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或说:“欲格高者难”⑤;或指出;“文章格调有尽”,“故自诸大家后,数百年间未有一人独创格调出古人之外者”⑥:体会其所论,首先是,提倡追求具有独创性艺术高格的意图,溢于言表;但同时,又认为艺术创作中要创造独特格调是有难度的,只有大手笔才能在前人所创格调之外,另创高格。粗读之,或许疑其有使格调神秘化之嫌,因为其中一个“难”字,一个“尽”字,颇有使人望而却步之势;然而,细究之,实不尽然。“古之为诗者,皆具格调”之说,若用来解释我们这里所说的格调,则难免有廉价之嫌;其实,独创性格调只能是作家艺术创造性的表现,决非垂手就可得,不求而自来,而是富有创作个性的作家在艺术创作上苦心追求的成果。“各师成心,其异如面”⑦。任何具有独创性艺术格调的作品都是作家艺术创作上成熟的反映。那么,《西游记》究竟是一部格调平庸之作,还是一部格调独具的奇书?我以为无疑是后者。清解弢《小说话》曾说:“作小说须独创一格,不落他人之窠臼,方为上乘。若《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儒林外史》、《水浒传》,皆能独出机轴者”。《西游记》的确是一部能“独创一格”的上乘之作。就象其它小说名著各有其“独出机轴”的格调,故能获得悠久的艺术生命力一样;《西游记》亦因其能自创独特的格调,而成为与各大名著並列的奇书。《西游记》这种特有的格调,就其局部表现来说,也许与其它小说或有共同和类似因素存在,但就其总体而言,却又可说与其它任何作品均无任何共同性。一部文学作品,有没有独特而鲜明的格调是这部作品是否具有艺术独创性的重要标志。《西游记》就是因为它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格调,才使它问世以来的数百年间在读者中享受着艺术上的最崇高的赞誉。
《西游记》的格调最独特的方面究竟表现在哪里呢?具体地加以分析,我以为可用如下四语来概括:诡诞、风趣、蕴藉、适俗。试分述之。
一、诡诞。何谓诡诞?光怪陆离,谬悠荒唐之谓也。证之以前人所论,或可参照。许奉恩《文品·奇谲》云:“耻由恒径,别辟畦町。避同趋异,去熟就生。援证取譬,强词近情。延宾衬主,妙若天成。韩修栈道,邓越阴平。狡猾莫测,神愁鬼惊”,又马荣祖《文颂·怪艳》云:“四山蓊翳,一霎透紫。雨脚初收,飞霞恢恑。郁蒸薄射,迷不可理。濡染淋漓,长天伸纸。锦绚花明,攒簇笔底。挫之挥之,惊采怒起”。所释未必完全切合我这里所说的诡诞之意,但“奇谲”和“怪艳”却的确与诡诞差近,可见诗文中这类格调向为前人所探讨和注意。唐杜牧评李长吉诗歌也说:“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⑧,极力夸赞诗人那种“胸中旁魄银河涌,驱出鳣鲸嗔霜雪”⑨的爱奇好异的艺术追求。理解《西游记》的诡诞特色,我们不妨从中获得某些意会。关于《西游记》的诡诞性,现存百回本《西游记》最早版本的序言作者明陈元之就说过:《西游记》“其言始参差而淑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涯涘”,强调地然而是恰如其份地揭示出《西游记》这一独特格调的特征;清代的不少论者同样也认为《西游记》格调的诡诞性,在通俗小说中已经发展到了极点,完全超出了一般人的见闻和想象之外,如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说:“《西游记》出,始有长篇白话之神怪小说,其诙诡荒唐,乃臻极地。后有作者,若《封神传》诸书,笔墨沾滞,迥不及其洒脱,思想幻渺,不能出其范围矣”,王韬《新说西游记图像序》说:《西游记》“诚以作者惟凭意造,自有心得,其所述神仙鬼怪,变幻奇诡,光怪陆离,殊出于见见闻闻之外”。这当然並不意味着别的作者或别的作品不可能创造和获得这种特色;而是说,《西游记》是其中的先行者、集大成者和体现得最成功者,为其它的一切作品所望尘莫及。的确,《西游记》格调的诡诞,可以说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这种特点,在小说内容或形式的任何环节和各个有机组成部分中都有着浓重而圆熟的体现。就形象来说,《西游记》中的一切人物形象由于都是经过作者极度的幻化,所以,妖魔鬼怪、仙佛神灵,固然是无比的神奇怪异,纯粹是幻想的产物;就是帝王将相,妇孺僧俗,也莫不充满着奇异幻诡的氛围,与实际生活中的人似乎相距甚远。在作品中,神魔凡人化,凡人却又神魔化,神和人都活动在想象王国里,浑身都被一股浓重的神异迷雾围裹着,给人以惝恍迷离之感。就故事来说,许多超人间性的内容,固然神奇诡异,一切事物的演化进程,完全超出了正常的规范,而是在人们意料之外的情境下发展;而穿插其间的不少人间社会的生活内容,也往往脱离时空条件的约束,不属一般作品虚构的范围,而是掺和着许多极度的幻想成份,所以显得那样光怪陆离,诡诞荒唐。就语言来说,作者走笔运墨莫不都有意地使之造成一种神奇的气氛,给人以强烈的诞幻感。如形容火焰山,说什么有八百里火焰,周围寸草木生,若要过山,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要化成汁,这已经足够神异谲诞了;但作者犹嫌不够,竟说这山火是当年孙悟空推倒老君八卦炉后,落了几块砖,内有余火,化为火焰山。遣词用语。真是“狡狯莫测”了。又如孙悟空和如来赌斗翻掌心,写猴头在天尽头的所作所为,已经够荒唐诞幻了;但作者竟又想着写如来的五指化成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轻轻地压住了猴头,以致字里行间,真正是“惊采怒起”了。《西游记》艺术上所出现的这种特殊处理方式,当然是作者作意好奇的突出表现和必然结果。如果作者在创作思想上没有或缺乏爱奇好异的艺术追求,作品中固然不可能如此浓重地形成一种谬悠荒唐的诡诞性;同时,如果作者在创作实践的具体过程中,在艺术处理上不是有意识地全面追求这种特殊的色彩,《西游记》也不可能出现如此圆熟而又无所不在的诡诞性格调;正因为这种诡诞性特点,是作者整体艺术构思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作家艺术爱好中所热心追求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表现,所以在作品中才能够渗透到内容和形式的各个方面,在小说艺术形象体系中得到鲜明的反映。当然,这里应该提及的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鄙视诡诞一格者亦不乏人。如林纾《春觉斋论文》中“忌险怪”一节就认为:“大抵有本之言必不险,有用之言必不怪。……其趋险走怪,皆情有所偏,学有所不至之病,非谓天下固有此派,存之以备文章之一格者”。“险怪”义近诡诞;不过,林纾是指一般文章而言,虽出于偏见,但不是直接指通俗小说。
二、风趣。何谓风趣?以文为戏,妙趣横生之谓也。马荣祖《文颂·风趣》说:“事外立象,意外振奇。触绪纷集,理绝思维。了无干涉,妙得旨归。拈花微笑,指月盈亏。泠泠轻轻,知复谁为。冰泮鱼动,东风初吹”,强调的是“意外振奇”的手法和效果,作者既能在不经意中涉笔成趣,读者亦会在不知不觉间笑意丛生。如前所述,林纾反对“险怪”一体,但却推崇风趣一格,在《春觉斋论文》中指出:“风趣者,见文字之天真;于极庄重之中,有时风趣间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风趣一格的基本特点及其某种成因;但林纾仅仅是指“有时”“间出”的风趣而已,认为“若在在求有风趣,便走入轻儇一路”,而且还特别指出:“大篇文字宜本庄重”,只有“小简及题跋则不拘”。林纾指的虽然是一般文章,但也显露出他的理论上的局限。因为《西游记》恰恰既是大部头文字,而且又是“在在求有风趣”,却又並未流于“轻儇一路”,相反,竟自成一格,给人以美的享受。《西游记》中的风趣,绝不是像一般作品那样在字里行间偶然穿插某些以文为戏的笔墨所获得的效应,而是作家有意寻求和加以全面体现的成果。以文为戏,可说是《西游记》形象描绘中的基本艺术方法,因而全书艺术形象体系在总体上也才显得是那样的妙趣横生。在《西游记》中,哪一个人物形象身上没有几分笑意?即使佛祖如来、道祖老君、神仙班头玉皇和人间帝王的一举一动,就可能令人莞尔失笑;更何况是浑身充满笑料的猪八戒、孙悟空,他们的一言一语,往往就会使人忍俊不禁。无论生死鏖战关头,临刑处死时刻,佛祖宝殿封赠,晋见玉皇陛下,这在通常情况下,应该是何等的庄重和肃穆,然而在《西游记》作者笔下,却往往只是一场富有风趣性的玩笑!只少也要穿插一些满含诙谐意味的细节,和组织不少足以令人捧腹的对话,一扫其中庄重和肃穆的氛围,而凝结成一种滑稽和幽默的轻松气氛,不仅给人以愉悦,而且使人由衷地赞叹称美。所以,《西游记》的风趣性,决不是浮泛在形象表面的外在物,决不是作者硬贴上去的免强外加的表面层;而是深深地渗透在人物形象的性格刻划中和故事情节的整体构思中,是从形象的内在特性上加以体现的结果。《西游记》格调上的这种显著特点,前人论述中亦早有所叙及和肯定。如陈元之《西游记序》中就已经指出:《西游记》“浪谑笑虐以恣肆”,说明作品中戏谑意味的浓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清杨春和《西游原旨序》中,称《西游记》“其言游戏而无纪”,这显然不是指作品的局部性特征,而是指小说中以文为戏手法的普遍性。冥飞《古今小说评林》中则指出:“《西游记》随手写来,羌无故实,毫无情理之可言,而行文之乐,则纵绝古今,横绝世界,未有如作者之开拓心胸者矣”。论述中形容词迭出,立意在于说明《西游记》风趣性之圆熟、浓重,不仅是作者艺术个性的表现,而且为古今中外之所未见,备极推崇,于此可见一般。
三、蕴藉。何谓蕴藉?富有蕴含,意在言外之谓也。司空图《诗品》有“含蓄”一品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对此,无名氏《诗品注释》说:“言不著一字于纸上,已尽得风流之致也”。说的是诗歌,诗句要求凝炼,故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小说与诗特点不同,但蕴藉性的精神却一脉相通,即指的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效果罢。《西游记》的蕴藉性,並不是指其中某些部分具有哲理意味和寓言色彩;也不是指作品某些描写有言尽意不尽之妙;而是指作品在整体创作构思中追求一种意在言外的极其高妙的成果。对《西游记》的这种特点,古代论者曾反复作过论述。明陈元之《西游记序》就说过:《西游记》是“微言以中道理”,是“流连比类以明意”。甚而至于直截地说:“此其书直寓言者哉”;陈《序》还进一步分析过作者之所以运用这种手法的原因,他说:“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这样分析有何事实根据,且不去考证它;但作品特定的艺术手法所给予论者以如此的体验,却于此可见。而且,此后有不少论者,尽管视角和侧重点各有差异,但在说明《西游记》这种意在言外的特定格调,却几乎异口同声。如清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说:“《南华庄子》是喻言,一部《西游》,亦是喻言。故其言近而指远也”;清王阳健《西游原旨跋》说:“《西游》寓言也,如《易辞》焉,如《南华》焉”;清刘一明《西游原旨读法》说:《西游记》“其用意处,尽在言外。或藏于俗语常言中,或托于山川人物中。或在一笑一戏里分其邪正,或在一言一字上别其真假。或借假以发真,或从正以劈邪。千变万化,神出鬼没,最难测度”;清尤侗《西游真诠序》说:《西游记》“其言虽幻,可以喻大;其事虽奇,可以证真;其意虽游戏三昧,而广大神通具焉。”清代《西游证道书》卷首《原序》说得更直截:“余窃窥真君(指邱处机,该书所认为的《西游记》作者)之旨,所言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清代人把《西游记》视作为“证道”之书,因此,论述中不免从“证道”角度来立论。但如果剔除其中的迂腐之言,则我们不能不承认其中包含着许多精辟之论,特别是对小说作者运用特殊的艺术手法所凝结的作品的独特的格调,论者正确而精扼地揭示出了它的个中奥妙。细加缕析,他们的立论根据,即形成小说蕴藉性格调的内含,可说有三;一、就蕴藉性格调的内容而言,是:言近意远,意在言外;二、就蕴藉性格调的特点而言,是:弥纶万化,最难测定;三、就蕴藉性格调形成的途径而言,则是多以游戏笔墨来表现。对此,我们若证之以作品形象描绘的实际,则无论是就整个形象体系来检视,还是从许多主要人物的塑造和主要情节的描绘来衡量,我们应该感到这种分析是中肯的和鞭辟入里的。因为作品描写的虽然是有关取经的故事,而其所表达的实际上是深刻的人生至理,故使全书充满富有哲理意味的内蕴,给人以探索不尽和回味无穷之妙。
四、适俗。何谓适俗?深入浅出,老少喜读之谓也。古人论格调有高低雅俗之分,推崇高格,贬斥格俗。这个俗,指的是平庸鄙陋,也就是所谓下格。而我这里所提出的适俗性,则是指《西游记》艺术格调的独创性表现之一。这种独创性,决不仅仅是指一般的通俗,如清人杨懋建在《梦华琐簿》中所说的《西游记》“通俗易晓,市井细人多乐之”⑩之意,而是另有它丰富的内含寄寓其中。因为“通俗易晓”的小说多得很,何况古代一般的白话小说过去都被称作通俗小说,但其中许许多多种,“市井细人”却正不“乐”于读,或很少“乐”于读,而对《西游记》却不但“乐”于读,而且“多乐之”。这个“多”,我们即使作这样估计也並未失误,就是:《西游记》拥有读者之多在所有通俗小说中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它真正是老少喜读,雅俗共赏,以致关于唐僧取经之事和孙悟空、猪八戒等形象,简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就是《西游记》格调的适俗性所获得的效应。这就说明,杨懋建说的“通俗易晓”,只不过是适俗性的一般表现,而且还是比较外在的表现而已。我们如果进一步分析,《西游记》的“通俗易晓”究竟有它自己的什么独特性?我以为应该说,前述诡诞、风趣、蕴藉的格调特色充实着适俗的内含,使得《西游记》所达到的“通俗易晓”与一般作品那种“通俗易晓”的深度和特性大有不同。这种不同,至少有如下表现:首先,《西游记》的“通俗易晓”,其内容决不是平庸的、通常的或低层次的,相反而是深刻的、不寻常的或高层次的;其次,《西游记》的“通俗易晓”,其形式决不是浅陋的、或司空见惯的,相反,而是富有独创性的,因而是喜闻乐见的;再次,《西游记》的“通俗易晓”,其审美特征决不是一般的、晦涩的和难以捉摸的,相反,而是鲜明的、新颖而独特的、而且是具有丰富的民族性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以为《西游记》的适俗是深入浅出、老少喜读之谓。小说内容的深刻性和蕴含的丰富性,通过独特的和富有新意的人们乐于接受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这样形成的格调之美,当然会获得雅俗共赏,老少喜读的效果。
诡诞、风趣、蕴藉、适俗,四者都是《西游记》艺术格调的具体体现,它们非常协调地和谐统一于《西游记》的形象体系中。这是因为这四者各自所包含的内在特征,并不存在相互对立的因素。我从四个方面来加以分析,意在多角度地然而是全面地说明《西游记》这部长篇神怪小说艺术格调的丰富内容及其审美特征;而总括之,就是格高调美。古人论格调,最忌格卑格下,“格不清高,可作而不可示人”,其意不过是要求作家“削尽常言”,鼓励独创性,使作品有引人之美,借以流传久远。《西游记》正因为他格高调美,所以才能与小说的独特意境相辅相成,相互配合,成为一部超乎寻常的富有独创性艺术意境和艺术格调之美的力作。
4.《西游记》高格妙境的成因
《西游记》既然具有如此高妙的意境和格调,我们就值得进一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
这里我们且先从二者的关系谈起。又是意境,又是格调,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意境和格调有各自的特定含义这是肯定的,已如前述。问题是它们之间关系之密切,以至在运用中也有将二者连缀者,如前引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之语:“诗最争意格”,或如方东树《昭昧詹言》之语:“古人诗格诗境,无不备矣”。这就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复杂的一面。林纾《春觉斋论文》说:“综言之,意境者文之母也;一切奇正之格,皆出于是间。不讲意境,是自塞其途,终身无进道之日矣”。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词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这里应该说明,他们论的是“文”,是“词”,不是指小说,我只是引伸来借它谈谈小说,主要是《西游记》的问题。上引林纾和王国维的论述中显然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指文或词的各种因素中以何者为主。两人都认为以意境(或境界)为主。其实,对此,古代论者中是有分歧意见的,如或以气格为主,或以声律为主,或以神韵为主,这不关本题,存而不论;二是具体指意境和格调二者的关系问题。两人都认为:什么样的意境影响和决定着什么样的格调;同时,格调和意境一样,都是诗文所必须追求的审美要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二者的内含和特征,揭示了它们之间联系中的某些奥妙。对此,我们可作这样理解:就前者来说,意味着妙境出高格,只有具有独特的意境的作品,也才会有独特的格调,因此,没有境界的作品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格调,而一切下格无疑都由境界平庸者所影响而致;而就后者来说,意境对于文学作品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影响和决定着格调,如果格调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创作因素,那么意境的价值又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呢!就因为文学作品是否具有高格是衡量得失成败的要素之一,所以,高格的形成又有利于妙境的进一步开拓和展现。我们说,《西游记》是一部既具有独特的富有创造性意境的小说,又具有独特的富有创造性格调的作品。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创作实例,证明古代诗文理论关于意境和格调二者关系的理解,对小说创作也同样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那么,又怎么样巧构妙境出高格呢?原来关键在于作家是否有深厚的艺术修养;也就是说,是作家的艺术才能和艺术功力,给他提供了在创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去进行具有独创性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的结果。一个作家如果没有高度的艺术才能和精深的艺术功力,他当然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鲜明的创作个性,又怎么有可能去进行具有独创性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呢!即使他凭着其它方面的有利条件,免强地完成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创造性的艺术构思,他也不一定就能以富有艺术创造性地加以形象化具体表现。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说:“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构思时即使想得多么头头是道,但等到落笔进行具体的形象描绘,便打了大大的折扣。最终不能称心如意地表现出来,原因就在于“学浅”、“才疏”,所以后续乏力;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作品,就不会有巧构妙境出高格的创造性。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明确指出:作家的才能决定作家的神思,作家的神思又影响着作家的情调,作家的情调则直接同风格有关,归根到底,作家的艺术才能是创造妙境和高格的基础。许印芳《司空图〈与李生论诗〉识》也说;“功候深时,精义内含,淡语亦浓;宝光外溢,朴语亦华。既臻斯境,韵外之致,可得而言,而其妙处皆自现前实境得来。表圣所云‘直致所得,以格自奇’也”。⑾同样,也明确指出作家的艺术功力是创作中创造妙境和建构高格的关键。唐司空图是中国古代意境理论和格调理论最早发展时期的提倡者和著名理论家,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着重提出“韵外之致”的理论,表达了他对诗歌的某些特定意境和特定格调的提倡和追求,在中国古代诗论史上影响深远。许印芳对该文的识语,则又进一步着重对如何获得这种特定意境和特定格调提出了自己的体会和明确的理论要求,这就是要做到“功候深”。诗人的“功候”达到了精深的境界,司空图所提倡和追求的“韵外之致”,才“可得而言”。许印芳说:“表圣论诗,味在酸咸之外。因举右丞、苏州以示准的,此是诗家高格,不善学之,易落空套。唐人中王、孟、韦、柳四家,诗格相近,其诗皆从苦吟而得。人但见其澄谈精致,而不知其凡经淘洗而后得澄淡,几经熔炼而后得精致。学者于一切陈腐之言,浮浅之思,芟除净尽,而后可入门径。若从澄谈精致外貌求之,必至摹其腔调,袭其字句,未有不落空套者,所谓优孟衣冠也。然欲淘洗熔炼,而不知审端致力之方,或意探之茫茫,索之渺渺,虽极雕肝镂肾,亦终惝况而无凭”。在这里,许印芳具体提出了“淘洗熔炼”之功对于建构妙境和追求高格的作用及其必要性,而作家这种“淘洗熔炼”之功,就是艺术功力深厚的表现。
《西游记》作者之所以能巧构妙境出高格,完全是作家吴承恩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的成果。吴承恩的艺术才能和艺术功力几乎是众所承认的。尽管历史并没有给我们详细提供关于这位杰出作家的书面记载,但是,凭现有资料人们已经不难理解这位文学家的艺术修养之高超;何况,《西游记》形象描绘中所显示的,对于这之前有关“西游”故事作品的思想艺术的全面的突破,多么具体而确实地证明着作家“淘洗熔炼”的“功候”之深,已经达到足以令人钦佩而惊叹的程度。对此,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叙述:
首先,脱颖的智慧,丰富的学识,野言稗史的熏陶,为作家加工创作《西游记》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天启《淮安府志》说:“吴承思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学问之渊博,文思之敏锐,使他在文人中和地方上享有莫大的盛名,以致曾经被誉为“一第如拾芥”。当然,这只是就举业的范围来立论。其实,他从小就受过野言稗史即通俗小说的熏陶。喜欢阅读那种神怪诡异、作意好奇的唐人小说。他在《禹鼎志序》中坦然记叙了如下的事实:“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吴承恩在攻读经史,撰述诗文的同时,是怎样如饥似渴地爱好小说、欣赏传奇的情景。他不但从小背着父师偷偷地阅读;而且长大后更加爱好和喜欢。从“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一语,我们不难体会到吴承恩爱好小说、传奇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而且,他显然不是一般地阅读过便罢了,他对前人的创作经验、创作特点,不但作过深入的分析和把握,还甚至他自己也产生过创作小说的激情和愿望。最难得的是这种创作激情和愿望的出现,带有极其强烈的主体意识,就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这无疑是作家具有正义感以及关心人生和世情的深切表现,所以,他的作品写的是鬼怪,针对的却是人生和世情问题。这也不是偶然的。吴承恩所撰的《先府宾墓志铭》中,曾叙写其父之为人:“谭说史传,上下数千载,能竟日不休。每读书至屈平见放,伍大夫鸱夷,诸葛孔明出师不竟,周子隐战没,檀公被收,岳鄂武穆死诏狱,未尝不双双流泪也。又好谭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云”。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究竟是为其父立传,还是以此抒写自己情怀?显然,这既是记叙其父,也无疑是自我写照,二者是融会在一起了。因为其父吴锐的为人,当然会在吴承恩的性格塑造中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因而这种精神也成为作家一生创作中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创作出发点,使他的创作得以建构在高妙的境界和格调之上。
其次,高超而深邃的艺术概括力,为作家加工创作《西游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艺术概括力是一个作家在纷繁而杂乱的生动材料面前,选择最恰当的细节,提炼和设计出最完善的艺术形象,借以完整而深刻地表达创作意图的能力。我们读朝鲜《朴通事谚解》中所录的《西游记》平话与杂剧《西游记》,并将二者与《西游记》对比,真可说作者的加工创造有点铁成金之妙。平话所写:孙行者神通广大,入天宫仙桃园偷蟠桃,又偷老君灵丹药,又去王母宫偷王母绣仙衣一套,设庆仙衣会;后与天兵会战,被二郎神所执当死,观音请免于玉帝,押往花果山石缝内纳身等等;后为唐僧所救,同往西天取经。杂剧所写大体相同,但另有娶金鼎国女子为妻事,后来猴头被唐僧所救,竟说:好个胖和尚,到前面吃得我一顿饱;过女国,建心顿起,显得内容繁杂,形象性格卑下,严重地影响高妙意境和格调的建构。但一到吴承恩笔下,这些细节,或被保留,作了合情合理的描写,如偷蟠桃一节,从权管蟠桃园中引出,偷老君灵丹是与搅翻蟠桃会相关;或被演化,如将偷私衣一节变成观音院老和尚谋取袈裟,后被黑熊精所盗,设佛衣会;或被删汰,如娶金鼎国女子为妻,过女国生凡心等都已删去,或被改编,如被擒后由观音请求兔死,改为因吃蟠桃、金丹、玉液琼浆,而变成金钢之身躯,以致无法将其处死,塞在花果山石缝一节,改成与佛祖赌翻手心。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如果缺乏一定的艺术概括力,《西游记》怎能从总体上几乎完全摆脱它前身作品的种种局限,而翻出高格和构创新境。吴承恩高超而深邃的艺术概括力,正是《西游记》高妙意境和格调得以成功建构的最活跃和最根本的因素之一。
再次,娴熟而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表现才能,为作家加工创作《西游记》提供了成功的保证。《西游记》作者富有创作个性的艺术表现才能,突出地体现在戏笔和幻笔的高超造诣。幻笔的勾勒,既非兴之所至地偶加穿插以着色,戏笔的运用亦非某些场合中随便皴染以增辉。就戏笔来说,固然贯串在《西游记》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诸要素中;就幻笔来说,又何尝不与《西游记》创作全过程每一个环节都有关!戏笔和幻笔是《西游记》创作的基本笔法,可说都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至境。每一个读《西游记》的人,从作者的走笔运墨,莫不随时都可体会到作品那浓重的光怪陆离的内容及其泛溢的特殊色彩而驰神域外!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又莫不始终都可欣赏到作者那娴熟的涉笔成趣的技巧及其形成的特殊效果而兴味勃勃!所以,如果没有戏笔和幻笔的驰骋,就不成其为《西游记》;如果缺乏戏笔和幻笔,《西游记》也就随之而大为逊色。《西游记》的一切艺术审美特征,均与戏笔和幻笔的成就联系在一起。戏笔和幻笔所带来的和凝结成的所有特色,都深深地渗透入全书形象体系的血肉中,从而成为《西游记》有别于其它一切作品的成功建构独特意境和格调的有力保证,而这正是作家富有创作个性的艺术才能的杰出表现。
《西游记》是不朽的!《西游记》中的高妙意境和格调将世世代代给人们以至美的欣赏,立永远永远陶冶着每一个读者的心灵!
————————————————
① 樊志厚:《人间词乙稿序》,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人间词话》。
② 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444页。
③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
④
清翁方纲:《格调论》,见《复初斋文集》卷八。
⑤ 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
⑥ 清魏禧;《宗子发文集序》,见《魏叔子文集》。
⑦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
⑧ 杜牧:《李长吉歌诗叙》。
⑨ 郝经:《长歌哀李长吉》。
⑩ 见朱一玄等编《西游记资料汇编》第264页。
⑾ 见《诗品集解 续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本文两页:上一页
本书篇目:
序
一、《西游记》是文艺小说而非科学著作
二、戏墨寓至理
幻笔抒奇思
三、巧构妙境出高格
四、呆子形象面面观
五、美猴王美在哪里
六、圣僧和愚氓的合影
七、阳本不可能是《西游记》祖本
八、《西游原旨》白文亦非《西游记》祖本
九、“大略堂《释厄传》古本”之谜寻解
十、《西游记》陈《序》称“旧有《叙》”是指虞《序》吗
十一、虞《序》倡《西游记》邱作说可信吗
十二、《西游证道书》“原序”是虞集所撰吗
十三、邱处机不是《西游记》作者
十四、陈元之并非《西游记》作者
十五、吴承恩永远活在人们心灵中
后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