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每当提到《西游记》，总不免又想起儿时与《西游记》的一段因缘。我研究这部名著，虽然包含有偶然性因素；然而，仔细想起来，也许与儿时那事不无某些联系。

记不清是哪一年，老家浙江剡溪边一座山明水秀的小县城，已经被侵略者铁蹄践踏得破钱不堪。当时，因无正规学校可上学，我就奉严命跟着一位老先生学古文，算是补习补习，有近十名年龄相差甚远的同学，每天关在一间小屋里读《古文观止》。我是其中年龄最小中的一个，对那种死气沉沉的学习生活深感枯燥乏味。有一天，我在家里旧书箱中翻到一本《西游记》，也不知是讲什么，随便翻翻，竟看到书中描写一个猴子般人善变化，一筋斗就能翻出去十万人千里。颇觉新奇好玩，便把书偷偷塞进书包。带到补习班去。开头看不懂，东翻西翻，慢慢地看出了一点味道，就再也舍不得放下来了。老先生每天上午教两段书后，就去忙他自己的事。于是，大同学便溜到门口城墙上去淘气、打架、闯祸；小同学便趴在地上打弹子，我也打。但是自从捧上《西游记》，我就入了迷，整天坐在书桌前看呀看。老先生有时也要来转一圈。每逢此时，在天井里打弹子的同学便一溜烟奔回小屋，故意哇啦哇啦把书念得震天价响。我也急忙忙把边上早就准备着的《古文观止》打开，盖在《西游记》上，摇头摆脑地随意瞎背一段：“浩浩乎！平沙无垠，近不见人……”之类。总之，喊得越响，老先生越满意。要知道若被老先生发现有人在读闲书，不但非没收不可，还得打几下手心。不过，老先生是深度近视，他往往发现不了学生的调皮事，每回听到那样响的书声，总是满意地踱回去了。于是我又把《古文观止》收起来，再接着看《西游记》。就这样，前后看了几个月，把《西游记》翻来复去看了几遍。从此对旧小说有了瘾。就接连不断地看《岳传》、《七剑十三侠》、《封神榜》等杂七杂八的书，而且越看越有兴趣。家里有的是这类旧小说，被我一本接一本拿出去看，看了不少。而《西游记》可以说是我的小说启蒙书，此事深深地记印在心坎中，一直至今。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研究《西游记》。那是1981年，我从下放劳动多年的上海设在南京南郊的某工厂来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总算归队搞我的专业了。当时文学所所长是刘冬同志。在我印象中，刘老思想解放，善于思考，学识丰富，又有很高的事业心，最难得的是他为人厚道、爽直，有长者之心。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已与淮安、连云港当地政府联系，创议共同筹备组织一次全国性的《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他希望我协助他搞筹备工作，并问我愿意不愿意研究《西游记》。刹时间，儿时的记忆又涌上了心头；那手舞金箍棒的猴头，那伸着长嘴、挂着蒲扇耳的老猪，似飘然飞过我眼前。我当然答应了。这样，我就开始研究《西游记》，并和《江海学刊》已故的赫然同志具体落实会议各项工作。蒙淮安、连云港许多热心此事的领导和同行的支持，后来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于1982年10月间在吴承恩故乡淮安开幕，中途又移到花果山所在地连云港继续举行。然而，出乎意外的是临会议前夕，文学所人事变动，刘老就未与会。这当然是很遗憾的。我想如果刘老能参加大会的话，他必然会以他的极其活跃的学术思想、衷气很足的言谈，以及他对《西游记》的特殊理解，使大会开得更生动、深入，更符合《西游记》的特色。

为了参加大会，我当时撰写了三篇论文。曾在会上散发。其中一篇后来发表在《江海学刊》，一篇收进大会论文集《西游记研究》，此次经过整理即成为本书有关《西游记》宗教观念和美学价值问题、《西游记》的艺术风格两部分；另一篇是分析猪八戒形象的，题目叫《呆子形象面面观》，后来发表在福建师大学报。当时研究《西游记》，小说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似乎就是儿时阅读中的主要感觉：好玩。我曾想竭力将它抹去，却未能办到；相反，却感到我的理解似乎还有理。但是，我当时决不想直截了当推崇其好玩，因为这有贬低《西游记》这部古典名著以及违反阶级分析之嫌。我只是强调这本小说的奇趣，强调他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及其强烈的艺术魅力。总之，我在理论上无论如何拎不到和不想拎到反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高度，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市民”说与“农民起义”说之争等等不感兴趣；所以，在分析猪八戒时，我故意强调他的性格“似未经雕琢的璞玉浑金，保持有人类童年的天真、纯正和质朴，渗透着普通劳动者淳厚诚实等土色土香的特点”。今天看来这话并不深刻，但不主张在老猪身上（当然不言而喻也包括其他人物身上）贴这样那样的阶级标签的意图，却十分明确。

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以后，有较长一阵子，我把主要精力仍放在研究《西游记》上，写出了包括本书在内的一些篇章，陆续在报刊发表（有时具名方胜）。最有趣的是：我越研究越感到这部小说纯粹是一种游戏笔墨，虽然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而隽永的意蕴，但作者完全是以游戏笔墨来表现的；并认为这种游戏笔墨是作者富有创作个性的独特体现，至今未能有人企及。我当时甚至一直至今，始终有一个想法，认为今天的作家，若能有《西游记》作者那样的笔墨，同时又能表现新的思想，那对于社会和人民就将发生无可估量的作用。基于此，我就在论文中，强调其以谐寓庄的特点，集中研究其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企图通过这总结出他的高超的富有独创性的艺术经验，作为今天的有益借鉴。这就是我提出《西游记》传奇性、诙谐性、哲理性的由来。我不谈或极少谈《西游记》的什么浪漫主义。我认为，至今为止对《西游记》的浪漫主义并没有论出它的独特性和创造性来；相反，钻进这个小胡同，对这部名著艺术特色的研究倒可能有陷于一般化的危险。我认为《西游记》的独创性艺术特色，集中地表现为传奇性、诙谐性和哲理性三者的结合。

时序到了1986年普陀山召开全国第二次《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前夕。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对会议的筹备工作也插了一手。在筹备的过程中，我曾将情况向刘老通报，并征求他意见。刘老虽在几年前患了脑血栓，但思维仍敏锐，且关心学术，不断写作，对《西游记》仍然挺感兴趣。当时，我对《西游记》的主题思想作了一些较深入的分析，曾把历来的种种说法概括为两类：一是政治性主题说，一是哲理性主题说。我不赞成甚为流行的种种政治性主题说，而认为《西游记》的主题是哲理性的，为此写成一篇短论，蒙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的支持，会前发表了出来；同时，还写了一篇专论《西游记》诙谐性的论文，着重提出《西游记》中运用了浓重的游戏笔墨，准备在大会上散发（此文后来发表在《文学遗产》）；对《西游记》的祖本和渊源问题都有一些与流行观点不同的看法，虽写成论文，但未能在会前发表（关于祖本问题的论文，后来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另外，我有一个看法，虽然自己早已明确然而始终未曾成文，即我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对于此题，刘老甚为支持。由此我决定在大会上发言。

我后来果真在1986年11月普陀山召开的《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上作了“《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的发言。会后，浙江日报驻舟山记者应雾民同志写了题为“挣脱政治图解式的束缚，《西游记》研究重提胡适论点”的大会报道，发表在浙江日报1986年11月29日第3版；接着12月6日文汇报又以“《西游记》研究冲破‘紧箍咒’，普陀山学术讨论会动向引人注目”为题作了报道。这两篇报道都直接提到“游戏之作”说的内容及其意义。大会以后，主要是报道以后，我陆续收到不少信件，表示赞同我的看法，并希望我尽快写出论文公开发表。来信者有本来认识的，也有素不相识的；有专业工作者，也有业余研究者；有老年专家学者，也有中青年同志。当然，也有个别来信表示不以为然，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政治小说。出现这种现象，可见学术研究的空气之日趋和谐！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对以文为戏说总是抱着极大的误解，以为游戏之作总是低级庸俗货色，而政治小说好象命定是多么正确。这当然是一种偏见，至少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历史状况不了解。以文为戏固然也有可能产生低级庸俗之作；但它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创作观，曾经在文艺史上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这里不便细论；我只指出一点：在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和脂现斋评点《红楼梦》时，就都提到过这两部巨著的游戏笔墨；而《红楼梦》之续作者在全书最后还借空空道人之口，说该书“不过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就可见其积极意义之一般。所以，不管怎样，我在会后即着手在大会发言内容基础上，写出了《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的论文。蒙《文学评论》编辑部的支持，竟然在投稿后快速度地发表了出来。后来又写了一篇《〈西游记〉：游戏笔墨的艺术结晶》的论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西游记》作者那高超的富有独创性的游戏笔墨的内含、特征及其意义（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在此基础上，后来我整理成本书“总体篇”中的三部分内容。

这便是我写作本书的意图所在和简单过程。我特地如实地提到了刘冬同志。我想，我如果在《西游记》研究方面小有收获的话，与刘冬同志的帮助分不开。故志此以表示由衷的感谢！

清代人曾把《西游记》看成“天书”，以为从中可以悟道成仙。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但《西游记》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对此，研究者都还在努力加以探讨。围绕着这一本神奇小说，的确有许多问题都象谜一样，尚待我们去努力解开。在这本小书中，我只是将自己对《西游记》这部在艺术上有特殊造诣的古典小说的一些基本看法，整理出来公之于同好。诸般见解究竟具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当然尚须等待时间的考验。我期待着同好们的不吝指教。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江苏作协图编部领导的支持，得到尹龙元、冉占采同志的具体帮助，深表感谢。
　　
　　

                                     吴圣昔
　　                              1988年8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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