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吴圣昔

西游新解

吴圣昔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第一版

第一、总体篇

一、《西游记》究竟是怎样一部小说

1．以往对《西游记》总体性质的三大歧见

　　《西游记》究竟是怎样一部小说？这是有关这部古典名著的思想艺术总的应作如何认识和如何评价的问题。《西游记》尽管从一出世就“大行”于世，深受人们欢迎，而且数百年来一直拥有着比其它任何古典名著都远为广泛的读者群；但对他的总体认识和总体评价，古往今来，却仍歧见迭出，如果对《西游记》的总体性质没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明确理解，那么对这部名著的思想艺术的具体分析，就可能会使人产生不得要领和隔靴搔痒之感。因此，非常有必要首先对这一个关键性问题来进行一番比较深入的探讨。

以往的歧见有哪些？择其大端，主要者有三：一曰宗教手册；二曰寓言小说；三曰政治小说。实际上，诸说均未在根本上触及其特质和揭示其本性。

略叙于后：

其一，宗教手册论。这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对《西游记》最有代表性也是最有权威性的一种见解。当时的文人学士、和尚道士，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对《西游记》的总体性质作了这样的判断，写下过数十万言甚至上百万言的文字来进行评点和论证。这在今人看来也许是十分可笑的，然而这却是小说史上的事实。如冯阳贵说：《西游记》“开精一心学之宗，阐三教一家之理，渡学者出洪波而登道岸者也”’① 刘一明说：“悟之者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②；梁联第说：《西游记》是“迷津一筏，普渡万生，可以作人，可以作佛，可以作仙。道不远人，其在斯乎！其在斯乎！”③等条，他们都十分明确地把《西游记》看成是修仙成佛的奇书。这当然不是文艺鉴赏上的感性错觉，而是一种理论上的错误判断。

应该承认，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中，的确有一类作品，从总体性质上看，就是一种宗教手册。例如：《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南海观世音出身修行传》、《飞剑记》、《咒枣记》等等。其中以《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最为典型。这部小说，就是直接从佛教典籍如《高僧传》、《五灯会元》中截取了二十余个得道高僧的事迹为基本内容，而没有什么世态人情的描绘，仅仅是佛教观念的概念化图解和说明，作品中充斥着宗教性的偈语和语录。小说史上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宗教却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④这种小说可以称之宗教小说，它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为宣传宗教真理服务的。当然，这种宗教小说在小说史上也有它自己的特定意义和历史价值。

但是，《西游记》却不是宗教小说。虽然，这部作品是以唐僧取经的故事为题材，情节内容中多有仙佛的活动贯串其间，而且作品的最后还描写了主人公们唐僧师徒连白马五众成佛受封正果；但这些仅仅是小说作者凭借以体现其特定意图的手段，是作品总体性质的外壳。《西游记》作者的创作意图却并不是属于宗教范围的内容，作者的创作实践也同样证明创作主体决不是想通过作品来宣传宗教教义，并不想给读者提供一条修仙成佛的捷径。从《西游记》形象体系分析，无论是主题思想的体现，情节内容的提炼，结构谋篇的设计，人物形象的塑造，都不是以宗教宣传为宗旨，而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着眼，是属于尘世的。鲁迅说得好；《西游记》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讽刺揶揄是取材于当时世态。因此，《西游记》这部神怪小说，并不是一部借形象来通俗地宣扬宗教教义的宗教手册，更不是成仙了道的天书。宗教小说与一般的神怪小说，既有某些共同点，如都是描写神怪内容；但更重要的他们之间还有不少的不同点，这从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诸要素的形象体现中，究竟服从于宗教教义的宣传需要，还是着重于世俗观念的揭示，是极容易分清的。明清时人把《西游记》等同于《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等宗教小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误解，是他们的认识停留于《西游记》的表面形象，同时又无视和忽视作品中通过形象描绘所寄寓的更高层次的非宗教性意义的结果。当然，说《西游记》不是宗教小说，但并不排斥《西游记》前身的某些作品原来就是宗教作品的事实；也并不否认《西游记》对形成《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等宗教小说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因为他们的题材内容框架有类似之处。也可以这样认为：《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等的创作动机和创作构想，很可能是受到唐僧师徒拜佛求经正果的内容的启示。

其二，寓言小说论。这是晚清时期文化人摆脱了前期的“宗教手册”判断以后的一种新见。如果说，把《西游记》视作宗教手册，是论者仅仅着眼于作品的表象而作出的一种错误判断的话，那么，把《西游记》说成是寓言小说，却是把视角透过了作品的表象，深入到了形象描绘深层的一种表现。这是一个进步。这个进步的显著标志就是对于宗教手册论的某种程度上的否定。然而，持论者却多有趋向另一个极端，即：他们虽然把视点深入到形象描绘的深层，却又导致与形象描绘的实际相脱离，以致他们所看到的深层的内含，存在着与形象描绘的实际意义不一致的危险。如石庵说：“《西游记》虽不足语为道书，然为一种寓言小说，余敢断言。惜时代相去已远，不知其寓言所在，且所寓者或一事，或数事，皆不可知，殊可叹也”。⑤ 其实，可叹者正是这一持论者自己。对于作品的总体性质的审美认识，理当基于作品本身形象描绘的总体之上；但如果由此而离开基础，即形象描绘的实际，闯入持论者自身主观意识所构成的迷宫，那么，其结果也只能得出与作品形象体系所显示的实际不相一致的结论。寓言小说之论最终变成“不可知”论是其必然的结果。当然，从总体上来说，《西游记》不是一部寓言小说；但并不排斥小说的某些描写中具有寓言的意义。这在明版本《西游记》的李卓吾评点中早就指出过：“《西游记》极多寓言，读者切勿草草放过”，并举例说：“如此中水火既济，百病不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口开神气散，舌动是非生，你从那里来，便从那里去，俱是性命微言也。”⑥这里的“寓言”，意同具有启示性的隐语。李评第十回总评就说过：“篇中尚多隐语，人当着眼，不然何异痴人说梦，却不辜负了作者苦心”。所以，寓言小说论只是在某些因素方面可供人们一定的启示性意义以外，作为一种评价《西游记》总体性质的理论主张，终于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其三，政治小说论。这是近几十年来对《西游记》总体性质的一种新判断。尽管其具体说法尚有种种的差异和不同，甚至是绝然的相互排斥；然而，总的说来，此论影响之深广，持论之激烈，却为其它诸说所望尘莫及。我们试举相互对立的两种说法来说明。一是出于肯定《西游记》，如张天翼说：《西游记》写的“一边是神，神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边是魔——偏偏要从那压在头上的统治势力下挣扎出来，直立起来，甚至于要造反”，“就恶斗起来”，“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是作者“借妖怪们的造反来描写农民起义”。”⑦一是出于否定《西游记》，如刘远达说：明代王守仁“心学”的实质是“扑灭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作为“解决当时社会危机的药方”；“《西游记》是艺术化的“心学’，是‘破心中贼’的政治小说”，“作者特意塑造孙悟空这样一个‘犯上作乱’的形象来修心，是为‘犯上作乱’的起义农民树立的一个榜样”。⑧或把《西游记》看成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颂歌，或把《西游记》说作是瓦解人民反抗斗志的反动书，都是直接把这部描写唐僧西天取经的神怪小说，看成是反映农民起义即封建社会主要阶级斗争方面的形象图画。他们是从总体上把它同社会政治斗争和阶级矛盾联系起来考察，以致于越来越把它视作是一部表现政治性内容的小说。其实，这一看法虽在近几十年来颇为流行，却并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这类论述的根本缺陷，是不从作品形象描绘出发作具体分析。只是简单地把《西游记》所描写的神怪内容，统统拎到政治性质问题上来观察和推定，这是受当时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以一般的社会政治矛盾和阶级较量的简单框架和概念来套《西游记》复杂内容的结果。然而，这种看法曾经在中华大地风行一时，甚至使无数的理论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仅仅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开始在人们头脑里扎了根以后，才开始对它产生根本性的怀疑，而试图寻求新的确切解答。

很明显，笔者对上述三说都不以为然。那么，《西游记》究竟是怎样性质的一部小说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十分困难的。对于作品总体性质的审美判断，就从分析作品的形象体系着手来作出。然而，习惯势力是一种可怕的因素，它往往会使人们安于现状，囿于成见而疏于去不断地作出新的探索和追求。就以政治小说论来说吧，流行了几十年，影响之深远是难改估计的，何况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是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来宣传，和被人们所接受的。因此，任何一种与此有别的新见的提出，就不免与这种既成局面形成了对立。于是，无形之中，习惯势力会使人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抵制力，就会对这种新见不免采取怀疑态度。其实，新见也好，“定论”也好，它们的真理性需要受实践的不断检验。基于此，笔者于上述三说以外，提出一种与前绝然不同的见解。

2．《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

《西游记》究竟是怎样一部小说呢？我认为：这是一部游戏之作。

说《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这个观点其实也并不太新鲜。早在二十年代，鲁迅就曾指出过：《西游记》“出于作者之游戏”⑨；胡适也曾经说：《西游记》是一部“滑稽小说”⑩。如果再往前推，那么明清两代的评论家就已经发现了《西游记》的这一特点，提到过类似的意思。如现存最早的明代世德堂本《西游记》中的陈元之《序》就说过：《西游记》是意近“滑稽之雄”；明代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的“总批”则说：《西游记》是“游戏之中暗传密谛”；清代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夹评也说：“纯以游戏写意”。但是，由于多少年来，人们往往将文学创作纯粹视为政治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的风雨表，甚至把它强调为这是客观规律的体现。从这样的美学观和文艺观出发，所谓游戏之作当然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文为戏无疑是一种错误的创作倾向了。因此，倘把《西游记》这样的古典名著竟说成是游戏之作，与那种把《西游记》说成是政治小说的观点相比较，似乎命定地变成了谬说。所以，一般论者对胡适所论就断然地加以否定，甚至说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而对鲁迅此论则大多故意采取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或说些“未必出于游戏”之类较为模糊的话；当然，更不会去注意李评、陈序和张说的有关论述了。而对《西游记》总体性质的认识和评价，也就逐步被拎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上来观照，以致把这部无比怪诞不经的神怪之作，当作了这一阶层或那一阶级的政治宣传工具。因此．今天把《西游记》直截了当地说成是一部游戏之作，兜了一个大圈子，几乎仍然回到了当年胡适和鲁迅的论述起点上，重新举步前进，而且似还颇具新鲜感。这是因为：对于那种极为流行的把《西游记》视为表现政治性内容的小说这一近几十年来的主要倾向来说，无疑是一种否定，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游戏”说的提出，从根本上动摇了政治小说论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两说的内蕴和特点的绝不相同，使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溶合和调和的可能。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从《西游记》的创作实际出发，对这部古典神怪巨著作出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审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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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阳贵；《〈西游原旨〉跋》。

② 刘一明：《〈西游原旨〉序》。

③ 梁联第：《栖云山悟元道人（西游原旨）序》。

④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1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⑤ 石庵：《忏室随笔》，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⑥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第二回总批。

⑦ 张天翼：《〈西游记〉札记》，见《〈西游记〉研究论文集》，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⑧ 刘远达：《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见《思想战线》1982年第1期。

⑨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

⑩ 胡适：《西游记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