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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四)
——兼说世德堂本的思想性质

与杨本和朱本及《吴承恩诗文集》的不同

说今见外证材料不能证明世德堂本为吴承恩作，
　　此书最后改定者是华阳洞天主人

《吴承恩诗文集》与世德堂本《西游记》，二者的思想与风格相异若此，要证明世德堂本《西游记》确为吴承恩所作，就得有分外过硬的外证和旁证材料。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鲁迅和胡适当年考证世德堂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著，却主要是根据一条两说皆可的孤证，那就是本文开端所征引的天启《淮安府志》的记载。苏兴先生认为章培恒先生提出“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是“旧事重提”，并系统地论说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双方所用的材料大体相同，也就是今天所能见到的那些，但对材料的认识却不相同。照笔者看来，双方都不是在一般性的“旧事重提”，都是在对百回本《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予以重新论证。在是否为吴承恩所作这一点上，笔者基本赞同章先生一些有关的看法。但是，笔者还认为：华阳洞天主人不仅是世德堂本的校者，而且极有可能是世德堂本的最后改定者。如果此说能成立，那么，百回本《西游记》的著作权就应归华阳洞夭主人。因为要不是他的点石成金式的最后改定，便没有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兹略申鄙见，以就教于方家。

其一，天启《淮安府志》，证明不了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

天启《淮安府志》纂修于1626年，距吴承恩谢世约四十四年，距《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刊刻三十七年，距世德堂本《西游记》问世三十四年。三十四年间，先后有清白堂本与李卓吾先生批评本等陆续梓行。阮葵生所谓“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显然就是这种世德堂本系统的百回《西游记》。

天启《淮安府志》著录《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刻本作“《射阳集》四册□卷”，显然这是由于刻本流传极少，淮安也很少有人收藏，纂修者没有看到原刻本；由此可以看出其工作是一丝不苟的。倘以此例之，则对吴承恩《西游记》的著录，便不能不发人深思。

凡明本《西游记》，皆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如果天启《淮安府志》著录于吴承恩名下的《西游记》是那百回本《西游记》，当据淮安家喻户晓此书为吴承恩所作。既然如此，纂修者于著录时纵然不略陈原委，也会说明是多少卷或多少回。可见，天启《淮安府志》的未作说明，这本身就是一种说明：与百回本《西游记》不是同一作品。看来，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吴承恩《西游记》于史部舆地类，未必出于是因见书名而想当然的误载。

问题还可以从反面看，如果百回本《西游记》确为吴承恩所作，则淮安必交口相传，历久不衰。其情景当如兴化人向来众口一辞，谓作《水浒传》的“钱塘施耐庵”，就是他们兴化施氏宗祖施耐庵。可清代淮安学者吴玉搢，却“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方结合“书中多吾乡方言”与吴承恩性“善谐剧”予以推论，认为百回本《西游记》乃吴承恩所作。但其主要理由则是：“《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足见，在此以前，淮安并无吴承恩作百回本《西游记》的传闻。看来，因见书名而想当然的，倒是吴承恩作百回本《西游记》说的首倡者吴玉搢。

其二，不要把百回本《西游记》的语言风格当作拆碎了的八宝楼台，否则，不仅无助于考证其作者为谁，而且会导致歧路亡羊。

凡是文学巨著，其语言现象大多是丰富多彩的，来源也是多渠道的。《金瓶梅》里有山东方言，有温州方言，也有广东方言；《红楼梦》里有北方方言，有下江官话，还有吴语方言，便是明证。不同色彩的方言交错于天才作家的笔端。犹如高低不同的音符交织成和谐的乐曲，汇为形成语言风格诸元素中的一种元素。因此，说风格即作者其人，那是有道理的；说方言即作者原籍，却未必正确。《暴风骤雨》中多东北方言，可作者却是湖南人，便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倘用筛选法考证作者为谁，认为作《暴风骤雨》者当是懂东北方言的；否则，便鲜有可能是此书的作者，那无疑是可以的。我们对百回本《西游记》的语言风格与方言等的关系，也应作如是观。那么，具体说来，百回本《西游记》的语言风格，究竟有什么特点呢？它又兆示出作者究竟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呢？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看问题。

一是，从语言现象看，主要是下江官话与吴语的溶汇；反映为散文部分既有两种方言的运用，韵文部分也有以两种方言押韵的情况。这说明作者虽不一定是这两种语言区域的人，但对这两种语言都比较熟悉。苏兴先生认为：“《西游记》中的方言不可能专属之难安，清初的黄太鸿说《西游记》‘篇中多金陵方言’（《西游记证道书跋》），证明书中的方言亦通于南京。……阮葵生讲得相当具体，书中的方言俚语，是淮安‘巷弄市井孺妇皆解’的，可见淮安的方言俚语，与金陵方言有共同之处，或许与吴语区方言也如此的吧。”这看法是有问题的。淮安方言与金陵方言是同属下江官话，而吴语区方言则自成另一语言系统。吴承恩生活于江苏北部的淮安，虽曾游过杭州，并曾作过一年长兴县丞，实鲜有可能熟悉吴语方言，并运之于自己的笔端。

二是，从叙述者语言和人物语言来看，好在似是插科打诨的语言形式里融入下层人民的生活情致和爱憎感情，形成一种“跅□（左足右也）滑稽”的讽刺喜剧性情调与令人忍俊不禁的艺术境界，借以百般讽刺揶揄世态，让人们在笑声中憎恨丑恶，净化灵魂。这说明作者不是一般的“善谐剧”，而且是“跅□（左足右也）滑稽之雄”。“跅者，跅落无检局也。□（左足右也）者，放废不遵礼度也。”⒁。天启《淮安府志》却既没有说吴承恩是位“跅□（左足右也）之士”，《吴承恩诗文集》里也没有一篇具有“跅□（左足右也）”意味的作品。令人瞠目结舌的，倒是他在主张以尧舜相传的十六字心传作“传国玉玺”！

三是，从散文部分与韵文部分的关系来看，韵文占的比例很大，一点也不亚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除了用以写景状物与描写战斗场面以外，还或用以叙述人物的身世崖略，或用以归纳前面的情节，或用以提挈引出下文，或用以宣讲似是而非的佛理。凡此等等，真是不一而足，甚至在人物对话中亦间杂有顺口溜；并且大多写得极具风趣，用韵宽而又宽，明显地具有说说唱唱的特点。这说明作者不是一般地旁通通俗文艺的文人学土，简直是一位学识广博的通俗文艺工作者。《吴承恩诗文集》里也有一篇通俗文艺作品就是那首《钵池山劝缘偈》，却写得那么令人乏味，以致感到是一位老和尚在敲着木鱼化缘。两相对照，风格完全不同。

四是，从全书风格与局部风格的关系来看，全书的风格基本是一致的，组成全书的三大部分的各自风格也大体相同的。但是，即便同属西天取经故事的四十一个小故事，这一自成格局的小故事与那一自成格局的小故事却间然显出风格上的差别。这显然是由于世德堂本不是成于一人的独力创作，而是成于一人的点石成金式的最后改定。这一最后改定者也不可能是吴承恩。道理很简单，如果此书是成于这位多少带有道学气的儒生之手，那么，书中不可能没有“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根本”一类的故事情节。只有“跅□（左足右也）之士”，才会将它废置而不予采用。

照我看来，明代的文人，不论其学识的深浅或地位的高低，皆曾自幼读过子曰诗云，并曾学过八股制艺。时代思潮虽有可能使某某成为“跅□（左足右也）之士”，却鲜有可能使某某成为“滑稽之雄”。因此，世德堂本《西游记》语言风格中的滑稽性是其祖本所固有的，而这种租本实乃民间“佛陀”讲经时据以说惩恶劝善故事用的一种底本。这种民间“佛陀”讲经，直到建国前夕，在我的故乡江苏还很盛行。“佛陀”是世传的，也带弟子，实际上是种民间艺人。到人家作佛事，白天讲佛经故事，说说唱唱，还比较严肃些；夜晚讲惩恶劝善故事，说说唱唱，则令人笑口常开。因此，虽说是通常人家在作佛事，实际上是一种民间娱乐形式。祖本《西游记》语言风格的滑稽性，便是这种民间艺人师徒转辗相传讲说取经故事的结果。这倒不是我在瞎猜，《朴通事谚解》所载之《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便显得比《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形象滑稽，可资旁证。世德堂本的最后改定者，既承继了这一语言风格而同时又赋予它以“跅□（左足右也）”的精神。这种改定，就叫做衔山抱水建来精。当然是儒学之士吴承恩所万难做到的。苏兴先生认为吴玉搢以吴承恩“善谐剧”与“书中多吾乡方言”作旁证，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是“严密而唯物的”“逻辑思维”，这显然是把问题说反了，吴玉搢由于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在以现象代替本质，以局部代替整体，是种不可取的方法。

其四，想以《禹鼎志序》和《二郎搜山图歌》作旁证，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那更是南辕北辙。

《禹鼎志序》说；“余幼年即好奇闻。……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并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于是，时贤们便常常引来作为吴承恩著百回本《西游记》的旁证。其实，旧时文人学土“好奇闻”者多多，苏东坡便雅爱听人说“鬼”；借“志怪”以寓“鉴戒”，也早就成为唐前志怪小说的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应是，吴承恩撰《禹鼎志》作《禹鼎志序》，可见《禹鼎志》的刻本必署其名并冠以此序。如果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那么，《禹鼎志》与之相比，则又显然不足称道。既然如此，刻本焉有不署其名与不冠以自序之理！然而，陈元之序说得明白：世德堂主人唐光禄购得的本子，却是无名氏的作品。

不论是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还是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都是把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作为“老猴精”来否定的，与此同时却以赞颂的笔触描写了二郎神的剿灭花果山。世德堂本《西游记》则不然，它对孙悟空因不满天庭等级秩序而大闹天宫报以欣赏态度，并对花果山之被二郎神剿毁感到不胜惋惜。李在的《二郎搜山图》，便是取材于取经故事的这一情节。问题是，吴承恩对这一情节抱什么态度？最使他感到快意的却是：“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

由此可见，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即便是一种小说，也不可能是世德堂本式的《西游记》。

其五，要研讨世德堂本《西游记》的成书问题，应高度重视陈元之的序言，此序写得扑朔迷离，大开大阖，似是含有个中人的夫子自道。兹略陈数端，以见一斑。

第一，序云：“（《西游记》）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跅□（左足右也）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这段话不宜看得太实，似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当时确有这类传闻，说的是事实。一是，故作烟云模糊法，旨在要人们对世德堂本这部“意近跅□（左足右也）滑稽之雄”的《西游记》，莫作等闲着，是有来历的。

苏兴先生与章培恒先生理解为前者，但在具体落实三个“或曰”时，则看法不同。

苏先生的着眼点，是在“出八公之徒”上。认为吴承恩曾“有荆府纪善之补”，纪善实际是封建国家安排的闲员，和王府门客没有实质区别，所以“八公之徒”云云，能“为《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添一重要佐证。”

章先生的着眼点，是在“出天潢何侯王之国”上。认为纪善虽是闲职，但倒底是官员；吴承恩虽曾被任命为荆府纪善，点并无任何资料足以证明其当过某一藩王的门客。认为根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仅有鲁王府与《西游记》有关；周弘祖的《古今书刻》曾著录过鲁府本《西游记》，陈元之所谓“出天潢何侯王之国”，实是指鲁王府；而吴承恩为鲁王朱颐坦门客的事，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无资料。所以陈元之序中的这三个“或曰”，“反而对于把百回本《西游记》视为吴承恩的作品颇为不利。”

章先生这一看法，作为驳论，显然是有道理的。笔者还认为：世德堂本《西游记》梓行，距吴承恩去世时不过十来年；世德堂又在离淮安路不甚远的南京，南京又是吴承恩的常游之地。吴承恩虽“屡困场屋”，却非罪臣之属；百回本《西游记》又非《金瓶梅》一类作品，也不像《水浒传》易于引起误会而犯禁。如果吴承恩所著“杂记数种”，其中果真有百回本《西游记》，且因而“名震一时”，“秣陵”陈元之明知作者是这位“淮上名土”，却始则曰“不知其何人所为”，继则又设三个“或曰”并以不那么切作者身分的典故而“隐约言之”，在理似为不必要，在事似为不可能，在智似属大笨伯。

然而，章先生认为“陈元之所谓“出天潢何侯王之国’，实是指鲁王府”，却未免失之太落实。要知道，鲁府本《西游记》不无可能是新刻平话本《西游记》。助成我瞎猜的是，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卷五，“老龙王抽计犯天条”一回有首回末诗，道是：“黄河催（摧）两岸，华岳镇三峰。威雄惊万里，风雨振长空。”这首诗，世德堂本里没有，却见于《永乐大典》所载《西游记平话》残文《魏征梦斩泾河龙》，只是改变了其在文中的位置。足见，《西游记平话》在明代万历年间仍在流行，当然不太可能是《永乐大典》纂修时据以引用的刻本。鲁府本《西游记》还有可能是另一种同名小说《西游记》。助成我这一瞎猜的是，明刻世德堂本系统的《西游记》，皆无“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但在书中提到扶养唐僧的是“迁安和尚”。清代汪澹漪本《西游记》始补上这一回，但扶养唐僧的“迁安和尚”却变成了“法明和尚”，足见其是别有所本。鲁府本《西游记》即便是世德堂本的某一祖本甚或旧本，陈元之如此隐约而言之，恐怕亦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剧力托出他所珍重的世德里本而已。所以，也就不能排除这是在故作烟云模糊法。当然，说这有可能是在暗示与世德堂本有关的个中人，曾作过鲁王朱颐坦的门客，那我认为决不是没有道理，它也有助于我们去按图索骥。

二是，序云：“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其叙以为……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

如果世德堂主人唐光禄购得的旧本，确是“出天潢何侯王之国”，那照理应有旧序。旧序虽未必“出王自制”，但亦“出八公之徒”；照明人为小说作序之惯例，虽未必用真名真姓，但亦会署个化名或起一别号。可陈元之序却云：“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这就令人感到有点蹊跷。所以也不宜看得太实，似亦有两种情况。一是，说的是事实。一是，故摆迷魂阵，旨在一来借以从哲学的角度，说些老生常谈，让人们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一来想要人们认为“旧序”谅必“出王自制”，只因虽然宝爱此书而终“嫌其丘里之言”，唯恐有失体统而“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要而言之，如果是属于前者，陈元之等辈却弃置如此值得一阅的旧叙而不用，显然是由于旧叙对旧本的评介，与“意近跅□（左足右也）滑稽之雄”的世德堂本，并不相符。如果是属于后者，显然还是旨在要人们对世德堂本这部“意近跅□（左足右也）滑稽之雄”的《西游记》，莫作等闲着，是有来历的。这种殊途同归，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三是，序云：“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校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千（十）万言有余，而充叙于余。”

若讲求文义之明确，似应紧接“卮言漫衍之为也”之后而于“旧有叙”之前这么落墨：“唐光禄既购是，凡二十卷数千（十）万言有余。”一目了然，这卷数和字数是旧本的篇幅。此处只作：“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校其卷目梓之，而充叙于余。”多明确！然而，陈元之却不，定要行文如上引。“凡二十卷数千（十）万言有余”，这是旧本原来的卷数和字数呢，还是好事者订校以后所得的卷数和字数？那为之订校而又充教于陈元之的好事者，他又姓什名谁，与陈元之是什么关系？凡此，令人粗看似是不是问题，细按却囫圄不得其解，与上述行文之烟云模糊处连起来看问题，这种令人囫圄不解之语，难道不值得我们仔细玩味吗？

四是，序云；“或曰：‘此东野野语，非君子所志。以为史则非信，以为子则非伦，以言道则近诬。吾为吾子之辱。’余曰：‘否！否！不然！子以为子之史皆信邪？子之子皆伦邪？……此其书直寓言者哉！彼以为大丹丹数也，东生西成，故西以为纪。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俶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涘，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没也。”。

等到申述自己何以要为世德堂本作序的根由，陈元之对假想“或曰”的这种驳斥，态度是如此坚决，观点是如此鲜明，言辞是如此犀利，行文是如此一气呵成，哪有半点烟云模糊处！不惜贬低“史”与“子”而独尊世德堂本，这种为小说争社会地位，是前人所没有过的，与李贽和公安三袁是如出一辙。论对世德堂本的思想和艺术的认识，亦可谓深得其中三昧，它使明清两代的数不胜数的评论者均不敢望其项背，直到今天对我们评论百回本《西游记》仍不失其参考价值。这决不是当时熟读此书者所能做到的。既然如此，陈元之与世德堂本《西游记》成书的关系，岂不发人深省！

五是：序还云：“史皆中道邪？（子皆中道邪？）一有非信非伦，则子史之诬均。诬均则去此书则远。余何从而定之？故以大道观，皆非所宜有矣。以天地之大观，何所不有哉？故以彼见非者，非也；以我见非者，非也。人非人方非者，非非人之非；人之非者，又与非者也。是故必兼存之后可。于是兼存焉。”

真是贬低“史”与“子”而独尊世德堂本《西游记》之意未足，故一咏而三叹之；三叹之而意犹未足，复借庄子的是非观见贬“经”于言外！说陈元之也是个“跅□（左足右也）之士”，恐怕不算过誉吧！此序显然不是草草而成，它包含着作者的苦心孤诣。说它对世德堂本的成书，似是含有个中人的夫子自道，恐怕未必是笔者的向壁虚构吧！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笔者并不是有什么喜成段引用原文的癖好，实乃唯恐断章取义不得不如此而已。

其六，订校世德堂本的“好事者”，是华阳洞天主人；华阳洞天主人可能是陈元之的知交，更可能是陈元之自己；他不仅是世德堂本的订校者，也是世德堂本的最后改定者。

孙楷第先生认为：“世德堂本乃此华阳洞天主人校本，元本也。”这是对的。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元本”是初刻本的意思，不是指元代刻本而言。而如果我们对陈元之序的这种论析还有一些道理，那就不难看出：这位订校世德堂本的“好事者”华阳洞天主人，实际上也就是世德里本的最后改定者。要作进一步探讨的是，华阳洞天主人究竟是谁？

苏兴先生认为：“华阳洞天主人是吴承恩好友、有明一代宰辅李春芳的别号。”其证据是。（1）号华阳洞天主人者应是句容人，李春芳的祖籍是句容。（2）吴承恩《赠李石麓太史》诗曾以“移家旧记华阳洞”，点出李春芳与华阳洞的联系；罗洪先《赠李石麓殿撰》诗曾以别号华阳洞主的东方朔比李春芳，道是“曼倩金门身是隐。”（3）李春芳与通俗小说有关一事，明末熟被人知，“《西游记》刻本所以要特意标上校者华阳洞天主人，不过以李春芳的名头为号召以增重书籍的声价而已。”要得出的结论是：“所谓明刻本《西游记》的不署作者名而只有校者一节，实不足以否定吴承恩的撰著权，倒反而替吴承恩做了撰著权的印证。”这种看法恐怕难以成立。

旧时认为茅山是金陵洞穴，周围一百里，名曰“华阳洞天”。茅山君俗称茅山菩萨。是苏南人最崇敬的神祇之一，方圆数百里妇孺皆知，以致千百年来茅山香火不绝。这有《句容县志》可证。一般士子谁也不会自号“华阳洞天主人”，那意味着以茅山君自比。天启崇祯年间的张皜所以题自己的诗集为《华阳洞主唯心集》，乃是由于他是执掌茅山的道士，并以其寿高望重而被认为茅山君第九十七代化世。吴承恩的诗句“移家旧记华阳洞”，不过说李春芳的老家原在风水胜地华阳洞所在的句容县。罗洪先的诗句“曼倩金门身是隐”，也只是誉李春芳若“避世金马门”的东方朔而已。二者用作李春芳状元及第后的赠诗，无非是谓其锺天地之灵秀与具有高洁的人品；压根儿就不能作为“李春芳别号为华阳洞天主人”的证明，因为诗人本无意于别号不别号的问题。李春芳是有明一代宰辅，吴承恩是“名震一时”的“淮上名士”，二人又是好朋友。世德堂本《西游记》，既署上“射阳山人撰”，又署上“华阳洞天主人校”。来个双星合壁，相得益彰，传为文坛佳话。岂不更能“增重书籍的声价”！足见，苏兴先生认为：“所谓明刻本《西游记》的不署作者名而只有校者一节，实不足以否定吴承恩的撰著权，倒反而替吴承恩做了撰著权的印证。”这就更把问题说反了。

“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的，是太田辰夫先生与章培恒先生对“华阳洞天主人”问题的看法。苏轼《杨康功有石，状如醉道士，为赋此诗》云：“楚山固多猿，奇者黠而寿。化为狂道士，山谷恣腾蹂。误入华阳洞，窃饮茅君酒。君命囚岩间，岩山为械杻。松根络其足，藤蔓缚其肘。苍苔眯其目，丛棘哽其口。三年化为石，坚瘦敌琼玖。……”大田辰夫先生认为诗中猴仙因偷仙酒而被监禁，很容易使人想起孙悟空在蟠桃宴上偷仙酒而被监禁的事，猴子化为石，也容易使人想起《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乃是石猴这一点；因此诗中述及的这种传说，当与后来的《西游记》的故事有关。认为诗中的“华阳洞”及“茅君”，实本于《梁书·陶弘景传》：“……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围一百五十里，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因此“华阳洞天主人”之号具有游戏性质，乃是自比茅山君，意味着猴王在其掌握之中⒂。章先生赞同这一看法，并进而认为：“由于茅君是‘来掌此山（华阳洞天所在的句曲山）’的，当然也就是‘华阳洞天主人’，从而《西游记》的校者以华阳洞天主人的别号来表示其具有跟茅君同样的降伏猿猴的神通，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与《西游记》旧序的‘孙，孙也，以为心中之神’，‘魔以心生’、‘摄心以摄魔’（见陈元之序引）正相呼应。”这里，除了把华阳洞天主人看作是旧本的订校，笔者不敢苟同以外，其余皆认为不无道理。需略申浅见的，是如下几点：

一是，世德堂本的订校者以华阳洞天主人自称，这不同于东方朔的自号华阳洞主，东方朔是取胜地以明志；也与张皜的以华阳洞主作为自己诗集的标题不同，张皜是依身分以委意。世德堂本的订校者以华阳洞天主人作为自己的别号，“乃是自比茅山君，意味着猴王在其掌握之中”，“表示其具有跟茅君同样的降伏猿猴的神通”。这种自称自号，显然是由于“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足见，它不仅具有“游戏性质”，而且具有“跅□（左足右也）滑稽之雄”色调。其所以然？就在于“直寓言者哉！”明显地反映出一种匡世之心傲世之意。

二是，世德堂本的订校者之自号华阳洞天主人，虽然是故意以猴王在其掌握之中的茅山君自比，然而对在其掌握之中的猴王的态度和方略却是一反传统的。他既反对茅山君对猴王囚之三年以令“化为石”，又反对玉帝对猴王假仁义之名而实欲弥缝禁锢之，也反对唐僧对猴王之乱念紧箍儿咒而弄得对敌慈悲对友刁。他认为对猴王应“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所谓“摄心以摄魔”，就是：一方面不可灭掉猴王的“天不拘兮地不羁”的天性，另方面又不可任其自然而发展为反性。所谓“摄魔以还理”，就是：一方面应该检束猴王的身心而以免其产生不轨行为，另方面又应该录之用之而使其能充分发挥应发的作用。凡此，也就是他在作品中对待孙悟空的态度和方略，而这种对待孙悟空的态度和方略，实际也寓言般地反映了他认为当政者对那些胆气压乎群类的人才所理应采取的态度和方略。凡此，也就是陈元之序所说的“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并使其“意近跅□（左足右也）滑稽之雄”。这不是把作者与校订者作等量齐观了吗？要知道。明清时期校订小说与校订诗文不同。校订诗文要求有版本上的根据，而校订小说则可以捉刀斧正。毛本《三国演义》与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异同，便是证明。

三是，既然世德堂本的校订者是要“以华阳洞天主人的别号来表示其具有跟茅君同样的降伏猿猴的神通”，抱负如此，那么，由他校订出来的本子，在思想倾向与性质上，便既有可能与旧本是一致的，也有可能已产生了点石成金式的演化。情况能否推知是哪一种呢？从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的世德堂本所存在的罅漏及其成因来看，从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的世德堂本与其他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相比属众所不同来看，结论当是后者。也正因此，笔者认为华阳洞天主人是世德堂本《西游记》的最后改定者，亦可称之为作者。陈元之序云：“于是其言始参差而俶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涘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这完全可以用来说华阳洞天主人对旧本的最后改定。

应回过头来再看着陈元之序，时而写得扑朔迷离，时而写得旗帜鲜明，思想可谓深得世德堂本之三昧，并可以用来说华阳洞天主人。唯其如此，所以笔者认为：如其说华阳洞天主人是他的熟人，毋宁说是他的知交；如其说是他的知交，毋宁说是他自己。序署真名，校署别号，摇曳见态，也是旧时文士所惯用的一种方法。”

陈元之，秣陵即今南京人。南京是明代旧都，江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地人员混杂，虽属下江官话区，却距吴语区近在呎尺。然则百回本《西游记》中下江官话与吴语交汇的现象，亦可获得合理的解释。

如果无视百回本《西游记》的思想与《吴承恩诗文集》大相径庭，仅根据天启《淮安府志》上的一条语焉不详的记载，便把其著作权归于吴承恩，毋宁根据明刻本《西游记》皆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陈元之序又深得作品之三昧，校者与序者为同一人，而将其著作权归于华阳洞天主人陈元之。当然，在问题最后弄清之前，把吴承恩暂且作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代号”，那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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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⑵⑶⑷⑤ 《吴承恩诗文集》第100、93、75、107、113页。

⑥⑦⑧ 《焚书·续焚书》第99、 99、109页。

⑼⑾ 《射阳先生存稿序》。

⑽⑿ 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序》。

⒀ 《射阳先生文存跋》。

⒁ 语出《汉书·武帝记》元封五年诏。收转引自章培恒《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见《复旦学报》1986年第1期，下文引章先生观点均见此。

⒂ 转引自章培恒《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

（原载《北方论丛》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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