有的“佣丐衣食以度日”；有的“采野菜煮榆皮而食”（《明正统实录》卷3），生活悲惨万分。千家万户，流离失所，某些地区甚至形成“千里一空，良民逃避，田地抛荒，租税无征”的现象（见同上卷175）。因此，当时不断发生此伏彼起的农民暴动。据《淮安府志》和《射阳先生存稿》中的有关资料记载，这时的吴承恩是一位宦途失意、生活穷困潦倒的文人。他早年“屡困场屋”，直至四十五岁时才被地方保荐为“岁贡生”。后来又流寓南京，靠卖诗文为生。六十岁以后，曾一度出任长兴县丞。不久，又因与长官意见不合，“遂拂袖而归。”这种潦倒失意的困苦生活，孕育了他强烈不满现实的接近人民的思想。在他所写的《二郎搜山图歌》中，把当时的人民所受的灾难，归之于执政的权贵们所造成（“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并把残害人民的封建黑暗势力比作北宋的“五鬼”，决心要用“斩邪刀”来铲除他们（“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可是从诗歌中还清楚地看到，作者所希望的只是实行正统儒家所梦寐以求的“王道”与“德治”的政治思想（“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享万年保合清宁功”）。这种理想，又决定他在《西游记》中不可能年底否定神佛。实质上是不可能否定封建制度。正因为这样，《西游记》中的神佛，既是作者思想中所讽刺、揶揄的对象，也是作者思想中“正”的势力的化身。由于“受招安”论者看不到作者思想和作品内容的复杂性，所以就用简单的所谓阶级分析方法为《西游记》孙悟空形象的创造作出完全否定的结论。

近四百多年以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中国社会上曾发生过很大影响，不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已成为人民群众心目中克服困难、战胜一切邪恶势力的正义力量的化身。毛主席所说“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可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对孙悟空的看法和评价。目前，国内已有许多剧团和影片均在上演孙悟空故事，并正在从中国流传到欧洲、美洲，流传到全世界各地。看样子，今后孙悟空还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影响。一部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客观效果如何，是评价一部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任何否定《西游记》孙悟空形象的论点，都是不可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批准的。

最后，草成《七绝•赞金猴》一首，作为本文的结束。

“天宫敢与诸神仇，

地上扫魔战未休。

重棒千钧慑鬼魅，

人间处处赞金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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