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张锦池

宗教光环下的尘俗治平求索
——论世本《西游记》的文化特征

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宋元取经故事是弘扬佛法的作品，它有无非宗教意识？世本《西游记》本由宋元取经故事演化而来，它又是怎么成为借神魔以写人间的千古名著的？

我的看法是：宋元取经故事演化为世本《西游记》的过程，就是其潜在的非宗教意识不断发展为世俗的情感哲学和济世之道，显性的弘扬佛法的思想不断蜕变为一抹宗教光环的过程。

兹就朝圣宗旨、负债意识、公义观念等问题，将世本《西游记》与宋元取经故事以及《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作一比较研究。

朝圣宗旨与价值观念的蜕化

朝圣乃天主教名词，佛教名词叫朝山，都指教徒们到圣地朝拜。或为求福、赎罪，或为感恩还愿，或为死后灵魂进入天国。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属一神教，承认有至高无上的神，所以基教徒们分别把传说中的耶稣被订死地耶路撒冷和穆罕默德的诞生地麦加奉为圣地。因为佛教属多神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而在中国佛教又属于“舶来品”，所以旧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佛教圣地，其可望而不可即者是西天佛国，其可望而可即者是名山古刹。这种民俗性的宗教心理和朝山活动对宋元以来取经故事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就西游性质说，它使玄奘西行求法，一路只要遇到有修养的高僧，不论其所宗是大乘还是小乘，甚至婆罗门外道，莫不虚心请益；一路只要听说有圣迹，纵然路荒道险，又多盗贼，去者稀疏，亦莫不前往朝拜，甚至“自誓若不见世尊影，终不移此地”。要之，访学中有朝圣，朝圣中有访学，而主要是访学天竺，这便是玄奘在印度度过的十四五个寒暑。

宋元取经故事却删去了玄奘访学天竺的一面，将“取经烦猴行者”写成“百万程途向那边，今来佐助大师前。一心祝愿逢真教，同往西天鸡足山。”这就把唐僧取得真经而归说成朝圣雷音的结果。论原因，一则当由于佛教徒欲渲染玄奘西行求法的神圣，二则当由于民众普遍认为佛教的至高圣地是如来真身所在的灵山。凡此，也就暗中规定了世本《西游记》中唐僧西行的性质以及作品情节的基本构架。

其次，就朝圣宗旨说，它使玄奘的为探求《瑜伽》真义，统一异说，演化为唐僧的欲使“法轮回转，皇图永固”。

诚然，玄奘西游天竺，也可称之为朝圣佛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此行的宗旨是什么？这一点《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回答得一清二楚：

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瑜伽师地论》也。

这就是说，玄奘所以“决志出一生之域，投身入万死之地”，一路礼拜圣迹，一路访师求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到《瑜伽师地论》的策源地天竺去探求其真义：“归还翻译，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以统一异说。这后一点尤为主要。唯其如此，所以返归东土后，唐太宗以其学业该赡，仪韵淹深，曾两次逼劝归俗，共谋朝政，而他皆辞以“玄宗是习，孔教未闻”，最后以他对佛经的翻译成为划时代的佛学大师。

然而，到了宋元取经故事与世本《西游记》里，三藏法师西行求法的目的，再也不是为统一异说而探求《瑜伽》真义了。是什么呢？

《取经诗话》说是为了普度众生，脱却苦海：“法师今日上天宫，足衬莲花步步通。满国福田大利益，免教东土堕尘笼。”

《西游记》杂剧说是为了国祚久永。人寿年丰：“祝皇图永固宁，拜如来愿长生，保护得万里江山常太平，普天下田畴倍增，民乐业息刀兵。”

说得最明确的，还是世本《西游记》中的唐僧自己：“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难怪，“众僧闻得此言，人人称羡，个个宣扬，都叫一声‘忠心赤胆大阐法师！’”

然而，这种将玄奘求法天竺的哲学的宗教目的论演化为唐僧朝圣灵山的民俗的宗教目的论，却正反映了这位圣僧是如何身不由己地日益步出禅关而错把孔陵作灵山朝拜。因为，“愿圣主皇图永固”一旦成为他朝圣灵山见佛求经的主要宗旨，也就使他的价值观念由释门的出世而蜕化为儒门的入世。

最后，就君父观念说，它使“抗旨”私往天竺求法的玄奘，演化为一变而成“奉旨”，再变而成“请旨”朝圣雷音求取真经的唐僧。

《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玄奘西行时，因“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玄奘“结侣陈表，有诏不许”，遂“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宋元取经故事将玄奘的这种“抗旨”改为“奉旨”。《取经诗话》第一则虽缺，但第二则云：“僧行六人，当日起行。法师语曰：‘今往西天，程途百万，各人谨慎。’小师应谐。”假若不是“奉旨”西行，其起程时又怎能有五个给侍僧作随从！《西游记》杂剧呢？它一则说洪州太守虞世南奉观音旨荐唐僧于朝；二则说唐僧“奉敕西行别九天，袈裟犹带御炉烟”；三则说唐太宗下旨，着百官有司都至灞桥为唐僧饯行，城乡黎民也都赶来相送。这就将一个私往天竺的苦行僧演化为堂堂大唐朝圣使。

世本《西游记》则又将唐僧的这种“奉旨”改为“请旨”。其第十二回“玄奘秉诚建大会，观音显象化金蝉”，写唐太宗见了观音的“颂子”，当即问聚集在生化寺做道场的1200名高僧：

“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问不了，旁边闪过法师，帝前施礼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其安身立命之处不脱君臣之纲如此，难怪唐太宗情愿与之拜为兄弟，并亲自为之择定起程吉日，亲自为之选定两个长行的从者，亲自赐以紫金钵盂、银□（左马右蜀）马，亲自率文武百官送至关外，亲口赐以法号“三藏”，还将御指拾一撮尘土，弹入酒中道：“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进此酒：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真是“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由此可见，唐僧已不是一般的“上西天拜佛求经”使节，几成为唐太宗赴“天竺国大雷音寺”朝圣的替身了，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要指出的是，这三种演化都不是以作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中国民间的宗教信仰以及伴之而来的朝山活动等等，并非由于痴迷宗教哲理而旨在能逢凶化吉或得到一张进入天国的签证，这不能不影响唐僧西游佛国的性质，一也。忠君爱国是当时人们的基本思想，上报国家而下安黎庶被认为是品格的崇高，这不能不影响唐僧西行求法的宗旨，二也；君父观念是当时人们的基本观念，无君无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这不能不影响唐僧安身立命的哲学，三也。正是这种儒释道三教圆融而以儒学为主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暗中规定了取经故事演化的思想轨道而致有三种嬗变。因为，玄奘的“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虽符合佛教的原教旨，亦为时人所不敢称道。

然而，光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需相应地看到作品的“曲终奏雅”。否则就不能算知道世本《西游记》的作者何以是位“跅弛滑稽之雄”。《取经诗话》写唐僧拜佛求经的场面，如来是那么神圣，竟至对取经人不一露“全身”，唐僧只能“炉爇名香，地铺坐具，面向西竺鸡足山祷祝，求请法教。”《西游记》杂剧写唐僧拜佛求经的场面，如来虽“全身”一露，却又那么庄严，不只个唐僧唯唯，亦令孙悟空诺诺。世本《西游记》写唐僧拜佛求经的场面，如来不只默认阿傩伽叶向取经人掯勒“人事”，还说什么“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以至唐僧无奈只好以紫金钵去换取“真经”。这一朝圣场面的演化是值得注意的，其意义由严正而趋于滑稽，由教训而变为讥讽。这不是一般的玩世不恭。盖“你不可给我进页，我可以给你作主”，这是“清官”；“你给我烧香，我给你保佑”，这是“神灵”。清官的形象更接近人们喻义而不喻利的理念；神灵的形象更贴近人们喻义而亦喻利的心灵。只因如来头上有灵光圈，所以使朝山进香者并不感到他也在默默“索人事”。而今如来既被作者请下了神坛，当然也就使人看出他远不如清官那么崇高。这一曲终奏雅是别具匠心的，它使作品摆脱了弘扬佛法的故套，并动摇着人们对如来的信仰。

既然如来亦有私，品格还不如清官崇高，则“我佛造经传极乐”，当然也就化为寓言。那么，能使“法轮回转，皇图永固”的真经究在何处呢？这才是读者所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负债意识与感恩情结的易位

宗教普遍认为：此岸世界是苦海，彼岸世界是乐园；肉体是罪恶的渊薮，要想灵魂获得拯救，就需行善人间。但佛教与天主教等不同，它不执“原罪”说，而持“轮回”说，认为要看个体其前世与今世所作所为；因而不执“救赎”说，而持“救度”说。世本《西游记》在这一问题上也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

其一，它一面将唐僧由宋元取经故事中的生而多“善缘”演化为有罪孽，一面又将其弟子们由宋元取经故事中皈依佛门前的罪孽深重演化为其过甚微，二者相辅相成，从而使如来和玉帝头上的灵光圈失去了光泽。

《取经诗话》里的唐僧，是两次西行求法而中途遇难的高僧转世。《西游记》杂剧中的唐僧，是奉如来法旨托化于中国，“长大后出家为僧，往西天取经阐教”的金身罗汉毘卢伽尊者。可见这位三藏法师不只是个生而有“善缘”的人，并且这种“善缘”是随着形象的演化而芝麻开花节节高。世本《西游记》里的唐僧，其前身在西天佛国的品位则又“更上一层楼”，然而却成了个生而有罪的人——说他本是如来的二弟子金蝉子，“只为无心听佛讲”而“转托尘凡苦受磨”，罚以历尽九九八十一难，“自东土拜到灵山”见佛求经以赎前衍。但最后换取如来有字真经的，却是他的一只御赐紫金钵！真可谓僧受“经”，佛受“金”。

《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是个老猴精，为了长生不老而偷吃西王母10颗蟠桃犯下大罪。《西游记》杂剧又对这一写法作了长足发展，说这个老猴精不只曾“入天宫仙桃园偷蟠桃，又偷老君灵丹药”，还又贪女色，又好吃人肉。其罪孽之深重真是罄竹难书。可到了世本《西游记》里，孙悟空却成了孕天地之灵秀而生的天产石猴。其唯一的罪孽，就是如来说的“大闹天宫”。然而作品又是怎么写的呢？它写出玉帝不识贤才，让一个神通广大的盖世英雄去充当弼马温。它写出玉帝不会用人，让一个自幼在花果山吃桃子长大的美猴王去看守蟠桃园。它写出玉帝欺人大甚，既封我们的美猴王为齐天大圣，却又不请他去赴蟠桃会。既然作品已如此这般地把“大闹天宫”的根由归罪于玉帝，那么，孙悟空又有几多罪责可言呢？而如来却以甚深法力将他压在五行山下，并且一压就是500多年，多么不公！

《西游记》杂剧说沙和尚本是“玉皇殿前卷帘大将军”，世本《西游记》继承了这一说法。不同之点在于写他何以被贬，又何以在流沙河为妖吃人的原因。《西游记》杂剧说他是因“带酒思凡”而被罚在沙河“推沙受罪”，其在沙河为妖时，“血人为饮肝人食，不怕神明不怕天”，曾自云：“我的愿心，只求得道的人，我吃一百个，诸神不能及。恰吃得九个，少我的多哩。”世本《西游记》说他“只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而被“玉帝打了八百，贬下界来”；其沦落流沙河时，玉帝又教七日一次，将飞剑来穿他胸胁百余下，“没奈何，饥寒难忍，三二日间，出波涛寻一个行人食用”。这一演化是根本性的演化，一个是在歌颂玉帝的严明，一个是在讥刺玉帝的不仁。即然如此，那么，沙和尚的这种“逼上梁山”，其自身又有几多罪责应负呢？说它是“乱由上作”，恐非曲辩之辞吧！

实际上猪八戒形象的演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由《西游记》杂剧中的趁火打劫，强霸淑女裴海棠作押寨夫人的山大王，演化为世本《西游记》中的招赘高老庄，成为能吃苦耐劳而又情深义重的好丈夫，便可见其一斑。而将一个在蟠桃会上“带酒戏了嫦娥”的天蓬元帅贬入下界转胎成“身如畜类”，玉帝亦忍心人也！玉帝既是个严礼法重等级惜仁义而弃置人才的玉帝。与之同侪的如来又是个造“经”为换“金”的如来，则他们头上的灵光圈还有多少神圣可言呢？

其二，它一面说“此经回上国，能超鬼出群，若有肯去者，求正果全身。”并将取经人自身亦写成如来认为的有罪待赎之人，一面又以世俗的感恩情结替代了宗教性的负债意识，作为取经人维护团结的精神纽带和失志西行的主要内驱力。这是不见于宋元取经故事的，从而也就使他们的朝圣灵山拜佛求法成为时人的情感哲学和人世思想的深层反映。

照如来的看法，唐僧的前身金蝉子是作了孽了：“因为汝不听说法，轻慢我之大教，故贬汝之真灵，转生东土。”按理，应写他的负债意识，特别当其为妖魔捉入洞中之时，可作者却不。“大抵是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几成了他的全部思想。他所以“发了弘誉大愿，不取其经，永堕沉沦地狱”，其深层原因亦在于此，以致形成了他一路乡关之思的情结。与其说他是因过被谪而求法自赎的如来真子，毋宁说他是勇于捐躯报国恩的唐室忠臣。

照如来的看法，孙悟空的大闹天宫，是罪不容诛的，将其压在五行山下乃“我佛慈悲”。该随笔点染他的负债心理了吧？可作者却不，反倒一再点染他所以历尽千魔万蜇保唐僧在路，一则由于头戴紧箍，再“回花果山水帘洞，恐本洞小妖见笑，笑我出乎尔反乎尔，不是个大丈夫之器”；二则由于念念不忘，“师父啊！忆昔当年出大唐，岩前救我脱灾殃。”这后一点尤为内在。它使孙悟空纵然被唐僧写下一纸贬书，也是“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直至如沙和尚所说：“哥啊，你生为师父，死也还在口里”。真是个“有仁有义的猴王”。

照如来的看法，猪八戒的前身天蓬元帅罪亦非轻：“为汝蟠桃会上酗酒戏了仙娥，贬汝下界投胎，身如畜类”。该写他知悔之心了吧？可作者却不，反倒百般写他虽“保圣僧在路”而“又有顽心，色情未泯”，总想去高老庄当回锅女婿。然而他所以始终没有离开取经队伍，也由于他一到紧要关头便想到是唐僧把他从高老庄亦妖亦人的生活引入了造福生灵造福社稷的道路。其“义激猴王”，便令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照如来的看法，皈依佛门前的沙和尚其罪有二：一是“蟠桃会上打碎玻盏”，二是“落于流沙河，伤生吃人”。诚然，与唐僧等相比，沙和尚不失为有负债意识的一个。然而，其更为浓烈而内在的还是对唐僧的感恩思想，甚至不惜愿以杀身相报：“罢！罢！罢！想老沙跟我师父一场，也没寸功报效；今日已此被缚，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罢。”

具有负债心理的，倒是一代明主唐太宗。作者写他地府还魂后，知“枉死城中，有无数的冤魂灵”，便“敕建相国寺”以彰善男信女，一也；谕“但有毁僧谤道者，断其臂”，二也；“聚集多官，出榜招僧，修建‘水陆大会’，超度冥府孤魂”，三也；情愿与唐僧拜为兄弟，遣之朝圣灵山拜佛求取真经。以“解百冤之结”，以“消无妄之灾”，四也。然而，崔判官说得好：“若是阴司里无报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庆。”可见唐太宗的这种负债心理，实际上包孕着一种深层次的社会责任感：“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尚书·商书·汤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尚书·周书·泰誓上》）盖作者对人生有以期焉！

显而易见，如果说，唐僧对李世民的感恩情结，是种“士为知己者死”，属士大夫的文化心态，那么，孙悟空等对唐僧的感恩情绪，则是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属江湖豪侠的文化心态。如果说，这种作为取经人内部团结的精神纽带和矢志西行主要内驱力的感恩情结，反映了儒家文化与江湖文化在作者笔端的碰撞与融汇，那么，这种碰撞与融汇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与宗教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其三，它一面把“正果金身”作为取经人矢志西行求法的自身奋斗目标，一面又将世俗性的将功拆罪替代了宗教性的道德自我完善，作为取经人进入天堂佛国的必由之路，从而也就将取经人的正果西天加封受职变为别一种名标凌烟阁。

释门以贪、瞋、痴等烦恼为贼，认为能贼害善法，可唐僧身为取经人的领袖，其易瞋却是天字第一号的。要么“夯货”连声骂猪八戒，要么咒念紧箍整孙悟空。而作为圣僧却连《心经》亦不能领会，一不懂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以致乡思难息，感伤不已；二不懂什么“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以致一听长庚传报魔头狠，便“坐个雕鞍不稳，扑的跌下马来，挣挫不动，睡在草里哼”；三不懂什么叫“无眼耳鼻舌身意”，难怪孙悟空要来个子教三娘：“你如今为求经，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舍身；要斋吃，动舌；喜香甜，嗅鼻；闻声音，惊耳；睹事物，凝眸；招来这六贼纷纷，怎生得西天见佛？”哪还谈得上什么道德自我完善！如来所以封他为旃擅功德佛，全在于他能率弟子坚持到底，取去真经，功在不泯。

孙悟空作为作品的一号主人公，其由道入释前的主要罪孽是大闹天宫，可他保唐僧在路却当年的老派头依旧，甚至只要提起昔日的大闹天宫，便总自那么神采飞扬，骄傲自得不已。一点也无负罪心理，又哪谈得上什么道德自我完善！如来所以封他为斗战胜佛，全在于他“在途中炼魔降怪有功”。

昔日的堂堂天蓬元帅就是因带酒调戏嫦娥而弄得身如畜类的，可猪八戒却寡人之疾依旧。他一见菩萨化成的妇人便想第三次“倒碴门”；他一见白骨精变成的美女便“跑了个猪颠风，他一见西梁国女王便“一时间骨软筋麻；甚至变做一个钻鱼精只在那正在池中洗澡的蜘蛛精“腿裆里乱钻”；甚至偶见嫦娥，仍情不自禁地上前抱住道：“姐姐，我与你是旧相识，我和你耍子儿去也。”而且“口壮身慵”，财货欲又重，还好“谗言谗语”，投机取巧，几成“诸不戒”。如来所以封他为净坛使者，全在于他一路“挑担有功”。

如果取经四众中还有注意道德自我完善的，那当是沙和尚。他唯法是求，他唯师是尊，他唯和是贵，他唯正是尚，称得起是个苦行僧。然而，如来所以封他为金身罗汉，却不是由于这一点，而是由于他一路“登山牵马有功”。

这是不足为怪的。道德自我完善和负债意识往往是相与偕行的，一般皆来自宗教的人生观；而将功折罪思想则每每与感恩情结结下不解之缘，一般皆来自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情感哲学。作者笔端的取经人既无负债意识，当然也就不会有道德自我完善观念，因而世俗性的将功折罪便成为他们正果西天的必由之路。这种将功折罪也是宋元取经故事对唐僧的弟子们正果西天的写法，反映的当是这么一种文化心态：宗教信仰是时人的浅层意识，“子不语怪力乱神”观念是时人的深层意识；求来世因果是时人的浅层意识，讲今生果报是时人的深层意识；认为立德即立功是时人的理念，认为立功即立德是时人的心灵。凡此，已包孕着对宗教观念的“内在批判”。世本《西游记》的作者又给取经人注入以感恩情结，并使之成为维护取经人内部团结的精神纽带与促其矢志西行的主要内驱力，从而也就对宋元取经故事中的这种“内在批判”作了长足发展，进一步将取经人的正果西天儒化为宗教光环下的名标凌烟阁。能这么说吗？能。孙悟空由《西游记平话》中的正果“大力王菩萨”演化为正果“斗战胜佛”，从而是不只进一步提高了这位喜笑悲歌气傲然者的果位，还进一步肯定了他的勇开杀戒以横扫妖魔的斗战精神，便是明证。

诚然，世本《西游记》也曾以第八回和第十二回两回的篇幅集中张扬了佛教的“救度”说，把“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说成是为普度我东土众生脱离苦海。然而，随后情节实际展示的又是什么呢？是妖魔云集之地不是如来说的“贪淫乐祸，多杀多争”的东土南赡部洲，而是如来说的“不贪不杀，养气潜灵”的西牛贺洲；是西天路上的妖魔大多与神佛有亲，而与神佛有亲的妖魔也最凶恶；是神佛虽则也不满于妖魔的为害人间，因而对孙悟空的降妖灭怪也愿助以一臂之力，但当孙悟悟空要打杀妖魔时，他们不只将天上下来的妖魔收回上界，还将一些土生土长的恶魔收登仙箓；是神佛对妖虽十分慈悲，而对人却异常严厉，一罚就可以是3年不下雨。这与宋元取经故事所写真是不啻天壤。《取经诗话》写：与观音所在地香山寺相邻的蛇子国，国中“大蛇头高丈六，小蛇头高八尺，怒眼如灯，张牙如剑，……虽大小差殊，且缘皆有佛性，逢人不伤，见物不害。”与如来所在地天竺国鸡足山相邻的优钵罗国，国中“佛天无四季，红日不沉西。孩童颜不老，人死也无悲。寿年千二百，饭长一十围。有人到此景，百世善缘归。”这类弘扬佛法而以“救度”说为标帜的情节在世本《西游记》中百不一见，而与佛祖们有亲的恶魔却在作者笔端成夥出现。《西游记平话》明明是说：“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可他却别具匠心地不只将师陀国的地理位置大大往西移，让其更靠近灵山些，而且还将师陀国的猛虎毒蛇演化为狮驼山成批成批吃人的三个恶魔，一个是文殊菩萨的坐骑狮魔王，一个是普贤菩萨的坐骑象魔王，还有一个鹏魔王却是如来的小舅。他们占据了狮驼国狮驼城，“不知在那厢伤了多少生灵”。这类旨在唐突佛祖们的情节，却是宋元取经故事中闻所未闻的。这种天壤之别是不难理解的。一个是旨在借神魔以弘扬佛法而把“救度”说作为标帜。一个是旨在借神魔以写人间而将“救度”说当作标签，相形之下，经渭分明，故势必有此。

取经人无负债意识而有感恩情结如是，一路荡妖灭怪而有名标凌烟阁如是，可见作者认为他们矢志西行到达灵山之道，就是他们最后取得的真经之道。

公义观念和立身之道的嬗变

“明德止善，敬我佛门”，这是世本《西游记》中观音对唐太宗的称许，也是观音对世人的期望。其宗教光环是令人仰止行止的。可书中所写的“止善”，却不脱“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变成了“敬我儒门”。孙悟空剃度时不是对观音说“我已知悔了”吗？实际上他所说的“知悔”就是不该唤“皇帝流轮做，明年到我家”。所以，虽云做了和尚，却往儒门迈了根本性的一步。

与此相应的是，在如何对待社会善恶问题上，作者写了两种明德止善路线的对照：一种是唐僧的，认为“劝善”就是“惩恶”，而且是最大的“惩恶”；一种是孙悟空的，认为“惩恶”就是“劝善’，而且是最大的“劝善”。这不是一般的思想方法的对照，它反映了两种公义观念、两种立身之道的不同。而假若放眼于《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宋元取经故事，则不难看出这一不同是有个演化过程的，其文化意蕴并不一般。

《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玄奘，的确是以“劝善”就是“惩恶”作为自己的公义观念和立身之道的。比如，他至灯光城外瞿波罗龙王窟礼拜佛影时。有5个强盗拔刀而至。“贼云：‘师不闻此有贼耶？’答云：‘贼者，人也，今为礼佛，虽猛兽盈衢，奘犹不惧，况檀越之辈是人乎！’贼遂发心随往礼拜。”比如，他在那烂陀寺时，有个顺世外道来求闻难，居然贴四十个见解于寺门说：“若有难破一条者，我则斩首相谢。”经反复辩论，他驳倒了这个婆罗门。“婆罗门默无所说，起而谢曰：‘我今负矣，任依先约。’法师曰：‘我曹释子终不害人，今役汝为奴，随我教命。’婆罗门欢喜敬从”。凡此，他莫不是以惊人的镇定自若和厚德载物的精神征服了对方，化险为夷。

宋元取经故事中的唐僧和孙悟空，一个以“劝善”作为“惩恶”，一个以“惩恶”作为“劝善”，职有分工。这在《取经诗话》里就是如此。其第八则，写深沙神想吃唐僧，唐僧曰：“你最无知。此回若不改过，教你一门灭绝！”于是，深沙神遂“合掌谢恩，伏蒙慈照。”这便是唐僧以“劝善”作为“惩恶”之一证。其第6则，写白虎精兴妖作怪，猴行者在其肚内化一团大石；“教虎精吐出，开口吐之不得；只见肚皮裂破，七孔流血。这便是猴行者以“惩恶”作为“劝善”之一证。而对妖魔，二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或降而服之，或荡而诛之，同往西天拜佛求法，这便是《取经诗话》写法上的特点，也是《西游记平话》和《西游记》杂剧等写法上的特点。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唐僧是“圣僧”，“不杀生”是释门戒律之一，所以他只能以“劝善”作为“惩恶”；而猴行者的皈依佛门是“由道入释”，还保留着一些道教的特点。道教虽则也讲悲悯，却主张可以献身亦可以杀身，所以他可以以“惩恶”作为“劝善”。如果说。写猴行者的“由道入释”，正果释门，是反映了释道二教思想的争雄，而佛教势力在社会上占了上风，那么，写唐的以“劝善”作为“惩恶”和猴行者的以“惩恶”作为“劝善”，彼此相辅相成，“同往西天鸡足山”，则反映了释道二教劝惩观念的碰撞与融汇，而道教的劝惩观念在人们心灵中占有优势，致有“取经烦猴行者”之说正因如此，所以，但凡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其形象体系的内部构成有个总体特点，那就是：举凡属于佛教系统的神灵莫不以“劝善”作为“惩恶”为本，举凡属于道教系统的神灵莫不以“惩恶”作为“劝善”为务，共保唐僧西行求法。

世本《西游记》实际上继承了宋元取经故事这一写法，其不同之点在于：它强调了唐僧的以“劝善”作为“惩恶”和孙悟空的以“惩恶”作为“劝善”的对立性，并赋予以新的思想内涵，从而发展为两种相反的公义观念和立身之道，以作为唐僧和孙悟空不时引起冲突的根由，并于褒贬。

书中写孙悟空和唐僧的最大冲突有三次，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他们各自摆出的理由，以及取经队伍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观音的态度。

一在第十三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孙悟空打死了6个“剪径的大王”，唐僧认为这是“十分撞祸”，“全无一点慈悲好善之心”；好在是“山野中无人查考”，要是在城市里，“我可做得白客，怎能脱身？”孙悟空分辩说：“我若不打死他，他却要打死你哩。”可唐僧还是说他“忒恶”，“做不得和尚！”这次冲突的结果，是孙悟空一气之下离开了唐僧，想回花果山重温其美猴王的旧梦；当他听了东海龙王的劝告回到唐僧身边时，观音借唐僧的手给他戴了个“紧箍儿”，以禁其天马行空狂放不羁，使之一其心志保唐僧西行求法。

一在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而唐僧由于听信了猪八戒的谗言谗语，不只一遍遍咒念金箍，还一次次赶逐猴王：“猴头！还有甚说话！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你在这荒郊野外，一连打死三人，还是无人检举，没有对头；倘到城市之中，人烟凑集之所，你拿了那哭丧棒，一时不知好歹，乱打起人来，撞出大祸，教我怎的脱身？你回去罢！”孙悟空申辩说：“师父错怪了我也。这厮分明是个妖魔，他实有心害你。我倒打死他，替你除了害，你却不认得，反信了那呆子谗言冷语，屡次逐我。”可唐僧还是认为他“是个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这次冲突的结果，是孙悟空噙泪叩头辞长老，回到花果山，复整水帘洞，却心逐取经僧，思念不已，感叹不已。

一在第五十六回“神狂珠草寇，道昧放心猿”。策马走在前面的唐僧几为一群草寇所杀，孙悟空挥棒打死了两个领头的。唐僧祷告说：“你到森罗殿下兴词，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孙悟空忍不住笑道：“你老人家忒没情义。为你取经，我费了多少殷勤劳苦，如今打死这两个毛贼，你倒教他去告老孙。虽是我动手打，却也只是为你。”次日孙悟空又一顿打死了随后追来报仇的二三十个草寇，并割下曾投宿其家的杨姓之子的头颅，认为“似这等不良不肖、奸盗邪淫之子，连累父母，要他何用！”唐僧更恼怒了，念罢紧箍10余遍，骂道：“昨日在山坡下，打死那两个贼头，我已怪你不仁。及晚了到老者之家，蒙他赐斋借宿；又蒙他开后门放我等逃了性命；虽然他的儿子不肖，与我无干，也不该就袅他首。况又杀死多人，坏了多少生命，伤了天地多少和气。屡次劝你，更无一毫善念，要你何为！”这次冲突的结果，是唐僧再一次逐走孙悟空；孙悟空欲回花果山而又怕本洞小妖笑他“出乎尔反乎尔”，便赴洛伽山状告唐僧，说他“背义忘恩，直迷了一片善缘，更不察皂白之苦！”

这说明：不对妖魔心慈，也不对恶人手软，以铲除奸邪作为自己的行善人间，一切为了保全唐僧性命，一切为了西行求法，这便是孙悟空的公义观念和立身之道。虽有对儒道二教思想的汲取，但本质上是属于江湖豪士的思想范畴。假若我们抹去孙悟空身上的宗教光环，将他手中的金箍棒换成三尺龙泉，那么，我想是可以称之为江湖一剑客的。因而他也就难免疾恶如仇过甚。这还说明：将人妖不辨当作勤行善事，宁愿接纳猪八戒的谗言谗语，亦不去一察孙悟空的苦口婆心，意在免受冥报；把姑息奸邪当作止息诸恶，宁肯摇尾乞怜于屠刀，亦反对他人起而锄暴，旨在不遭连累，这便是唐僧的公义观念和立身之道的根本。这一公义观念和立身之道，虽未脱“我佛慈悲”的思想范畴，却还包孕着一种浓烈的乡愿观念。假若我们剔去唐僧思想中的“我佛慈悲”，那么，我想是可以把他看作“德之贼也”一乡愿的。因而他也就不会察皂白之苦。

正因如此，所以孙悟空的赴洛伽山状告唐僧是告赢了，虽然没有全赢。观音总的态度是：一方面她款款地对孙悟空说：“似你有无量神通，何苦打死许多草寇！草寇虽是不良，到底是个人身，不该打死。比那妖食怪兽、鬼魅精魔不同。那个打死，是你的功绩；这人身打死，还是你的不仁。但祛退散，自然救了你师父。”另方面她又谆谆告诫唐僧：“你今须是收留悟空。一路上魔障未消，必得他保护你，才得到灵山，见佛取经。再休嗔怪。”这就既指出了孙悟空有疾恶过甚之失，又从总体上充分肯定了孙悟空。这种对孙悟空一路打死妖魔的赞赏，与“我佛慈悲”实际是相左的，显然是作者在借观者的权威表述自己的观点。

然而，光看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还应看到唐僧是如何在一次次生死抉择的事实教育下，最后对孙悟空的以“惩恶”作为“劝善”的全面认可，否则也就失去了世本《西游记》。

实际上，不论儒家英雄。还是江湖豪侠，或者道教剑客，他们的以“惩恶”作为“劝善”亦常辅之以“劝善”作为“惩恶”。孙悟空也是如此。他的“凤仙郡求雨”，便是种以“劝善”作为“惩恶”。他在比丘国救了小儿、灭了妖怪后，还曾这么劝“当朝正主”：“陛下，从此色欲少贪，阴功多积，凡百事将长补短．自足以祛病延年”。其实，他的两次诛草寇也与三打白骨精不同，莫不是让草寇先动手，直打得他一时性起而又不见草寇怯退，才抡起棒来送他们归阴的。足见他反对的只是唐僧的人妖莫辨而又“直迷了一片善缘，更不察皂白之苦”。

实际上，唐僧作为亦僧亦儒的“圣僧”，骨子里亦并不排斥儒道二教的与以“劝善”作为“惩恶”相辅相成的以“惩恶”作为“劝善”的主张。其所以对孙悟空的棒打妖魔，“直迷了一片善缘，更不察皂白之苦”，一遍遍咒念紧箍，不只由于作为“圣僧”，释门教义使他只可主张以“劝善”作为“惩恶”，还由于他肉眼凡胎，不具“火眼金睛”，识辨不了幻化为人身的妖魔，误以为孙悟空的奋起千钧棒是在行凶作恶。因而，一旦妖魔露出本相，他对孙悟空的棒打也就一变而成孟子的君子远庖厨的态度。纵然打得满洞妖怪，“汤着的，头如粉碎；刮着的，血似水流”，他也不仅不怪孙悟空的无心向善，还称赞不已道：“贤徒，亏了你也！亏了你也！这一去，早诣西方，径回东土。奏唐王，你的功劳第一。”然而正像直迷了一片孝道的杜少卿无法不一次次挨骗子的骗，直迷了一片善缘的唐僧亦无法不一次次上妖魔的当，否则就像对不起自己良心似的，所以他们的悲剧是生活中一类人的悲剧。要之，一次次上当受骗，一次次咒念紧箍，一次次感激孙悟空的棒打妖魔，这就是西行路上的唐僧。唐僧的最后获得“火眼金睛”，认可孙悟空的以“惩恶”作为“劝善”，并与之心心相印之日，正是他正果西天，加封旃檀功德佛之时。盖作者寓意亦深焉！

由此可见，世本《西游记》写取经人西行诸难的渡过，没有一个是由于唐僧的“劝善”，而不是由于孙悟空的“惩恶”，这是作者对孙悟空的以“惩恶”作为“劝善”而以“专救人间灾害”为己任的公义观念和立身之道的意识的肯定，也是作者对唐僧的以“劝善”作为“惩恶”而“直迷了一片善缘”的意识的嘲讽。论原因，就在于：明代中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道德教条已失去对人伦关系的调节作用；若以“劝善”去“惩恶”，则不仅不能打击“恶”还会驱善者成为虎口的羔羊，而若以“惩恶”去“劝善”，则打了豺狼，羔羊也就脱了险地。一言以蔽之，时人所以欢呼孙大圣，只因当时的社会是妖雾笼罩下的社会。这一欢呼，与“我佛慈悲”的思潮显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作者写如来加封孙悟空为斗战胜佛，亦不见于宋元取经故事，只不过是在借这位佛祖的权威肯定孙悟空的斗战精神而已。

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原来世本《西游记》所谓如来最后授予唐僧的“有字真经”，就是作者所志孙悟空一路棒打妖魔以救治人问灾害的苦难历程。这不是对禅师“灵山只在我心头”的张扬吗？是；但同时也就使之化为空洞的宗教光环，而显现于这一宗教光环下的却是作者对尘世治平的执着求索。这只有因社会过于腐败而开始对清官政治失去憧憬的人，才会有这种将“玉宇澄清万里埃”的希望寄托于“金猴奋起千钧棒”，认为这就是“灵山”。

(原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