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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一)
——兼说世德堂本的思想性质
与杨本和朱本及《吴承恩诗文集》的不同
《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实际上是个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
明本《西游记》,皆不言撰人,只题“华阳洞天主人校”如世德堂本陈元之序,且以为不知何人所作。世人多归之千元初道士邱长春名下,如;《辍耕录》便持这一看法;盖由于邱长春尝西行,弟子李志常记其事为《长着真人西游记》二卷,世鲜传本,人们便郢书燕说,相传若真。
清初刻《西游记》者,又取元人虞道园所作《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世人遂更以为《西游记》为邱长春所撰。然至乾隆末年,钱大听《潜研堂文集·跋长春真人西游记》,已谓《长者真人西游记》二卷别自为书,《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更因“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断定“《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吴玉搢《山阳志遗》卷四,以及丁晏《石事记事续编·淮阴脞录自序》和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十一《吴承恩西游记》,则据天启《淮安府志》进一步认为《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但终清之世,却未能成为定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出之通行本皆署“吴承恩著”,实依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鲁迅认定《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也是根据天启《淮安府志》的两处记载。其一《艺文志·淮贤文目》云:“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其二《人物志·近代文苑》云:“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其中尤以《淮贤文目》所载最为主要。然而,《西游记》名同实异者多多,又怎知《淮贤文目》所说此《西游记》就是彼百回本之《西游记》呢?所以早在1933年,俞平伯先生便在他的《驳〈跋销释真空宝卷〉》一文中提出过不同看法。虽云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孩子,但以鲁迅的崇高威望和渊博学识,却使近三十多年来的国内很多学者几无异议的肯定吴承恩是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
直到《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发表了章培恒先生的宏文《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1985年第1期发表了苏兴先生的大作《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言“非”,一言“是”,旗鼓相当,这才又引起人们对《西游记》著作权问题的重新思考。
笔者曾想多方论定《西游记》的作者,是苏先生所坚持的吴承恩,或章先生所认为的不无可能是许白云。但在种种可用作外证与内证的材料面前,却又总感他们与《西游记》的作者似失之交臂。所以不揣简陋,谨撰此文,一来想以此为这场论争敲敲边鼓,二来愿以此就教于章培恒和苏兴二位先生。
说世德堂本不像成于谁某独力创作,而像成于谁某妙手改定
世德堂本《西游记》刻于明代万历二十年,是今天所见到的许多《西游记》刻本中最早的刻本。崇祯年间刊“李卓吾批评《西游记》”,是接近世德堂本的较早刊本。清代的各种刻本,皆属世德堂本系统;其中除了“书业公记”本《新说西游记》虽有刊漏和改动而未作删节以外,其他各刻本实际上是世德堂本的删节本。建国以后的人文本,则是以世德堂本作底本参照其他各刻本的整理本。所以今天上文学史的《西游记》,实际上是世德堂本系统的《西游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吴本《西游记》”。
世德堂本《西游记》,在艺术结构上是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其总体结构形式虽属“短篇组成的长篇”,却十分注意情节间的前后关照,使之有应接而无矛盾。正因如此,所以有一个现象便分外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它有几处粗看不见罅漏而细察却是重大的罅漏。
其一,“大闹天宫”部分,曾两次写到孙悟空与牛魔王等结拜为七弟兄。一次是在第三回,道是:“此时又会了七弟兄,乃牛魔王、蛟魔王、鹏魔王、狮驼王、猕猴王、□(左犭右禺)狨王,连自家美猴王七个。”一次是在第四回,道是:“他却对六弟兄说:‘小弟既称齐天大圣,你们亦可以大圣称之。’内有牛魔王忽然高叫道:‘贤弟言之有理,我即称做个平天大圣。’蛟魔王道:‘我称做复海大圣。’鹏魔王道:‘我称混夭大圣。’狮驼王道:‘我称移山大圣。’猕猴王道:‘我称通风大圣。’□(左犭右禺)狨王道:‘我称驱神大圣。’此时七大圣自作自为,自称自号,耍乐一日,各散讫。”用墨是如此浓,显然不可作等闲看。“西天取经”部分,亦曾通过孙悟空的忆往事而屡屡提及这一点。比如第四十一回,就曾写孙悟空这么对红孩儿说:“我当初未闹天宫时,遍游海角天涯,四大部洲,无方不到。那时节,专慕豪杰。你令尊叫做牛魔王,称为平天大圣,与我老孙结为七弟兄,让他做了大哥;还有个蛟魔王,称为复海大圣,做了二哥;又有个大鹏魔王,称为混天大圣,做了三哥;又有个狮驼王,称为移山大圣,做了四哥;又有个猕猴王,称为通风大圣,做了五哥;又有个□(左犭右禺)狨王,称为驱神大圣,做了六哥;惟有老孙身小,称为齐天大圣,排行第七。我老弟兄们,那时节耍子时,还不曾生你哩!”这当然是种前后关照;并且,魔王们的名号与结义时的排行都应接得一丝不差,还可看出艺术构思之缜密。然而,要特加注意的是,“西天取经”部分的正文中所实际出现的,却只有一个牛魔王形象,其余的与孙悟空有结义之情的五个魔王皆不见踪影。更应注意的是,这一部分的正文中明明也有蛟魔王、鹏魔王、狮驼王、猕猴王、□(左犭右禺)狨王一类的妖魔;并且,孙悟空斗六耳猕猴与过狮驼岭和狮驼国战狮驼王和鹏魔王等,还是作品不惜泼墨以写的精彩情节。但是,这类魔王却又多半与神佛有亲而竟无一与孙悟空有旧。这种前有伏脉后不呈正文的怪现象,当怎么解释呢?
其二,“取经缘起”部分,无“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这更是个明显的反常现象。早在元代就有院本《陈光蕊江流和尚》,那是一个以弘扬儒学为主导思想的作品;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卷四的情节内容,显然便是根据这一戏文。杨景贤《西游记》杂剧,更以一本四出的篇幅写了“之官逢盗”、“逼母弃儿”、“江流认亲”、“擒贼雪仇”。足见,这一故事它在当时是家喻户晓的。《西游记》虽然实际上是孙悟空的英雄传奇,但在明面上写的却是唐僧西天取经,以理论之,应详以交代其身世。《西游记》记孙悟空的出身固然洞若观火,记猪八戒与沙和尚以及龙马的出身亦皆详其原委,唐僧在书中是仅次于孙悟空的主人公,以例论之,也不得独略其来历。世德堂本则不然,于玄奘开坛主讲以前事,仅于第十一回所附词话中述其崖略,正文却无片言只语提及。可“西天取经”部分之末,历难簿子上,劈头却又赫然载着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与词话所述之崖略,二者虽有照应,问题是,这么重要的四难却不见于“取经缘起”部分之正文,又当怎么解释呢?
其三,“西天取经”部分,写孙悟空曾对错把白骨精当女菩萨的唐僧说:“老孙在水帘洞里做妖魔时,若想人肉吃,便是这等:或变金银,或变庄台,或变醉人,或变女色。有那等痴心的,爱上我,我就迷他到洞里,尽意随心,或蒸或煮受用;吃不了,还要晒干了防天阴哩!”这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是在吹牛,拉泡,撒谎,哄骗唐憎?不,孙悟空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也没有这种必要。难道孙悟空不曾吃过人吗?吃过,那是《西游记》杂剧里写的孙悟空。可查遍《西游记》之“大闹天宫”部分的字里行间,却绝不见孙悟空曾有过吃人肉的恶行。这种没来由的笔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清人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曾不无感叹说:“《西游》每写一题,源脉必伏于前二章。此乃隔年下种之法,非冒冒而来也。”世德堂本《西游记》的艺术结构的确像一件天衣,却不是一件无缝的天衣。而上述这类出现在天衣上的缝,显然既有悖于它自身的艺术构思特点,也有违于中国古典小说严于前后关照的传统艺术特点。问题是,应怎么解释?正确的解释,恐怕只能是:世德堂本或其旧本,是个据某一祖本的改定本,而非出自某位作家的独立创作。改定者在将某一祖本修改成世德堂本或其旧本时留下了浅浅痕迹,而这类痕迹形成了作品的重大隐罅。
这又是怎么说的呢?这就是说:
祖本“大闹天宫”部分所描写的孙悟空,在水帘洞里做妖魔时,是个吃人的魔王。改定者在修改这一部分时,潜心净化了孙悟空的形象,把一个宗教故事里的吃人妖魔改变成神话故事中的英雄人物。但是,在修改“西天取经”部分时,可能由于有鉴于孙悟空这种叙述当年如何弄人肉吃的勾当是旨在劝说唐僧切莫人妖不辨,所以便没有作相应的艺术处理。
祖本“取经缘起”部分曾有类似“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的正文。改定者在修改这一部分时,可能由于一来嫌其是封建说效性的文字,与自己的审美观念相抵触,二来要降低唐僧在书中的地位,使作品成为孙悟空的英雄传奇,所以便予以一笔勾削。保留那首述其崖略的词话,以便与“西天取经”部分之末所写历难簿子上前四难相关照,免损作品艺术结构的有机性。
祖本“西天取经”部分写孙悟空一路荡妖灭怪,保唐僧西行;主要灭的,是当年的六位结拜兄弟。旨在“阐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改定者在修改这一部分时,一面毅然割断了孙悟空与鹏魔王等原来的结义关系,一面以神来之笔使他们大多与神佛沾亲带故。旨在讽刺揶揄世态,赞颂孙悟空的精神力量与人格力量。其中只将牛魔王与孙悟空的关系另作艺术处理,以与“大闹天宫”部分所写义结金兰一事相照应,免伤作品艺术结构的严密性。
显而易见,这类改定,是种匠心独运,是种妙手剪裁,是种点石成金。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孙悟空形象,改变了孙悟空与神佛和妖魔三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改变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与思想性质。唯其如此,所以世德堂本开卷有回前诗云:“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其实,在世德堂本问世以前,哪来什么《西游释厄传》!只是改定者在耍弄花招,要使人相信他拿出的这个别开生面的本子,是个珍贵的古本而已。
如果我们的这种看法于事理还是比较密合的,那么,所谓《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世德堂本或其旧本《西游记》的这一最后改定者究竟是谁问题。因为,是他把一种早在元末明初就开始以平话形式流传而其后又不知经过几多好事者加工过的《西游记》,别具匠心地最后改定为千古不朽的名著《西游记》。
那么,这位最后改定者有没有可能是吴承恩呢?这应从两方面看问题。如果这种最后改定是在世德堂本付梓时,其时吴承恩已经谢世十来年,则最后改定者不可能是吴承恩。如果这种最后改定是在世德堂本其旧本付梓时,其时吴承恩多半尚健在,则最后改定者也许有可能是吴承思。问题就这么难以判断。
因此,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再看看世德堂本《西游记》所反映的究竟上哪种社会思潮,吴承恩是不是这一社会思潮的弄潮者。如果是,当然也就增加了问题的可能性。
(原载《北方论丛》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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