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游记》作者之争的回溯及新思考

——兼与顾洁诚先生商榷

  杨    俊

内容摘要  针对南大顾洁诚意见一一作了回应，从《淮安府志》、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与百回本《西游记》之关联，系统地回溯了这场百年来的争论经过，客观地评述了各方观点，并提出了新观点。

关键词   《淮安府志》  吴承恩   百回本《西游记》

 

最近，南京大学顾洁诚先生的《<西游记>作者之我见》对近年来关于《西游记》作者之争提出看法，实为难得。但，顾先生说“一些支持吴承恩说的学者的观点也都属于主观臆测”“这些结论的得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他们的前提是已承认吴承恩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但他们又恰恰要用这些观点来证明吴承恩确是作者，所以，这些结论是不成立的。”并进一步说“我认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确实不是吴承恩。长期以来吴承恩作《西游记》已成为文学常识，实际是错误的。”⑴这武断的推断加上不从历史、实际出发的结论也是“主观臆测”，不能使人信服。

让我们回溯《西游记》研究史，作者之争一直是针锋相对、旗鼓相当的。

关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最早的版本《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系金陵世德堂付梓，扉页上没有作者姓名，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字样，共二十卷，且第九、十、十九、二十卷又题“金陵荣寿堂梓行”，第十六卷第三行又题“书林熊云滨重锲”,这实际上是至少三种版本混合、杂糅而在的版本，这留下了一桩令人困惑难解的悬案。况且在明代中叶，正统文学“诗文”仍占据主导地位，通俗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百回本《西游记》又是一种“借神魔而言情，托鬼怪而喻意”的神魔小说，对当时势如烈焰的道教多加讥刺贬斥（帝王崇道），谁敢将姓名署上？这是特殊时代特殊的办法，作者隐姓埋名，恰恰是合理而真实的状况。

顾先生梳理“疑吴”、“否吴说”的诸多证据，其中最关键的是对于明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中：“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记载问题的质疑，这并非新话题，而是自鲁迅、胡适以来的旧话题，1983年，章培恒重新拾起，作为主要质疑论据之一，“并没有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著作，同名著作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以此向通说挑战。黄永年、杨秉祺紧随其后，构成“疑吴、否吴说”“三殿军“。至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山西学者李安纲步其后尘，彻底否定吴承恩著作权则是后话。⑵又有台湾、日本及海外学者遥相呼应，形成“世纪之争”的绝妙景观。李安纲只是其中用力最勤、呐喊最响的人物。⑶却也从上述方志中寻求疑问，那么，以苏兴、蔡铁鹰、谢巍、曹炳建等为代表的学者们是如何应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呢？

 苏兴仔细梳理了吴玉搢、阮葵生、丁晏等人的看法，认定鲁迅、胡适等人并非盲从。天启《淮安府志》编撰者把吴承恩的《西游记》与“杂记”联结起来谈，就不能讲什么“孤证”，游记类的东西既不需要“善谐剧”者来写，也难于因而“名震一时”。天启《淮安府志》编撰者是当时当地人，“孤证”也可以立。况且，过去时代人对笔记小说与通俗小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把通俗小说称为“杂记”也有可能。（4）万历二十年陈沅之序《西游记》，概括作者的特色便是“跅弛滑稽之雄”。这是读《西游记》者的共感，吴玉搢由“滑稽之雄”联想及于“善谐剧”者作的杂记，把《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重合到百回本《西游记》身上，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合情合理。

蔡铁鹰认为，对《淮安府志》提出疑问固然很重要，但这样的理由假想成份太重，明显地缺乏后续手段。按正常的逻辑推理，要证实吴承恩的《西游记》确系异书，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找到吴承恩同名异书的《西游记》或有关资料，二是考出百回本的真正作者，而目前在这两个问题上都难得出令人比较信服的结论，天启《淮安府志》的记载，距吴承恩生活的年代不过四十年，应当可信，辅以“志”（《人物志·近代文苑》）中的吴承恩小传，以及吴氏生前好友陈文烛、陈耀文、“通家晚生”吴国荣所作的《射阳先生存稿》序跋、清初乡人也是知名学者吴玉搢、阮葵生、丁晏等人的记述，便构成了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的主要证据。（5）谢巍先生指出：“不知章君（指章培恒，笔者注）有否研究明人的一些方志，或者曾经浏览一下明人方志中的“经籍”“艺文”等，凡有“经籍”、“艺文”、“著述”、“书目”等一门的，均以人物为主，著录其著作，也就是著者目录，从未见有分类目录。因而，也就不会有著录说明它是否通俗小说（明人无此概念），更不会著明它有多少回。较重要的诗文集才见著录多少卷，一般的书有著或不著录卷数的。可以说没有一部明人“演义”小说著录它有多少卷，这是方志书目的特点。因为在正统又守旧的修志人看来，通俗小说是不应该列入“经籍”“艺文志”之中（如自同治《山阳县志》开始，艺文志便不列《西游记》）。那么，天启《淮安府志》怎么著录呢？有二个原因，一是吴承恩“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6），而《西游记》是其“复善谐剧”的代表作、成名作，怎么能不著录呢？二研究一下天启《淮安府志》的修志经过，便可知道吴承恩的表外孙丘正纲所起的作用，以及修志人的钦佩胆识。由于特殊原因，这部小说才列入“〈〈淮贤文目〉〉”。“怀疑”，一种还没有证实的想法（指章培恒怀疑，本文作者特注），怎么能成为证据呢？仅仅“怀疑”，而没有确实的证据，怎能推翻前人的说法呢？（7）曹炳建指出：诸多疑点可以证明，天启《淮安府志》并没有目验吴承恩的著作，只是照抄前代有关“〈〈府志〉〉”。查《明史·艺文志》，曾为《射阳先生存稿》写过序的陈文烛，曾撰写过《淮安府志》十六卷。天启《淮安府志》很可能就是照抄陈文烛的《淮安府志》。对于《西游记》，陈文烛含糊其辞，既不言明性质，又不言明卷数，显然有难言之隐。陈氏应该是吴承恩亲友中少数几个知道吴承恩写有小说《西游记》的亲友之一。陈氏将吴氏《西游记》收入正史，是由《西游记》宗教性质决定的。一般正史虽不收通俗小说，但并不拒绝宗教类作品，这从历来正史《艺文志》多有“释类”即可看出，在《千顷堂书目》之前，还有一部《徐氏家藏书目》，又名《红雨楼书目》，在其“子部，释类” 就明确记载着：“《西游记》，二十卷。”（8）

由此可见，关于天启《淮安府志》有关吴承恩《西游记》的记载问题，应当科学、客观地审视，“怀疑”固然有点道理，但不能以此为证据，科学的实证从未建立在“怀疑”的基础上，“怀疑”恰恰是最突出的“臆测”“假设”“假想”，顾洁诚先生重复、继续章培恒诸君的“怀疑”恰恰正是属于亘古未有的“主观臆测”。至于扬言“惟一一条‘可信’的证据就这样被彻底推翻了”，恐怕太过于武断，陶醉于“先入为主”的臆测、“怀疑”，便进而推断“那还有什么证据证明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呢？一切都只是主观臆测”，就更加罔断，真理走前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顾先生的推断扬言失之于罔断与轻率。有什么证据？《淮安府志》就是证据，《射阳先生存稿》就有证据，“金陵世德堂官版大字西游记”就有证据，问题是，你（读者也罢，学者也罢）如何客观、冷静地看，无视苏兴、谢巍、蔡铁鹰、曹炳建也罢，无视吴玉搢、阮葵生、丁晏也罢，但无视《淮安府志》、明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及文学发展状况、“世德堂官版大字西游记”所透露的关于作者的蛛丝马迹，就太过于武断与轻率，当然，这样做非常方便、省事，打倒吴承恩，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吴承恩的“承恩”二字在百回本《西游记》中出现过三次，刘勇强认为“这样漫不经心地把名字嵌入小说中，是否不近情理呢？”，黄永年指出“如果吴承恩真是作者，何致在这里用上‘承恩’二字，而且用在形象并不光辉的‘八戒’的前面（9），顾洁诚也认为“两位先生的意见很中肯，虽说在明代避讳不像其他朝代那么严格，但把自己的名字随便用到自己的小说中去总还是不合理的”。这些见解均从一般正统文学家的角度看问题，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判断（不是“臆断”）事理应根据具体情况，不能脱离特殊的人物、事物。百回本《西游记》在明代文坛（当时）究竟有何地位？那个时代正宗的文学恐怕并非小说！哪一个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理直气壮地公开声称自己创作小说？！即使《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也都是隐姓埋名呀！《西游记》蔑视天庭、嘲弄佛道教，唐突儒学，“三教混融”，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确是一部富有寓意的“游戏之作”（10）吴承恩一生坎坷、失意。“复善谐剧”，诗词文赋曲、小令、小说众体兼备，涉足大运河、南京、茅山、镇江、扬州、杭州、湖州、长兴、长江、蕲州等地，与百回本《西游记》诞生相辉映、交织、融通，至今还找不到一个取代他的人成为百回本《西游记》的定稿人，恐怕也证明非他莫属。走“近”吴承恩，走“近”百回本《西游记》，走“进”吴承恩的时代生活、精神世界；百回本《西游记》的诞生地南京（秣陵）、茅山，“华阳洞天主人校”，非闲笔也。参透这些，我们再看“承恩”二字那么鲜明生动而滑稽地跳入亿万读者的面前，并非刘、黄、顾三豪杰桃园结义般地断然否定作者，而实际意义与价值所在，便是，为何这样做？吴承恩不甘心啊！？他岂能让心血（大半生）白流，有意点染，貌视闲笔，恰是“万马齐喑”“白色恐怖”下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呀！？你说是罢？！他“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是怎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啊！”。陈文烛不甘心，丘振纲不甘心，吴玉搢、阮葵生、丁晏也不甘心啊！？鲁迅先生更是不甘心，胡适尤其不甘心，不仅有《西游记考证》，而且还重写了第八十一难。这种举动，将名字嵌入小说中，恰恰是古代文人的玩世、游戏笔法的具体表现啊！古往今来，并非吴承恩一人而己。屈原、司马相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不都做过类似风雅的举动吗？看看他们的名字、绰号及作品便能理解了！从另一方面衡量则恰恰印证了非吴承恩莫属啊？为什么不嵌其他名字，恰恰嵌“承恩”呢？参透这些，便能心领神会呀！今日研究者若能参透这些，不正是进入与古人达到平等对话的“知音”境界吗？高山流水、射雕英雄在水一方！……

百回本《西游记》究竟有没有透露出关于作者情况的蛛丝马迹呢？客观地说，不仅有，而且很多。扉页《陈沅之序》说的很清楚：“《西游记》一书，不知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跅驰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此书直寓言者哉！”陈序是目前见到最早评论百回本《西游记》的文字，界定了作品所诞生的时代——“浊世不可以庄语也”的明代中叶以后，透视了作者的基本情况，所谓“天潢河侯王之国”,王府也，非胡义成的乱解（11），八公之徒，王府的幕僚也,吴承恩做过“荆府纪善”,灵柩上“荆府纪善”赫然在目。 “跅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小说总体艺术风格也,这是关于作者艺术风格的基本展示,所以与此同时代的天启《淮安府志》才有“《西游记》”的记载,又有吴承恩“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的记述。考吴承恩生平事迹与百回本《西游记》相关联之处较多。百回本《西游记》中跳动着吴承恩的灵魂,刘振农先生找出十二条证据(12)，刘怀玉找到百回本《西游记》中“三次提到都土地庙”，唐代长安并无都土地庙，淮安却有一个“都土地祠”。作品84回提到吃蒲菜根明代“人罕有食者”，淮安却不同，吃蒲菜根传统延续至今。（13）颜景常指出：从整体上看，《西游记》中的饮食习俗淮海味很重。淮海话区以外的作家写不出《西游记》。（14杨子坚则论证道：1，吴承恩具有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2，吴承恩具备写作《西游记》的条件，3，只有在吴承恩生活的时期才能产生《西游记》。（15）关于吴承恩诗文集中有无“吴氏写小说《西游记》的蛛丝马迹”问题，顾洁诚说：“遍查吴承恩诗文以及亲朋好友的文字，确实未有吴氏写有地理或游记类著作的蛛丝马迹，但同样，也未有吴氏写有小说《西游记》的蛛丝马迹”。这不是什么新见仍然是建立在以章培恒、杨秉祺等人“疑吴说”基础上的寡见，殊不知，近百年来，赵景深、刘修业、苏兴、刘怀玉、石钟扬诸位已找出《射阳先生存稿》中诸多诗文与百回本《西游记》之关联，恐怕是顾先生所未见或熟视无睹的吧？也许顾先生又会说是“属于主观臆测”了。但，为何这么多人均从吴承恩集子中找到与百回本有诸多直接、间接的联系呢？难道是历史巧合，还是“五四”以后，包括鲁迅、胡适等诸位大师们“有意制造的阴谋”（16）。无视近百年来诸多学者们的探索与成果，冒味地以“主观臆测”来定性，试图否定一切前人的心血汗水所凝成的学术果实恐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立场吧！？吴承恩文集中《二郎搜山图歌》、《禹鼎志序》、《赠张乐一》、《海鹤蟋桃篇》、《贺金秋泉翁媪障词》、《金陵客窗对雪戏柬朱祠曹》、《陌上佳人赋》、《金陵有赠》、《点绛唇》、《浣溪沙》、《菩萨蛮》等与百回本《西游记》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关键看你如何理解百回本《西游记》。石钟扬说得好：“《射阳先生存稿》中隐藏着《西游记》的灵魂与肢节”，“吴承恩具备著《西游记》的种种素质”。（17）我从百回本《西游记》中田园诗切入，比照《射阳先生存稿》中田园诗词与其关联性，探寻其结果，百回本《西游记》虽是一部神魔小说，却以山水田园诗的多广杂而独步古典小说之林，可谓集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之大成，作者定是一位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热爱山水田园、崇尚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田园诗人中。汲汲乎富贵尊宠、劳顿于官场之人不能写出那么多充满世外桃园之气息的山水田园诗。“怀疑”“否定”“肯定”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各方均忽略了山水田园诗——这一百回本《西游记》里貌似闲雅却意蕴深厚的文本载体，尽管《西游记》里的山水田园诗词数量众多，但真正地表现作者核心思想的则是第九回首端的张梢与樵子李定的一段对话，虽为游戏笔墨，却突出显露出作者热爱山水田园的审美情趣。吴承恩自觉创作大量山水田园作品，据统计，吴氏现存诗123首，涉及田园风光有37首，占全部30.8%。惊世之作《西游记》并非无根之水，它是作家吴承恩继承中国传统文学的典范之作。

顾洁诚文章最大的错误与不科学之处在于，对于争论双方并没有客观、全面地介绍，偏向“怀疑”“否定”方，竭尽全力选择有利于己方的所谓证明、论据、论证，一步步走向错误的怪圈。说什么“他们（指肯定方，笔者注）的前提是已承认吴承恩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但他们又恰恰要用这些观点来证明吴承恩确是作者”。这真正滑天下之大稽，谁首先有这样的前提？论争双方不都是围绕天启《淮安府志》、《千顷堂书目》、百回本《西游主》中的方言等来论辩的么？！无论章培恒、苏兴，还是黄永年、蔡铁鹰，还是李安纲、曹炳建诸位先生，都没有在这种顾先生所说的所谓“承认吴承恩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前提下进行论辩的，我们相信，争辩双方连这点“小儿科”的基本素质、方法还是有的。顾先生的话恐怕有点藐视这一批学人了！为了打倒“通说”，彻底消除“肯定说”，玩起这种文字游戏，恐怕不够君子风范、大家风度。

最后，顾先生又说，“黄永年先生已考证，百回本的原本初刻应在嘉靖初年就已出现，这一点可以确证”。这也是建立在“否吴说”基础上的又一“臆测”。关于百回本《西游记》的初刻本一直有争议，有人说金陵世德堂本就是初刻，有人否定。黄永年是“否吴派”的中坚人员，出于立论考虑，当然就必须千方百计地找出证据多方求证来否定吴承恩著作权，否定了万历年间的世德堂本为初刻本，等于扳动了一块大石头（证明吴承恩作百回本《西游记》时间的有力证据），将时间提前至嘉靖初年，看似闲笔，似乎符合立论实际，其实意在证明“初刻本”非吴承恩所作，从而全盘推倒“通说”，用心何其良苦呀！事实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看看黄先生的“杰作”：前面说“过去有人认为世德堂本就是百回原本初刻，从上面的考证（实为推测，笔者注）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后面又说“前面说过这个陈序撰写时间据世德堂本是‘壬辰夏端四日’，如未经世德堂本改动过，则这个‘壬辰’就是嘉靖十一年而不是一个周甲以后的万历二十年，这嘉靖十一年也就是带陈序的百回本原本第二次刻本的刊刻年份。”这前后的推断，初刻、二刻已难以准确定性。接着，他进一步推测：“登州府的《西游记》情况不清楚，也许是鲁府《西游记》的重刻本；鲁府刻《西游记》则正和陈序所说《西游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相吻合。因此可以作出这样推测：‘《西游记》百回本的初刻应是山东鲁王府刊刻的藩王府本，刊刻的年代在嘉靖十一年刊刻陈序之前，可以姑且定它为嘉靖初年。’”（18）这就是顾先生所如获至宝的“否吴说”黄永年先生关于百回本原本初刻在嘉靖初年的所谓“确证”。看来也只是推测，并没有铁证，吴圣昔先生就反驳过，详见其专著《西游新解》、《西游新证》。

总之，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争仍是一桩仍未了断的悬案，凭目前的条件、所掌握的资料及所运用的方法，均不足以得出令世人普遍认可的结论。“疑吴说”“否吴说”甚嚣尘上，造势强，确有哗众取宠之嫌，“肯定说”一方虽学者如林，大多持保守态度，似乎稳如泰山，不与其争辩，任其“造势”，实为学术研究中的大忌，正确的方法与态度应该是迎难而上，公布事实真相，全面、客观地回溯这桩困绕学界近百年的“世纪之争”，不让任何一方的后继者隐瞒有利于他方的事实真相，以便后学者能科学、客观地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述、推断，从而为最后了结这桩公案奠定良好基础。

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桩公案的见证者，我十分审慎而直率地坦诚以上见解，期望顾洁诚及诸位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注　

⑴顾洁诚《西游记作者之我见》、《古典文学知识》2004年第5期。

⑵、⑶、详见李安纲《苦海与极乐》、东方出版社、1995年10月版；《西游记文化学刊》第二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9月。西游记文化网http://www.xywh.net/。

（4）苏兴《西游记及明清小研究》、上海古籍1989年、P32。

（5）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2月P260-261。

（6）见明天启《淮安府志》。

（7）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又研究》，《西游记研究》第二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P184。

（8）曹炳建《西游记作者研究回眸及我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又《西游记文化》2003年第1期。

（9）黄永年《西游记.前言》。

（10）详见吴圣昔《西游新解》，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拙著《西游记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

（11）胡义成《〈西游记〉作者和主旨再探》、《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一期，文中说：“有人以吴承恩供职湖北‘荆府’之事，说‘潢何侯王’指‘荆府’主人，令人费解，‘荆府’在长江岸边，何以是‘潢何（黄河？）候王’？”，实误，“候”应为侯，“潢河（黄河？）”应为“天潢何侯王”，是为补记。

（12）刘振农《“八公之徒”斯人考》《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13）刘怀玉《吴承恩作〈西游记〉二证》，《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

（14）颜景常《淮阴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

（15）杨子坚《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16）李安纲语，在2003年河南大学《西游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7）石钟扬《安庆师院学报》1989年2期，《全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9年10期全文复印。

（18）黄永年《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西游证道书〉点校前言》、《文史探微》P567-568、中华书局2000年10月版；又载陕西师大古籍所《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二辑，1992年2月；又载中华书局版《西游记前言》、1993年。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2005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百回本西游记与吴承恩之缘》中期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5sk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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