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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道书》白文是《西游记》祖本吗

王辉斌先生在《（西游记）祖本新探》（载本刊[宁夏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以下简称“王文”）中，列举了以往研究界包括拙见在内的关干百回本《西游记》祖本的九种说法，竟一言蔽之曰：“总的说来，结论是单薄乏力的”，认为“这些说法，除少数为述说之辞外，大部分都是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而“单一地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是无法解决百回本的祖本问题的”。王文自称要“从‘外学’的角度切入，并以唐僧出世即江流儿的故事为审视点”，对祖本问题“作一番新的考察，以便从中窥出其祖本之真谛”。

那么，王文“窥”出的“真谛”是什么呢？他说：
　　

万历二十年前，金陵坊刻家唐光禄所购得的“原有序”的百回本《西游记》，乃是被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极力称誉的大略堂本《西游释厄传》，因“奇之”而以其作为底本予以重刻。

直截地说：百回本《西游记》的祖本就是大略堂《西游释厄传》。但对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恕我直言：深表怀疑。

大略堂《西游释厄传》这一古本之由来，仅见之于清初汪象旭的笺评本（又题黄太鸿同评）《西游证道书》。在该书第九回回评和第一百回的短跋中，分别提到“大略堂《释厄传》古本”、“大略堂《西游》古本”，综合之便变成大略堂《西游释厄传》了。这部古本最令人感兴趣的，便是与所有现存明刻百回本《西游记》不一样，它的第九回乃是江流儿故事。问题是这部大略堂古本，除了汪、黄二氏以外，从未有人再提及，而且至今从未见明清之间有“大略堂”所梓之书或“大略堂”其名；甚至梓行于康熙丙子即三十五年（ 1696）的《西游真诠》作者陈士斌、梓行于乾隆十三年（ 1748）的《新说西游记》作者张书绅，他们两人虽一再强调第九回江流儿故事多么重要，可他们虽夸赞这部古本，却并未见过这部古本，所以对这部古本提供不出任何新的线索和资料。近人则更无法寻找其踪迹，以致对这部大略堂古本，认为其遗佚者有之，怀疑其为子虚乌有者有之。这且存而不论。

现在，我们故且先认定《西游记》演变史上的确有过这部大略堂《西游释厄传》古本，汪氏《西游证道书》白文即据此古本翻刻。翻刻中有无增删改动呢？汪氏没有说。我们不能妄断他一定作了改动。但是，有一点却足以证明他没有增删改动，这就是：《西游证道书》目录页曾题：“新镌出像古本西游证道书”；又在正文每一页的版心都印有“古本西游第X回”的字样。这无疑是说：《西游证道书》的白文就是大略堂《西游释厄传》古本的“新镌”，大略堂《西游释厄传》古本的文字就是与《西游证道书》白文相同。对此，不知王文的作者王辉斌先生同意否？我想是应该同意的，因为一则王文已得出大略堂本是证道书本的祖本，二则恐未必能举出证道书本已经过增删改动的证据。所以，若能实事求是地审慎思考，王文中提到的古本的“大致概貌。我们可从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的评语中窥知一斑”的论断就可能会作出修正。这也不难理解，因为王文紧接此语而引来作为证明的两段话，即证道书本第九回评语和第一百回短跋，既是汪象旭用来说明大略堂古本的特点，无疑也是对证道书本白文的自诩。因此，大可不必从上述评语中去“窥知一般”，而是从证道书本中可以“窥知”大略堂古本的全貌。

既然如此，问题就简单得多。因为大略堂古本大家都无缘得见，显得神秘兮兮；但《西游证道书》白文却容易寓目。所以只要将证道书本《西游记》也就是大略堂古本的新刻拿来分析一下，它像不像是朱鼎臣编辑《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和明代世德堂本《西游记》的祖本，便可知王文结论的正确性如何了。

既然这些本子都在，最好的办法还是实事求是地做校勘和对读，不必舍近求远去从“外学”的角度切入。从我所作的校勘和对读，有如下方面的收获和启示，略作析述。

第一，江流儿故事是王文的“审视点”，即分析的重点。若将朱本卷四的江流儿故事与证道书本第九回对勘（在此必须说明：证道书本第九回并非通常所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本《西游记》的“附录”一回，后者取之于《西游真诠》或《新说西游记》，是证道书本第九回的删改本，非证道书本第九回原文）二者的血缘关系是极其紧密的，而且肯定是直接的。它们的情节梗概、细节穿插、人名地名，甚至许多句子结构、对话语言都基本相同。试举一例：证道书在夜叉带回魂魄回复龙王后，有一句“就将秀才魂魄安放在那死尸上，霎时间，返敢转来”；朱本此句为“就将那秀才的魂魄放在那死人尸上，霎时间只见那秀才返魂转来”（而《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以及包括通行本“附录”中均无此句）。可知二者同出一源，甚或此承于彼，或彼袭于此。究竟谁承袭谁？按梓刻时序看，无疑是证道书本承裘朱本；但若把证道书本看作是大略堂古本来检视，能说是朱本承袭证道书本即大略堂古本吗？我以为可能性极小。首先，朱本江流儿故事艺术上粗糙，前后多有柄凿不合。如殷小姐将江流付与南极星君时，只有血书一纸为证，但后文江流认母时又有汗衫作证物，并验江流脚趾；又如太白金星奉玉帝金旨来送子后，紧接又有南极星君奉观音法旨，化僧领养此子，枝叶散漫，繁琐拖沓；而证道书本江流故事则显得精致，基本上避免了上述缺陷。其次，朱本卷四更多地保留着话本口语的特点，情节复述语不少。如陈光蕊还魂后，对其妻说：“若非我与你在万花店居住，因买鲤鱼，我见那鲤鱼异样各别，我就放他。不料我身被刘洪逆赋打死，将我尸推在水中，有巡海夜叉报入龙王，龙王就令将我尸背人龙宫。龙王看见，说我原是救他的恩人，那龙王就是那金色鲤鱼，他是水藏龙王。因此得他救我，赐我还魂……”，证道书本只说：“皆因我与你昔年在万花店时，买放了那尾金色鲤鱼，谁知那鲤鱼就是此处龙王。后来逆赋把我推在水中，全亏得他救我。方才又赐我还魂……”简洁清楚，呈现着已经文人改编的特点。从以上数点，就可看出是证道书本改编了朱本江流儿故事，而不可能是朱本改编了证道书本即所谓大略堂古本。

王文引用了杜德桥比较朱本卷四和证道书本江流儿故事后的看法，即朱本校证道书本篇幅长以及前者无抛江情节而后者有，指出：“此乃属于朱本‘编辑’的本色。朱本因为是删节本，自然就不得将江流儿故事完整保留而应有所删削，所以才删去了‘抛江’一难，而其篇幅较汪本（即证道书）为长者，当属朱鼎臣‘编辑’时的手笔所致。”这似乎有自相矛盾之嫌。首先，朱本并非命定是删节本，通常是相对世德堂本而言。当然卷六以下肯定是删节本，但上半部特别是卷四，同大略堂本即证道书本江流儿故事对比，就称不上是删节本；其次，它所以没有江流儿抛江一节，若与证道书对比，固然像是被删节，但也不能排斥它的底本根本不是所谓大略堂本，而是另外一本比较更为粗糙，并无抛江一节的本子；最后，朱本卷四篇幅之所以长，是由于其文字拖沓、废话充斥之故，而证道书江流儿故事篇幅短，则是因为它据朱本卷四改编，经过比较认真的艺术加工所致。证道书作者在改编中的创造性是事实俱在的，下文再叙。

王文说：“大略堂本中的‘江流儿’故事，为江象旭的《西游证道书》白文所完整保留。”这是缺乏任何根据的臆测之辞，本身就需要用论据来论证之；何况又与前文所引的王文所说从证道书中仅可以“窥知”“大致概貌”的论断相矛盾。当然，这一“完整保留”说，与我在文中以证道书来代替大略堂古本，借以展开论证的假定是不同的。我的假定，目的是在证明大略堂古本根本不存在。王文在上引“完整保留”一语后接说：“有清一代各种百回本《西游记》亦据以载入，整理本（指人民文学本）所据《新说西游记》增补为附录一回者，亦即大略堂本的原文。”这更是毫无根据的臆测之辞了。事实是：证道书本第九回问世后，《西游真诠》作了一些修改后载入已作，《新说西游记》以及“有清一代之各种百回本《西游记》”则是采用《西游真诠》之文，包括现在流行的通行本中的附录一回在内。根本不是《西游证道书》的原文，更谈不上是大略堂本的原文了。这是只要将各种《西游记》江流儿故事全文略加对读就可以解决的。

第二，我们现在要探讨证道书本除第九回以外的九十九回，同明代百回全本（统称明本），即世德堂本和李评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之间的关系，来论述证道书本即大略堂本有无资格充当明本的祖本的问题。

笔者详细对读的结果，完全可以肯定，它们之间也同样有着极其直接的血缘关系，不妨说，它比证道书本第九回与朱本卷四的关系还要直接。二者具体的差别可概括出以下三点：（1）二者的情节细节、故事结果、内容框架、人物地名全部一馍一样。如果说，要从明本删节为证道书，或从证道书扩充为明本，都毋须牵筋动骨；（2）明本约有诗词偈语730首，证道书本约有220首；但证道书本的诗词偈语均可在明本中找到相应篇章：或句子完全相同，或个别句略有差异，或长篇变成短篇，律诗改为绝句，沿袭的痕迹宛然；（3）对话或叙述文字有繁简，但仅仅是个别词句的删节、调整或改动，对应的关系极为明显。那么，二者之间，究竟是明本承袭证道书本即大略堂本呢？还是证道书本承袭明本而与所谓大略堂本无关呢？据我分析，是证道书本承袭明本，而非相反。理由何在？

首先，删节的目的性比较明显，即字数赚多，篇幅嫌长；相反，若是扩大篇幅，则显得盲目，看不出必要任。如第七十回当朱紫国王称赞并询问行者怎生有这等法力会走路的原因，行者用一首诗回答。明本诗是二十四句：

“我身虽是猿猴数，自幼打开生死路。

遍访明师把道传，山前修炼无朝暮。

倚天为顶地为炉，两般药物团乌兔。

采取阴阳水火交，时间顿把玄关悟。

全仗天罡搬运动，也凭斗柄迁移步。

退炉进火最依时，抽铅添汞相交顾。

攒簇五行造化生，合和四象分时度。

二气归于黄道间，三家会在金丹路。

悟通法律归四肢，本来筋斗如神助。

一纵纵过太行山，一打打过凌云渡。

何愁峻岭几千重，不怕长江百十数。

只因变化没遮拦，一打十万八千路。”

证道书却只有四句：
　　

“我身虽是猿猴数，驾来筋斗如神助。

往来霄汉没遮拦，一打十万八千路。”

很显然，明本之诗对朱紫国王之问，回答得清清楚楚，应当是本来面目。而证道书之诗却答非所问，删节痕迹明显：一、四两句相同，第二句将前诗第十八句改了一个字，第三句则是将前诗第十九句至第二十三句的内容作了概括。有否可能情况相反，证道书之诗恰是大略堂本的本来面目，而明本的诗则是在此基础上扩大呢？从证道书作者（也可说大略堂本作者）在全书写作中体现的高水平看，他不可能创造出答非所问、答问同步的文字来，只因为一门心思要压缩文字，恨不得把类似的长诗统统删去或删削，才勉强保留了这四句，以致如此，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而是普遍存在，特别是叙述性文字中更普遍，不妨说，证道书作者是决心把看来可有可无或不影响内容的字、词、句统统删节的。如第二十二回一段。

明本（世德堂本）

　　却说那大圣保着唐僧立于左右，眼巴巴的望着两个在水上争持，只是他不好动手。只见那八戒虚幌一钯，佯输诈败，转回头往东岸上走。那怪随后赶来，将近到了岸边，这行者忍耐不住，撇了师父，掣铁棒跳到河边，望妖精劈头就打。那怪物不敢相迎，搜的又钻入河内。

证道书本

那大圣立在岸上，眼巴巴的望着他两个在水上争持，只见那八戒虚幌一钯，回头望东岸上走，那怪随后赶来，将近岸边，这行者忍耐不住，掣铁棒跳到河边望妖精劈头就打。那怪不敢相迎，搜的又钻入河内。
　　

对读之下，究竟是删节还是扩充，可说一目了然。

其次，二者之中，话本的特点谁较明显？照理说，若证道书本即大略堂本在先，现存明本是以前者为底本，那么毫无疑问，明本的文人加工的痕迹理当比证道书明显和浓厚，而证道书的民间说话的通俗文学特点肯定会较强烈，但事实恰恰相反。且不说证道书本来就在回评和跋文中指责“俗本”（一般均认为指世德堂本等）“方言”、“俚词”太多，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他们不喜“方言”和“俚词”的倾向，这无疑在证道书本中有所体现，才获得他们的赞赏。然而，事实是二者一加对比，证道书由文人加工的面貌就明白显现。试举一例。第二十二回，行者和八戒同流沙河妖怪打斗未胜，回到岸上见师父，明本接着是这样一段：
　　

三藏欠身道：“徒弟辛苦呀。”……“你才与妖精交战如何？”八戒道：“那妖的手段，与老猪是个对手。正战处，使一个诈败，他才赶到岸上。见师兄举着棍子，他就跑了。”
　　

复述了双方交战的情况。这种情节的复述是话本的一个特点。说话人把故事讲了一节后，若故事中的人物与第三者叙及此事，往往会从开天辟地讲起，将情节又概述一遍。这种做法，主要是拖长说故事的时间，另外也起提示的作用，以免听众忘却，借以增加记忆。明本虽已经文人加工，但这种特色仍保持很多，而到证道书，则基本删节殆尽。如以上一段，只用“将交战之事说了一遍”一句即了结。最典型的是第八十九回，老妖金毛狮子败阵后，逃到九曲盘桓洞他祖翁处，当他祖翁问其为何发悲烦恼，这时，明本用了整整326个字，让妖精再复述一遍几天中发生的事情。而在汪道书中，这326个字统统删削，只用“将上项事细说一遍”8个字代替。这种例子，全书举不胜举，非常突出地说明如下事实。是汪象旭以明本为底本，作了较大的删削，改定为证道书白文；而并不是应像证道书白文一样的大略堂本基础上，改成扩充为一部颇有话本特点的明本。

至于作为证道书底本的明本，究竟是什么，过去我以为是世德堂本，而以李评本为参考；但有文友提出应该是李评本为主。我同意这一意见。这里在我举二个特殊的例子，不仅证明李评本是证道书第九回以外其它文字的祖本，而且，借以进一步说明这一演变中无早期的什么大略堂古本影响其事。例一，证道书第九十八回有如下一段：
　　

观世音菩萨合掌启佛祖道：“弟子当年领了金旨向东上寻取经之人，今已成功，共计一十四年，乃五千零四十日，还少八日，不合藏数。乞准弟子缴还金旨。”如来大喜。
　　

这段话中有毛病，既然“不合藏数”，怎么还请求“缴还金旨”，而佛祖居然又“大喜”，问题在那里？如果我们对读李评本，就发现除少一个“乞”字外，其它几乎一模一样，仍不得要领；但若进一步对读世德堂本，这才发现原来在“不合藏数”之后尚有二十二字，“望我世尊早赐圣僧回东转西，须在八日之内，庶完藏数”，而无“乞”字。这样一对读、校勘，事情就比较清楚。李评本是以世德堂本为底本梓刻，因此，世德堂本决不可能以证道书本即大略堂本为底本，否则怎么多出了22字，而李评本又缺佚此22字而与证道书完全相同？事实是世德堂本的祖本不是缺此22字的大略堂本即证道书本，恰恰相反，证道书本是以李评本为祖本，所以沿袭了该本缺佚22字之失，可能证道书作者感觉到此句子有毛病，所以加上一个“乞”字，增用了向佛祖请求的份量，因为既“不合藏数”，怎能”缴还金旨”。那么，李评本的缺佚22字有何合理的解释？据我分析，错失很有可能是刊刻时刻工造成。原来李评本今见者均为半叶十行，行22子。所缺之字最后二字为“藏数”，而缺字之前亦接“藏数”二字。刻工在刻完上句“不合藏数”时，犯了个错误，即当他再去原稿要往下刻字时，却错看到后面一行同样地位的“藏数”两字，于是变成接刻“准弟子缴还金旨”，漏刻了22字。这种错失，在我们誊抄文件时也曾发生过问，即错看到下面一、二行的同一词同一句了。无独有偶，李评本中还有如下一段：
　　

（孙行者）将左臂上毫毛都拔下来，吹口仙气叫变，都做瞌睡虫，念一声唵字真言，教当坊土地领众布散皇宫内院。五府六部各衙门，大小官员宅内，但有品职者都与他一个瞌睡虫，人人稳睡，不许翻身。又将全箍棒取在手中，掂一掂，幌一幌，叫声宝贝变，即变做千百口剃头刀儿，他拿一把，吩咐小行者各拿一把，都去皇宫内院五府六部各衙门里剃头。

在这段话中，我断定它是由于同样原因，在拔下左臂毫毛“叫变，都”之下，缺少了“变做小行者，右臂上毛也都拔下来，吹口仙气叫变，都变”等22字，以至后面的拿剃头刀的小行者从何而来缺少着落。这是与世德堂本对读就可以发现的。如果再与证道书对读，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版本现象。原来汪象旭发现了拿剃刀的千百个小行者没有交代来源的缺失，同时也发现了只写到左臂上毫毛变瞌睡虫，而未提相应的右臂。汪象旭不像《新说西游记》作者张书绅那样，后者只将“左臂”改成“两臂”就了事，而汪象旭却断定是“右臂”上毫毛变成了千百个小行者。不过，他也未能推断出李评本刻工将此“都”错看到那“都”，以致缺刻一行的具体位置，他只将该缺佚后读不太顺的地方变动了个别词，改成“吹口仙气，都变做瞌睡虫”了事，却在下文“不许翻身”之后，加上“又将右臂毫毛尽数拨下，变作千百个小行者”一句，而又对下文稍作删节，以压减篇幅。这一段缺佚的变化，当然不可能证明是证道书本即大略堂本在先，世德堂本在后，李评本又在其后的演变承袭程序；而是恰恰相反，只能说明世德堂本在先，李评本沿袭世德堂本，证道书又沿袭李评本。

其实，足可证明这一沿袭顺序的特例不少。例如唐僧西天取经，每过一国，必要倒换关文验牒盖印，究竟哪些国盖过宝印？世德堂本第一百回唐僧回到长安后，唐太宗看牒文，上有宝象国、乌鸡国、车迟国、西梁女国、祭赛国、朱紫国、狮驼国、比丘国、灭法国以及凤仙郡、玉华州和金平府，共计12印。但若把这份名单与书中正文描写的相对照，其中显然有误。例如狮驼国，早在5百年前，大鹏妖精已吃掉国王及全国生灵，唐僧经过该国时，受尽苦楚，后来请得如来佛祖降伏大鹏，才能前行，何曾在狮驼国用印。而且据正文所写，凤仙郡和金平府亦未用印。另外，经过天竺国时倒用过印，但世德堂本用印国名单上却无。所以，世德堂本的用印国名单错失甚多。后来李评本沿袭世德里本刻印时，发现了狮驼国的特殊情况，在用印名单上删去狮驼国名，但其它错失却一仍其旧。发展到证道书，我前面曾提到汪象旭的改编很有创造性，用印国名单之改就是显例，他按照正文所写，除删去狮驼国外，又删去凤仙郡、金平府，并增加了天竺国，共计10印，这一演变，会不会是大略堂本在先，用印名单全部正确，世德堂本承袭它时，却改错了，李评本沿袭世德堂本时，也未全部改对呢？当然这只能是一个假设，事实上不可能这样。版本演变，若无特殊情况，怎么可能在前者反而精致，而发展到后来而粗率了呢？上述例子，只能说明世德堂本及其祖本比较随意，经过李评本而到证道书才逐渐改正。

论述至此，总括一句，我以为像证道书这样相同面貌的大略堂本，是决不可能成为世德堂本的祖本的。

这里不得不指出，王文在论述过程中，常常将本身就需要论证证实的命题，径直拿来作为推论的大前提，以致得出的结论，粗看似乎很过硬，细想想却又颇为怀疑，甚至破绽迭出。譬如：“朱本第四卷既有较为完整的江流儿故事，那么，作为朱本的被删本也就必须是有专门章节的唐僧出世”，认为“此则为考察百回本祖本的又一个必备条件”。当然，通常情况下，删节本中的内容当然包括在被删本中，被删本中有的内容，删节本才也会有；但是，也不能绝对化，认为非这样不可。有的删节本绝大部分内容固然从被删节本而来；而其中还有一部分内容却吸收自另一本子，甚至不是删节，而是扩充、改编。《新说西游记》就是一例，它虽属全本（但在承袭明本时也删节了一些内容），主要以明本为祖本，但又吸取了节本《西游真诠》的第九回江流儿故事。又譬如王文说：“朱本有江流儿的故事而世德堂无之的这一实况告知我们，世德堂本的底本是非朱本系统即朱本的被删本莫属的。”为什么朱本和世德堂本一定是同出一个祖本呢？难道就不会有第二种、第三种可能？例如会不会是朱本的祖本是甲，世德堂本的祖本是乙，而甲乙又同出一个祖本呢？类似这种模棱两可的命题，未加充分分析，刹那间变成了推断结论的大前提，这种论述怎能有说服力呢。又譬如，王文以世德堂本陈元之序所说的卷数与字数，拿来与朱本对比，认为这当中的“双重差异”（指朱本卷数、字数都少），即可证明：“朱鼎臣在当时所作的‘编辑’，当是指他对属于该底本系统的一种完整的百回本的删节。这种为朱鼎臣删节的被删本，我们认为就是百回本《西游记》的祖本。”（这一论断无疑缺乏起码的根据，即从什么地方可以断定被朱鼎臣“编辑”的删节的底本，必然是“一种完整的百回本”？我们倒不妨从另一角度想一想，陈元之的《西游记》序既然说唐光禄购进一部《西游记》（即我称之为“前世本”者）后，曾请“好事者”“秩其卷目”，方才刻成为“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的世德本，那么，在“秩其卷目”之前的底本即前世本，就很可能不是20卷，当然也许就根本不分卷，如果本来就是20卷何必有“秩其卷目”呢？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即分卷不整齐，不是每卷5回。而且成们也不妨再想得复杂一些，那部前世本会不会不是百回本，而是九十九回本。骤听之下，也许以为这是不着边际的随意之言，其实不然，因为明代时期曾经有过九十九回本《西游记》的信息，而且是早就有所传播的。对此，我思命名为“周邸抄本”，另文论述；我这里提到此事，只是说明，若无充分证据，就不可能断言朱本的祖本必然是“一种完整的百回本”。

这且不提，问题还在于王文中论述的某些重要命题常常建立在错解或误解上，就更值得商榷。王文推断出“载有‘陈光蕊遇难始末’的《西游释厄传》（即大略堂本）在万历年间已流行于世的”。这当然是关键，若能充分论定，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在万万年间已流行于世，当然有资格成为世德堂本的祖本，至少是“候选”祖本了。然而，根据是什么？王文提出的根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推定汪象旭笺评《西游记》的“单閼”年是“顺治八年”（1651），二是笑苍子“在孩提时即已习读过大略堂古本”。公元1651年汪象旭和笑苍子共评《西游记》，那么，其“孩提时”读大略堂本当在万历年间（1573－1619），无疑有极大可能。可是，上述两点推断，一出错解，二出误解，不可能作为根据。

先说对“单閼”的错解。证道书第一百回笑苍子短跋中说，在“单閼”年的夏天，他为汪象旭“评正”大略堂本。王文以为“单閼”指辛卯年，引《陈子昂集》：“天授二年，龙集辛卯”，“天授二年，岁在单閼”二例互证之。认为明末清初的辛卯年为万历十九年、顺治八年、康熙五十年。后者太迟，前者太早，中者“为宜”。其实，单閼仅指卯年，《尔雅·释天》：“（太岁）在卯曰单閼。”而辛年则称重光。见同上书。这是古代以干支纪年的说法。吉辛卯年则称重光单閼。单作单閼则指卯年，在明末清初期间的卯年，若以万历十九年开始计，包括万历三十一年（癸卯）、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天启七年（丁卯）、崇祯十二年（已卯）、顺治八年（辛卯）、康熙二年（癸卯）、康熙十四年（乙卯）、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康熙三十八年（已卯）以及康熙五十年（辛卯）。因此，怎能单断为顺治八年，从而把时间提前有利于论证万历时存在大略堂古本呢！所以，王文中虽强调从“外学”的视角“切入”来审视，但可以说是全文中唯一从《西游记》以外的“外学”“切入”之例，却“切”错了。

再说所谓笑苍子“在孩提时即已习读过大略堂古本”一语的误解。此语的根据原在笑苍子短跋，跋中是这样说的：“笑苍子与憺漪子订交有年，未尝共事笔墨也。单閼维夏始邀过蜩寄，出大略堂《西游》古本属其评正。笑苍子于是书因重而习之者，因受读而叹曰：‘古本之较俗本有三善焉。……’”关键就在“于是书固童而习之者”一语。如果“童而习之”的“是书”是指大略堂古本，则现在又读了汪象旭拿出的大略堂《西游》古本，怎么能对比出俗本的缺点而称誉古本有“三善”？问题很明显，笑苍子“童而习之”的是俗本，而非古本，所以现在又读了古本，两相对照，才发出古本有“三善”的赞叹。对此，柳存仁《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一）的第十三注中就已作过不要误解的说明：“学者于此处文字或有误解的地方，聊为说明。笑苍所‘童而习之’的只是‘俗本’，并不是憺漪的这个独特之秘，自不待言。”

把“单閼”和“童而习之”的“是书”搞清以后。万历年间有所谓大略堂本，特别是此大略堂本竟成为万历时的朱本和万历二十年问世的世德堂本祖本的论断便站不住了。其实，汪象旭和笑苍子其人并非毫无踪迹可寻。笑苍子，据证道书目录页所题可知是黄太鸿即黄周星，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康熙十九年（1680）。那么，汪象旭笺评《西游记》总在康熙十四年（ 1675）即乙卯年以前。黄周星在明亡后隐居湖州，后曾在杭州为书坊著“稗官书”。汪象旭邀他“过蜩寄”当在此时，汪象旭曾撰《吕祖全传》，刊刻于康熙元年（1662），可谁知这时前后他在杭州；此后二年，则是癸卯年即康熙二年（1663）。证道节谈著究竟在哪一个卯年，虽不能肯定，但不外乎此一范围。所以一般都认为刊刻于康熙初。而由于黄笑苍童年时所读的是《西游记》俗本（汪象旭则明白称“童时见俗本”，见证道书第九回回评），所以他们得见大略堂本，决不会早于此。当然更不可能在万历年间了。而大略堂本的信息，也不过是证道书独家传布，并无佐证，即使有大略堂本，充其量只是康熙初期出现的一部《西游记》。

其实，大略堂《西游释厄传》古本的信息既然只有证道书传播，其真实可靠性是不高的。为什么？因为汪象旭通过证道书发布的重大信息，真实可靠的似乎没有。其一，汪象旭在证道书中第一次刊出了元人虞集撰的《西游记序》，题为《原序》。种种迹象说明这篇虞序是假的。其二，汪象旭利用《原序》和紧接《原序》的《丘长春真君传》，在《西游记》发展史上首次宣布丘长春撰作说，以张扬龙门派祖师爷长春真人丘处机，影响巨大。但是事实证明这也是假的。既然这样重大的事情可以弄虚作假，又何在乎再制造一个大略堂古本说，以进一步扩大证道书的影响呢！

所以，在大略堂《西游释厄传》古本存在的可能性都尚待证明的情况下，推断它是明代百回本《西游记》和朱本简本《西游记》的祖本，实在是很难令人置信的！而现在，我们将号称这部百本翻刻本的证道书，拿来与明代百回本和朱本作校勘、比较分析，更证明了证道书不过是明代百回本（主要是李评本）和朱本卷四的改编本，就更证明了所谓大略堂古本不存在的可能性，则大略堂古本是《西游记》祖本说更显得不着边际了。

如有不妥，敬请同好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