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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言何必非游戏

——《西游记》诙谐情境论

王海洋（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何旺生（安徽教育学院中文系）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几大名著各有其艺术独创性。若论讽刺的深刻与多样,应推《儒林外史》;若论故事的传奇曲折,当推《水浒传》;若论文字的绮丽与缠绵,当数《红楼梦》;若论风格的诙谐幽默,悦人心目,则必推《西游记》。就《西游记》的创作来说,艺术大师吴承恩以其无与伦比的幽默心力,巧于生发,妙手点染,创设了独具审美特色的诙谐情境与幽默形式,从而使《西游记》赢得了古代小说诙谐巨制的称誉。

一

通观《西游记》全书,其诙谐情境娇娆多姿,色调斑澜,体现了吴承恩高超的艺术创造才能和俯视人生的审美观照方式。从其审美创制出发,小说中的诙谐情境大致由以下几种元素建构而成。

1.随意点染,涉笔成趣。

和以往一般的作品不同,《西游记》的诙谐幽默并非刻意而为,而是在描绘人物、叙述情节的过程中,用机趣诙谐的语言,随意点染。虽只三笔两笔,看似很不经意,却“每杂解颐之言”^①,显示出随意中的轻松,无意中的愉悦,也使人感受到一种严肃的批判内容。第42回,孙悟空去请观音菩萨,观音与他开玩笑,说是降妖虽可,但要悟空拔一根脑后的救命毫毛作“当头”,遭悟空拒绝,观音便骂道:“你这猴子!你便一毛也不拔,教我的善财也难舍。”这里,作者巧将“一毛不拔”的成语溶入人物对话之中,由成语的“一毛不拔”到孙猴子的不肯拔毫毛作“当头”,既直观又形象,充满谐趣。这类描写与小说的中心题旨和人物性格并无直接联系,不过是特定情境中作者随手拈来,对吝啬鬼进行挖苦,令人快意非常。

再如第93回,唐僧师徒四人到达布金禅寺。用膳时,食肠宽大的猪八戒因早已饿极而狼吞虎咽,吃相欠雅,引得寺内僧人好奇观看。沙僧暗中提醒八戒注意“斯文”,不料八戒却急的叫将起来,“斯文斯文!肚里空空!”沙僧又接过话头,笑道:“二哥,你不晓的, 天下多少斯文,若论起肚子来,正替你我一般哩。”沙僧这一笑,前后“斯文”的内涵发生了巧妙的迁移,既有对围观僧人的旁敲侧击、含蓄讽刺,更有对天下众多肚里空空的“斯文”之辈、不学无术的文人秀士的绝妙嘲笑。这虽也属于无关人物个性及情节结构的随意点染,但读者于此却会发生自然联想,读之失笑。

还有借书中人物关系进行随意调侃的。第34回,悟空妆扮成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之母混入洞中,与二妖怪对话说:“我儿,唐僧的肉我倒不吃,听见有个猪八戒的耳朵甚好,可割将下来整治整治我下酒。”被押在旁的八戒听见却慌了神:“遭瘟的!你来为割我耳朵的!我喊出来不好听啊!”结果,由于悟空的无端捉弄,走漏了风声底里,惹来一场麻烦。细思之,此等境况下的玩笑似有不近常情之处,因为是涉及身家性命的紧要关头,游戏不得,而八戒偏偏把玩笑当真,愚笨而又可笑。这便是借人物关系“抖包袱”,于作者,于悟空、八戒,都是率性而为,是“索性尽兴语”^②。这与整部《西游记》的诙谐情境也是十分协调的。

2.敷彩形象,悦人心目。

人物形象的诙谐幽默是构成小说诙谐性情的重要元素。书中众多人物如唐僧、如来佛之正经古板者都有一定程度的诙谐性,更不要说悟空、八戒了。且不说悟空和八戒注册商标式的滑稽外相,如悟空的尖嘴猴腮、一根怎么也变不掉的尾巴和两块红屁股、敏捷好动、猴性不脱,八戒的长嘴大耳、肚子圆挺、猪头人身、形容狼犺;单就其内在性格讲,也是如终与诙谐相伴。孙悟空艺高胆大又心性高傲,降妖除魔虽功劳赫赫,却不免任情恣性,戏神弄佛,激人生笑。猪八戒则一生混沌,贪欢爱懒,乱性迷心;愚拙呆笨却不自知,往往弄巧成拙,自成谐笑。第46回,车迟国斗圣。悟空与妖魔斗法,赌下油锅,因不服八戒在一旁指指点点,于是耍个花招,“打个水花,淬在油锅底上,变作个枣核钉儿,再也不起来了。”车迟国王以为悟空已死,便要拿八戒下锅:

那呆子捆在地下,气呼呼地道:“闯祸的泼猴子,无知的弼马温!该死的泼猴子,油烹的弼马温!猴儿了帐,马温断根!”孙行者在油锅底上,听得那呆子乱骂,忍不住现出了本相,赤淋淋的,站在油锅底道:“馕糟的夯货!你骂那个哩!”

吴承恩将他们对照刻划,结合具体情节制造冲突情境,每每生出出人意料的波澜,使枯淡的战斗场面、平凡的生活场景顿显活脱与生气,亦张亦弛、亦庄亦谐的艺术意境也由此生成,人物性格也敷上了浓郁的人情味。诸如此类的喜剧性场面随处可见,只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受捉弄而出乖露丑的皆非猪八戒莫属。

如果说,孙悟空的诙谐体现的主要是对神圣威严事物的戏谑与嘲弄,对敌人战而胜之的机智和风趣;那么,猪八戒的滑稽则表现了对低俗卑丑事物的嘲讽与揶揄,对庸俗世态的蔑视和否定。

3.借题发挥,旨在讽世。

西方美学家柏格森说:“笑是道德、伦理的优越感的显示,显示了主体的尊严和洞悉对象、看破对象的深邃的眼光、姿态。在笑中完成对对象的情感性的审美评价或否定。此否定带有直接性,表现出美的现实存在或即将成为现实。审美特性是轻松的,然而又是严肃的,是情感的,又是理性的。”^③如果说吴承恩对此同样谙熟于心,恐怕并不过分,只是他没有柏格森这般富于理性分析罢了。吴承恩“于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击”,以诙谐之笔对当时的种种社会弊端和丑恶现象进行了大胆而巧妙的嘲讽,透示出其思想内涵的丰富深邃和艺术表现的圆熟老道。

第44回,车迟国迫害和尚,举国僧人尽受折磨,又欲逃而不得:“且莫说是和尚,就是剪鬃,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这貌似轻松实则冷峻的语言,揭露的正是当时缇骑横行、人心惶惶的厂卫特务统治的现实,作者对昏聩政治的愤懑之情和对无端受害的下层百姓的同情也浸润于字里行间。又,第79回比丘国悟空剖腹寻心,肚皮剖开,“都是些红心、白心、黄心、悭贪心、利名心、嫉妒心、计较心、好胜心、望高心、侮慢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名隐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从生理之“心”随笔引申到道德之“心”,借此对世俗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丑恶人性加以揭露,最后悟空又直指妖言惑众的国丈才是“黑心”,笔锋所向,已是高层当权者的阴险恶毒。类似这样的借题发挥,在《西游记》中多是随情顺势、水到渠成之笔。要言之,吴承恩大胆的借题发挥,首先是与小说中的某些特定情节和人物相关合,其次是故事本身的发展变化为其自然发挥提供了可能,并非作者刻意为之。作者在貌似随意的描写中俏比幽托,揶揄百态,洞照荒谬畸型之世态又不失其真,这与明董说的《西游补》形成鲜明对照。且再看佛祖如来如何为阿傩、伽叶索要人事辩护:

佛祖却道:“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

佛祖竟也有如此不伦不类之语,世俗之心让人吃惊不已!因为神佛都是六根清净的“超人”,如今却是掯财不道便传无字经书,是佛祖在愚弄唐僧师徒,还是吴承恩在嘲弄佛祖?是耶?非耶?这既引起了读者的深度感悟,又无伤小说情节与主旨,可谓高妙传神,微旨含蓄。

4.奇幻诙谐,互为表里。

《西游记》建构了一个纵绝古今,横绝世界的奇幻艺术天地,同时也造就了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传奇性。但这传奇性是与其诙谐情境交融契合、互为表里的,这也是常人未予留意之点。除去大闹天宫那离奇眩目的奇思妙想,取经途中降妖伏魔的惊险战斗也无不充满逗人欢笑的诙谐机趣。无论是三打白骨精,三调芭蕉扇,还是斗法车迟国,行医朱紫宫……等等,无一不是既具腾挪跳跃、奇彩多姿之美,又有诙谐满眼、悦人心智之乐。比如“三调芭蕉扇”,其构思之神妙幻怪,情节之离奇曲折,本身已富于浓厚的传奇色彩。火焰山的酷热,芭蕉扇的神奇,铁扇公主的狡诈,借扇的艰难……等等,皆一一展现其间,但作者犹嫌不足。在三次借扇的过程中,吴承恩又不时穿插一些逗人的笑料,如孙悟空的变化成牛魔王哄骗铁扇公主,猪八戒被牛魔王冒充形貌后的气恼,特别是孙悟空因不得缩扇之法,以瘦小的三尺猴身扛着硕大无比的芭蕉扇,显得格外滑稽可笑。可以这样说,小说的传奇色彩使诙谐幽默更为传神,诙谐幽默又使传奇色彩愈见浓郁,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机融汇于全书的整体风格之中。

这是从情节上讲,其他细微处,如语言的夸张,神魔人物的命名等,也处处可为失笑。如第46回孙悟空对妖道的一番自白:

我呵,砍下头来能说话,剁了胳膊打得人,斩去腿脚会走路,剖腹还平妙绝伦。……油锅洗澡更容易,只当温汤涤垢尘。

这确乎是孙悟空的本领,但其中的夸张意味已然令人捧腹。又如那些小妖,名之曰“精细鬼”、“伶俐虫”,恰恰是不精细、无伶俐的糊涂虫;“有来有去”挨悟空一棒即成“有去无来”;明明是用马尿掺合成的丸药,却成了“马兜铃”;所用药引更奇:“半空飞的老鸦屁,紧水负的鲤鱼尿,王母娘娘搽脸粉,老君炉里炼丹灰,玉皇戴破的头巾要三块,还要五根困龙须”,位至极尊的君王却用如此不堪的“药引”,真乃可丑可笑。还有,至圣至贤的黎山老母、普贤、文殊三位菩萨,在作者精心结撰的“四圣试禅心”的故事里却取了些浓艳至极的名字,叫什么“真真”、“爱爱”、“怜怜”。据考,这些都是吴承恩所处时代的青楼妓女的常用名号。让神圣庄严的菩萨身载妓女之“芳名”,也可算是吴承恩大胆而诙谐的发明了。

总之,融奇异于诙谐,寓幽默于变幻,是作者独具匠心的审美创造,对后世影响深广。

二

诙谐幽默并非每个作家都能有的艺术风格。它不仅需要有超出常人的诙谐心态和幽默才能,而且需要有对社会人生的丰富体验与深刻理解。它不仅是一个人才能的表现,更是一种蕴藏着的人生智慧。《西游记》诙谐情境能得以精彩展现,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多种元素的合成与熔铸。

1、文学传统的承传与发扬

从文学史看,正统文学中诙谐幽默之作总体虽少,但自先秦时代始,毕竟已有象《庄子》、《韩非子》、《孟子》等诸子散文中的幽默短制,如《孟子.离娄》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章,就是一篇流传千古的笑话杰作,文中齐人乞食的丑态,对妻妾恬不知耻的吹嘘,皆入木三分,跃然纸上。汉代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则专辟《滑稽列传》,记录了诸多俳优故事;至魏晋时期,重清谈而轻礼法,滑稽笑话一类“盛相驱扇”,几无顾忌,《世说新语》可视为典型。此后,带有诙谐风格的作品时有出现,渐趋热闹。诸如,古文大家韩愈,虽属正统文章大师,但也有《毛颖传》、《进学解》等近乎游戏之笔墨;诗圣杜甫沉郁顿挫,也同样作有一些富于幽默情趣的生活小诗;大文豪苏轼、诗人陆游等人的创作也时含幽默机趣;至于专门的诙谐类笔记,唐以后就有《笑林》、《唐语林》、《绝倒录》等,这些都给了吴承恩丰盈的艺术滋养。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西游记》成书过程中各阶段的文本形态,从初具故事雏形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直至元、明有关杂剧,象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杨景贤《西游记杂剧》,无名氏《二郎神醉射锁魔镜》等,更是直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情节结构与叙事话语。比如,《西游记杂剧》第14出《海棠传妖》中猪八戒的一段台词就有随意调侃的风味:　

[猪云]将酒来,我和姐姐饮数杯。你丈夫姓朱,我也姓朱。你是好花一朵,伴我槁木两株。

毫无疑问,这类剧作必然对《西游记》有所影响。吴承恩正是承继这些传统,并熔入自己的心智与才力,将其发扬光大。

2、 时代氛围的熏染与造就。

中国文论史上,对文学教化功能的强调一直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宋代理学勃兴之后,对文学“载道”功能的格外强调,大大限制了文学创造的幻想性和主体情趣的抒写。明中叶以后,随着进步哲学思想的发展,人们又获得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政治、道德、文化上的各种陈腐规范和风格被打破,文人们对生活开始持有一种娱世乐生的潇洒心态。他们宣称:“乐是心之本体”^④^,“世人所难得者唯趣”^⑤,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则认为:“盖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机,故人之为生,自有天然之乐趣。”(《近溪子集〈.会语〉》)明万历以后,文人喜笑爱乐就渐成风气,如徐渭,史传他“诙谐谑浪,大类坡公”^⑥,公安名士袁宏道则自称:“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见《袁中郎全集》),其他如汤显祖、冯梦龙、张岱等皆好戏谑。一时间文人雅士之间调笑逗乐,几至肆无忌惮,较之魏晋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无疑是对森严的封建礼德和虚伪的价值观念的嘲弄和逆动,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从矛盾而无望的世界中暂得一时快慰和一丝解脱的愿望。斯风日盛,明代文士开始讲求“趣味”、“意兴”等,积极寻求文学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愉悦。戏剧大师汤显祖就提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答吕姜山》),李贽更是发出“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⑦的惊世宣言,于是,以往那种古板拘陋、传经布道式的贫瘠模式差不多被一扫而光,谐谑睿智也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风格之一。比如,寓言笑话方面,当时的创作就颇为繁荣,出现了众多文人辑撰的笑话集,象赵南星的《笑赞》,冯梦龙的《古今谈概》、《笑府》,刘元卿的《应谐录》等。戏剧创作中的诙谐戏谑则更为常见:徐渭的《歌代啸》,喜笑怒骂,调侃讽刺可称一绝;汤显祖的《牡丹亭》之《闺塾》一出,迂腐冬烘的塾师陈最良的荒谬言行,可丑可笑;其他如吴炳的《疗妒羹》、《绿牡丹》等更是出色的谑笑之剧。诗文领域,俳偕之作也常杂其间,不胜枚举。所谓“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⑧既是对《西游记》文风的精当概括,也可说是当时文艺潮流的一大写照。小说《西游记》在讲奇趣、尚愉悦的美学风格上正堪为当时文学创作的典范。

3、创作个性的驱动和催生

这是一个规律性问题,当然适用于吴承恩的创作。众所周知,文学创作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形成什么样的创作风格,都和作家的创作个性有关。作家的选材、构思和艺术表现,不仅是一种理性的思维运作,也是一种创作个性的展示。创作个性既包括作家先天的气质悟性、情绪记忆、意志冲动等特性,也包含了作家后天形成的人生经验、思想倾向、艺术修养等精神特点,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意向性。它不仅作为一种艺术兴趣存在于作家创作心理结构中,而且是作家艺术心理趋于成熟的产物,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往往,家庭环境氛围的耳濡目染,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浸润,再加上自己审美理想的不断调控,才会形成稳定的独特的创作个性。甚至处在同一时代、环境大致相同的不同主体,由于其审美个性的不同,其作品也展示出迥异的艺术风貌。汉代东方朔博览群术又玩世不恭,铸就了他“滑稽之雄”的口才;唐代柳宗元仕途累受踣折,有志难酬,诸多的讽谕与不平便流诸笔端;还有萧伯纳的幽默,鲁迅的辛辣,钱钟书的谐趣等,虽与时代环境有一定关联,但个人的创作个性的渗透也无法否认。

吴承恩“性敏多慧,博极群书”^⑨。他曾自道:

幼时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盛,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⑩

显然,这种人生经历对吴承恩的心灵影响甚远。吴承恩自幼即对奇闻异事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唐传奇中牛僧儒等人的有神异色彩的玄怪之作,《西游记》的浪漫主义精神似乎与此渊源深厚。从吴承恩“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⑾的诗句中,我们又分明感受到他那俯视人世、调侃世情的审美心态,由此也可些许窥见《西游记》中谐谑之笔所秉具的精神底蕴。

笔毫尽显神魔情,放言何必非游戏。如此,《西游记》才呈现出既虚灵缥缈、奇异炫丽,又内蕴丰厚、意微旨远的诙谐情境。

本文原發表於《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1998年第4期(总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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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水浒传》金圣叹评本第八回批语。

③.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

④.王阳明《传习录》。

⑤.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

⑥.袁宏道《徐文长传》。

⑦.李卓吾批评《水浒传》第53回批语。

⑧.袁于令《西游记题词》。

⑩.吴承恩《禹鼎志.序》。

⑾.吴承恩《二郎搜山图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