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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本陈《序》的信息价值和疑歧透视

——《西游记》版本研究之一

明代金陵世德堂梓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研究界称为世本。世本卷首有一篇题署“秣陵陈元之”撰的《序》。对于这篇陈《序》的内容及其意义，可能至今还估计不足。这不仅因为陈元之所序的乃是现存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记》，因此具有其它《西游记》序跋所不可代替的历史价值；同时《序》中所记叙和论述的内容是那样的广泛、具体、深刻和独到，即使从明清通俗小说范围而言，亦堪称不可多得。特别是由于材料散佚，时过境迁，当年《西游记》演变中种种客观事实已变得那样扑朔迷离，以致《西游记》研究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存在不易寻解的谜。陈《序》可说是百回本《西游记》演变源头时期出现的一座信息库，它所存储和提供的信息，至今依然是《西游记》研究者难得的经常揣摩的宝贵资料；事实证明，它既引发着人们去论争，也启示着人们去探讨。
　　

一

陈《序》所提供和存储的信息主要有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世本刊刻经过、刊刻年代以及校者、序者和写序经过的信息。具体包括四方面内容：其一，世本是根据唐光禄所购的一部《西部记》刊刻的。这部《西游记》，我称之为“前世本”。唐光禄何许人也？《序》中未明说，我以为他可能是当时金陵世德堂的主人。他购进“前世本”后，甚感惊奇，于是就找人将“前世本”作了“订校”，“秩其卷目”，又找人写序，以“金陵世德堂”的名义加以翻刻出版，全书共二十卷，有数十万言之多；其二，“订校”和“秩其卷目”者何许人也，《序》中亦未说明，只说是个“好事者”；但世本二十卷每卷前皆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其三；据《序》题不端所署知《序》作者为“秣陵陈元之”。陈元之何许人也，《序》中未提供更多材料。但《序》中透露了撰述意图和经过，即在接受唐光禄所托写叙任务后，考虑到司马迁所说“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谭言微中，亦可解纷”、庄子所说“道在屎溺”的道理，不能完全废弃，而且又合乎自己所想，所以辑录了《西游记》旧《叙》中一大段论述这本小说思想艺术的文字，以帮助后世读者得以全面理解。其时，正好全书刻成，于是写出置于卷首，时间是“壬辰夏端四日”；但清白堂梓行的杨闽斋本《西游记》所刊陈《序》却又署“癸卯夏念一日”；其四，世本刊刻年代全书无明确记载。但陈《序》最后说：“属梓成，遂书冠之。时壬辰夏端四日也”。则知全书刻成时为“壬辰”年，一般认定为万历二十年；不过，据杨闽斋本陈《序》则题“癸卯”，“癸卯”属何代，亦未明说。

第二部分是关于“前世本”情况、作者及其《叙》文的信息。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前世本”即世本据以翻刻的本子，它与世本的思想艺术是共同的。因为陈《叙》曾概括地提及“前世本”的特点，以及移录其《叙》中分析该书主旨的大段文字，这当然基于它与世本相符而非枘凿未合才行。两个版本的不同处在于后者经过“好事者”的“订校”，并曾经“秩其卷目”后才梓行；其二是关于“前世本”作者，陈《序》虽明确说“不知其何人所为”；但又比较具体地提供了三种可能性：一是出于“侯王之国”，二是出于“八公之徒”，王是“出王自制”。不过，这种说法究竟有何根据或来自什么途径，却未作进一步说明；其三是关于“前世本”的旧《叙》。陈元之说他读过这篇旧《叙》，但这篇旧《叙》也没有署作者姓名；陈元之推测说，原因可能是作者看不起通俗小说，“嫌其丘里之有”。好在陈《序》移录了旧《叙》中一大段重要文字，保存了旧《叙》作者那个时代文人对《西游记》的看法和评价，从而使我们得以窥见该《叙》的理论内核和基本面貌。

第三部分是关于明代如何评介“前世本”的信息。这些信息有两种来源：一是陈元之的见解，二是旧《叙》作者的见解。当然，二者并不矛盾，因为从全文来看，陈元之移录旧《叙》时，字里行间并未留下任何相互牴牾的痕迹。综合之，大体有三方面内含：其一是以“心”论《西游》大旨。提出“魔以心全；亦与心攝”，由此认为“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埋。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先可摄。此其以为道之成”；其二是提出《西游记》是具有“谭言微中”、“微言以中道理”那种特点的“寓言”，采用了“流连比类以明意”的手法。来寄托和表达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其三是认为这部小说具有“谬悠荒唐”，“浪谑笑虐以恣肆”的特色，称道他为：跅弛滑稽之雄”；而这种特色的形成。认为主要是两点：一是“浊世不可以庄语”，二是：“道之言不可以入俗”，所以有意识地创造了“卮言漫衍”、“諔诡可观”的格调。

第四部分是对歧视小说的错误观念的批驳，批驳得很巧妙，很尖锐。陈《序》以“或曰”即有人说做引子，故意列述那种绝端轻视小说的言论当靶的，说什么小说不像史书可信，不像于书合乎伦理，更不符合道德规范，所以不是“君子”该搞的，谁去搞这种小说就是一种耻辱。对此，陈《序》不但断然加以否定，而且高屋建瓴地作了批驳。陈元之首先反问道：“子以为子之史皆信邪？子之子皆伦邪？子之子史皆中道邪？”并借比推论说：既然子史也有不可信和不合乎伦理的，那就同《西游记》这种小说差不多。从而得出结论：世界之大，“何所不有”！包括小说在内，各种书籍都可以兼容并存。对千百年来歧视和轻视小说的陈腐观念作了迎头一击，为争取和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作了贡献。

由上可见，将陈《序》看作是《西游记》研究的一座信息库是名符其实的。略加分析，可见以下特点：其一，陈《序》堪称是保存了百回本《西游记》早期信息的独家传媒。据规存资料，如此广泛地记载着早期《西游记》发展中有关出版资料和理论信息的当推陈《序》。陈《序》之前，虽有一篇在清初文坛才出现的元人虞集撰的《西游记序》，信息也不少，但一般疑其为后人伪作；而在此后，有关《西游记》资料虽大量存在，但其历史价值当然远远不及陈《序》；至于从陈《序》同期存世的有关资料和信息来比照，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与陈《序》所提供的信息相类同者。这一切，足可证明陈《序》是保存早期《西游记》发展信息的唯一载体，而为其它任何《西游记》资料所不可能代替。其二，陈《序》不仅记载着序者陈元之的观点和活动，而且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众多的宝贵资料。诸如出版商唐光禄购进“前世本”和翻刻世本的经过、“前世本”旧《叙》的情况以及有关“前世本”作者的种种传闻等等。从资料性质来说，包括《西游记》的版本演变，出版活动，考证作者，理论评介，理论论争；就信息来源而言，则有记叙书店同仁的日常业务、摘录前人书面文字、记载社会口头传闻等等。在当时，也许只是序者信手写下的一些所见所闻的琐事，而时至今日，却成为过去时代所留存的有关《西游记》发展的不可多得的历史真实记录；其三，陈《序》所保存的资料，体现了明人对《西游记》评价中最有代表性和最富理论价值的内容。与千百年来正统文人排斥和鄙视小说的观念绝然相反，陈元之是一个为提高小说社会地位而抗争的理论斗士和积极实践者。所以，在他的《序》中，摒弃了当时曲解《西游记》的种种看法，而转录了旧《叙》中他认为最精粹的内容。而事实上，陈《序》所转录的这些内容，连同他本人对这部小说的简扼分析，即使从今天的审视角度来衡量，也不失为是当时最有代表性和最富理论价值的部分，至今依然散发着理论光彩。

二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不可多得的陈《序》，人们在分析研究中，却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制约和干扰，以致导致种种疑误的歧见。举其大端而言，至今竟已有八题之多。稍加透视，以助辨证。

疑歧之一，关于陈《序》文字的正确性问题。前已述及，陈《序》有两种版本：一见世本，名《刊西游记序》；一见杨闽斋本，名《全相西游记序》。两种版本大有不同。不同的原因现在已可确证，主要是世本陈《序》的第七、八两面原第4页全部文字，即从“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至“子之子”止一大段，在杨闽斋本陈《序》中被错排在第四面即第二页后所造成。由于陈《序》两种原本难觅，人们通常所见的是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简称“孙目”）介绍的文字，而此文恰恰是移录那个错简本；再加上错简本的其它错字以及孙目移录时造成的差错，以致使后来不少论者读后产生怀疑甚至发出了“不可卒读”的惊叹。但是，也往往有人据此错简本来分析问题，从而引出种种疑歧，甚至争论不休。如1991年就有论者引“孙目”移录的错简之文“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校（应作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千（应作十）万言有余，而充叙于余”后，议论道：“若讲求文义之明确，似应紧接‘卮言漫衍之为也’之后而于‘旧有叙’之前这么落墨：‘唐光禄既购是，凡二十卷数千（十）万言有余’。一目了然，这卷数和字数是旧本的篇幅。此处只作；‘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校（秩）其卷目梓之，而充叙于余。”多明确！然而，陈元之却不，定要行文如上引。‘凡二十卷数千（十）万言有余’，这是旧本原来的卷数和字数呢，还是好事者订校以后所得的卷数和字数？那为之订校而又充叙于陈元之的好事者，他又姓什名谁，与陈元之是什么关系？凡此，令人粗看似乎不是问题，细按却囫囵不得其解，……这种令人囫囵不解之语，难道不值得我们仔细玩味吗？”①其实，据此来推论和考证问题，实际上误入错简本的迷宫而未觉。如今，两种陈《序》的版本已多为论者所见。谁是谁非，一目了然。因此，关于陈《序》文字正确性所导致的这些疑歧，应该一笔抹去，不必再多费唇舌。今后若再以错简之陈《序》作论据来推导什么结论，就不免成为笑谈了。

疑歧之二，关于世本的刊刻年代问题。现在世本未署刊刻年代。有论者据世本陈《序》后署“壬辰夏端四日”定为万历二十年（1592），而陈《序》又有两种版本，世本固然署“壬辰”，杨闽斋本却署“癸卯”；对于这个“癸卯”，或断为万历癸卯即万历三十一年（1603），或说是嘉靖癸卯即嘉靖二十二年（1543）。因此，关于世本的刊刻年代。实际上存在很大的分歧。持“壬辰”和“癸卯”均为万历时代以孙楷第为代表。孙楷第的根据就在于将世本断为原刊本，杨闽斋本为世本翻刻本，见“孙目”。而持反对意见者以刘怀玉为代表。刘怀玉认为世本上没有“万历”二字，同时，“现今介绍和研究《西游记》古版本的论著中，似乎都没有说明这个问题”，所以，“怎么能就断定这个‘壬辰’就是‘万历’‘壬辰’而不是别的‘壬辰’呢”？并在说明陈《序》所署时间总有一真一假、一为原本一为后改以后说：“我们应当把作《刊西游记序》的时间和世本、杨本（指杨闽斋本）的刊刻时间分开来讨论，而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能因为杨闽斋本是‘鼎锲京本’的，就认为改动《刊西游记序》时间的事一定是杨本刻者所为，杨本上的‘癸卯’就一定在世本上的‘壬辰’之后。与此相反，我倒认为杨闽斋本的‘癸卯’可能是陈元之序刻世德堂本《西游记》的真正时间”，“我认为杨闽斋本所刊的陈元之序，极可能是按世德堂初刻本原封不动地翻刻的，序末的‘癸卯’二字是原来就有的，是陈元之为刊《西游记》作序的真正时间。”所以“这个‘癸卯’是嘉靖癸卯”。②二说相较，由于前说至今未能作有力论证，故而使后说似乎更为理由充分。其实，虽然原书中找不到“万历”二字，不能直接作出“壬辰”、“癸卯”为“万历”年代的推论；但是，有一个问题却已足可证明真相。这就是本文疑歧之一中所指出：世本陈《序》文字无错误，刘怀玉指责“斑驳不纯”的只是孙楷第移录的本子，也就是杨闽斋本陈《序》。而且，杨闽斋本并非如刘怀玉所说“没有篡改时间的必要”，实际上它不但将世本陈《序》页码错简，而且《序》中文字也被搞得错误百出。正因为这样不严肃，所以出于某种需要，将陈《序》原来所署“壬辰”擅改为“癸卯”又何足为奇呢！对比之下，刘怀玉说的“世德堂在重刻时，顺便将陈元之的时间改动一下”倒觉得像是缺少根据的随意之言。至于“壬辰”是否是“万历”壬辰虽无法直接确考；但据金陵或唐氏世德堂所刻现存出版物都为万历年间梓行一事看，却也可间接证明此题。

疑歧之三，关于世本是初刻本抑重刻本问题。孙楷第持初刻本说，在“孙目”移录陈《序》至“唐光禄既购是”句下加有夹住说：“据此则序为唐氏世德堂主人作。世德堂本乃此华阳洞天主人校本，元本也”，张锦池在引用此语后说：“这是对的。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元本’是初刻本的意思，不是指元代刻本而言”。③陈君谋则据陈《序》有“校其卷目”之言，称：“因此，我们现在能见到的世德堂本二十卷一百回，就是华阳洞天主人订定的”，故“世德堂本是初刻本无疑”。④苏兴则持重刻本说：“我以为还是认为世德堂本之前有过较原始的刻本为是”；“陈元之的序说：‘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由此可以证明万历二十年的世德堂刻本，并非《西游记》的初刻，陈元之没有说什么传抄本的话”。⑤此外，也有人持疑似之间的态度，如李时人说：陈《序》“明白指出，在金陵世德堂刊印《西游记》之前，有一种《西游》本子在社会上流传，尽管我们现在不能知道这种本子是抄本还是刻本”。⑥对此，我以为孙楷第“元本”说由于是由错简陈《序》“唐光禄既购是”这一不完全的语句来推论，不免使结论失据。陈君谋以华阳洞天主人”校（秩）其卷目”为根据，断言世本为初刻本也未免过于简单；因为在初刻本上再加订校的书，既非仅有，更非绝无。同时，苏兴单以“旧有叙”来推断世本为重刻，似也有理由不足之嫌，因为抄本上也可以有叙。看来，世本是初刻本抑重刻本的问题，至今似难确考，究其原因主要是陈《序》未留下可供分析此题的任何明确的文字；因此，不论是持何说，所有分析几乎都不免缺乏应有的说服力。结论究竟如何？尚待论者们再深入地进行探讨。

疑歧之四，关于陈元之其人的问题。据陈《序》题下所署，陈元之就是陈元之，应该说没有任何疑歧。问题在于陈元之其名除了于此一见之外，竟无其它任何材料可补充说明或足供旁证，对他的生平则更是一无所知。因此，论者们提出了种种近乎臆测的论断：或说是世德堂主人，或说是陈氏尺蠖斋主人，或说是华阳洞天主人，等等不一。持世德堂主人说者为孙楷第。见前引“孙目”所录陈《序》“唐光禄既购是”一语夹住：“据此则序为唐氏世德堂主人作”。但这一论断缺乏根据是显而易见的：孙氏所据为杨闽斋本错简之陈《序》，原语应作“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而充叙于余”；若陈元之就是唐光禄，就变成唐光禄叫唐光禄写序，若无充分理由说明如此弄虚作假之必要，无疑就不足为据；而且书中明明白白刻着世德堂是梓行者，如世德堂主人又亲自写了《序》，有何化名陈元之之必要？持陈氏尺蠖斋说者为陈澉。陈澉认为活跃于当时书林评释通俗小说的陈氏尺蠖斋主人，除了与陈元之同姓以外，还有许多惊人的共同点：一是评释、校书活动的时间相同；二是进行评释、校书活动的“工作单位”都是金陵世德堂；三是都与世德堂书商唐光禄过从密切；四是居住地或祖籍相同，不但都是金陵，而且在《东西晋演义》的周氏大业堂校梓本中还出现过“秣陵陈氏尺蠖斋”的署名。据此陈澉指出：“这种现象，除非此二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人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解释”⑦。对此，虽有论者认为“陈氏尺蠖斋”是指陈继儒；而且，陈氏尺蠖斋其人时而署“姑孰”，时而署“秣陵”，给人以不可捉摸之感；但我以为陈澉之论论之有据，仍不失为是一个足资参考的新见。持华阳洞天主人说者，亦可以陈澉为代表。陈澉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就是陈《序》中所说的“好事者”；但在明情小说的一些序跋中，所常用的这个称呼，往往是用来泛指那些不太具体的对象或特指某一不知姓名和无法知其姓名的具体的人，而华阳洞天主人则是书商唐光禄请来订校世本，与撰序的陈元之都是世本刊刻过程中的工作人员，陈元之无疑知道他的姓名，比较熟悉甚至有所交游；既然如此，陈元之在序言中就应该直书其姓名或别号，才合乎情理，但陈《序》却用“好事者”来称呼他，之所以出现这样违反常理的奇怪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此“好事者”就是撰《序》人陈元之自己。当然此说虽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见解；但也并非无懈可击。因为陈元之既然已说明自己是世本的序者，则又有何隐瞒自己是“订校”、“秩其卷目”者之必要？相反，只有当“订校”、“秩其卷目”者根本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而只以“华阳洞天主人”的笔名应付其事时，陈《序》中才会用“好事者”一语来指他。不过，即使这样，陈元之即华阳洞天主人一说亦不无参考之价值。

疑歧之五，关于陈元之是否《西游记》作者的问题。持《西游记》陈作说者以陈君谋为代表。陈君谋首先认为陈元之就是华阳洞天主人，然后作论说。“华阳洞天主人的校，并不是只校书中有关道教的叙写，诸如金丹六道、婴儿姹女之类，而是“订校’、“校其卷目’。‘校其卷目’就是分卷次立回目，……分卷次、立回目，这应是作者的事，但却由‘订校’者来做。所以这里的‘订校’、‘校其卷目’，隐含整理、创作之意；校者即作者。”⑧张锦池的看法与此类同，认为华阳洞天主人校订的世本，较之旧本“已产生了点石成金式的演化”，故“华阳洞天主人是世德堂本《西游记》的最后改定者，亦可称之为作者。陈元之序云：‘于是其言始参差而諔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涘，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这完全可以用来说华阳洞天主人对旧本的最后改定。”⑨这些论证无疑是不够稳实的。首先，“‘校（应作秩）其卷目’就是分卷次立回目”的说法比较武断。《永乐大典》本《西游记》平活就已经粗分卷目，发展到我所称的“前世本”数十万字的大书倒反而不分卷无回目？当然不是。因此，所谓“这里的‘订校’、‘校其卷目’，隐含整理、创作之意”的推论，就缺乏应有的坚实的基础。其次，若世本较之旧本确实“已产生了点石成金式的演化”，陈元之当然无愧称为作者。但这个旧本（实际上即“前世本”）的面貌，我们今日并未看见，所以根本没有具体的版本作根据，下此结论未免轻率。特别是把陈《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諔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涘……”一语认定是对世本的分析，这只能是据“孙目”引录的错简本推断而得；若按世本正确的陈《序》，则此语是陈元之“缀其轶叙叙之”中的语言，即主要是针对旧本即“前世本”而言，当然，陈《序》也用以指世本，这是因为在陈《序》作者看来，“前世本”和世本在内容上并无根本变化。因此，此语皆适用罢了。所以，说陈元之（或华阳洞天主人）是《西游记》作者是根据不足的。

疑歧之六，关于陈《序》说的“旧有《叙》”是否指元代虞集所撰《西游记序》问题。石钟扬持肯定说，他提出：世本“卷首有陈元之之序，其中说：‘旧有叙，……’。这‘旧有叙’，即当是虞序”；又说：“陈元之最早将古本《西游记》卷首的‘虞序’，移来评价吴本《西游记》”⑩这一论断看来是难以成立的。且不说虞《序》的真伪，至今犹在纷争（虞《序》最早由清人汪象旭编入《西游证道书》，题名《原序》而介绍于世，笔者认为它是汪象旭所伪作）；就算是真品，它与陈《序》所称旧叙也有不同：一，陈《序》称旧叙“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而虞《序》则署“天历己已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二，陈《序》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并作了种种猜测，说什么“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之类；而虞《序》则明白写着是“国初丘长春真君所纂”，并详细介绍了丘处机西行经过及其著述；此外；两序的小说观也完全不同：陈《序》严词驳斥了那种轻视小说的言论；而虞《序》则把《西游记》当作追求正果的宗教手册，指斥那些把《西游记》“等之齐谐稗乘之流”的人是“俗儒”。所以，陈《序》所说“旧有叙”，并非指虞《序》是一目了然的。

疑歧之七，关于华阳洞天主人校的是哪一本《西游记》问题。对此，现今两种着法：一，校的是世本，二，校的并不是世本，而是“前世本”。持世本说者为陈澉，他说：“读过陈《序》，我们当可发现，同旧本序言未署撰序者姓氏，旧本及旧序亦未署作者姓名一样，旧本上也根本没有‘华阳洞天主人校’的题署。因为旧本上如有校者署名，这当然是非常珍贵而重要的，世本《西游记》的序言是肯定要加以说明的。这就证明了‘华阳洞天主人’不是《西游记》初刻时的校者，而是世本《西游记》刊刻时的校者”。⑾ 持非世本说者为苏兴，苏兴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并不是万历二十年世德堂刻本的校者”，理由是“我们如果翻一翻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就会看到凡某种小说有校者字样的，多是初刻”，而“万历二十年的世德堂刻本，并非《西游记》的初刻，陈元之没有说什么传抄本的话”。⑿ 其实，华阳洞天主人所校的《西游记》，不是世本就是“前世本”，舍此二者而无其它，这是可以肯定的。那么，究竟是哪一本呢？综观上举二说，我以为当以陈说为是。首先，明代世本以及由世本翻刻的杨闽斋本、《唐僧西游记》等三种刻本皆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陈《序》明确提到“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此“订校”的“好事者”无疑是指华阳洞天主人，否则，正是陈澉文中所说，“旧本如有校者署名”，陈《序》“是肯定要加以说明的”，而且，“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必然会改成“益俾好事者为之重校”或“重订”。其次，相对而言，苏说所论看来有不够严密之嫌，“凡某种小说有校者字样的，多是初刻”，而非每本都是初刻，这是一；同时，说“万历二十年的世德堂本并非《西游记》的初刻”的问题正确性如何，也尚待证明，所以此处拿来作为考证校者问题的前提，显然有所欠缺。

疑歧之八，关于华阳洞天主人其人的问题。华阳洞天主人为世本等三种明刊本卷前所署的校者。但对于其人的真名却一无所知。论者们作了种种揣测，得其要者，不外四说：或为李春芳，或为唐光禄，或为吴承恩，或为陈元之（或陈元之的知交）。持李春芳说者为苏兴，他说：“华阳洞天主人是吴承恩好友有明一代宰辅李春芳的别号”，论据有三：一是号华阳洞天主人者应是句容人，李春芳祖籍就是句容；二是李春芳可能别号华阳洞天主人，吴承恩赠诗就有“移家旧记华阳洞”之句；三是李春芳与通俗小说有关一事，明末熟被人知，世本所以特意标上，不过以李春芳的名头增重声价。⒀ 持唐光禄说者为郑振铎，他说：“在世德堂本之前，有无更早的刊本，却不可知，世德堂本题‘华阳洞天主人校’，此华阳洞天主人，似即陈《序》中所谓唐光禄”。⒁ 持陈元之说者为陈澉，陈澉所说见前疑歧之四中引语。或说为陈元之的知交，持此说者为张锦池，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可能是陈元之的知交，更可能是陈元之自己”。⒂ 持吴承恩说者为刘怀玉，他说：“我是考察世德堂本《西游记》和吴承恩的《射阳先生存稿》两本书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具体论据有二：一是提出杨闽斋本的陈《序》所署“癸卯”是嘉靖“癸卯”，可能是陈《序》刻世本《西游记》的“真正时间”。而这恰与吴承恩写作年代相合，所以陈《序》所说的校者，就是作者吴承恩本人；二是研究《吴承恩诗文集》，可见他与华阳隐居陶弘景有密切关系，而且追慕后者、曾自号华阳洞天主人。⒃ 以上四说除唐光禄说未引起注意、吴承思说为新近提出以外，其它二说正处于错综复杂的争辩之中。但对比之下，李春芳说持异议者众。反对者新近提出《西游记》对佛道颇多揶揄不恭之词，李春芳信仰宗教，他怎么可能充当校者呢？⒄ 但陈元之说虽是优势，充其论据却也多系一般推论。如疑歧之四所述，亦非无懈可击。

由上所述，从陈《序》短文引出的疑歧竟如此广泛，为《西游记》研究中前所未有，极为少见。现在看来，某些论题通过论争虽已渐趋明晰，甚或得到澄清；但其中不少问题仍歧见甚大，疑难犹存。当然，这应该是一种好现象，说明对陈《序》重要性的认识正日益加深，对陈《序》的理解亦在逐步深入；这对《西游记》整体研究显然有益，特别是历史研究和版本研究。不过，通过对以上疑歧的透视，若要使论争深化，提高一步，似可注意如下方面：一是有必要加强信息观念，提倡及时了解研究新成果和学术新动态，以免把时过境迁的资料当作论证的根据，甚至把早已被证明和解决了的问题，当作新发现来推销，力争对陈《序》的研究，早日走出徘徊的局面，不断寻求创造性发展；二是在论争中既要提倡互相驳论，短兵相接，也要强调取长补短，巨容互补。如果大家虽是围着一个论题转，都企图寻求这个论题的正确答案；但相互间都保持着“君子作风”，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你不想了解我，我也不想了解你，“老死不相往来”，于是出现一种怪现象：一个问题同时并存着几个相互排斥的答案。这显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驳论，逐步分清是非；提倡相辅相成，获得全面而正确的理解；三是探讨问题要尽一切可能做到既论之有据，又言之成理。陈《序》中的疑歧大多是一些考证性较强的特定论题，光靠想当然作臆断决计解决不了问题，单凭光秃秃的几条结论是无论如何不足以令人信服。所以，分析要力求细致透彻，资料一定要真实可靠，论断一定要有根有据。这样，才能使陈《序》的研究具有厚实的学术基础，使陈《序》的有关争论始终能在高水平线上展开并获得新发展，开拓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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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③ ⒂ 张锦池：《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载《北方论丛》1991年第1、2期。
　　② ⒃ ⒄ 刘怀玉：《世德堂本〈西游记〉所署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吴承恩》，见《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又《吴承恩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④⑧ 陈君谋：《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载《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⑤ ⑿ ⒀ 苏兴：《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见《西游记及明清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⑥ 李时人：《吴本、杨本、朱本〈西游记〉关系考辨》，见《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⑦ ⑾ 陈澉：《〈西游记〉校者“华阳洞天主人”新考》，载《明清小说研究》第二辑，中国文联出版出公司1986年版。
　　⑩ 石仲扬：《虞集〈西游记序〉考略》，载《西游记研究》第二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1988年；《试揭〈西游记〉大旨“求放心”说之谜》，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
　　⒁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见《中国文学研究》（上），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