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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游记》的永恒价值

《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此说对《西游记》这部载誉中外和驰名古今的古典名著来说，它的价值是否会有所贬低？我以为如果有所贬低，那也无可回避。因为我们不能为了故意拔高《西游记》的价值，而抹煞和无视这部小说是游戏之作的客观事实；我们只能根据这部作品是游戏之作的客观事实，来实事求是地分析它的价值。所谓贬低也者，其实质不过是反映了持有此见者对游戏之作的价值观抱有某些偏见而已。

1．游戏之作的价值不应否定

游戏之作究竟有没有价值？对此，若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是不妥当的。然而文艺史上却不乏此论。唐代的裴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对韩愈饶有兴趣地创作游戏性杂文《毛颖传》等大不以为然，在《寄李翱书》中指斥说；“昌黎韩愈……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不但对韩愈以文为戏的创作作风公然进行攻击而且竟把游戏之作当作瘟疫一样，要人们加以防范，以免传染。裴度是从封建正统的文学观出发，站在保守的立场来立论，因为他看不惯当时正在发展的传奇小说这种新体裁，以及根据这种新体裁所需要的某些新的创作作风和艺术情趣。当代某些论者全盘否定游戏之作价值者，可能较之古代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则因为在现代文学史上，某些资产阶级文学流派曾经以“游戏”、“消闲”为号召，在客观上甚至主观上都是为了反对当时的革命文学和文学革命，因此受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文学家的批判，影响至深；二则因为多年来受文艺理论上的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往往将文学创作纯粹看作是政治宣传工具、阶级斗争的风雨表，对文艺作品仅仅狭隘地承认其一种价值，即政治教育的价值，而排斥和否认其审美价值、认识价值甚至娱乐价值，而且竟把这种片面的理解，当作文艺领域的客观规律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游戏之作当然变成是封建士大夫和没落文人的闲情逸致的表现，低级趣味的反映，以文为戏似乎必然是一种无益有害的错误的创作倾向，游戏之作的价值当然也就因此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了。

然而，这决非科学之论，也不符合文艺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其客观规律。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持分析的态度，不仅要从规律性上来加以探讨，而且对具体问题还要作具体分析。事实上在我国古代文艺发展史上，对游戏之作的价值问题持分析的态度者大有人在。《文心雕龙》就是一个代表作，刘勰在《谐隐》篇说：“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议适时，颇益讽戒。空戏滑稽，德音大坏”。不但肯定了“谐隐”这一类游戏之作可能具有的价值，而且指出了游戏之作怎样才具有价值的某些要求和标准。刘勰指出，为游戏而游戏，可能失败，他说：“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开玩笑开到了无聊庸俗的地步，当然就谈不到什么好的价值了。刘勰对游戏之作既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采取了分析的态度。古代的小说理论家往往引经据典来为游戏之作的意义作辩护。如唐柳宗元，他对裴度等人全盘否定以文为戏的保守观点曾大为不满，指出：《诗经》中有“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之句，司马迁《史记》中尚有《滑稽列传》；连圣人也并不一概排斥这种以文为戏的创作作风和审美情趣，象韩愈撰的《毛颖传》等当然是“有益于世”①的。这类“游戏翰墨，有自来矣”的论述，是古代有识之士为游戏之文的合理性及其价值辩护的有力论据。正是在这基础上，汤显祖在《点校虞初志序》中就理直气壮地写道：“然则稗官小说，奚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华，又奚害于涵养性情耶？”至于在对具体作品进行评论时，对于其中的游戏笔墨的意义和价值作了肯定性阐发甚至赞扬者，则不胜列举。

其实，这是不足为怪的。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对“以文为戏”说采取分析的态度，并大力阐发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游戏之作的价值，决不是偶然的。历史早就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证据。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事实。

在中国美学史和文论史上，最引人注目和受人赞誉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思想，莫过于“发愤著书”说或“不平则鸣”说；然而，此二说之提倡最力者，恰恰又是肯定以文为戏的最著名的理论家。“发愤著书”说的代表人物是《史记》作者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史记·自序》中，司马迁把上述文字又重复了一遍。司马迁把连同《史记》在内的古代名著的撰述统统纳入“发愤著书”，并不一定全部符合事实，然而他从自己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态度出发，借之来论证和提倡“发愤著书”的理论意图，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与之相呼应并作了进一步阐发，又提出“不平则鸣”说的是唐代韩愈，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说：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与司马迁一样，韩愈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肯定和提倡“不平则鸣”说的理论意义，借以揭示历史上那些“善鸣”者的著作的意义和价值。“发愤著书”说和“不平则鸣”说的理论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然而，司马迁和韩愈在理论上论述“发愤著书”说和“不平则鸣”说的同时，不仅没有忽视或贬低“以文为戏”说，而且还加以提倡，甚至他们自己也提笔来创作游戏之作。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撰有《滑稽列传》，并在赞中提出“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后代文人则认为此二语就是《滑稽列传》的“要领”，因为司马迁所以在《史记》中，“忽儿撰出一调笑嬉戏之文”，确实富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笔意”② ，因此，此二语就是我国历史上阐明游戏之作具有一定价值的最早的理论资料之一。而韩愈因受当时传奇小说蓬勃发展的影响，不仅加以欣赏，而且自己也写了类似之作，如《毛颖传》等；由此舆论哗然，招致一些保守者的指摘，韩愈则一再予以反驳，认为“昔者夫子犹有所戏”，如果对“以文为戏”轻率地加以否定和嘲笑，无异是象“同浴而讥裸裎”一样的可笑③。

正因为这样，“以文为戏”说其实与“发愤著书”说、“不平则鸣”说一样，是中国古代美学史和文论史上富有特色的理论主张之一，对于它的价值，当然同样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而不应该笼统的加以否定。

那么，对于《西游记》这样的游戏之作，古今评论家又是怎么认识其价值的呢？遗憾的是人们往往把《西游记》的以文为戏同作家纯正的立意和高超的宗旨截然对立起来。要么视《西游记》为游戏之书而无视或否认其价值。如含晶子《西游记评注自序》中提到的那样，“世传其本以为游戏之书，人多略之，不知其奥也”，如野云主人《增评证道奇书序》中所设的长老语，“此游戏耳，孺子不足深究也”；要么为了强调他们的主题观而一口否认该书以文为戏的特点，如汪象旭《西游证道书》中的《读法》说：“《西游记》乃修丹证道通天彻地一部至大学问之书，无奈数百年来读者只看做顽耍游戏笔墨……辜负（作者）一片度世婆心，真是令作者笑煞恨煞”。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评点者也曾流露出这种想法，他说：“读《西游记》者，不知作者宗旨定作戏论”，意思也就是：当你理解了作者的立意和作品的主题以后就不会把《西游记》看作是游戏之作；你若把它当游戏之作，就不可能领悟其宗旨，理解其价值。这些，都是把戏笔和宗旨、价值对立起来的不当之论，但不能不承认它在古代文论史上和《西游记》论坛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这种情况，到了本世纪初叶新文学运动掀起时的鲁迅和胡适笔下，才出现了变化。他们基于对作品思想艺术特点的分析，如实地揭示了《西游记》作者以文为戏的艺术情趣，指明了这部小说系作者运用戏笔而创作的客观事实，并同时又比较充分地肯定了这部游戏之作的价值。这就为当代《西游记》论者最终正确认识这部小说的游戏笔墨及其价值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西游记》价值观种种

那么，《西游记》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对此，古今的不同评论者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别和分歧。归纳起来，撮其大端而言，共有四类价值观：

其一是宗教性价值观。清代多有人把《西游记》看成是成仙了道的教科书。如说：“《西游记》是一部悟书”，“悟之者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是“古今修道者第一部奇书”④，“专在养性修真，炼成内丹，以证大道而登仙籍”⑤。所以可称之为宗教性价值观。这种奇特的现象，不仅《西游记》研究史工少见，就在明清小说论坛也绝无仅有。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小说本身存在着有使三教之徒皆能随宜附会的浓重因素，另一方面，也因为评论者自己带有强烈的宗教宣传的主观意图，《西游记》也不过是他们传达宗教说教的某种形象化的工具而已。但这种价值观居然能影响有清一代《西游记》论坛数百年之久，实在是文论史上一桩值得加以总结和反思的怪事。

其二是讽喻性价值观。当推鲁迅和胡适为代表。他们打破了清代所流行的那种把《西游记》当作宗教手册即宗教性价值观笼罩《西游记》论坛的沉闷倾向。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胡适就尖锐地指出：“《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土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⑥ 鲁迅也明确地加以批评道：“评议此书者……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⑦从此，宗教性价值观的言论一厥不振，甚至销声匿迹。鲁迅和胡适从分析《西游记》形象描绘的实际出发，颇有创见地提出了他们的看法。鲁迅说：“据我看来，（《西游记》）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浙所说的‘《西游记》……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⑧又说：“（《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胡适也说：“《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西游记》“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⑨他们对《西游记》的论述，不仅冲决了历史的局限，打破了传统的偏见，而且把这部小说的游戏笔墨和价值观念，在《西游记》研究史上第一次有机地统一起来。这种分析当然比清代人的评论更接近于小说思想艺术的实际。他们的见解，可以称之为讽喻性价值观；这种游戏之作的价值观，如前所述，其源可以上溯至《史记》中《滑稽列传》的优秀传统。历史地分析，我们应该充分肯定鲁迅和胡适评论《西游记》的高度功绩。

其三是政治性价值观。这是指当代论者研究《西游记》中的一种主要倾向。他们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出发，却常常岔入到简单社会学的羊肠小道上去，论者们把《西游记》认作为封建社会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形象图画。或说反映人民斗争，农民起义，或说表现起义叛徒，鼓吹投降变节，或说描写除奸治国，或说歌颂新兴市民，总之，基本上是把《西游记》纳入到政治小说范围内来探讨其性质，以致使他们的价值观充满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他们虽然也勉强地容纳“讽喻”说，却断然地反对“游戏”说。因为在他们看来“游戏”与“政治”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持论者不免就将胡适所论一笔抹煞，甚至将鲁迅所论也大体上撇在了一边，使《西游记》思想艺术特点及其价值的研究，又一次重新回到了具有当代色彩的新的“随宜附会”的境地。当代《西游记》研究出现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影响下形成的现象。对这种现象当然也是很值得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的。

其四是哲理性价值观。由于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引和百家争鸣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随着对这部小说研究的深化以及对历史经验的回顾，一种新的征兆近年开始出现。这就是有不少论者厌弃了将《西游记》作政治图解的作法，在《西游记》思想倾何的基本性原问题上，试图排斥政治性范围内的种种见解，而主张作哲理性方面的探讨，提出了诸如“反映人生”说、“追求真理”说、“表现理想”说等等颇可注意的观点，把对《西游记》的理论探讨，引向更为内在和更为实际的方面；同时，《西游记》论坛上，又重新出现了一股回过去深入研究、全面分析和历史地评价当年鲁迅和胡适所论的动向，特别是对其中的“游戏”说及其讽喻性价值观，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这种学术空气的熏陶中，我提出：《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西游记》在思想内容方面，固然与当时的现实社会不无联系，也可说有不少情节是尘世的人情世态的折光；但从总体上说却决不是反映人间社会的阶级斗争，作品全部故事情节及其人物间的冲突，其实是在总体上显示着人生道路上所必然要碰到的某种或某些方面的富有哲理意味的启示。对此，不妨称之为哲理性价值观。

我认为《西游记》是表现唐僧师徒追求理想实现理想的艰苦历程，是一曲理想之歌。作品的哲理性启示，当然也主要围绕着全书的这一中心立意来体现。不难想象，人们在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过程中，总是充满着矛盾冲突，其实质也就是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斗争；人们就是在不断克服和战胜自身以及外在世界可能存在的各种假恶丑因素的过程中，来实现真善美的理想境界。《西游记》就是这一富有进取性和艰巨性的人生历程的形象图画。如果在这一人生搏斗途程中，《西游记》这一曲理想之歌给以某些启示，使之产生不可抑制的愿望去净化心灵中可能潜在的假恶丑因素，去排除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假恶丑的现象，从而有助于人们那种为实现崇高理想所必具的精神力量在新的高度获得新的和谐和新的平衡，这就是《西游记》所发挥的价值的启示力和推动力的成果。当然，这是从作品主题思想也就是从总体的高度来衡量鉴定其价值的。至于从这部小说的每一具体情节或具体笔墨的社会思想意义来分析，其中当然还有层次高低之分和容量大小之别。有的内容，不必讳言，包含有为游戏而游戏的意图，未见得有什么隐藏的微言大义，不过也无伤大雅，因为并不流于庸俗和低级趣味。这种笔墨在全书中比重不小，无疑也有助于加强和衬托小说的内在特色，增加和提高作品的愉悦性和娱乐性。而有的内容则显然含意深邃，格高韵长，耐人寻味，蕴蓄无穷。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节，从真假、善恶、美丑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变化和波澜迭出的冲突中，所蕴含的哲理意味是无限丰富的。人们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加以引伸而获得启发固然未尝不可，若从日常的人情世态的角度从中吸取启示性，也可说取不之尽。这里就可体会到这部游惑之作的价值意义是何等的丰富。

哲理性价值观与宗教性、讽喻性、政治性价值观之间有什么关联和异同呢？对比起来，其中宗教性价值观虽完全是一种出于宗教宣传需要的牵强附会的皮相之言，但剔除其唯心主义神秘因素后，就其劝善惩恶的思想资料来说，与哲理性价值观却不是丝毫无关的。至于讽喻性价值观和政治性价值观则是在某种程度上分别触及到了作品的某些特性。因为就《西游记》中某些局部描写所包含的社会思想意义来说，我们不必排除它与政治性价值观相联系的可能性，问题是不能从总体上持此种认识；而政治性价值观念的特论者恰恰是以偏概全，并加以绝对化的结果，所以带有浓厚的主观随意性。而讽喻性价值观则是对这部小说思想倾向及其意义的一个侧面的揭示，很明显，它不是基于作品的全局，因为持论者也并不把《西游记》当作讽刺小说来对待。所以，与宗教性、政治性价值观相对比，应该说它是根据作品形象描绘的实际来立论的。从以上分析，可见哲理性价值观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包孕讽喻性价值观和政治性价值观的某些合理方面；但又不完全等于后者，它比后者更为全面而确切地概括了全书实际上存在的最根本的价值意义所在。所以，哲理性价值观，从根本上排除宗教性价值观念中的神秘因素，但又不排斥讽喻性价值观和政治性价值观中的合理因素。因此，如果说讽喻性价值观和政治性价值观的提出．是对宗教性价值观的一个彻底否定的话；那么哲理性价值观的提出，既是对讽喻性价值观和政治性价值观的否定的否定，而更正确地说，又是对宗教性、讽喻性、政治性三种价值观念的一个合理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对《西游记》这部小说所可能具有的价值意义的比较全面而确切的揭示。

3．游戏之作《西游记》的永恒意义

任何文艺作品的价值，不可能游离于形象描绘之外而存在，而只有通过成功的形象描绘来实现。《西游记》所具有的丰富的哲理性启示意义方面的价值当然也不例外，它正是借助作者那富有艺术个性和高超造诣的游戏笔墨来获得的。这里就显示着《西游记》艺术创造性的独特光辉。

古今都有一些《西游记》评论者，往往囿于偏见，看不到这部小说中的游戏笔墨和价值意义之间的有机联系，而总把二者割裂开来，或承认前者而不重后者，或强调后者而否认前者，这当然无助于正确揭示《西游记》思想艺术上的独创性特色。明代有人说得妙：《西游记》是“游戏之中暗传密谛”⑩；其实清代人也提出过：《西游记》“纯以游戏写意，此奇书之所以为妙也。” ⑾ 除其中提到的“密谛”和“意”，有其特指的内含之外，实在是言简意赅地道出了《西游记》艺术表现的全部奥秘及其鲜明的艺术创造性。这种艺术表现及其创造性，当然是作家创作意图和艺术构思的组成部分，是作者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情趣的突出表现；它在形象描绘中所形成的巨大的永恒的艺术魅力，极其有效地增强了这部作品的价值力量。

对于《西游记》的这种特点，明世德堂本《西游记》的陈元之《序》说得最透彻：

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諔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涯涘，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设已。

陈元之这段话，是运用庄子的某些观点，来评价和分析《西游记》；的确能与《前游记》的创作实践相结合，较确切地揭示了这部游戏之作及其如何体现其“密谛”的特点。庄子在叙述．其文章格调时曾指出：“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特纵恣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富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从中可以体会到两点：一是庄子在写作时爱好运用游戏笔墨，一种颇有特色的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格调，并在运用中达到得心应手的游戏笔墨；二是庄子爱好游戏笔墨，并不是为游戏而游戏，而是处于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为吏好地实现自己的写作目的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却是“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所以感悟到运用游戏笔墨更能获得预定的效果。陈元之序评论《西游记》时，显然也是突出了这两点。因为陈元之引用庄子的观点，不但作了充分的发挥，而且又进一步明确点出：作品中的游戏笔墨，寄寓和体现着“作者的心”和“傲世之意”。所以，抓住了《西游记》这部游戏之作的艺术构思及其意图的根本性特征，即“游戏之中暗传密谛”。所谓“游戏之中暗传密谛”，“游戏”是手段，“暗传密谛”是目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游戏”笔墨来“暗传”。“暗传”也者，说明作者不喜欢运用直截了当的手法，赤裸裸地表露自己的创作倾向性，而是采用“谭言微中”的艺术表现传统，曲折地含蓄地来展示他的全部立意。应该说，这就是作者全部创作意图的出发点和归宿。作者的艺术构思基于此，作者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也服从于此；而作品之所以具有哲理性启示的价值实际上也就是出于此。

《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而且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游戏之作。一般地说，多年来对《西游记》这部古典名著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其社会价值，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加以推崇的。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离开《西游记》是游戏之作这一根本特性，无视《西游记》作者那支游戏之笔的意义，而侈谈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其社会作用，其结论只能是一般化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但不可能准确地揭示其创作上独创性成就的基本特点；只有紧紧抓住《西游记》是游戏之作这一根本性质，从此出发，才有可能准确地揭示这部小说思想艺术上的独创性成就的丰富内容，才有可能透彻地发掘出这部游戏之作所蕴含的而又为它所特有的对社会和人生的价值。但是，我们过去推崇《西游记》，恰恰从来不摧崇作者那支富有高超造诣和艺术个性的游戏之笔，甚至忽视或轻视那支生花妙笔在形象描绘中的创造性贡献，及其给小说所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永恒的艺术魅力。这无疑是《西游记》研究中的极大缺陷。

对于《西游记》作者戏笔的这种贡献和魅力，鲁迅曾经指出过：《西游记》“作者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而且叫人看了，无所容心……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签了——这也是他的本领”。胡适也指出过类似意思，他说：“《西游记》有一点特长处，就是他的滑稽意味。……《西游记》所以能成世界的一部绝大神话小说，正因为《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过了”。可惜，过去把这种甚有见地的论述撇在了一边。对于鲁迅说的“但觉好玩”，胡适说的“开口一笑”，我们应该认真发掘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理论意味和启示性。他们所提的“好玩”、“一笑”，正是用通俗化的语言，也就是用游戏之笔，从侧面道出了以文为戏之作的价值观。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有多少作品能象《西游记》那样能使人“一笑”，使人“好玩”呢？这“一笑”，这“好玩”，是了不起的。它是读者在鉴赏《西游记》中自自然然地产生的一种难以抑制的愉悦之情和审美享受，是为这部不朽巨著的形象描绘所引发的由衷的轻松的笑意和快感。没有《西游记》游戏之笔所凝结的强大的艺术魅力，便不可能赢得人们的“开口一笑”和“但觉好玩”。《西游记》戏笔所引发的人们愉悦情绪和审美快感，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感情色彩，是作品形象描绘巧夺天工的创造性成功所获得的最真率赞誉，是作品形象描绘中所寄寓的纯正而有益的启示打动了读者的体现，它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是读者审美享受的最自然的流露，是读者和作者的审美感受和艺术趣味，在形象描绘的成功获得共同承认的基点上，达到和谐交流和灵犀相通的真实反映。读者在欣赏《西游记》中所产生的那种不可抑制的愉悦情绪和审美快感，即“一笑”和“好玩”，是净化心灵中或许存在的假、丑、恶因素的催化剂，并同时促使心灵中潜在的对真善美的企求和向拄，得以加速升华，从而使人们在情感、理智、品质、道德等等精神因素在新的高度上获得新的平衡和出现新的和谐。这就是作为游戏之作《西游记》“密谛”的启示性和最根本的价值所在，这种启示性和价值是超越时代的，因而是不朽的，永恒的。

实事求是地根据作品形象描绘的总的特点，把《西游记》视作是一部游戏之作，其意义是巨大的。

首先，使这部多少年来被架在半空中的古典名著重新落到人间社会的实地上，使弥漫在这部神怪小说思想艺术上的种种随意附会之谈，有可能为之一扫，这将为实事求是地评价《西游记》的思想艺术提供一个良好的开始。我这里说的当然不是指游戏之作本身具有这样的特殊意义，而是说《西游记》作为一部游戏之作的典型性作品，过去的评价都有着不切实际和隔靴搔痒之感。而一旦真正如实地揭开了这部游戏之作的面纱，那么就有可能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实事求是地寻求和探讨作品思想艺术上的独创性特色。

其次，有可能真正认识《西游记》作者那具有高超艺术造诣和独特艺术个性的天才的游戏之笔，便于深入地发掘和总结其艺术经验。《西游记》游戏笔墨的艺术经验是客观存在，应该说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极其宝贵的财富之一。过去却因为囿于种种偏见，不承认这种艺术经验，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这种艺术经验的价值和意义。而一旦真正确立了《西游记》是游戏之作的审美评价，那么，《西游记》游戏笔墨的艺术经验，便不可能似以前那样被埋没和掩盖，而最终必将使人们真正认识其价值。

再次，说《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其意义决不是仅仅限于作品本身的评价问题，而是要广泛和深刻得多。我们通过总结《西游记》游戏之作的成功经验，就有可能正确地从理论上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探讨游戏之作的地位及其可能具有的价值。从而克服以往对以文为戏的偏见，确立游戏之作在文艺百花园中应有的地位，从而为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培育新的游戏之作提供借鉴，使社会主义文艺园地更为增妍添姿，以满足广大群众对文艺欣赏正在日益增长的多方面需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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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② 见《古文观止》之《滑稽列传》一文评点。
　　③ 见《答张籍书》、《重答张筹书》。
　　④ 夏复恒：《重刊〈西游原旨〉跋》。
　　⑤ 王韬：《〈新说西游记图象〉序》。
　　⑥ 胡适：《西游记考证》。
　　⑦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
　　⑧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
　　⑨ 胡适：《西游记考证》。
　　⑩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
　　⑾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第一回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