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邢治平

孙悟空形象剖析

邢治平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①这是无产阶级评价古代文学艺术作品唯一正确的标准。近几年来，这个标准遭到“四人邦”及其御用文人明目张胆地篡改和歪曲。他们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出发，不仅在史学领域中大搞影射史学，在文艺阵地上大搞阴谋文艺，而且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妄图以“邦”定的“儒怯斗争”标准划线，把古代作家分为儒、法两个对立阵营。被他们封为法家作品的，就竭力加以吹捧，糟粕可以说成精华；被他们贬为儒家作品的，就任意加以贬低，精华也可以说成糟粕。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影响极为恶劣，使不少同志跟着上当受骗。《西游记》本来是一部杰出的神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均具有较高的地位，却有人认为是宣扬投降主义和奴才哲学的坏作品。孙悟空本来是家喻户晓，一向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神话世界人物，却被认为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性格，宣扬了投降主义和奴才哲学，从而把他贬低为宋江式的人物。为了澄清是非界限，正确区分古代文化遗产的精华与糟粕，有必要对孙悟空这个形象重新加以剖析和评价。

一

在《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中，孙悟空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物的创造，有深厚的人民群众的基础。唐代玄奘和尚曾到印度取佛经，本来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经过唐宋以来几百年的长期流传，人民群众不断地按照自己的观点对它加以改造，使其逐渐失去历史的真实面貌，神话色采愈来愈浓厚。历史上关于民间传说的唐僧取经故事，因缺乏文字记载，已无法窥见其梗概。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大都是一些书会文人记录的材料。猴行者形象的出现，最早见于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可推知在南宋书场“说话”中，猴行者已取代玄奘地位成为取经故事的重要脚角。元代另有《西游记平话》一书，作品虽未流传，但据朝鲜古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注解所记录的这个平话的故事情节，说明其中已写有孙悟空闹天宫故事^②。该教科书根据《西游记平话》原文改写的“车迟国斗圣”，内容相当于吴氏《西游记》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强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元末明初，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第九出“神佛降孙”，曾借用孙行者的自白追述他在闹天宫时饮玉皇琼浆、盗老君金丹、偷王母仙桃等情节。孙悟空的名字在这里已开始出现，并自称通天大圣，至吴氏《西游记》始改通天大圣为齐天大圣。孙悟空在上述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戏曲里，虽然早已出现，并且逐渐由次要地位代替唐僧成为故事的主要脚色。但是，它们所创造的孙悟空形象仍然比较概括、粗略，其社会意义与艺术感染力量，均未能与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相提并论。吴承恩把过去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和大量有文字记录的取经故事加以总结，经过再创造后写成长篇小说《西游记》，这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善于继承文化遗产的光辉范例之一。特别是对于孙悟空神话形象的再创造，尤其生动具体，光彩夺目。孙悟空闹天宫故事，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尚未明写，仅在“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提及行者偷桃事，全文不过一二百字；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也只是借孙行者追述口气提到闹天宫，内容均甚简略，叙写亦不够生动，孙悟空的形象并不突出。而吴承恩《西游记》却以七回三、四万字的篇幅和大量的细节描写刻划了孙悟空闹天宫的生动场面，从而使这个故事更加完美动人。《西游记》所写西行取经途中孙悟空的扫魔斗争，虽然大都有所依据，但其变化多端，生动细腻，亦决非过去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戏曲所能比拟。明清以来，孙悟空这个神话世界人物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家喻户晓，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显然和吴承恩对这一形象的再创造有密切关系。

吴承恩在创造孙悟空这个神话世界人物时，着重地描写了他对神佛统治权威的蔑视与反抗；描写了他对妖魔邪恶势力的斗争与扫荡；描写了他在和神佛、妖魔斗争过程中的坚强、勇敢、机智与乐观，等等。这些描写，均概括有现实生活中劳动人民所具有的某些思想品质和性格特征，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这是长期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孙悟空的最根本的原因。

“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作者是把他作为反抗天宫统治权威的叛逆者而加以歌颂的。所谓天宫神佛，从表面现象看，实在有些近于荒唐，但是，如能透过表面现象看实质，那就不难发现，它们除了外形与生活不同于我们常见的现实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以外，而其思想性格却与我们常见的现实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简直没有什么两样。玉皇大帝很象是人间的皇帝，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九曜星与五方将等，也很象是为人间皇帝作邦凶的文武官僚。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宫里，象人间一样有着极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公正”的阴司和“极乐”的西天，也象人间一样有着徇私舞弊的情况^③。孙悟空原来出生在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的一块仙石中，长期生活在山林间，由于他武艺好，并富于正义感，曾打杀花果山的混世魔王，为群猴解除痛苦，而被群猴公推做花果山的美猴王。后来因为他闹了东海龙宫与冥司，以致引起与诸天神佛的冲突。就孙悟空反抗天宫统治者的全部过程来看，简直象一首动人的英雄史诗。他为了自己掌握命运，不受冥司约束，曾强令冥司阎君修改生死簿；他因蔑视貌似强大的天国威严，不顾任何虚伪的陈腐教条，敢于在玉帝面前傲立，自称“老孙”；在他发现被封为“弼马温”是个骗局时，就一怒返回花果山，树起“齐天大圣”的旗帜，要与玉帝并　，王母娘娘不请他参加蟠桃大会，他就来个“乱蟠桃”，偷吃了王母娘娘的蟠桃与仙女，为因酒醉误入兜率天宫，趁太上老君不在，他就闯入丹房大嚼金丹。总之，他对天宫一切虚伪的礼法和等级制度，都是采取极端蔑视的态度。为此，玉皇大帝动员十万天兵天将逮捕他，亦无可奈何，后来还是靠老君的金钢琢和二郎的细犬把他拿住，然而拿住又怎么办，刀砍、火伤、雷打他都不怕，老君把他放在八卦炉中炼，炼了七七四十九天，炼成钢筋铁骨，火眼金睛，反而更加坚强。一旦从炉中跳出来，又是一场大闹，只得“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踪”。最后，玉皇大帝将如来佛请来，才算把它个惊天动地的英雄捉住。当如来佛责问孙悟空为什么要闹天宫时，他回答说：“……因为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贤，英雄只此敢争先。”并说：“他（玉帝）虽年劫修长，也不应久占在此。常言道：玉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的，永不清平！”（第七回）。这里，作者把斗争矛头直指天宫最高统治者玉皇大帝――人间皇帝，从而使孙悟空这个神话世界人物焕发出最耀眼的光辉。在孙悟空这个具有反叛性的形象身上，虽然还看不到有一个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理想，但是，却明显概括有现实生活中劳动人民的某些思想性格特征。千年以来，封建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打扮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庞然大物，而把劳动人民诬蔑为愚氓，他们胡说什么“上智　愚”是天命注定，任何人不得违抗。可是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却不甘心屈服于命运的分配。他敢于蔑视天宫的神佛统治权威；他敢于向貌似强大的天宫神佛统治者宣战；他　反神佛统治者的斗争中又是那样机智、勇敢而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些，我们从中国封建社会无数次前赴后继的农民起义中，特别是从明中叶以后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中，可以找到它和现实社会劳动人民在思想性格上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孙悟空这个形象塑造，不仅具有劳动人民的某些思想性格特征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同时，他对于宋代以来反动的程朱理学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明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末期，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把封建统治加以绝对化。朱熹所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就是汉儒董仲舒所宣扬的“三纲”。理学家认为没有“理”就没有一切，“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用“三纲”来束缚人民的思想行动。凡是不符合或违反封建“三纲”的，都叫做“人欲”，都要加以消灭。因为朱熹的这套反动思想体系适合于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需要，所以自南宋以后，历代的反动统治者都竭力吹捧朱熹，甚至把他抬入孔庙，与孔丘的学生并列，奉为“十哲”之一。吴承恩的写的孙悟空闹天宫，大反天宫统治权威，正是朱熹所说的要加以消灭的“人欲”。很明显，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形象，尽管仍然体现有作者不否定封建制度的思想局限，然而决不能因此就抹煞他在当时所起的重要的进步作用。

有同志认为作者通过孙悟空形象的创造宣扬了投降主义和奴才哲学。我们从闹天宫的主要情节和人物性格刻划中，看不到孙悟空对天宫统治者有任何怯懦表现和奴才性格。孙悟空的前身《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化为一个文质彬彬的“白衣秀才”，慑于神佛权威而“一心祝愿逢正教”^④，其反抗性格还不够明显；后来的《西游记杂剧》虽然追述有闹天宫故事，孙行者机智勇敢的粗犷性格，也比之《诗话》写得复杂生动，但夹杂有许多庸俗轻薄的描写，与《西游记》闹天宫的孙悟空敢于斗争，蔑视一切统治权威的英雄气概相比，显然亦大有逊色。很可能在宋元时期《诗话》等书会文所写的取经故事之外，另有民间流传的有关孙猴子的神话故事，作者吴承恩从这些故事中又吸取营养，创造了孙悟空这个形象，因而反映了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理想和愿望。否则，《西游记》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形象将不可能写得那样光采动人。

有人会说，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既然如此英勇无畏，顶天立地，那么，为什么最后又被如来佛“降伏”呢？作者既然写了他“皈依”神佛，岂不就是在“写扬投降主义”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决不能这样简单理解。一方面应当看到，作者所写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是被残酷镇压而不是投降，后来观音菩萨又骗孙悟空带上紧箍儿，迫使他保护唐僧西行，也说不上就是变节行为。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实际上只是作者思想上的紧箍儿。吴承恩这个封建时代的进步文人，还不可能有彻底地反封建主义的阶级观点，因而就决不会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统治权威；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唐僧取经故事的间架早已形成，在《西游记》之前，《西游记杂剧》已叙写有孙行者被观音压在花果山下，和孙悟空头戴铁戒箍、保护唐僧西行等主要情节。作者对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这一故事基本间架，也很难加以改变。我们如果抛开作品原有的故事间架，而着眼于孙悟空形象创造的内在联系，那就会发现不仅前后没有矛盾，不能说“皈依”神佛就是投降，而且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后来取经故事中的孙悟空和大闹天宫时一样，都是和封建统治势力站在对立面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勇士，甚至后来的孙悟空形象，反映社会现实的生活面较之前者更为广阔。

二

“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和后来取经途中的孙悟空在形象性格上是完全一致的。前者主要是写孙悟空与天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斗争；而后者则是写孙悟空与妖魔邪恶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无论在前一故事或后来故事中，孙悟空都是被歌颂的正面人物，他的行为的正义性，前后始终保持一贯。

历史上的唐僧取经在人民群众中被神话化之后，经过不断地加以改造，它已逐步成为追求理想、向往光明的象征，宣扬佛法的作用越来越淡薄。《西游记》所写孙悟空师徒历经八十一难，不畏艰险，扫荡群魔，在客观上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与各种困难作斗争的坚强不屈和伟大毅力。如果说大闹天宫时的孙悟空是一个敢于反抗在天宫统治者的英雄人物，那么，取经途中的孙悟空，就是一个扫荡群魔、征服自然、战胜各种困难的英雄人物，唐僧在取经途中要不是有孙悟空的保护，恐怕有十个唐僧也早被妖魔吃掉。吴承恩经常有意识地把唐僧的软弱、愚蠢和孙悟空的坚强勇敢、心明眼亮作对比地描写，用以突出孙悟空的形象。第十五回写唐僧的白马被一条孽龙吃了，其中就有这样一段描写：“三藏道：‘徒弟呀！那厮能有多大口，却将那匹大马连鞍辔都吃了？想是惊张溜缰，走在山凹之中。你再仔细看看。’行者道：‘你也不知我的本事。我这双眼，白日里常看一千里的吉凶。象那千里之内，蜻蜓儿展翅，我也看见，何期那匹大马，我就不见！’三藏道：‘既是他吃了，我如何前进！可怜啊！这千山万水，怎生走得！’说着话，泪如雨下。行者见他哭将起来，他那里忍得住暴躁，发声喊道：‘师父莫要这等脓包形么！你坐着！坐着！等老孙去寻那厮，教他还我马匹便了！’三藏却缠扯住道：‘徒弟啊！你那里去寻他？怕他暗地里撺将出来，却不又连我都害了？那时人马两亡，怎生是好！’行者闻得这话，越加嗔怒，就叫喊如雷道：‘我忒不济！不济！又要马骑，又不放我去，似这般看着行李，坐到老罢！’”最后，还是孙悟空施展“降龙伏虎”的手段，请来了菩萨，打败了孽龙，方才渡过难关。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有孙悟空在，就能化险为夷，把读者从担心焦虑中引向轻松愉快。

西行途中的孙悟空，有时是被描写为驾驭自然、战胜自然的强大威力的象征。八百里火焰山阻住去路，孙悟空就到铁扇公主那里借来芭蕉扇，熄灭火焰，断绝火根，拯救了一方生民，使火患永不再发（第六十一回）。孙悟空与三清观妖道赌赛祈雨时，他对司雷、电、风、雨之神发号施令说：“但看我这棍子：往上一指，就要刮风。那风婆婆，巽二郎没口的答应道：就放风！”“棍子第二指，就要布云。那推云童子、布雾郎君道：就布云！就布云！”“棍子第三指，就要雷鸣电灼。那雷公、电母道：奉承！奉承！”“棍子第四指，就要下雨。那龙王道：遵命！遵命！”（第四十五回）这种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的描写，显然反映了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的理想和愿望。

西行途中的妖魔，决不仅仅是一般困难的化身，而大都是代表着一些危害人民、无恶不作的封建黑暗势力，具有一定的现实生活的真实内容。孙悟空铲除妖魔、为民除害，和大闹天宫时一样，依然是被作者作为与封建势力坚决斗争的形象而加以歌颂和赞扬的。比丘国的国丈白鹿怪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为国王做药引子，孙悟空就救出这一千多个小儿，打杀了白鹿怪，并把妖怪住宅华清洞，烧作一个火池坑（第七十八、七十九回）；青龙山玄英洞的三个犀牛怪，强迫　天县人民每年供献价值四万八千两银子的酥合香油灯。孙悟空就请来四木禽星，降伏了犀牛怪，为　天县人民群众解除了痛苦（第九十二回）；通天河的金鱼精，每年向陈家庄要童男童女享用，并强令交纳猪羊牲醴贡献，稍不如意，就要降祸生灾。孙悟空请来南海菩萨降伏金鱼精，为当地人民根除了祸害（第四十七至四十九回），等等。这些魔怪的所作所为与贪婪狰狞面目，实质上反映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鱼肉人民的种种罪行和凶残本相。正因为孙悟空反抗天宫统治者和西行扫魔斗争，均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所以人们在读《西游记》时，总是自始至终把无限同情和赞赏都倾注在孙悟空这个人物身上。

也有人认为，孙悟空“皈依”后在西行途中的扫魔斗争，具有叛变性质，是对过去和他同类的“造反者”的镇压。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且不说上述一些魔怪不能说是“造反者”，就连在大闹天宫时曾与孙悟空结拜为七兄弟的牛魔王，这时也不是一个什么“造反者”。牛魔王因报其子红孩儿被擒之仇与孙悟空发生矛盾，可是，这个红孩儿妖在书中则是被作者描写为官僚、恶霸等封建黑暗势力的象征。作者这样写：山神、土地告诉孙悟空，自从红孩儿妖霸占六百里钻头号山以来，“弄得我们少香没纸，血食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有时还被拿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铃喝号。小妖又讨甚么常例钱。”“若是无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服，搅得我们不得安生！”（第四十回）。就是这样一个红孩儿妖，牛魔王为了给他报仇，与孙悟空展开殊死搏斗，我们从中看不出他有什么“造反者”的气息。孙悟空降伏牛魔王，也说不上就是对过去和他同类的“造反者”的镇压。

孙悟空在西行途中的扫魔斗争，经常亦借助于神佛的力量。这些描写，一方面表现有作者把铲除封建黑暗势力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统治者神佛身上的思想局限；而另一方面，又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代表封建黑暗势力的妖魔与最高统治者神佛之间的密切联系。小雷音寺的妖怪黄眉大王，是佛祖南无弥勒座前司磬的一个黄眉童儿，假佛成精（第六十六回）；霸占朱紫国金圣娘娘的妖魔赛太岁，是观音菩萨跨下的金毛猴（第七十一回）；比丘国的国丈白鹿怪，是南极老人星跨下的白鹿（第七十八回）；竹节山九曲盘桓洞的魔怪九头狮子，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狮兽（第九十回）；妖魔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是为太上老君看金炉、银炉的两个童子（第三十五回）；衡阳峪黑水河妖精鼍龙，是西海龙王敖顺的外甥（第四十三回）；碗子山波月洞的黄袍怪，是玉帝左右二十八宿中的奎星（第三十一回），等等。说明这些妖魔的危害人民、作恶多端，大都与神佛的包庇纵容有关，这样写就更广泛而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第三十七回写乌鸡国王被妖魔害死后，国王鬼魂向唐僧求救，唐僧问他为何不去冥司阎君处告状。国王鬼魂回答说：“他的神通广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龙王尽与他有亲，东岳齐天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因此这般，我也无门投告。”这里所写的神魔之间的联络有亲，官官相护、狼狈为奸，不正是现实生活中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封建大山的形象写照吗？

孙悟空在西行途中常借助于神佛的力量降伏妖魔，是否就是已经改变了他原来在闹天宫时的叛逆性格呢？我们认为决不是。孙悟空原来大胆地蔑视天宫一切传统礼法和神佛统治权威的思想性格，这时并没有任何改变。例如：金　儿的兕怪捉住了唐僧，抢走孙悟空的金箍棒，孙悟空去天宫见玉帝，他傲慢地称玉帝为“老官儿”，并指名要“问他个钳束不严”之罪（第五十一回）；佛祖南无弥勒座前一个司磬童儿，在小雷音寺假佛成精。孙悟空去见佛祖，他当面责问佛祖说：“好个笑和尚！你走了这童儿，教他诳称佛祖，陷害老孙，未免有个家法不谨之过！”（第六十六回）；狮驼山三个魔怪捉住唐僧，孙悟空到西天如来处求救。他大胆地嘲讽如来说：“如来！我听见人讲话，那妖精与你有亲哩。”并说：“你还是妖精的外甥哩。”（第七十七回）；菩萨伪装为妖精凌虚子，去找黑风怪参加佛衣会。孙悟空嘲弄菩萨说：“妙啊！妙啊！还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第十七回）；孙悟空与猪八戒、沙僧同赴三清观擒妖，到那里后，八戒把太上老君的神象一咀拱倒，并讽刺说：“老官儿，你也坐得彀了，让我老猪坐。”猪八戒变化为太上老君，孙悟空变化为元始天尊，沙僧变化为灵宝道君，把原来的神象都推倒了。为了灭迹，孙悟空还与猪八戒商量，将这些神象都扔到茅坑中去。当时，八戒对着神象嘲讽说：“……你平日受用无穷，做个清净道士；今日不免享些秽物，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当孙悟空误认为北海龙王护持三清观妖魔羊力大仙时，他愤怒地把北海龙王唤来，大骂龙王是“带角的蚯蚓，有鳞的泥鳅！”（第四十四、四十五回）；唐僧在镇海禅林寺患病，自度沈疴难愈。孙悟空安慰他不要害怕，并夸口说：“那个阎王敢起心？那个判官敢出票？那个鬼使来勾取？若恼了我……又是一路棍，打入幽冥，捉住十代阎王，一个个抽了他的筋，还不饶他哩！”（第八十一回）；孙悟空因要用紫金红葫芦给平顶山莲花洞的妖魔表演装天，他念动咒语，命令日游神、夜游神和五方揭神上奏玉帝，将天借来装闭半个时辰。他说：“（玉帝）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第三十三回）。看！从这些生动的描述中，孙悟空蔑视神佛统治权威的叛逆精神，哪里又有丝毫减弱呢？他与《水浒》宋江式的人物能说有任何共同之处吗？

综上所述，可以充分地说明，西行途中的孙悟空形象，不仅没有改变他原来在闹天宫时的叛逆性格，而且还有所发展，较之过去有更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内容。在自然灾害面前，他是驾驭自然、战胜自然的强大威力的象征；在妖魔邪恶势力面前，他从来不怯懦，不畏惧，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一个嫉恶如仇、除恶务尽的勇士；在神佛统治者面前，他没有任何奴颜媚骨，而敢于面对面地对神佛统治者加以嘲讽和斥责。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神鬼也不怕的具有反抗性形象的创造，显然带有簋大的人民群众理想愿望的色采，决不能说他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性格，宣扬了投降主义和奴才哲学。明清以来，孙悟空的扫魔斗争故事之所以长期在社会上流传，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这一历史时期政治制度的腐败黑暗，人民生活的极端痛苦，有直接间接的密切联系。这个形象的创造，对于人民群众反封建统治的斗争有一定的鼓舞作用，在当时是有其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三

　《西游记》所创造的孙悟空形象，决不是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是作者强烈不满社会现实腐败黑暗，渴望要求加以改革的思想愿望的集中体现。吴承恩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卒于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左右，其主要创作活动是在嘉靖、万历年间。当时，君王昏愦，宦官专权，土地兼并剧烈，官吏贪污盛行。武宗时抄宦官刘瑾家产，得金二十四万锭另五万七千八百两，银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万两；世宗时抄权臣严嵩家产，得器物金银珠宝无算。土地两极化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导致大批农民与小土地所有者流于破产，有的“佣丐衣食以度日”；有的“采野菜煮榆皮而食”^⑥,生活悲惨万分。千家万户，流离失所，某些地区甚至形成“千里一空，良民逃避，田地抛荒，租税无征”^⑦ 的萧条景象。加以当时宦官权臣交相暴虐，厂卫特务遍布全国，政治腐败黑暗到极点。较为清正的官吏亦常受到监视与惨杀，广大人民的生活就更加没有保障。因此，自英宗以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事件经常发生。就在吴承恩所生活的嘉靖、万历年间，便曾不断地发生此伏彼起的农民暴动。吴氏本人，是一位宦途失意、生活穷困潦倒而具有强烈不满现实思想的封建文人。根据《淮安府志》和《射阳先生存稿》的一些有关材料，我们得知，他在早年曾“屡困场屋”，四十五岁时，被地方保荐为“岁贡生”，以后又流落南京，靠卖诗文为生。六十岁后，曾一度出任过长兴县丞，但不久又因与长官意见不合，“遂拂袖而归”。作者的生活遭遇，培养了他“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⑧的不肯向权贵低头的傲岸性格。同时，也使他比较清醒地看到当时封建统治的腐败黑暗，从而对现实表现强烈的不满。上述吴承恩的思想表现，就成为他在《西游记》创造孙悟空这个神话世界人物的思想基础。

吴承恩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及其政治抱负，还清楚地表现在他所写的《二郎搜山图歌》的长诗中。诗云：“……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风，长享万年保合清宁功。”^⑨作者在这里尖锐地指出，当时人民所受的灾祸，完全是由于执政的权贵们所造成。他把那些残害人民的封建黑暗势力比作北宋的“五鬼”，比作魑魅魍魉，决心要用“斩邪刀”来铲除他们，但又有“欲起平之恨无力”的苦闷。满腔怒火无处倾泻，因而把胸中的“斩邪刀”化为文字，在《西游记》这部小说中创造了孙悟空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神话世界英雄人物，让他来横扫人间一切妖魔，用以表达作者内心所积压的块磊不平。当然，从诗中亦可清楚地看到，作者的政治理想并没有超出正统儒家的思想范畴。他所希望的只是实行“王道”与“德治”，要求建立一个他认为合理的封建秩序，而不是要变革封建制度。作者的这一政治理想，既表现在《西游记》中对虚构的神魔的批判，亦表现在对取经途中几个现实国度的描写。唐僧师徒在西行途中所经历的九个现实国度，大都是君主昏庸，臣属贪暴，而经常被作者作为讽刺和谴责的对象。例如：祭赛国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朱紫国国王是“为老婆就不要江山”的昏君；比丘国国王贪欢女色，也是个无道昏君；宝象国国王是“水性的君王”，愚昧无知，不辨是非。官员是“木雕成的武将，泥塑就的文官”；车迟国国王迷信道士，“着实昏乱，东说向东，西说向西”；灭法国国王实行残酷统治，大肆屠杀和尚。其中只有玉华国国王“重爱黎民”，国家呈现出“人烟凑集”、“五谷丰登”的太平景象。从这些描写中，明确地体现出作者梦寐以求的不过是儒家所鼓吹的“圣君贤相”的政治幻想而已，在思想上他并不否定封建社会制度。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进步文人，吴承恩的世界观是有其深刻矛盾的。由于他对现实政治的腐败与黑暗有强烈不满和清醒认识，渴望要求加以改革，因而把辛辣的讽刺和愤怒的谴责指向神佛统治阶级和妖魔邪恶势力，并以歌颂态度创造了孙悟空这个具有反抗性的神话世界人物，用以表达他对现实封建统治权威的蔑视，以及排除一切腐朽邪恶势力的决心与信心，这在客观上符合于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是有其明显的现实意义的；不过，又由于作者的政治理想跳不出儒家的思想范畴，认识不到封建政治的腐朽黑暗来源于不合理的封建社会制度，因而在思想上不否定封建制度，并幻想继续维护巩固封建制度，这就决定使《西游记》这部小说不可能在现有思想水平上再提高一步。作品中对皇帝的昏庸和官吏的贪暴虽然均有嘲讽，但是，对封建统治权威却不可能从根本上给以否定。孙悟空在反抗天宫统治者的斗争中，虽然那样英勇无畏、顶天立地，一个觔斗云能打十万八千里，然而却打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最终仍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孙悟空在西行扫魔斗争中，其机智勇敢亦不减闹天宫，可是，每当他遇到严重困难时，又不能不到天宫求助，从而把扫除妖魔邪恶势力的希望寄托在神佛身上。这些，显然都是作者无法超越的阶级局限和思想局限。在孙悟空这个神话世界人物身上，尽管概括有作者世界观深处进步与落后两种思想的矛盾，但其主要倾向在客观上符合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我们认为，决不能因为这个人物创造仍有其局限性，就任意加以贬低，抹煞他在当时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因而便得出完全否定的结论。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⑩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孙悟空形象的高度评价和热烈赞扬。这个神话世界人物，长期以来为中国人民所喜爱。目前，在批判“四人帮”所捏造的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论之后，不少剧种又开始上演“闹天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传统优秀剧目，并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不仅中国人民喜爱孙悟空，世界人民也喜爱孙悟空。过去，因为中国剧团曾到世界各国演出“闹天宫”，孙悟空已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看样子，今后孙悟空还会在世界上发生更大的影响。《西游记》这部杰出的神话小说，解放以前，一直被陷于资产阶级学者繁琐考证的迷宫中而不为人们所重视。解放以后，在毛主席双百方针和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指示的指引下，才把它从繁琐考证的迷宫中解放出来，使其面貌为之一新。然而近几年来，由于“四人帮”对毛主席指示的干扰破坏，给《西游记》的研究又造成很大思想混乱。我们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彻底批判“四人帮”在文化思想阵地上所散布的种种谬论，清除其一切思想流毒和影响，让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学术研究各个阵地，坚持把上层建筑领域中两个阶段、两条战线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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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826页。

② 中国科学院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905页。

③《西游记》第十一回“游地府太宗还魂”中，写太宗阳寿已尽，掌案判官崔珏因系先君驾前之臣，便徇私将生死簿贞观一十三年改为三十三年，增太宗阳寿二十年。第九十八回中写唐僧师徒至西天，佛徒阿傩、伽叶向他们要人事，三藏无物奉承，只好将沿途化斋的紫金钵盂奉上。

④ 《太唐三藏取经诗话》“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

⑤ 田艺衡《留青日札摘抄》卷四。

⑥ 《明正统实录》卷三四、六六。

⑦ 同上卷一七五。

⑧ 《七律·赠沙星士》，见《射阳先生存稿》卷一。

⑨ 本诗见《射阳先生存稿》卷一。

⑩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见通行本《毛主席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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