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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同《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并称为明代的“四大奇书”。虽然都是“奇书”，但各有各的“奇”处。
《西游记》的不同之处是：人物奇、景物奇、故事奇、结构奇、蕴涵奇，奇思奇想，奇模奇样……
然而，它的奇，又非“离奇”，让人不知所云，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相反，人们正是借助这些奇人奇事，奇景奇思，由奇入妙，由妙入玄，从中感受到智慧、幽默、魅力，思悟出社会人生的哲理和真谛。正因为如此，这部书，自成书至今四百多年来，一直盛传不衰。它的迷人的故事，不仅在中华神州，家喻户晓，妇孺皆如，而且广及五洲四洋，成为世界人民共同喜爱的文化财富。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这本书，我们将有关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西游记》与唐僧取经
今天，当人们捧读百回本《西游记》或观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时，直接面对那奇妙无比的神魔世界，很容易发出这样的感叹：作者是怎么想象出如此神奇的内容来的呢？难道真会有神的启示吗？其实并没有什么神，这里有一个思维方法问题。
唯物辨证法告诉我们，世间乃至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不以尧存，不为桀亡”。许多事物表面看来神奇，偶然，不可解，然而如果进行一番由表及里的深入观察，便会发现其根底实则并不复杂。例如，一株枝叶繁茂的百年大树，其根源只是一粒小小的种子；一阵搅天动地的狂风，很可能是起源于一只小小蝴蝶翅膀的扇动；一场干军万马的人民革命，最初只是少数几个人的秘密组织和发动；一部洋洋万千言的大书常常诱发于一个简单的小故事。《酉游记》也不例外。它的起源或称原始情节就是唐玄奘西域取经的真实故事。
据历史记载，唐僧俗姓陈，名伟，生于唐太宗时代，原是长安弘福寺和尚。玄奘是他的法名。贞观三年，他只身一人赴天竺①求法取经，往返十七年，行程数万里，历经百余国，倍尝艰险，终于取回佛都大小乘经典六百五十七部。这在交通运输工具极不发达的当时，确实是一件警世骇俗的壮举。
这一壮举，由于以下两点为《西游记》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条件：第一，它由唐僧独自一人完成，其经历之艰险曲折，充满英雄神奇色彩，令人惊叹不已！第二，此举之目的是为“东土众生”求法取经，唐僧为此虽九死一生而不悔，终获成功，德性崇高，令人仰慕之至！这样，它就深深置根于人民的心中。人民是文艺的母亲，这是千真万确的。它赢得了人民也就赢得了生存的条件。
翻开中华历史，那些舍生忘死为民造福的英雄，历来是人民崇敬和传诵的对象。从补天的女娲，治水的大禹，到为民请命反抗暴政的由陈胜吴广开始的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领袖；从爱民如子，执法如山的忠臣清官，如包公、海瑞，英勇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将领，如岳飞、林则徐等，直到在极端困难条件下领导中国人民翻身获得解放的中国共产党众多领袖人物和普通的传奇英雄，都莫不如此。
唐僧取经本事，由于具备以上条件，自然便成为人民世代传诵的对象。这种传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人民大众的口头传诵，一个是文人的书面记载。二者互相影响、借鉴，使故事不断丰富发展。
可以肯定地说，人民口头的传诵内容最为丰富，遗憾的是由于过去不可能系统地搜集整理，今已失去其比较完备独立的原始形态，它的丰富内容及其发展流变，我们已无法详述。近年虽陆续搜集并出版了一些与之有关的书籍，本书又选编了有关内容（其中不少篇是第一次见诸文字），但也无法弥补这一缺憾。所以我们只好更多地从文人作品来分析《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好在文人作品中都直接渗透着民间口头传诵的内容，例如“平话”本，就既是文人之作，又是对民间口传的整理加工。
从文人记载来看，最早的要算《大唐西域记》。这是唐僧取经归来后遵奉唐太宗诏令，亲自口述，由其门徒辨机辑录而成的一部纪实性作品。书中详细记述了他所经历的西域各国的山川风物、历史及习俗人情。这种对异国风情奇闻异事的真实记录，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启发了人们的想象，无疑为后来唐僧传奇故事的开发提供了基础。
随后，由唐僧门徒慧立等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就增加了许多文学色彩。一是加强了对唐僧生平、形象的描写，二是增加了一些宗教神话和历史传说。这样唐僧取经故事便逐步突破真实，离开教门，走向社会。这一过程中，盛行于唐代寺院的“俗讲”活动起了一种“中介”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弘扬佛法的需要和“俗讲”形式的特点，在讲述过程中，既不断增加佛法故事，促使唐僧取经的历史事实向神话传说转变，又不断加强了情节的故事性和趣味性；另一方面，通过“俗讲”活动，使唐僧取经故事，不断向社会大众传播，进而在大众中形成新的传播圈，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简到繁，不断发生、扩展，世世代代，生生不息，承传愈丰富，愈传愈神奇。
在《西游记》成书的发展过程中，《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一部关键性的作品。它很可能就是唐代由“俗讲”开始的一种民间口头传讲蓝本。这部《诗话》共有十七节，虽然叙述比较简略，但有头有尾，曲折丰富，已自成体系。原著第一节已缺。自第二节起，便出现了一位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的猴行者，他化身为白衣秀才，说是前来帮助三藏法师取经的。这显然是一个增设的虚构人物。他神通广大，有胆有识，由此引出许多宗教和神魔故事。例如，引三藏等入大梵天王宫求宝，沿途伏白虎精，除九馗龙，降深沙神等。猴行者一出，辅佐三藏，出谋引路，降妖伏怪，实际上成为了中心人物，这就大大改变了原来仅为唐僧立传的单向思路，奠定了由纪实性、传记性向神魔故事发展的基本方向。至此，唐僧取经本事，作为《西游记》生成的原生母体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这应该说是人民大众，说话艺人同僧侣及文人共同创造的结果。
这以后，故事便循上述方向继续发展。到了元代，又出现了《西游记平话》。遗憾的是它的原本已失传。我们仅能从《永乐大典》字条，和朝鲜古代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读到一些片段。前者如“梦斩泾河龙”，后者如“车迟国斗圣”等。据《朴通事谚解》介绍，《平活》记述唐僧取经路上所受灾难已有：“初到师陀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蜂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遇棘钓洞、火焰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另外，“大闹天宫”也已发展为独立情节，同整个故事融为一体。此时，孙猴子已有“齐天大圣”称号，他闹天宫后，被观音压在花果山石缝内，又“画如来押字封着，使山神地镇身，饥食铁丸，渴饮铜汁”，说，“待我往东土寻取经之人，经过此山，观大圣旨随往西天，则此时方可放”。还有，这时随同唐僧取经的也已是孙行者、沙和尚、猪八戒三人。由此观之，《平话》无论在故事还是人物上都已相当接近后来的《西游记》了。
差不多与《平话》同期，或许还要早些，西游记故事已被搬上舞台，金院本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吴昌龄所著《唐三藏西天取经》，但都已不存。元末明初，完整传世的有杨讷所著《西游记杂剧》。全剧共六本二十四折。该剧开头增设“江流儿”的故事，补充唐僧的出身，其后写唐僧收孙行者、沙和尚、猪八戒为徒，降服鬼子母，逃离女儿国、火焰山除害等，大都与《平话》相仿。《杂剧》与《平话》相互印证，不仅说明西游记故事当时在社会民众中流传之广，而且可以看出许多重要情节已大体具备了。
吴承恩正是在这样基础上最后一位集大成者。他最终完成了由唐僧取经本事到世界名著《西游记》的转化。
《西游记》与吴承恩
《西游记》最后由吴承恩来完成，自然首先取决于时代的条件，但他个人的因素也十分重要。据我看来，要完成这部巨著，作者至少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丰富的民间文学素养；第二，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第三，进步的社会理想；第四，爱憎分明，刚直不阿的人格品质。而吴承恩正是具备了这些条件的。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今江苏淮安人。他“性敏多慧”，自幼年起就爱好神奇的民间故事传说，“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呵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传说他七八岁时，就被邻居称为“故事迷”，不仅爱听善讲，还用故事给母亲治好了病呢。他又能“博及群书”，勤于写作，“为诗文下笔立成”。这说明他具备了丰富的民间传说知识、传统文化知识和深厚文字功底。在社会理想、人格秉性上，他独立自尊，热爱人民，疾恶如仇，刚直不阿，倔强不屈，“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他曾就任长兴县丞，但由于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耻于“折腰”，不久，“遂拂袖而归”。
吴承恩的这种爱憎情感、思想抱负和高尚人品，正是他完成《西游记》的良好的精神气质条件。他在小说集《禹鼎志》自序中有言：“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可见他写小说是抱着非常严肃的态度的。《西游记》完成于吴承恩的晚年，书中的确倾注了他毕生的社会人生体验，体现着他的是非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他伟大人格、智慧和才华的集中表现。
吴承恩究意如何具体创造这部杰作，由于缺乏历史记载已难以知晓。现在我们只能通过《西游记》与此前文字记录的唐僧取经故事的比较及有关的民间传说提供的情况，就吴承恩《西游记》的主要贡献略作述评。
首先，他构建了一座结构严整，情节神奇，气势宏伟的艺术圣宫，使《西游记》更富于结构美。
关于唐僧取经的大部分传说故事，虽然在吴承恩之前已大体完备，但它们之间还缺乏一种严密有序的逻辑结构，不同形式的传本有不同的安排，如《西游记平话》先写佛祖说法，《西游记杂剧》则先写“江流儿”②，都把“大闹天宫”放在后面。吴承恩出于深思熟虑的全局构思，大胆地打破传统结构格局，出奇不意，开篇先写“大闹天宫”，以浓笔重彩，满腔激情，详细描写孙悟空的神奇出世，及其求师，觅全箍棒，销生死簿，闹蟠桃会，跳出老君炉的神奇经历，一下子把一位敢称“齐天大圣”的叛逆英雄形象矗立在读者面前。接着由“大闹天宫”的悲剧结局，引出如来说法，观音奉旨，唐僧出世，魏徵斩龙，太宗入冥，一串连环故事，桩桩神奇动人。由此很自然地过渡到全书主体——唐僧西天取经故事。为了更充分地揭示取经之艰难，作者又在传统故事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加工，设计出四十一个故事，九九八十一难。这些取经故事，以时间为经，以具体磨难为纬，由近而远，环环相扣，直至大功告成。这样，作者把各种已有的和新增的故事情节，作为一种要素，纳入新的结构系统，形成一个先后有序，上下相生，首尾相贯，富有内在生命力的有机整体，以其结构的严谨和韵律，显示出高超的艺术匠心。
其次，他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等典型形象，使《西游记》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
《西游记》以前的唐僧取经传说，虽然也对孙悟空等人物性格有某种程度的刻划，但从总体来看，更注重的还是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可以说主要是以情节取胜的。这可能同那时具体的表现形式（民间口传、说话艺术）和接受对象（普通民众）的期待视野有关。《西游记》则在继承并发扬传统，有声有色，扣人心弦地叙述故事的同时，突出和强化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形象广涉人、神、佛、魔各界，为数众多，秉性各异，姿态纷繁，其中最为丰富、完满，堪称不朽典型的，首推孙悟空，猪八戒次之。
吴承恩写孙悟空从“天生石猴”着笔，首先给他一个神奇非凡的起点。他是猴——具有猴的形体，猴的动作，猴的灵性，猴的腔调，但他又不是一般的猴——非父母精血孕育，乃“天地精华”所生，这就赋予他一种超自然的潜能。正是这种潜能，决定了他未来的发展。由此，他才得以学会七十二般变化，炼得一副钢筋铁骨，火眼金睛；才能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才能舞动一万三千五百斤重的金箍棒；才能上天宫，下地府，游龙宫；才能“超越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以自己的大智大勇和无私无畏直面眼前各界的现实，无论妖魔鬼怪的罪恶，还是神佛界的昏庸腐败，他都毫不妥协，毫无顾忌地进行斗争和揭露；他的品质才能集人类进化中一切美好光明本质之大成，而没有丝毫人性中那种丑恶卑陋的阴影，始终保持着人类初始那种纯真可爱的天性。他令我们看到一位理想的人，一个真正的人。孙悟空正是这样一个集猴性、人性、神性于一身的光辉的艺术典型。在他的塑造上倾注了作者全部的心血理想。他对孙悟空形象描写得如此之生动，以致我们只须闭目一想，他那磕头毛脸雷公嘴，抓耳搔腮，窜前跑后的形象，他那火眼金睛，他那如意金箍棒，他那筋斗云，他那特有的语言，乃至他那顶天立地的精神气质，以及辉煌的战斗业绩，都会历历浮于眼前。孙悟空的名字甚至比《西游记》更响亮，更有光辉。可以这样说，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智慧、力量、信念的象征。也许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曾吟出震撼宇宙的千古绝唱：“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猪八戒属于另一类典型，是一个经常引人发笑的喜剧式的人物。他本是天上尊神——天蓬元帅，因犯天规，被贬人间。谁知头一步就迈错了，竟投了一个猪胎，生得蒲扇耳，莲蓬嘴，挺着个大肚子，走路一步三摇，哼哼唧唧，实在可笑。作者也是从人、兽、神三合一的角度来写他的。作为兽，他有猪的外貌，以及好吃懒做的特征。但作为人，他的本质还是好的，心地善良，性格憨厚，种地劳动是一把手。他同时还是一位神，能三十六变，会腾云驾雾，使一把五千零四十八斤的九齿钉耙，也有降妖伏魔的本领。这些特征集合在一起构成他特有的复杂性格，引出许多丰富有趣，令人捧腹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吃西瓜”那一段。开始，他把瓜分成四份，说明心里是想着别人的。可一吃起来，馋虫乱爬，贪欲顿起，结果步步“前进”，终于全部独吞了。他爱以己之心度人，常常说猴哥坏话，结果却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私心。你说他蠢笨，他却常留个小心眼，甚至在取经途中还攒私房银子，央银匠煎成一块，塞在耳朵里。可笑的是让猴哥识破，伪装勾命鬼给骗了出来。即使在战斗中也常令人发笑。如过稀柿衕，他发挥“优势”，嘴拱脚蹬，干了一场“臭功”。在过通天河捉拿鲤鱼精时，孙悟空要他变一美丽童女，结果他只变得姑娘头，和尚身，不伦不类，后来还是悟空帮助才勉强变成。西行路上，他一直肩挑重担，干最重的活，还在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实绩”不小，可他又总是意志不坚，一遇困难挫折，或外界物质引诱，便摇摆起来，动不动就要散伙回高老庄作女婿去。他的形象富有我国小私有者的本质特征，可以说是一个有缺陷的好人的典型。
孙悟空、猪八戒之外，还应提到一个取经集体的形象。险山峻岭之中，激流荒漠之上，师徒四人，骑马的，牵缰的，挑担的，引路的，披朝阳，迎晚霞，顶严寒，冒风沙，忍饥渴，斗妖魔，力排千难万险，象一股奔腾不息的铁流，向着西天顽强不屈地奔泻而去……。尽管中间有曲折，有矛盾，也有人动摇过，但由于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召，作为一个战斗集体，始终坚强存在，直到最后成功。凡看过《西游记》著作或电视连续剧者，谁的脑海里不深深留下这一动人的群体形象呢？这是一个很发人思考的艺术群象！正是这多种多样的成功形象，赋予《西游记》不朽的艺术魅力。
其三，他把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深刻体悟，把自己全部人格、气韵灌注于笔端，使《西游记》显示着丰厚的内涵底蕴，具有深刻的现实力量，给人以永久的启迪。
前面谈到，吴承恩热爱人民，秉性正直，疾恶如仇。他从自己亲身经历中，深深地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对此，他既深恶痛绝，无法容忍，又深知其强大顽固，难以对付。他的名句“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③充分表达了这种强烈而复杂的心理。这种心理不断积淀和强化，就成为他创作《西游记》巨大的心理驱动力和精神主宰。骨梗在喉，不吐不快。
一则《怨愤成〈西游〉》的传说反映了这一点：吴承恩的同乡好友沈坤组织“状元兵”抗倭获胜，却遭知府陷害，被捕入狱，不久病死。这件事使吴承恩悲愤至极，怒不可遏，便愤而写《西游记》。他把“皇上都写成昏君，把求道的都写成无道之人，只少个没指名道姓地骂嘉靖皇帝。又把猴行者改写为孙行者，以纪念沈坤，只不过为了不让官家看出来，将‘沈’字换成了‘孙’字。又因为皇上姓朱，太祖朱元璋是和尚出身，就写了一个提不上手的和尚猪八戒。当时书是从唐僧取经写起的，孙行者的故事还不多，读着好象觉得不过瘾，听人说海州猴子的传说多，他又跑到海州去蹲了一段时间，回来后增加了闹天宫一段，这才觉独出了一口闷气。”
吴承恩确实是按照自己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想象来描写《西游记》中的神魔虚幻世界的。这就赋予这个虚幻世界丰厚的内涵。从社会政治角度看，透过对取经途中九个人间国度黑暗腐败的揭露，对妖魔鬼怪残酷本性的描绘，对神佛世界昏庸现象和世俗气的展示，人们可以明显地察悟到作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真实——社会矛盾和社会心理；从人格塑造来看，孙悟空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英雄形象。这位“齐天大圣”手中的如意金箍棒正是作者企盼的“斩邪刀”，他所干的“大闹天宫”，降妖伏魔，“杀天下不平人，砍尽天下不平事”，正是作者所想干而又“恨无力”的为民除害、谋福的大事业。通过对孙悟空的热情讴歌，以及对唐僧、猪八戒、沙和尚等人不同弱点的讽刺、批评，人们可以发现一种评判是非、美丑的标准，树起为人处世的楷模；从哲理层次来看，唐僧师徒取经的整体形象，整个过程，艺术地告诉人们一个普遍的真理：好事多磨。任何一个美好的理想，一种伟大的事业，都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只有不怕千辛万苦，不避千难万险，始终坚持不懈地奋斗，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从思想文化视角看，它广涉儒、释、道三教，既有丰富的知识，具体广泛的描写，又有独到的见解，如同孙悟空一样，感情真挚，头脑清醒，决不盲从。至今读来还令人感到多有启发。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西游记》与吴承恩的关系，我们可以说：《西游记》因吴承恩而驰名中外，吴承恩因《西游记》而名垂青史。
《西游记》与民间文学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文学是一个大系统，它的构成包含着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纯文学三个不同层次的子系统。一部文学史，就是这三个子系统的文学发生，发展并互相影响、交汇融合的历史。在三个子系统中民间文学作为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发生最早，历史最久，影响最大。它依靠历代大众口耳相传，永远处在生生不息的流变之中。它的一些重大题材的作品往往成为具有艺术和文化素养的文人整理、加工和再创作的对象；而这些被整理、加工和再创作的作品，又反过来刺激民间文学的流传和演化。《西游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前所述，唐僧取经故事最早可能是由寺庙产生，从寺庙传入社会，尔后在民间引起连锁反应，范围越传越大，故事越传越多，内容越传越奇、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系统。这种广为流传的传说吸引了文人墨客，经由他们整理加工，便出现了通俗的“平话”本和“杂剧”本。吴承恩的《西游记》正是以唐僧取经的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为基础和前提创作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唐僧取经的民间文学，就不可能有《西游记》。
当然，也不是说有了唐僧取经的民间传说就会自然地出现名著《西游记》，这里还有着吴承恩巨大的创造性劳动。我们知道，民间文学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变异性。一个故事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甚至由不同的人来讲述，都会表现出许多不同，有时是很大的不同。唐僧取经故事也是如此。例如：关于唐僧出世，有的说他是状元之子（《玄奘出世》），有的说他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离俗出家》）；关于唐僧取经的原因，有的说为了使爹妈团圆，他自己决定要去的（《陈光瑞遭难》），有的说是李世民为了超度金岳老龙之灵派他去的（《唐僧取经的由来》）；关于唐僧为人，一般都说他品行高尚，但也有的说他原为天神，因品行恶劣，所以下来受难的（《唐僧为啥多磨难》）；关于孙悟空的出世，一般说是女娲补天遗石所变，但也有的说他是女娲和太上老君之子（《孙悟空的妈和老汉是哪个》），还有的说他是观音菩萨和一位神仙相爱的精血孕化而成（《孙猴儿的来历》）；关于猪八戒，大都说他蠢笨，贪色，但也有的说他为人正派，忠于爱情（《猪八戒与嫦娥》），说他机智聪明（《智赚芭蕉扇》）；关于取经经历，也有着许多不同的传说，本书收录的《取经异传》即是一例。此外，在有关传说中，还有许多依托“西游”故事附会和解释山水风物起源和命名的，如黄山风景“猴子望太平”，太湖“花果山”，浙江的“钟鼓岩”，贵州的“卧佛山”，南雁荡山的“燠馆凉台”，以及黄瓜为啥有刺，拘杞子为什么是好药材，大蒜为什么香中有臭，和尚念经为什么要敲木鱼，海水为什么是咸的，等等，都有同“西游记”有关的小故事。各有特点，各有妙趣。很显然，面对如此多样复杂的传说，如果没有作家的精心选择和重新编排，肯定破绽百出，不成体统的。对照《西游记》那严密完整的内在结构，那前后一致的故事情节，我们又可以说，没有吴承恩的精心提炼和再创作，也不可能有《西游记》。
由于《西游记》既是对民间传说的集中提炼，又包含着作家本身的天才艺术创造，所以此书一出，使唐僧取经传说更添异彩，步入一个新台阶，并由此引出许多新传说。比较突出的，是关于吴承恩及其写《西游记》的传说。有的说他自幼聪慧，“巧画天鹅”；有的说他从小就是“故事迷”，不仅爱听善讲，还能“故事医病”；有的说他疾恶如仇“智惩奸商”；有的说他爱国爱民“抗倭军师”；有的说他不满朝政黑暗“怨愤成《西游》”；有的说为了真实地表现“花果山”，他“三别叶夫人”，只身去云台山“体验生活”；有的说他写作遇到困难，就到邻家请老人“讲故事”；有的说他是如何增写“大闹天官”的；等等。据初步了解，这类故事收集成书的已有数十个。它们融作者传记、唐僧取经故事与当地人文地理环境、风俗于一炉，编得合情合理，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西游记》的民间传说。
《西游记》在国外
人类同为天地的子孙，大家的心有许多是相通的。《西游记》不仅为中国人民所喜爱，也深受世界人民的欢迎。早在它成书之前，唐僧取经故事已远播国外，如朝鲜。《西游记》成书后，进一步受到世界的注目，被许多国家列为“世界著名故事”，“世界文学名著”，“世界名作童话”，加以推崇。据有关统计，现已被译成英、法、德、西、世④、斯⑤、俄、捷、罗、波、日、朝、越等十多种文字出版。
翻译和出版最早的是日本。远在一七五八年，著名小说家田维则，笔名国木山人，就着手《通俗西游记》的翻译，经前后三代人，花了七十四年努力，于一八三一年完成。他还参加《绘本西游记》的翻译⑥，前后也花了三十年。由于他的翻译介绍，《西游记》在日本颇为盛行，现代日本不仅有三十余种译文，而且还出版了许多用日文改编的西游故事。在东方，除日本外朝鲜著名汉学家李周洪的全译本《向破⑦西游记》，越南瑞定（Thuy Dinh）译本《西游记》也都有很大影响。
在西方，由于文化、语言的差异，翻译难度较大，尤其那些诗词更为不易，所以尽管他们早已注意到这部书，但翻译介绍却经历了一个过程。最早从事翻译的是英国塞缪尔·I·伍德布里奇（Samuel·I·Woodbridge），只译出片段，题名为《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此后，一些英国汉学家又先后翻译出版了《西游记》部分章节。最早的英译本，是蒂莫西、理查德 （Timothy Richard）的《圣僧天国之行》（选译），出版时已是一九一三年，比日本着手翻译要晚了一个多世纪。此后，英译本还有海伦M·海斯（Helen·M·Hayes）的《佛教徒的天路历程：西游记》（选译，一九三○年出版），阿瑟·韦利的《猴》（选译，一九四二年出版）和《猴子历险记》（儿童读本，一九四四年出版），陈智诚与陈智龙的《魔猴》（选译，一九四四年出版），北京外文出版社选译的《火焰山》（一九五八年出版），乔治·瑟内尔（GeorgeTheiner）的《猴王》（选译，一九六四年出版），安东尼（Anthony C·Yu，即于国藩）的全译三卷本《西游记》（一九七七～一九八○年出版）和詹纳尔（W·J·F·Jenner）全译三卷本《西游记》（一九八○年已出第一本）法文译本最早出版于一九二四年，译者为苏利埃·德·莫朗，书名《猴与猪神魔历险记》；德文译本由乔吉特·博纳与玛丽亚·尼尔斯（Georgette BonerundMaria Nils）联合完成，书名为《猴子取经记》 选译，一九四六年出版）。在东欧，俄、捷、罗、波等国五十年代起也陆续有选译本出版，有的取名《猴王》（捷），有的取名《猴子造反》（波）。
另外，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北京外文出版社还分英、法、德、意、西、世、斯等语分别翻译出了一本改编本画册，书名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日本电视工作者还把《西游记》改编成电视剧，搬上了电视屏幕；我国也拍摄了多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
所有这些，都使这部世界名著，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走向世界。它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光辉代表，也成为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联系的一条精神纽带。
《西游记》——中华民族的骄傲！
【附言】：本文第四部分的有关资料，主要以王丽娜同志《〈西游记〉在国外》一文（载《西游记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三月出版）为依据，特此说明，并向作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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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现在的印度。
② 指唐僧出世一段。
③ 引自《二郎搜山图歌》。
④ 世界语。
⑤ 斯瓦希里语。
⑥ 该书于一八三七年完成。
⑦ 向破为李周洪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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