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张锦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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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三)
——兼说世德堂本的思想性质

与杨本和朱本及《吴承恩诗文集》的不同

说《吴承恩诗文集》的思想和风格

与世德堂本殊不类，孙悟空断非吴氏所期望的英雄

吴承恩的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四卷，经刘修业先生于1957年加以校订，改题为《吴承恩诗文集》。设若把《吴承恩诗文集》与世德堂本《西游记》作一比较研究，便不难发现二者的思想和风格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不能不说是个发人深省的大问题。

《吴承恩诗文集》里没有一篇正面描写民生疾苦的作品，但一些篇章还是表露了作者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一见于《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道是：“匍匐拜下，仰而陈词，心悸貌严，瞬息万万虑，吾见臣子之于太上也；而今施之长官矣。曲而跽，俯而趋，应声如霆，一语一偻，吾看士卒之于军帅也；而今行之缙绅矣。笑语相媚，妬异党同，避忌逢迎，恩爱尔汝，吾见婢妾之于闺门也；而今闻之丈夫矣。手谈眼语，诪张万端，蝇营鼠窥，射利如蜮，吾见驵侩之于市井也；而今布之学校矣。夫以一时所尚，分之君子皆以为宜”。一见于《二郎搜山图歌》，道是：“我闻古圣开鸿濛，命官绝地天之通。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后来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终南进土老锺馗，空向宫闱啗虚耗。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一见于《赠卫侯章君履任序》，道是：“况乎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其何以为之哉？”面对这种观实，吴承恩所提出的补救时弊的办法主要是三条。一见于《郡公松山孙公遗爱录画像赞》等篇，道是：“士曰我师，民曰我父。清风穆如，尚友千古。”也就是要实行清官政治。一见于《春秋列传序》等篇，道是：“天下之势犹水，礼教犹坊；坊诚设焉，虽奔流怒川莫之害也，坊决而滔天矣。”也就是要加强礼教统治。一见于《秦玺》等篇，道是：“夫秦也，德耶，范耶，守耶？蔑仁义而重威刑，四海离矣；坏王制而焚诗书，黔首疑矣；礼乐不闻，而律令是训，二世不保矣。”也就是应实施以仁义治天下的方略。要之，照吴承恩看来，“精一执中，二帝传国之宝也；建中建极，三王传国之宝也。”只要当政者能以此二帝三王之宝为宝，“其守之也恒，其用之也信”，便可以“复三代之治”。我们知道，孟子主张王道政治的仁政，基本的措施是“制民之产”，使劳动人民有比较安定的经济生活。朱熹所谓的王道政治以帝王的心术是否符合抽象的天理为标准；认为历史的演变表明，人们的道德品质愈来愈低，原因在于尧舜相传的十六字心诀没有为后来的帝王所接受，不能使人心服从道心。吴承恩却把“精一执中”等十六字心诀看作能否使“三代之盛”可复的关键，说明他的仁政观念是属于当时的钦定哲学程朱理学的思想范畴。如果这种仁政观念以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恐怕只能是《西游记》里所揶揄的以仁义相标榜的灵霄宝殿上的王道政治，而不能是《西游记》里所赞许的以“五谷丰登”为其主要特征的玉华国式的王道政治。此其一。

吴承恩所憧憬的政治既是被理想化了的唐虞三代的政治，吴承恩所景仰的政治家也同样是被理想化了的文、武、周公，以及“韬启神机，书传圣学”的姜子牙。吴承恩在他的诗文里还曾一再强调人才问题的重要。比如，《二郎搜山图歌》云：“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又如，《秦玺》云：“故为天下者，不使秦斩然不见于世，不足以复三代；欲复三代之治者，必使秦斩然不见于世。嗚呼！其必在豪杰之士也乎？其必在豪杰之上也乎？”再如，《寿师相存斋徐公六十序》云：“辅相之道，自唐虞三代之盛，其讲明授受大要，不过曰用人；而用人岂易言哉？”那么，吴承恩所赞许的人才，是什么样的人才呢？其立世也，“世变而趋，以圆为妙，我守吾方，众嘻其笑。”⑴ 其立德也，“事严君则孝而笃，教家庭则端而肃，御群下则慈而庄，处姻亲则和而穆，设享会则勤而有礼，交神明则敬而不凟，待宾客则韦布等于簪绅，乐山林则轩裳寄于樵牧。”⑵ 其立功也，“保合灵长，上以寿国；絪缊熙皡，下以寿民。遡道脉，振儒风，鼓元气于域中，又以寿乎天下万世，以翊我圣天子久道化成之运，唐虞三代之盛，更见于今日矣。”⑶ 吴承恩的这种人才观，显然是属于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不带任何“异端”色彩。如果这种人才观念以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恐怕只能去颂扬《西游记》里所揶揄的具有“常心”的“常人”太白金星之流，而决不会去赞许《西游记》里所歌顽的具有“童心”的“真人”孙悟空。此其二。

吴承恩不满世态，期望“三代之盛复见于今日”，并屡屡提出人才问题的重要，说明他是一位具有济世匡时之雄心的文人学上。吴承恩的一些诗文还可”看作他的胸襟与品格的自我写照：“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小院朝扃烧药坐，高楼春醉戴花眠。黄金散尽轻浮海，白发无成巧算天。孤鹤野云浑不住，始知尘世有颠仙。”（《赠沙星士》）“风尘客里暗青袍，笔研微闲弄小舠。只用文章供一笑，不知山水是何曹。身贫原宪初非病，政拙阳城自有劳。会结吾庐沦海上，约竿轻掣紫金鳖。”（《长兴作》）“碧月入簾深，红尘闭门远；独对一壶吟，因之识稽阮。”（《移竹寺中得诗十首》其六）这种玩物傲世的态度，自然会使他“不谐于长官”。吴承恩写的序或障词之类，大多属于歌功颂德的作品，却鲜有献媚长官之态，而是洋溢着一种期望之情，期望其能“心为乎小民，而为抗夫强家”，《赠邑侯念吾高公擢南曹序》、《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等便是如此。这不只反映了他文思的高尚，而且也反映了他理想的寄寓。然而，期望之情可以暗含对达官贵客们的讽谕，却不等于对封建统治者的批判；玩物傲世可以暗含对世态炎凉的蔑视，却不等于对世态人情的讽刺揶揄。一部《吴承恩诗文集》，除了那《二郎搜山图歌》与《秦玺》等三两篇以外，不见有正面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不见有正面讥刺达官贵客的作品，不见有正面揶揄世态人情的作品，不见有正面抨击时政得失的作品，要是把作者为在淮阴当过这样那样官的人士写的这样那样的序连起来读，那倒会令人感到淮阴其地是个王道乐土，这不能不发人深省。嘉靖皇帝，迷恋女色而笃信道教，筑明堂躭躯享乐而成年不朝，其幻影如入《西游记》，当是个被孙悟空罚吃马尿之类的皇帝，可吴承恩却持歌颂态度，作《明堂赋》，说什么“维此明堂，帝始构兮，维帝之衷，天所授兮。维帝维天，一德咸姤兮，崇功伟烈，天子万寿兮。”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与帮凶，官通政使，嘉靖三十四年，南下处理防倭事宜，与倭寇作战失败，反诈称大捷，祸国殃民，其形象如入《西游记》，只能是被孙悟空奋力棒打的恶魔，可吴承恩却甘愿为人捉刀作《平南颂》，赞之曰：“赫赫□公，公心为国，岂敢遑宁，主忧民辱”。颂之曰：“并苞三德，式济孤忠，玄鉴无私，天孚赤诚。”誉之曰：“惟唐有度，宋则范韩，心也攸同，劳焉是班。”这更不能不发人深省。论其大原因，不外两条：一是，吴承恩虽生于买卖“采缕文縠”的小商人家庭，但其父廷器，却“性一无所好，独爱玩群籍，不问寒暑雨旸，日把一编坐户内。……自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流览。独《尚书》左丘明《春秋》未尝一日置也。”⑷ 吴承恩自幼所受的熏陶和教育，是正统的封建教育；其步入成年以后，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就使他成为一名地道的儒学之士。一是，吴承恩虽因“屡困场屋”而“笑骂沓至”，但在郡守等达官贵客面前，却以其文名而常“承色笑之教，蒙国士之遇”⑸，因而也就培植了他对当政者的幻想，并软化了他玩物傲世的傲骨。二者集中到一点，就是使他对现实虽有不满，却把“复三代之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地主阶级的正统派身上，完全寄托在大大小小的当政者身上。事实也是如此，《吴承恩诗文集》所浮现出的作者形象，便是个不带半点“异端”色彩的地道儒士形象。《二郎搜山图歌》是篇抒发诗人济世匡时之壮志与锄暴安良之雄心的杰作，但诗人所呼喊的英雄人物，却是那打得“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的正统神祇清源公。这与《西游记》的诮儒毁佛谤道，颂赞具有叛逆风采的英雄孙悟空相比，又岂可同日而语哉！郭沫若先生曾经说过；“蔡文姬就是我”。这当然是就人物的精神状态的本质方面而言的。凡是作者所讴歌的主人公，莫不如是。然而，我们虽然把世德堂本《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形象与《吴承恩诗文集》的作者自我形象反复作了对比，却怎么也看不出来“孙悟空就是吴承恩”。其所以然？就在于实在查勘不出吴承恩身上有孙悟空的叛逆精神。此其三。

吴承恩虽是个地地道道的儒士，却与其老前辈韩愈不尽相同。韩愈排斥佛教，吴承恩却信佛。这当是受宋元以降三教混一思想影响的结果。吴承恩不仅信佛，还曾像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作《钵地山劝缘渴》，帮助钵池山惠晓和秋月二比丘僧化缘修复景会禅寺。此偈长达七十二句，其结束十六句云：“昔有童子戏，垒瓦成浮屠，善根之所成，后得无上果。何况舍钱帛，真实修佛庙，犹如种五谷，照种而收成。自佛行中国，于个数千年，若有半米错，一刻行不去。吾个告大众，愿汝信不疑，因信生喜欢，千界皆欢喜。”于此可见吴承恩信佛教之笃。如果吴承恩与《西游记》确实有什么瓜葛，那他所喜爱的孙悟空，恐怕也只能是如同“取经诗话”等作品里所写的那个一入佛门，便虔诚悔过自新的孙悟空，而决不会是世德堂本里所写的这个虽经剃度，却依然在我佛如来与观音面前保持着当年“异端”风采的孙悟空。此其四。

吴承恩由市民的儿子，成为地地道道的儒士，还由于蒙受时代的制约。吴承恩早于李贽近三十年，当时的文坛正处于以李攀龙和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复古运动的新高潮。“后七子”之一的徐中行，便是吴承恩的好朋友。二人情趣相投，往还倡和，酒酣论文论诗不倦。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序》云：“汝忠谓文自《六经》后，唯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唯唐人为近古。近时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畜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溢缥囊于无穷也难矣！徐先生与余深韙其言。”这里所说的“徐先生”，就是那徐中行。要把握吴承恩这段文论的精神实质，最好与另三段文论结合起来看。一见于《花草新编序》：“诗盛于唐，衰于晚叶。至夫词调，独妙绝无伦，宋虽名家，间犹未逮也。宋而下，亦未有过宋人者也。然近代流传，《草堂》大行，而《花间》不显，岂非宣情易感，而含思难谐者乎？”一见于《申鉴序》：“其辞雅，其论核，其情志不诡于圣人，而放乎道德性命。”一见于《明堂赋》序：“歌颂德业，儒臣事也。臣斋心述赋，以模写天地万一。”显然，吴承恩的文艺观虽较“前后七子”通达，但本质方面却如出一辙，而与李贽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李贽认为文学是进化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⑹ 吴承恩认为文学是退化的，文是汉魏的好，诗是盛唐的好，两宋的词不如晚唐的词。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窍者也。”⑺ 这是要把文艺创作方法建筑在个性心灵解放基础上。吴承恩认为天下之至文，“其情志不诡于圣人，而放乎道德性命。”这是要把文艺创作方法建筑在“代圣人立言”基础上。李贽认为“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⑻ 实际上是要作者去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对现实采取严峻的批判态度。吴承恩认为“歌颂德业，儒臣事也。”实际上是要作者去歌颂封建统治阶级的“光明”，对现实采取劝百讽一的态度；而事实上也是他在《留思录序》里把《诗经》里的“国风”都曲解为“歌颂德业”的作品。要之，李贽是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的，而吴承恩的文艺思想却与“前后七子”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唯其如此，所以他的诗文创作虽无“前后七子”那种生模硬仿之病，却既不见有什么思想上的引异，又不见有什么形式上的出新，只是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诗文诸体表述自己的儒士襟怀而已。前面已经说过，世德堂本《西游记》是形形色色名同而实异的《西游记》中别开生面之作，它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成为“建筑在个性心灵解放基础上”的“浪漫思潮”的“文学的典范代表”。这样一部堪与李贽《焚书》比思想光辉的文学巨著，它又怎会产生于复古运动席卷着文坛的岁月，它又怎能出于一位受复古思潮严重影响的儒学之士笔端？实在令人难以索解。此其五。

说吴承恩诗文的思想和形式，都缺乏引异标新，并不等于否定其成就。吴承恩的文学主张虽倾向于“前后七子”，但诗文创作却比较接近于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明人李维桢说他的诗文，“独不类七子友，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于色泽，舒徐不迫，而亦不至促弦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尽究其变。”⑼ 那是有眼光的。由于吴承恩能使“去陈言”与“漱芳润”并驾，所以前人说他的诗文：“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⑽ 这并非过誉。由于吴承恩能将“谢朝华”与“畜多识”齐驱，所以前人说他的创作：“盖诗在唐与钱、刘、元、白相上下，而文在宋与庐陵、南丰相出入。至于扭织四六若苏端明，小令新声若《花间》、《草堂》，调宫徵而理经纬，可讽可歌，是偏至之长技也。大要汝忠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以钓一时声誉，故所就如此。”⑾ 或云：“《明堂》一赋，铿然金石。至于书记碑叙之文，虽不拟古何人，班孟坚、柳子厚之遗也；诗词虽不拟古何人，李太白、辛幼安之遗也。”⑿ 这虽然有失过誉，“师心匠意”或“不拟古何人”云云，亦未必正确，却也道出了吴承恩诗文艺术风格的基本特点。吴承恩的诗文创作．实际高过于“前后七子”的地方是在于：上自汉魏盛唐，下至宋元诸家，靡不出入其间，师兼众长而不拘一格。唯其如此，所以在艺术风格上，有汉魏的古朴，有盛唐的豪放，有晚唐的清丽，也有元、白的平易。尽管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但还是可以看出，幽默诙谐豪纵奔放的风格比较显著些。冒广生云：“汝忠文未脱明人习气，然在当时已称巨擘。”⒀ 实可称之为定评。然而，吴承恩的幽默诙谐豪纵奔放的艺术风格，却又与世德里本《西游记》的“跅□（左足右也）滑稽”殊不类。吴承恩的幽默诙谐，主要表现为一种婉而多讽，这可以为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所容纳。《西游记》的“跅□（左足右也）滑稽”，主要表现为一种浪谑笑虐，这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却情同冰炭。如果说“风格”即人的话，那么，前一位是虽性喜谐谑，而合矩自然，不破其觚，后一位是既性喜谐谑，而又不循规矩，不遵礼度。这在当时，恐怕只能作如是解。此其六。

再退一万步说，世德堂本《西游记》就算为吴承恩所撰，那么，吴承恩又作于何时呢？阮葵生认为：“射阳才士，此或其少年狡狯，游戏三昧，亦未可知。”然而，青少年时期的吴承恩正孜孜不倦于举业，吴廷器老先生也在望子成龙以改变他这个“卖采缕文縠”者的门楣。苏兴先生等认为书成于吴承恩壮年时期。然而，壮年时期的吴承恩著《禹鼎志》，尚且是“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怎么又突然心血来潮，奋而勤于撰写起百回大文来呢？更何况此时此刻的吴承恩，又念念不忘于背水一战于场屋。刘大杰先生等文学史家认为书是吴承恩晚年时期所著。这倒有点像。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云：汝忠辞官“归田来，益以诗文自娱。十余年，以寿终。”吴承恩辞官归田，已六十多岁，世事看得多了，必有感于怀，满可以写一部小说，且小说在当时又属于吴国荣所说的“益以诗文自娱”的“文”的范畴。然而，一位白发苍苍的儒士能写出这么一部浪谑笑虐以恣肆，堪称中国甚至世界儿童文学的永恒典范之作来吗？那么，有没有可能书成于吴承恩某一时期据某一祖本点石成金式的最后改定呢？一部《吴承恩诗文集》又在证明：他虽然具备这种文学天才，却不具备那种思想高度与浪谑笑虐至于卓具滑稽美的艺术风格。此其七。

要是我们所列举的这七点，并不是臆测，还是较比符合实际，那么，世德堂本或思想性质、艺术风格与之相同的旧本《西游记》，若果真为吴承恩所撰，当属天上人间奇迹中的奇迹！

（原载《北方论丛》199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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