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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密谛篇
一、《西游记》密谛通论
《西游记》作者是以“游戏之中暗传密谛”，或者说，是“于戏谑中推出天机”①，那么，它的“天机”和“密谛”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作品的主题思想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关于这个问题，不仅讨论了近三十年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而且出现意见越来越分歧的局面。当然，见仁见智，不足为奇。何况是《西游记》这样一部内容如此丰富复杂的神怪小说呢。但是，不管意见极其分歧，其中却有线索可寻。我们如果把所有分歧的意见，总的归纳为三个问题，即使不能说已把所有的不同意见涵括其中的话，例外恐怕也绝无仅有罢了。这三个问题是：一、就主题的形式而言，是双重性还是单一性的；二、就主题的内容而言，是政治性的还是哲理性的；三、就主题的性质而言，是消极性的还是积极性的。我们需要先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因为这有助于正确把握寻求《西游记》主题答案的方向；而且从中亦能引出某些有益的启示。
1．《西游记》主题的非双重性、非政治性、非消极性
《西游记》主题有双重性的主张，在早期曾经有过较大的影响。所谓“双重主题”，就是两个主题，即《西游记》前七回大闹天宫有一个主题，第八回后的西天取经另有一个主题。由于对这两个主题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不同，又可分为主题“矛盾”、主题“转化”、主题“统一”三说。主题“矛盾”说的提出者是张天翼。早在1954年，他把《西游记》所描写的神魔斗争，同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直接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和分析，认为作品中的神就是封建统治者，魔就是农民，因为魔“要从那压在头上的统治势力下挣扎出来”，双方就引起“恶斗”。所以，大闹天宫是写孙悟空“造反”，代表农民起义；但后来“造反”失败，“投降了神”，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镇压过去的同类以至同伴，立了功，“成了正果”，从而使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两个故事的主题造成了“矛盾”②。主题“矛盾”说提出后，有的论者不赞成，他们认为《西游记》虽有“双重主题”，但它们之间不是“矛盾”的关系，而是“转化”的关系，或者是“统一”的关系。前者如李希凡说；“如果说前七回是反映了‘人民的反正统的情绪’”，那么，“七回以后却转到了歌颂人民的征服困难的主题”，他认为前一故事系“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升华”，但后一故事却“并不简单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阶级矛盾的内容”，而是“具有着神话的性质”两个主题并非对立，而是“转化”③；后者如胡光舟说：“《西游记》有双重主题。大闹天宫重在表现对传统势力的反抗，取经故事重在表现对理想光明的追求。它们不但没有矛盾。却是很好地统一在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这两个故事所共同具有的正义性之中，统一在孙悟空这个中国人民所热爱的理想主义英雄形象之中”④。
将这三种双重性主题的说法加以细究之后，显然，诸说都有它的不足。
其一，一部小说，特别是一部名著，在通常情况下，它应该是一个形象描绘相当完整的艺术整体，从而在其中体现着一个统一的主题。当然，有时也会出现有两个主题的特殊情况，但通常都是指贯串全书形象描绘的主题和副主题。而《西游记》主题讨论中所提出的“双重主题”，却是基于把作品看成是各有不同主题的前后“两截子”（甚至还有分成“三截子”的，就是第八回至第十二回为另一截，只因为它在书中只起前后“两截子”的衔接作用，所以被认为在主题分析时可以不必深论云云）。这无异是说《西游记》的艺术结构是不完整的；故事情节是“两截子”，作者“并没有使它们完全融合成一体”⑤以致于导致如下的结论：“这裂痕是没法弥补得完好的”⑥。这当然并不符合《西游记》艺术描绘的实际。
其二，主题“矛盾”说，以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之间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性质来统观全书，分析来分析去结果得出了一个孙悟空“叛逆投降”论。难道这是鲜明的阶级斗争观念和正确的阶级分析法？难道这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恐怕是很值得商榷的。主题“转化”说和主题“统一”说在反对孙悟空“叛逆投降”论方面是态度明确的，然而他们在上述问题面前却是模棱两可的。这是因为他们只是在分析西天取经故事时拒绝承认其阶级斗争性质，而在探讨大闹天宫故事时却依然认为这“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升华”⑦，是“投影式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民的反抗斗争”⑧，这就使自己的立论陷入了矛盾的困境，而很难自圆其说。不仅在立论的观点方法上，不及主题“矛盾”说以阶级斗争性质一以贯之统观全书来得顺理成章，而且在把神话故事“都设想成现实生活的阶级矛盾的反映”方面，口头上虽反对，实践上却依然承袭了主题“矛盾”说的缺陷，至少表现在对大闹天宫性质的分析上。
在这种情况下，《西游记》主题有双重性的种种说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为什么说《西游记》的主题也不是政治性的呢？
不能不承认，长期以来以至直到目前，认为《西游记》的主题是属于政治性内容的各种具体主张，总的来说，依然是占优势的。但优势中显然潜伏着劣势，就是说情况在发生转化。这是由于属于这一类型的各种主张，基本上不符合《西游记》形象描绘的实际所造成，也就是说，人们把这些主张拿来与《西游记》相对照，总感到作品的形象描绘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把《西游记》主题看成是政治性内容的具体说法，尽管相当纷杂，但其基本点是一致的。这就是把《西游记》中的神话内容，直接与社会阶级矛盾和现实斗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大别之，或说是表现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如“农民起义”说、“人民斗争”说、《反正统”说、“反传统势力”说、“叛逆投降”说等等都属于此；或说是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特殊矛盾，即资本主义萌芽，如“歌颂市民”说就属于此；同时，虽同是主张表现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却不认为是表现农民的阶级反抗这一侧面，而是反映地主阶级这一侧面即其内部的矛盾，提出了诸如“诛奸尚贤”说、“除邪治国”说，“安天医国”说等等不一而足。从而在诸说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相互驳论。或说“孙悟空大闹天宫，是代表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火焰，……在去西天的路上打击妖魔，是代表了人民要求打垮恶霸地主的愿望”⑨ ；或说“孙悟空大闹三界那种大无畏的反抗精神”，“正是新兴市民社会势力反封建进步性一面在艺术创作中带有夸张性的升华”，而“在封建势力欺骗和重压下悲剧的妥协”，也就是“这个社会势力先天的妥协性一面的真实概括”⑩；或说在“宗教方面，孙悟空跳不出旨在安天的如来佛的手心；在世俗方面，孙悟空也没有逾越旨在医国救民的吴承恩的思想规范”，所以“作者的‘安天’‘医国’思想”，在全书中“构成完整的思想体系”⑾。这样，孙悟空形象或被认为是“人民的卫士”，或被说成是“市民英雄”，或被看作是“中小地主的化身”，“封建阶级救世英雄”，或竟说他是“农民起义的叛徒”等等。很难想象，给孙悟空作如此这般的“阶级分析”，划定这样那样的阶级成份，同《西游记》生花妙笔所塑造的那个手抡金箍棒，善于筋斗云和七十二般变化的神话形象——猴头，究竟有多少联系？！而在这基础上所作出的关于《西游记》主题的探求，也就难免是远离实际的形象描绘，而是从简单的社会学的角度，或是纯粹从作家的思想出发，甚至或是从分析者头脑里固有的框框概念出发，所得出的结果。如果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法来研究《西游记》的主题，关键就在于把这部神怪小说的内容同封建社会的现实斗争和阶级矛盾联系起来，其结果难免使自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陷于困境。我们只要分析一下如下的发展情况，便不难体会：如果说讨论早期把孙悟空说成是农民时，还赢得不少人的认可；后来把孙悟空说成是市民（正确地说，市民并不是资产阶级，但在作者的分析中却已是具有资产阶级“二重性”的人物了），人们已经难免大摇其头；而近期大有论者把孙悟空说成是地主，则实在只能令人瞠目结舌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关于《西游记》的主题问题，若局限于政治性的范围来探讨，免不了使自己的批评实践，闯入越来越狭窄的死胡同。
《西游记》的主题“不是积极性的‘具有民主性精华的’，而是反动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⑿这一惊人见解的导致，就是某些论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陷于困境的表现，是在《西游记》主题研究中闯入越来越狭窄的死胡同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一惊人见解的导致，其实也并不值得惊诧。早在三十年前孙悟空“叛逆投降”说刚刚出世时，有的论者就预言般的提醒人们：“若再有引伸，进而得出否定《西游记》的人民性的结论，也是难于避免的”。⒀主题“反动”说的出世，不过是这一预言的言中。论者提出这一预言是有远见的，是深刻的。然而不幸的是论者在提出这一预言的同时，却没有在理论上辨别出这一预言之所以可能成为现实的根据，并在理论上作出必要论述以作防范和引导，换句话说，主题“反动”说的根源就在于把《西游记》所描写的内容同现实生活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把小说中的神魔斗争视作是封建社会农民和地主之间两个阶级的斗争；然而论者提出上述预言时，不仅没有对此加以驳议，却反而把它看成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是研究 《西游记》以至其它一切神话小说的准则”。当然，这种认识上的局限，只能说是历史的局限的反映。即使时至今日，一般的认识上究竟把这种做法，认作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法，还是认作仅仅是它的片面性或绝对化的表现？可能也并不明确，遑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分清呢。
然而，如果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辨不清真伪，就难免给形形色色的主题“反动”说提供着产生的温床。不论是从“书中的各种人物形象，不属于统治阶级，就属于被统治阶级，超脱两个阶级的人物形象是不存在的”出发，认定“取经和反取经就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从而断言《西游记》“鼓吹了投降，赞美了变节，推崇了叛徒”⒁；还是从“神魔关系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神魔斗争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根本对抗”出发，认定“孙悟空从魔到神的转变，实质就是从叛逆英雄蜕变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打手”，从而断言《西游记》是“一部镇压和瓦解人民反抗之‘经’”⒂；或者从分析当时王守仁的“心学”实质是要“扑灭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作为“解决当时社会危机的药方”，“使奄奄一息的明朝政权‘起死回生’”出发，认定作者“塑造孙悟空这样一个‘犯上作乱’的形象来修心”，“是为‘犯上作乱’的起义农民”，“树立一个‘改邪归正’的榜样”，从而断言“《西游记》是艺术化的‘心学’，是‘破心中贼’的政治小说”⒃。等等，莫不就是借此以立论。当然，附和主题“反动”说故意见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但细究其立论的根源，何尝不在于把《西游记》认作是一部政治小说，基于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法”？与那些把《西游记》主题视作政治性的诸种观点。实际上不过是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
2．《西游记》主题的单一性、哲理性、积极性
《西游记》的主题不是双重性的，而是单一性的，理由何在呢？
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这部名著的艺术结构是完整的。人们尽管可以对《西游记》艺术结构的某些具体方面提出这样那样的求全责备，但是在总体上把作品结构说成是互不相关、各自独立的“两截子”或“三截子”硬缀在一起，这是一种偏见。正如有的论者所说：《西游记》是西游之记。如果作品中只有大闹天宫的故事，而删去西天取经故事，这还成为《西游记》吗？
当然谈不上是“西游之记”了。这就是说，《西游记》中光有大闹天宫故事而没有西天取经是不行的。那么，《西游记》中如果只有西天取经故事，而删去大闹天宫故事，行不行呢？当然，删去大闹天宫故事后我们还是可以称它为“西游之记”，但是，它在思想艺术上的成就就远远不及原书，而且艺术结构的完整性也远远不及《西游记》了。为什么呢？如果说，《西游记》作者在构思时把西天取经故事的中心人物，象历史上的取经史实一样，放在唐僧身上，那么毫无疑问，大闹天宫故事全是赘笔，应破统统删去。可是，众所承认，从《西游记》以前的最早有关作品中以唐僧为中心，过渡到《西游记》中以孙悟空为中心，这是作者杰出创造和重大的贡献。西天取经故事既然以孙悟空为中心人物，那么大闹天宫故事那七回文字便变成不可缺少的内容。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七回文字。孙悟空的出场，完全同猪八戒、沙和尚和白龙马一样，在观世音菩萨上东上寻找取经人的半路上收伏过程中那么寥寥几句介绍，艺术效果将会怎样？如果说猪八戒、沙和尚和白龙马出场时那样的介绍，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已经是足够的话，那么对于作为中心人物的孙悟空来说就远远不够了。目前，对介绍唐僧出世的第九回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尚有争论，但不管怎样，唐僧作为作品的第二个主要人物，以整整一回文字来介绍还是颇有特色的。在这种情况下，若对孙悟空的出身经历和成长史没有一个较为详细的介绍，就将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了。因此，大闹天宫的七回文字在全部作品的整体构思中决不是多余的，而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我们考虑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两个故事是否应该和可以缀合在一起的前提。
那么，从具体内容来看，前七回的内容，是否象有的论者所说那样“和取经故事的情节没有内在的联系”，或“由于构成艺术情节的矛盾关系，性质并不相同”，所以给读者的印象，“仍然是两截子”呢？事实并非如此。所谓“情节没有内在的联系”和“矛盾关系”的“性质并不相同”，其实质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性格的完整性究竟如何。因为作家构思“情节”和设置“矛盾关系”的基点，主要是为人物性格的完整性着想。如果《西游记》中所描写的人物性格的完整性方面并无重大的缺失，甚至相反呈现着自己独特的艺术上的成功，那么，在“情节”和“矛盾关系”方面，从艺术创作规律和艺术欣赏的审美要求上来衡量，就大体上不可能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我们检视《西游记》的创作实践，应该承认它在构思和刻画人物性格的完整性方面所获得的成就。这集中体现在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上。他在大闹天官阶段所表现的反抗天庭的精神，与他在取经路上所表现的打击妖魔和克服险阻的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就是那种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英勇气概和百折不回奋战不已的豪迈性格；如果一定要从中找出其不同，也主要是前后两个斗争阶段的目的性不一样。既不存在如主题“矛盾”论者所说的“英雄”和“叛徒”之别，也不存在如主题“转化”论者所说的前段是阶级斗争、后段是征服险阻的差别。因为从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刻画来说，主要是掌握性格的一致性及其发展的逻辑性，不可能由于面对的矛盾不同而必然形成不同的性格。换句话说，不同矛盾内容的情节中可以塑造同样的或类似的性格，相反，同一矛盾内容的情节中也可以刻画不同的性格。所以，所谓“情节没有内在联系”或“矛盾关系”“性质并不相同”之说，对于《西游记》不过是一种皮相之言，甚至可能只是从某一先入之见而形成的一种印象而已。
《西游记》的主题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哲理性的，理由又何在？最主要者是从作品形象描绘的实际来进行分析。贯串全书形象描绘的主要线索，无疑是神魔之争。那么神或魔代表什么？它们之间的争斗又是什么性质？对此，现代的评论者几乎争得不亦乐乎，谁也未能说服对方。或说神代表统治阶级，魔代表被统治阶级，神魔之争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或说神之中既有代表正义的、也有代表邪恶的，魔之中也既有代表正义的、也有代表邪恶的，或说神和魔都代表统治阶级，它们的对立面则是孙悟空。其实，以上这种看法，几乎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如下的理论谬误，即所谓文艺作品中的人物，不是统治阶级，就是被统治阶级。“阶级观点”是如此的“鲜明”，被运用得如此绝对化；当然，《西游记》一经分析，其内容必然是一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或一场充满政治气氛的政治斗争了。而作品中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当然也就不是统治阶级就是被统治阶级，不是这样的政治性人物就是那样的政治性人物了。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分析《西游记》，于是便有论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作者的立足点是模糊的或混乱的：有时候被压迫阶级里的脚色也受到了作者的糟踏，统治阶级里的脚色有的也受到了作者的赞美”；或者分析来分析去，总感到大闹天宫中是这样的“阶级阵线”，西天取经时是那样的“阶级阵线”，全书不能阵线分明地一以贯之，于是埋怨作者把矛盾性质不同的“两截子”硬凑合在一起。这归根到底其实也是把《西游记》视作政治小说的结果。一部富有人民性的作品，在对待“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态度上竟然如此的阶级不分，岂非立足点“模糊或混乱”？！然而这是论者强要把小说中的人物划分阶级和评议成份的结果。因为，一是作者吴承恩并没有如此鲜明和绝对的阶级观点，他笔下的人物未必有那么明确的阶级性，何况那些人物差不多都是在唐、宋、元三代已经初具其形；二是对待文艺作品特别是古代作品中的人物不可能如此简单地给他们划分成份，何况是《西游记》这一部神话意味特别浓厚的神怪小说。它在思想内容方面，固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无联系，可以说有不少情节是尘世的人情世态的折光；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却并不是反映人间社会的阶级斗争。正如鲁迅所说：“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道释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胡的彼此之争”，“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⒄。这样分析，极为切合小说形象描绘的实际。所以，若从政治性角度去分析小说内容及其中人物的阶级特征，必然矛盾迭出，而且凿枘不合这是因为作品全部故事内容及其人物之间的冲突，所显示的主要是哲理性内含，而且全书还是运用“戏笔”来表现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一切所谓“立足点”“模糊或混乱”之说就得到合理的辨正，而那些从所谓“阶级观点”来分析时所出现的种种“破绽”和“矛盾”，也就得到顺理成章的解释。
《西游记》的主题，又为什么不是消极性的而是具有积极性的呢？
很显然，只有从政治性的角度而且是简单化地去分析和要求《西游记》，才有可能得出该书主题消极性的结论。因为从这种角度分析，便无法解释孙悟空的所谓“叛变”和“投降”，这是评论者把小说的神话内容与社会阶级斗争直接联系起来的必然结果。但是，相反，如果我们把《西游记》的整个形象描绘所展示的，如实地看作是一场“含糊的彼此之争”；神与魔之间也并无简单的阶级区分，而是从中体现着更为抽象的富有哲理意味的启示，那么我们便会感受到作品所孕含的丰富意义。这种启示，对于人生，可能是具有广泛意义和普遍意义的。这种启示，当然包括阶级和阶级斗争范围中的有关问题在内，但贪官决不等于也不限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范围中的有关问题，它远远地超出了前述的范围而涵括了人生道路上所可能遭遇和经历的一切有关问题在内。当然，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鉴赏者，对《西游记》这种主题高度上的丰富启示，依然会从不同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不同时代的水平和高度，作出“各取所需”的理解，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政治性主题的也如此，何况是更为抽象的体现哲理性主题的作品；但是，它本身所孕育和涵括的丰富内容，同样会给不同时代的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以精神修养方面的帮助和启发，这也是无可怀疑的。而且，这种精神修养方面的帮助和启发，决不是颓唐的腐朽的，而是乐观的向上的，决不是假的丑的恶的，而是真的善的美的。即使其中渗透着某些宗教迷信和封建落后的因素，也不是主流，更不足为怪，哪一部旧时代诞生的小说不或多或少地反映出这种消极的成份呢？然而，从《西游记》所描写的这一场规模巨大的“含糊的彼此之争”的全部形象分析，所体现的主题高度上的意义，决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
3．《西游记》主题探讨的难度及分析中应有的认识
应该承认，对《西游记》的主题探讨，是有它的难度的，对比其它几部长篇古典名著，其难度更有它的特殊性。如果说，其它几部长篇古典小说的主题探讨，其难度主要在于作品内容的无限丰富性，以致使主题概括呈现出一种多角度性的可能，造成意见不易统一；那么，《西游记》除了上述原因以外，形象体系的描绘中还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情况，给主题探讨增加了更大的困难。这种独特的情况，综合之有三，现分叙于下。
首先，《西游记》描写的内容是唐僧取经的宗教故事，是通过宗教故事来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也就是说：《西游记》的主题，是隐寓在宗教故事之中，而且这个宗教故事又是高度神话化的，作者系采用幻笔来表现，人物设计及其矛盾纠葛皆在神灵鬼怪之间展开。这就无异为主题探讨者提供了无比宽泛的随意附会的基础。因此，有的论者干脆从宗教故事本身出发来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他们不过是就事论事地把这部描写取经成佛修道成仙的小说，看成是一部宗教入门手册而已；而有的论者从象征手法的角度，作这样那样的比附，或抓住一点随意发挥的理解，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惊怪了，因为从总的来说，他们并不认为这部描写神话化的宗教故事的小说，真的是为了宣传宗教教义，而认为是通过神灵鬼怪之间的纠葛，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有关问题，但是，有关什么问题呢？因为小说中的神魔斗争贯串了始终，于是多有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方面来比附，以致得出了《西游记》是政治小说的结论。这些说法，我都不以为然。他们之所以有某些失误，从根本上说在于不承认作品中神话化宗教故事之上笼罩着一层密密面纱。不论是作宗教性主题理解，还是作政治性主题看待，都是轻视或忽视了通过神话化宗教故事的幻笔来表现主题时，给主题探讨所带来的难度。
其次，《西游记》作者是通过游戏笔墨来曲折地体现其创作意图，也就是说，《西游记》的主题是隐寓在游戏笔墨之中。因此，要正确理解《西游记》的主题，需要论者首先能正确地理解作品中的游戏笔墨。有的论者只看到小说的游戏笔墨，而看不到渗透在游戏笔墨深层中寄寓的宗旨和立意，竟认为《西游记》是一部为游戏而游戏的作品；相反，有的论者则为了强调他们的主题观，有意识地把他们的主题说法与作品中的游戏笔墨视作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物，因而否认《西游记》中全面运用着游戏笔墨的客观事实，这在那些把《西游记》视作政治小说者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实，《西游记》中广泛地运用了游戏笔墨，这是无可否认的，也不能加以忽视的；否则，就不可就正确认识《西游记》艺术创作的特点。问题在于，由于全面地广泛地在形象描绘中运用了游戏笔墨，客观上的确使人们对作品的主题探讨造成了困难。因为通过神话化宗教故事来表现主题，已经使主题表现形成了一种曲折性和隐晦性，而作者通过神话化宗教故事来表现时，又是借助和采用颇有特殊性的游戏笔墨来描绘，于是就形成了双重的曲折性和隐晦性。论者们如果不能透彻地掌握这种特殊情况，对于《西游记》的主题探讨未免要造成错觉而影响正确性。
其三，《西游记》作者在艺术创作中极其注意追求构思的独特性和新奇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主题分析增加了难度。例如设计人物性格总是力求复杂化，谋篇结构又力图不一般化，这就使作品中的形象描绘，出现一种与其它长篇小说颇有不同的情况。探讨《西游记》主题时，如果对这种情况不能透过现象把握其内在特点，往往会影响思考的路子以致偏向岔道。有的论者不是认为孙悟空的性格有两截子吗？从此出发甚而至于认为小说的结构也有两截子吗？基于这种两截子论，因而竟认为作品的主题也有两截子，诸如前半截大闹天宫表现农民起义，后半截西天取经反映了叛变投降之类，不就是这种两截子论的反映吗？这种主题分析，究其实质，只不过是对作者艺术构思中追求独特性和新奇性的特点不甚理解的表现。作者的这种艺术追求，应该是允许的，而且创作实践中也应该承认是有成就的。问题是这种艺术追求，为主题探求同样增加了难度。当你在探求主题过程中，如果看不到作者通过这种艺术追求，来富有特色地体现其创作意图的作法，就不容易掌握其特点而对主题作出正确的分析。
以上三者，都是《西游记》形象描绘中的内在特点，造成了主题分析中的某些特殊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这种难度，能够透彻地掌握以上这些困难的特点，努力透过表象，全面深入地实事求是地作出分析，我们也就有可能化被动为主动，对《西游记》的主题逐步获得妥善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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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阳全：《〈西游原旨〉跋》。
② 张天翼：《〈西游记〉札记》，见《〈西游记〉研究论文集》，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③ 见《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一书中有关《西游记》的三篇论文。
④ 胡光舟：《吴承恩和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⑤ 李希凡：《〈西游记〉与社会现实》，见《西游记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⑥ 高明阁：《〈西游记〉里的神魔问题》，《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
⑦ 李希凡：《〈西游记〉的主题和孙悟空的形象》，见《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
⑧ 胡光舟：《吴承恩和西游记》。
⑨ 沈仁康：《〈西游记〉试论》，《新建设》1956年2月号。
⑩ 朱彤《论孙悟空》，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1期。
⑾ 朱式平：《试论〈西游记〉的思想政治倾向》，山东师院学报1978年第6期。
⑿ 傅继俊：《我对〈西游记〉的一些看法》，《文史哲》 1982年第 5期。
⒀ 沈玉成、李厚基：《读〈《西游记》札记〉 ）），光明日报1955年IO月23日。
⒁ 傅继俊： 《我对〈西游记〉的一些看法》。
⒂ 丁黎：《从神魔关系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学术月刊》
1982年第9期。
⒃ 刘远达：《试论〈西游记〉思想倾向》，《思想战线》1982年第
1期。
⒄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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