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 新 认 识 和 评 价 吴 承 恩

杨 俊

　　摘要 无论从历史与文学思想发展上来衡量，吴承恩都应当居明代文学（诗文）中的一席之地。即使在中国文学史上，吴承恩也堪称一流大家。他丰富的阅历与多才多艺的秉赋相辉映，造就他诗人的气质﹑词人的情怀，思想家的胸襟与卓识。
　　关键词 吴承恩 明代文学 《西游记》

　　曾几何时，吴承恩一直湮没无闻，直到上世纪初，鲁迅﹑胡适考证出百回本《西游记》与吴承恩之关联，吴承恩才被世人瞩目。近百年来，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争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内的一大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在“否吴说”“疑吴说”们看来，没有《西游记》便没有吴承恩如日中天的声誉与价值。
　　这实际上是一种违背文学史发展规律的偏见。
　　从近百年关于吴承恩事迹的研究情况来看，随着诸多史料的发现﹑求证，人们对吴承恩的经历有了基本认识。虽然发现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之功应归于鲁迅﹑胡适，但对吴承恩生平事迹用力甚勤﹑收获甚大的当数叶德均、刘修业、赵景深﹑苏兴﹑刘怀玉等。20世纪80年代，江苏曾摄制电视剧《淮海浪士》。关于吴承恩的传记文学也出过多种，著名的有朱道平的《吴承恩》（大众文艺出版社）﹑王永泉的《吴承恩全传》（长春出版社）。新时期出版的几大部中国文学史均在《西游记》章节中添上一笔“作者问题”“吴承恩”，而在明代文学诗词文曲等章节里均不提或避开吴承恩，这是一种极不符合历史与文学发展的怪现状。
　　无论从历史与文学思想发展上来衡量，吴承恩都应当居明代文学（诗文）中的一席之地。
　　吴承恩（1506？——1582？），字汝忠，号射阳居士。自幼聪颖敏慧，“髫龄即以文鸣于淮”（①）。明天启《淮安府志》说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同治《山阳县志》誉之“工书，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英敏博洽，为世所推，一时金石之文，多出其手”。
　　吴承恩一生坎坷，历经明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五朝，中秀才后便屡困场屋，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才补得一名岁贡生，六年后去北京吏部候选，仅获得浙江长兴县丞 的卑微官职。为官不久又被诬陷为“贪污受贿”而遭革职拘禁，后被平反，又有“荆府纪善之补”。
　　他是一个奇才，在诗词﹑书法﹑绘画﹑围棋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尤其是“才高八斗”，在诗词赋曲上堪称“制作大手”。《长兴县志》称他：“性耽风雅，作为诗，缘情体物，习气悉除。其旨博而深，其辞微而显，张文潜后殆无其伦。”明代淮安知府陈文烛在《吴射阳先生存稿叙》中评道：“今观汝忠之作，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明堂》一赋，铿然金石。至于书记碑叙之文，虽不拟古何人，班孟坚柳子厚之遗也。诗词虽不拟古何人，李太白辛幼安之遗也。盖淮自陆贾﹑枚乘﹑匡衡﹑陈琳﹑鲍照﹑赵虾诸人，咸有声艺苑，至宋张耒而盛，乃汝忠崛起国朝，收百代之遗文，采千载之遗韵，沉辞渊深，浮藻云峻，文潜之后，一人而已，真大河韩山之所钟哉！”
　　吴承恩与明代前后七子同时代，其文艺思想与他们相近，“汝忠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近世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蓄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难矣”（②）。“此论则比何﹑李通达得多，故其诗作，多自胸臆出之。朱彝尊《明诗综》四十八谓其诗‘习气息除，一时殆鲜其匹。’ 吴承恩的诗作浪漫主义气息又特浓，故被陈文烛称为‘李太白辛幼安之遗也’。”（③）吴承恩的见识非凡，不仅看到当时的文坛之弊，而且能跳出复古主义的圈子，独树一帜，强调“谢朝华”“蓄多识”“去陈言”“漱芳润”。在诗文创作中，“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于色泽，舒徐不迫，而不致促弦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尽究其变”“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以钓一时声誉”（④）。这便超越了前后七子，而独步文坛。
　　他的诗文“率自胸臆”“师心匠意”，据现存240余首诗歌词曲﹑障词及颂赞来看，除一些障词﹑颂赞属于应酬外，大多极富有历史﹑文学艺术价值。《二郎搜山图歌》是他精心构思的上品，虽是题画诗，却假借二郎神搜山捉妖的神话故事，揭露了当时“五鬼”“四凶”横行的黑暗现实，期望“胸中磨损斩邪刀”“救月有夭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这与《西游记》赞扬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英雄主义精神与气概何其相似？《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揭露是何等逼真而传神：“夫不独观诸近世之习乎？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陈词，心悸貌严，瞬间万虑，吾见臣子之于太上也，而今施之长官矣；曲而跽，俯而趋，应声如霆，一语一偻，吾见士卒之于军帅也，而今行之缙绅矣；笑语相媚，妒异党同，避忌逢迎，恩爱尔汝，吾见婢妾之于闺门也，而今闻之丈夫矣；手谈眼语，诪张万端，蝇营鼠窥，射利如蜮，吾见驵侩之于市井也，而今布之学校矣。”《赠卫侯章君履任序》道“况乎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竟，其何以为之哉？”这与宗臣的《报刘一丈书》对当时官场污浊与官吏的腐败揭露何其相似，作者对现实的观察何等敏锐细致。百回本《西游记》对天宫﹑龙宫﹑地狱的弄虚作假﹑官官相护﹑肮脏交易的披露多么令人浮想联翩啊！他的《陌上佳人赋》堪与陶潜《闲情赋》相媲美。《宿田家》“柴门闭流水，犬吠花上月”堪称绝句精品。最能表现他个性的则当数《送我入门来》﹑《赠沙星士》﹑《答西玄公启》，“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虽贫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并自称“淮海竖儒”“蓬门浪士”。
　　他的诗文词赋曲艺术特色鲜明，成就卓著。在明代文坛丝毫不逊于“前后七子”﹑唐宋派诸大家。他的诗情真意切﹑激情四溢，多有名篇佳作传世。如《海鹤蟠桃篇》﹑《春晓邑斋作》﹑《杨柳青》﹑《长兴作》﹑《秋兴》﹑《金陵客窗对雪》﹑《田园即事》﹑《桃源图》﹑《堤上》﹑《舟行》﹑《题沈青门寄画海棠用东坡定惠院韵》等。词则托物寄情，真趣盎然，颇“有秦少游之风”。名篇有《点绛唇》﹑《浣溪沙》﹑《如梦令》﹑《西江月》﹑《满江红》等。小令﹑套数清新隽永﹑意蕴深长。名作有《沉醉东风》﹑《醉太平》﹑《水仙子》，《驻云飞》﹑《梁洲序》﹑《满庭芳》（春游）等。恰如张绵也先生所评“上自汉魏盛唐，下至宋元诸家靡不出入其间，师兼众长而不拘一格”“在艺术风格上，有汉魏的古朴，有盛唐的豪放，有晚唐的清丽，也有元白的平易”（⑤）。
　　他在文论上又颇有建树，论诗作文讲究“情”“趣”。他在《留翁遗稿序》中道“是编所载，率多乡国之应酬，山溪之吟咏，所谓什之一二者。然即观之，则有见夫其情适，其趣长，其声正，庙堂之冠冕，烟霞之色象，盖两得之；诚有得之言，治世之音也。岂与夫事聱牙而工藻缋者同日而语耶？”论诗说文讲求“情”是中国文论的传统，吴氏遵循文学创作规律显而易见。而推崇“趣”则是当时的时代风尚。公安派之袁宏道﹑戏剧大家汤显祖均把“趣”作为评价文章的标准。在文学创作上强调“情”“趣”恰是针对当时文坛的复古主义之风，期望冲破复古拟古的牢笼，恢复文学创作的本性——“独抒胸臆，不拘格套”。吴氏恰恰是唐宋派﹑公安派之先驱同道，其意义决不仅限于此。
　　更为可贵的是，他毕生致力于神怪小说创作与探索，先作有《禹鼎志》，虽散佚，却有“序文”留存于今，从中可以探寻到他关于神怪小说创作的理论与实践。“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他认为神怪小说的创作不能仅仅停留于对魑魅魍魉的揭示，要再现社会现实，“借神魔而言情，托鬼怪而喻意”，给世人以“鉴戒”“警示”。这不正是强调小说的社会教育功能吗？他在其中系统地叙述了神怪小说《禹鼎志》的创作过程；首先，应对“奇闻”“稗史”“好益甚”“闻亦奇”，充分积累占有——“旁求曲致”，并“贮满胸中”，这是创作的首要基础与条件。其次，要借鉴前人创作经验，学习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要“日与懒战”，才能达到“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的境界。这恰好揭示了神怪小说创作的秘诀真谛，开拓了文学创作的新天地，对创作洋洋大观的长篇神魔小说杰作——百回本《西游记》奠定了思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使中国神魔小说创作的高峰并非无根之木，而是源于斯又超于斯的伟大创举。
　　他对文艺鉴赏又颇有卓见，这既得益于他工书识画的基本素养，又取决于他丰富的阅历与敏慧的眼光。在《序伎赠写真李山人》中，他论述了李山人画肖像的三种境界，十分精辟地提出了提高艺术修养的三个不同阶段。著有《花草新编》，他选编的标准是“重其人兼重其言，惟其艺，不惟其类。丽则俱收，郑﹑卫可班于雅﹑颂；洪纤并奏，郐﹑曹无间于齐﹑秦。”这与他的诗文词曲及小说创作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在明代文学史上，吴承恩堪称一流大家。他丰富的阅历与多才多艺的秉赋相辉映，造就他诗人的气质﹑词人的情怀，思想家的胸襟与卓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如今已到了应该恢复其历史地位与价值的时候了，让我们走近吴承恩，还之以公道，“严霜积雪俱经过，试探取梅花开未开”，《西游记》永恒，《射阳先生存稿》永恒，吴承恩则更永恒！

　　注释： ①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
　　②《吴射阳先生存稿叙》
　　③《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版。
　　④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
　　⑤《漫说西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已刊于《光明日报》2006年7月28日（第7版“文学遗产”专栏，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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