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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鲁迅《西游记》主题观得失评

1．对鲁迅《西游记》主题观的歧见

近几年，在关于《西游记》主题问题的纷争中，多有论者重新注意研究和探讨鲁迅的《西游记》主题观。但对鲁迅所论，竟也歧见迭出，颇可寻思。

鲁迅论《西游记》主题的文字，几乎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如下一段话中：

评议此书者……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浙（《五杂俎》十五）之“《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数语，已足尽之。作者所说，亦第云“众僧们议论佛门定旨，上西天取经的缘由，……三藏钳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点头几度，众僧们莫解其意，……三藏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说下誓愿，不由我不尽此心，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皇图永固’”（十三回）而已。

类似意思，鲁迅在另一部小说研究著作《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又一次叙及。可见，鲁迅论《西游记》主题的核心内容，是引用明代谢肇浙“求放心之喻”说。今天的论者们对鲁迅所论的歧见，主要也就表现在鲁迅引用谢说上。概括起来，有三种看法。

歧见之一，可称之为“勉从”说。认为鲁迅是“勉从”谢肇浙说的“求放心之喻”，如有论者说；“鲁迅是不完全同意谢肇浙这段话的。他说‘假欲勉求大旨’，可见是勉从此说的”①；有的论者甚至认为不仅鲁迅是“勉从”谢说的，而且谢肇浙本身也是“勉求”的，如：“鲁迅认为，如果硬要探寻单一的‘大旨’，那么谢肇浙所概括的‘求放心’也是很勉强的。谢肇浙是‘勉求大旨’，鲁迅也只是勉强地，在一定程度上的同意”②。歧见之二，可称之为“否定”说。这是某些否定《西游记》者提出的，他们认为鲁迅之所以引用“求放心之喻”说，是因为他看出了谢说恰恰泄露了《西游记》主题反动性的奥秘；认为鲁迅所论揭示了《西游记》主题的反动性。如有的论者说：“所谓‘求放心之喻’，就是理学和心学都鼓吹的‘收放心’”，而“吴承恩就是企图通过《西游记》来为饥寒交迫而‘犯上作乱’的劳动人民描绘一条‘修心’的路，从而使摇摇欲坠的明朝政权‘法轮回转，皇图永固’”，所以“鲁迅十分重视谢的这段话，说它对说明《西游记》的‘大旨’已足尽之。”③”歧见之三，则是“肯定”说。持此说者认为《西游记》的主题是积极的，而鲁迅所论，对正确理解《西游记》的积极主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于鲁迅所论的评价是这样的绝然不同，实有进一步辨明之必要。因为正确理解鲁迅的《西游记》主题观，显然关系着如何全面认识和评价《西游记》主题问题。

首先，笔者是不赞成否定说的。把鲁迅所论的本意曲解成为是对《西游记》的否定，实在是惊人之谈。这不是一般的牵强附会，简直是随心所欲。因为我们从鲁迅所论，不管是有关《西游记》的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可以说都是肯定的，甚至赞赏的。鲁迅说《西游记》“取材，颇极广泛……翻案挪移则用唐人传奇……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几乎改观”④；又说吴承恩“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而且叫人看了，无所容心，……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了——这也是他的本领”⑤。称扬之情，溢于言表，从中看得出鲁迅有否定《西游记》的迹象吗？哪怕是一点点的迹象？我们只能说没有。那末，谢肇浙所论是否透露出《西游记》主题反动性的内含呢？也未必有。谢说的核心内容是在“求放心之喻”。“求放心”，出于《孟子·告子》篇：“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所论，的确是属于儒家仁义道德的修养范围。如果说儒家仁义道德就等于是反动，那当然又当别论；但我们能那样说吗？我们能象当年批儒评法运动中那样，对所谓孔老二及其所谓徒子徒孙所论，采取一概打倒、全面否定的做法吗？当然不能。我们不但对儒家之道及其思想体系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特别是对儒家的各别的具体的论点，更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何况是对谢肇浙引用这一具体论点作为一个比喻。所以，笼统地说谢肇浙“求放心之喻”是透露了《西游记》主题反动性的奥秘，固然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一种简单化表现；把鲁迅引谢说及其所论，说成是由于鲁迅看到了谢说的这一本意，从而归结为鲁迅否定《西游记》，这就简直可说近乎荒唐了。这完全是为了自己立论的需要，不惜削足适履，把别人所论内容加以随宜附会，使之符合自己的既定框框和特殊要求而已。

其次，笔者也不赞成“勉从”说。因为此说的立论也极其勉强。一些论者之所以提出“勉从”之说，他在文字上的根据，无非就是从鲁迅所说的“假欲勉求大旨”一语引伸而来。其实，“勉求”并非只能解作勉强寻求，鲁迅说的意思也决非勉强寻求。这，我们只要读一读《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那同样意思的一句话，就不难清楚的，鲁迅说：“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浙所说的（引语同上，此处从略）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这当中是找不出“勉从”谢说的任何迹象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引了谢说以后，还紧接着又引了《西游记》第十三回唐僧和众僧们议谈时说的“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那一大段，明确指出：作者所说，亦不过如此而已。实际上，鲁迅认为这几句话是《西游记》全书的精髓所在，画龙点睛之笔，是作者创作主旨的基点。我们仔细研读这一段话，不难体会到它同所引谢说“求放心之喻”有一脉相通之处。相通在什么地方呢？相通在“心”。“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讲的是“心”的问题；“求放心”，讲的也是“心”的问题。这意味着，鲁迅和谢肇渐在《西游记》的主题问题上有类似的认识。这就证明鲁迅引谢说“求放心之喻”，决无“勉从”之意。

其实，谢肇浙的“求放心之喻”之论也决非“勉求”所得。谢肇浙在《五杂俎》中述及《西游记》那段话时，并非是在专论《西游记》，而是在论及某些小说蕴含有“至理”时把《西游记》作为例证之一。这一大段话开头的几句是：“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于是举了《西游》有“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一例以说明；并且接着又另举类似一例以加强：“《华光》小说则皆五行生克之理，火之炽也，上天下地，莫之扑灭，而真武以水制之，始归正道”。《华光》，即《南游记》，叙华光闹天宫、闹人间、闹阴司，最后皈依佛门的故事。谢肇浙不仅说明《西游记》有“至理”，还说明《华光》亦有“至理”。其中难道有丝毫的“勉求”之意吗？！还得说明一下的是：谢肇浙原话在说及《西游记》之前，还另有一语，即“如《水游》无论已”，很显然，在谢肇浙眼中，《水游传》、《西游记》、《南游记》三书，“虽极幻妄无当”，然而“有至理存焉”这方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水讲传》写的是现实题材，是人世间事，“至理”自明，并不深隐；而《西游记》则以幻想形式来表现，所以，《西游记》是“求放心之喻”，它只是以神怪的形式所曲折表达的一个比喻罢了。这就完全说明谢肇浙在论述《西游记》“大旨”即“至理”时是毫无勉强之意的。

笔者认为，总的来说，“肯定”说还是比较符合鲁迅所论实际。问题在于究竟肯定鲁迅所论的什么内容，其中，又显然大有不同，值得推究。

2．鲁迅《西游记》主题观是对该书主题探讨史的一个小结

笔者认为，鲁迅关于《西游记》主题的那一大段话，决非一时兴到之语，而是进行精深研究的成果；可以说是明清以来关于《西游记》主题探讨的一个小结和总批判。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明清时期对《西游记》主题的评论历史。

早在《西游记》问世不久，《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中的李评，曾指出过该书的“宗旨”所在。就在《西游记》第一回，描写猴王参访仙道，寻至须菩提祖师的住地“灵台方寸山”，李评夹批：“灵台方寸，心也”，又分批；“一部《西游》此是宗旨”；并在紧接的“斜月三星洞”一语处加批：“‘斜月’象一勾，‘三星”象三点，也是心”，又指出：“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又在小说第十三回“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句分批“宗旨”二字，并在该回总批中引用此二语后说：“一部《西游记》，只是如此，别无些子剩却矣”。这就是李评对《西游记》主题的答案。虽似玄虚，含意似明。但综观李评，我们并不能说他把《西游记》看作是求道学仙之书，评点的核心内容倒是侧重在阐发修“心”，也就是古人说的修身，似力图在《西游记》的形象描绘中透析出蕴含其间的哲理性启示。李评的《西游记》“宗旨”说，很可能反映了当时评论者的一般看法，这我们只要读一下李评本中的幔亭过客《序》和明华阳洞天主人所校世德堂本的陈元之《序》，就可以明白的。但李评的影响是大的。后来的评论大体上是分两大类，与李评内容相承的痕迹极为清晰。一类就是从“心”引伸，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谢肇浙的“求放心之喻”说，另一类则是从“仙”生发，清代不少评论家把《西游记》看成是“古今修道者第一部奇书”即是，他们认为《西游记》是“俗书”，就是所谓“悟之者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

就在以上的历史情况下，鲁迅对《西游记》的主题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鲁迅把清代从“仙”立论的一切《西游记》主题说，归纳为“劝学”、“谈释”、“讲道”之论，显然，他是持否定态度的。否定的理由，倒还不在于批评他们“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根据是在紧接此后的几句话：“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这就意味着决非宣传儒家经义了；“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所以也无关金丹妙旨；“尤未学怫，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所以更不是在弘扬佛法。鲁迅认为：总的说，《西游记》只不过受流传已久的三教同源说的影响，所写内容似乎对儒释道都沾一点边，所以三教之徒都可以从中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加以“随宜附会”。鲁迅的这一批判，使《西游记》是“仙”书之论从此销声匿迹。

那么，《西游记》是不是“心”书呢？对此，鲁迅不仅没有否定它，而且是在肯定它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根据就在前述两点：一是引谢说以明己意，而且郑重指出，这“已经很足以说尽”《西游记》的主题；二是引小说第十三回“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一段，以示强调。对后者，我们若说鲁迅所论是受李评影响，也许似嫌武断；因为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虽录有日本“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但其中只有“《西游记》（百回。明李赞批评。明版。十本）”一句，而未作详细说明。但是，鲁迅和李评在这一点上所见略同，却是事实俱在。这也足以佐证，鲁迅决非“勉从”谢说。

“勉从”说目前正被运用来对否定说进行驳论，从论者的主观意图上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从客观效果上看只能说是无力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妙的。原因很简单，“勉从”说的本身就不是立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所以难以自圆其说。人们不难察觉到此说表述中所流露的吞吞吐吐似钝刀割肉的情景。请看一位论者所述：毋庸讳言，鲁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谢肇浙的观点，但是他又不是完全首肯；鲁迅认为谢肇浙所概括的“求放心”也是很勉强的，所以谢肇浙是“勉求大旨”，鲁迅也只是勉强地同意罢了。正如俗话所讲：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倒是越不清楚了。试问：鲁迅既然认为谢肇浙所说是“很勉强”的，那为什么他还要去“勉强地同意”？既然鲁迅是“勉强地同意”了，那他为什么又断言谢说对《西游记》的“大旨”“已足尽之”？不仅是说“已足尽之”，后来又重复强调：“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其实，说到底，鲁迅并没有认为谢肇浙是勉强立论，他自己也决不是勉强引用谢说；鲁迅并不是因为自己找不到精确的语言来表述对《西游记》主题的见解，不得已方才勉强引用所谓勉强立论的谢说；恰恰相反，他是在对《西游记》作了精深研究以后，感到谢肇浙“求放心之喻”之论“已足尽”该书之“大旨”，因而才加以引用，并且又再引用小说中“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一段话来进一步加以强调和印证。

那么，“勉从”说之所以这样立论，而且往往表述得那样欲语又止，讲穿了不过是对谢说不以为然，“不敢苟同”；而引用谢说者则伟大如鲁迅，未便贸然直言加以否定罢了。持“勉从”说者往往强调《西游记》主题同当时社会现实阶级斗争的紧密关系；或认为以讽喻现实为主题，或以反映社会阶级斗争来立论，莫不如此。这与谢肇浙和鲁迅把《西游记》视作“心”书，当然不能两立，于是提出了“勉从”说的折衷之论，用心已不可谓不良苦矣。

3．分析鲁迅的《西游记》主题观必须实事求是

这样说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之言。在对鲁迅的《西游记》主题观的评论中，不仅“勉从”说中表现出这种倾向，而且在持肯定说者中，也同样在某些方面流露着这种类似的作风。这，我们只要看一看某些论者笔下，对鲁迅和胡适的同样论述，作了奇高奇低的绝然不同的评价，便可想见。例如，对于《西游记》作者的戏笔和玩世主义的类似看法，出诸鲁迅之口的被提高到主题观上视为深刻的见解来肯定，而出诸胡适之口的却被斥责为胡说八道的反动言论而不屑一顾。有些论者显然是根据研究对象的政治态度出发在立论。这在学术研究中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精神，因而也不可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

有的论者摘引了胡适说的《西游记》“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能使人开口一笑”，便作了如下的概括和批判：胡适“认为《西游记》的唯一价值是‘滑稽’、‘诙谐’、‘能使人开口一笑’，把《西游记》对社会现实的讽刺说成是作者‘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种对祖国文化遗产的肆意贬低和诽谤，表现了十足的民族虚无主义，其目的在于削弱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为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张目”。其实，胡适固然在文章中写过如上的话；但同时他还说过：“《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现在的《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作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并在举了第五十回孙悟空被独角兕大王收去金箍棒后跑到天上见玉帝时的情节后说：“这种诙谐的里面含有一种尖刻的玩世主义。《西游记》的文学价值正在这里”；又在举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与如来打斗前说的“灵霄宝殿非他有”，“交椅轮流坐，明年是我尊”等两段话后说：“这两段简直是革命的檄文了！美猴王的天宫革命，虽然失败，究竟这是一个‘虽败犹荣’的英雄。我要请问一切读者：如果著者没有一肚子牢骚，他为什么把玉帝写成那样一个大饭桶？为什么把天上写成那样黑暗，腐败，无人？为什么教一个猴子去把天宫闹的那样稀糟？”将这几段话加以分析，不就极易发现上述论者的引语及其批判太片面一点了吗？这种因人废言的做法，不仅在学术研究中不值得提倡；而且历史的教训已足够说明，这样做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带来和造成严重的后果。至于对鲁迅所论类似内容的意义的片面拔高，其实也是学术研究中的不正之风。鲁迅说：《西游记》“实出于游戏”，“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对此，适当地甚至深刻地分析他在揭示作者运用诙谐手法和讽刺艺术时的独创性成就，以及成功地通过神魔故事的描绘隐喻“世态”，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西游记》有讽喻现实之意，就在李评中也有所指出。小说第三十七回，唐僧对乌鸡国王鬼魂说，你何不在阴世阎王处具告，鬼魂回答那妖魔神通广大，官吏情熟时，李评道：“却原来阴司也是一等人情世界”；第九十三回，八戒和沙僧在吃斋时谈到天下多少斯文肚里空空，李评道：“真是活佛出世，方能说此妙语。今日这班做举子业的斯文不识一瞎字，真正可怜”。这些都是“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的表现，“玩世不恭之意寓焉”的显例。然而，这些内容是不是因此都可视作为主题或主题的直接构成部分呢？例如象有的“肯定”论者或“勉从”论者所概括的那样：“诙谐滑稽中寓讽喻现实之意”，作为主题的表述呢？显然，这不是妥当的。主题者，是作品中贯串全篇的中心思想，是一部作品的纲；而上述这些却仅仅是在纲贯串下的目，是作品中具体内容所体现的某种思想意义和思想倾向，是作品中独特的艺术形式所构成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的表现；当然，它们与作品的主题即中心思想，决不是游离的而是密切相关的，但它们决不是这部作品主题的本身。把鲁迅的“游戏”说，拎高到作品的主题高度上来分析，同样也是一种因人设言的华而不实之论。若与对胡适的“游戏”说作大肆挞伐的情况相对照，就更为可笑。其实，鲁迅在论述《西游记》的“游戏”说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时，接着在括号中作过如下说明：“详见胡适《西游记考证》”（《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这九个大字，无疑是指示读者去参考胡适所论以加深对他的论述的理解，至少，鲁迅决不是借以表明自己所论和胡适所论绝然不同。“出于游戏”，不过是一种创作态度的表现。它可能形成作品的特色或浓重的特色，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品的思想内容，这是毫无疑问的。鲁迅提出“游戏”说，当然是基于对作品的具体特色的分析；但他这样说，主要还是为了指明：作者虽然是儒生，却没有宣扬儒家教义的兴趣，不是以宣扬儒家教义为宗旨；还是一种积极予以肯定的创作作风，而且它确实在作品中体现为一种独特的特色，惹人喜爱，引人注目；但它却决不是主题的构成内容或主题的本身。与此有关，李评曾说过：“读《西游记》者，不知作者宗旨，定作戏论”。李评虽然看到了《西游记》出于戏笔的特色，但是，他把戏笔与作品的“宗旨”对立起来，认为承认出于游戏，是由于不知作者之“宗旨”，了解了作者“宗旨”，便不会承认作品是“戏论”。而鲁迅则不但揭示了作品的“宗旨”，而且肯定了作品的“戏论”。这是符合作品实际的。鲁迅既没有象清代论者那样从儒、释、道的立场出发去探求其中的微言大义，也没有象现代某些论者那样从所谓的“阶级观念”出发去寻求新的微言大义。

顺便说一说，把鲁迅的“游戏”说，理解成为“主要是就作者的性格与神魔小说的特点两方面而言”，也是不甚确切的。作者的性格固然“善谐剧”，但不一定出之于这位“善谐剧”者笔下的作品都是“出于游戏”，“出于游戏”的作品均出自“善谐剧”者；同时，鲁迅说“出于游戏”，也并不是就“神魔小说的特点”而言。神魔小说固然可“出于游戏”，但神魔小说并不一定“出于游戏”，象《封神演义》、《平妖传》，鲁迅都归入神魔小说一类，他既未说这些作品出于游戏，我们从作品中也看不出游戏之笔的特点。鲁迅的“出于游戏”之论，是就作品的特色而言，是基于对作品具体内容和艺术特色的深入分析来立论。这对于那些要把《西游记》视作政治小说，并从这一角度尽力想拔高其主题的政治性作用和意义，显然是无助的；但，相反，如果从作品的具体特点和形象描绘出发来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却无疑会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鲁迅说：“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胡适说：“《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过了”，都是从“游戏”着眼，揭示隐寓其中的对人情世态的某些讽喻之意。但，这显然不在于论述主题本身；而只是一个有所影响主题的性质和内容的作品的独特的艺术特点；当然，它本身也是极为重要的。

笔者之所以不嫌其烦地分析这一大段不是题外话的题外话，只是想借以说明在学术讨论问题上应该坚持实事求是，既不能搞因人废言，也不能搞因人设言，或搞为尊者讳。所谓“勉从”说或“肯定”说中那种把鲁迅的“游戏”和“玩世不恭”论提高到主题观的高度，实际上是后者的表现。

4．鲁迅《西游记》主题观的内核

这样，问题又回到鲁迅所引谢说的本质，以及鲁迅视为全书精髓的“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本意。这二者究竟蕴含着什么内容，体现着什么样的思想倾向，其价值究竟何在呢？也就是说，对鲁迅所论持“肯定”说者对上述内容究竟应该肯定什么？

这里，我们先要说一说“心”究竟是什么。“心”，大体上就是泛指意识、精神、情感、品德等等。所谓讲“心”的问题，用现代语言简单地说，所探讨的就是指人的精神境界、思想修养、人生理想、生活道路等等属于古人所谓修身方面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如果作者通过形象描绘，能透示出有意义的内容，启发人们深思并振奋向上者，无疑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不能由于这一范围内的主题不属于政治性内容或甚至游离于现实阶级斗争之外，而加以轻视和否定。分析这个问题，也许就是那些在不同角度上真正“肯定”鲁迅《西游记》主题观者的立论出发点和基础。

试看一位论者的论述：对于《西游记》，“从政治角度去看，确实是两个主题，二者不仅前后矛盾，而且截然相反：一个叛逆造反，一个归顺投降。但如果从人生角度观之，两个问题却成了一个问题：一条曲折的人生道路，一个精神发展的曲折过程。细玩《西游记》全书，应当说，作者并不是在写一部政治小说。因此，抓住后面这一个问题，才是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游记》这部不朽作品的主题”。这位论者在引述了谢肇浙“求放心之喻”之论后，指出：“《西游记》故事显然在告诉人们这样一条哲理：人的思想只有归于正道，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当然，对这个‘正道’，应当加一点分析。如果它指的是封建秩序，那就成了反动的东西，需要加以批判；如果它指的是客观规律，那显然是正确的道理，迄今仍有启迪作用。从全书来看，吴承恩主要不是在进行封建说教，而是在阐明生活哲理”。并指出：“‘求放心’一语未必能概括《西游记》一书的主题；但它总是比较准确地抓住了作者的一个本意”，“作者就是在曲折地表达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并无更多的政治意义”⑥。这种从哲理性角度分析《西游记》主题的努力，笔者无疑是赞同的。

当然，这并不是直接阐述鲁迅的《西游记》主题现；然而，论者通过对谢说的分析，对于《西游记》主题的看法，完全撇开了三十年来主要是从政治性角度立论的做法，改而从哲理的角度来探求的意图，却很值得引起人们思索。与“否定”说曲解鲁迅所论的牵强附会相反，与“勉从”说那种钝刀割肉的作风也不同；论者从哲理性角度解释谢说和论述《西游记》主题的做法，却包含着理论上的一种创新，也许他可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正确寻求鲁迅《西游记》主题观的启示和途径；至少，他不象有的论者那样有意无意地避开鲁迅正面论述《西游记》主题的有关内容，反而从其它方面去“勉求”，或有意无意地曲解鲁迅关于《西游记》主题的论述，削足适履地以符合自己观点；而是用明白准确的语言叙述了从哲理性角度解释谢说“求放心之喻”的含义。

当然，我们应该郑重指出，同样是讲“心”，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思想基础和不同的出发点。有的是从封建阶级立场出发，有的是从人民大众立场出发的；即使同是从封建阶级立场出发，其中也可能还有区别，有的是从同情人民出发的，而有的是从危害人民出发的。不可一概而论，不能视作一无差别。那么，谢说、李评、鲁论各从什么立场出发的呢？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具体问题。

前已提及，谢说“求放心之喻”中的“求放心”是属于儒家仁义道德方面的思想修养问题。但谢肇浙在论述中也只是取其比喻之义，一般来说，还是从比较抽象的意义上来立论，不妨说抽象性多于具体性，哲理性重于政治性，很难说他完全站在封建卫道的反动立场。李评中的“心”，更是一般的做人之道。他指出“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一语的真谛，我们从李评的大量批语多有批判讽刺世俗社会陋习恶行的倾向中就不难体会，可以肯定地说他决非站在封建卫道的反动立场来立论。至于鲁迅所论之“心”，一则是有意引谢说以证已论；一则是无意间所引与李评不谋而合，这是对《西游记》全书作了精深研究后概括而出。鲁迅引“求放心之喻”并非看中了“求放心”一语的儒家标记，也并不认为谢说是在宣扬儒家之道，因为鲁迅压根儿就不承认吴承恩通过《西游记》在正经八百地宣传儒家教义。鲁迅引“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一段，也并不是看中唐僧说这番话时的所谓使“法轮回转，皇图永固”的宗教的和政治上的目的性，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三教之徒可以随宜附会的出于作者“游戏”之笔罢了。

总之，鲁迅引谢肇浙“求放心之喻”说和“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二语，是他从全书形象描绘中体会和概括出来的《西游记》主题的核心内容所在；鲁迅的《西游记》主题观，指明了《西游记》主题的方向性，即它是哲理性的，而并不是政治性的。在这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我们不难体会到和把握住鲁迅所理解的《西游记》主题的精神实质及其积极意义。离开这一基础，一切着重从政治性的角度来解释鲁迅的《西游记》主题观的说法，既不切合鲁迅所论内含，也不符合《西游记》这部神怪小说形象描绘的特点。因此，正确地理解鲁迅的《西游记》主题观，对澄清和纠正近三十年来常常把该书看成是政治小说或准政治小说的诸种观点，将是极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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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明政：《〈西游记〉思想倾向琐议》，见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西游记研究》。

② 寇养厚：《〈西游记〉的文心之微与研究方法——学习鲁迅关于〈西游记〉的论述》，广西师院学报 1983年第4期。

③ 刘远达：《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思想战线》 1982年第1期。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

⑤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

⑥ 金紫千：《也论〈西游记〉的主题》，《文史哲》 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