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吴圣昔

三、评《再论〈西游记〉的祖本是〈西游释厄传〉》

阅《宁夏大学学报》今年第1期，王辉斌先生大作《再论〈西游记〉的祖本是〈西游释厄传〉》（以下称《再论》）的文题赫然入目，颇觉惊讶。《再论》是针对拙文《〈证道书〉白文是〈西游记〉祖本吗》（以下称“拙文”，载《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提出“质疑”，而“拙文”则是对王辉斌《〈西游记〉祖本新探》（以下称“新探”，载《宁夏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提出“商榷”；细细加以参读，不禁哑然而笑：学坛居然有这样的怪事！怪在哪里，分述有五。

一

王文“新探”所提出的《西游记》祖本，不是别的，是大略堂《西游释厄传》。这是确凿无疑的，非常明白的。谓予不信，不妨引录“新探”数语以作证。其一：

万历二十年前，金陵坊刻家唐光禄所购得的“原有序”的百回本《西游记》，乃是被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极力称誉的大略堂本《西游释厄传》，因“奇之”而以其作为底本予以重刻。（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
　　

其二：

　　大略堂本《西游释厄传》在明清交替之际，先后为汪象旭、笑苍子习读与收藏。此外，陈元之在《西游记序》中，曾记载他年轻时亦曾读过的原有序的《西游记》，也就是这种大略堂刊本。

　　“新探”在另一处还指出：《西游记》“百回本祖本”，就是“为整理本注解者所列举的另一种‘较早’的刊本，也就是被汪象旭《西游证道书》极力称道的‘大略堂’古本《释厄传》”。此处所提的“整理本”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西游记》，该书第1回“须看《西游释厄传》”一句有注说：“今所知、见者，有‘大略堂’本、‘书林刘莲台梓’本等。”“新探”所谓“注解者所列举的另一种‘较早’的刊本”即指“‘大略堂’本”。

“新探”的论旨如此明确，全文的论证也堪称都是紧紧围绕这一论旨来组织和展开，其中尤其对“大略堂”本的内容、梓行刊刻和梓行时间都作了阐说和界定。对此，我既无法强加，论主也毋庸辨说，白纸黑字俱在，任何人只要将“新探”翻阅一遍，便可了然。

但是，为时几何，到了“再论”《西游记》祖本时，情况突变：不但全文都是围绕《西游释厄传》来展开叙述，而且连论文题目也是“再论《西游记》的祖本是《西游释厄传》”。其实，变就变罢，最令人惊诧的是，“再论”作者在文中，竟有这样一段话来概括和回叙“新探”的论旨：
　　

我之所以在《〈西游记〉祖本新探》一文中提出《西游释厄传》为《西游记》祖本，主要是通过考察为《西游记》的祖本勾勒了两个必备条件，合之即为：只有梓行于万历前后而又载有“江流儿”故事的百回本，才能成为《西游记》的祖本。经过我的考察，《西游释厄传》恰好具备这一条件。所以，我才认为《西游记》的祖本非是书莫属。
　　

“再论”的作者为什么在转移论题，把过去所论的大略堂《西游释厄传》都改为《西游释厄传》？作者在文章中未作任何声明，我们也不便妄测：若疑其出于故意，岂非有看轻论主学品之失；而若疑其出于无心，则更难免有贬低论主学识之嫌了。但据情推测，并与文友共议，我提出不外乎3种可能：其一，论主已经忘掉了“新探”中所论的《西游记》祖本是大略堂《西游释厄传》，而误以为是《西游释厄传》，因此在“再论”中完全围绕着《西游释厄传》来叙述。文友驳之曰：“你以为对方患了健忘症？不可能。”我也以为然；其二，论主改变了主张，大概已感到把大略堂《西游释厄传》说成是《西游记》祖本不尽稳妥，想作些修正，所以把探索之船悄悄驶离“大略堂”，而想方设法改往《西游释厄传》靠拢。文友又驳之曰：“不可能，此论已公诸海内外，岂会随意改变？怎能悄悄修正？”我亦以为然；其三，论主把大略堂《西游释厄传》和《西游释厄传》看作是一回事，所以，把“新探”中所论的大略堂《西游释厄传》，径直说成是《西游释厄传》，反之，把而今“再论”中所论的《西游释厄传》，也等同于大略堂《西游释厄传》了。然而，笔者大不以为然，驳之曰：两者虽然只差了“大略堂”3个字，但决不可能混为一谈；特别是在论及谁是《西游记》的祖本问题时，主张是《西游释厄传》还是主张大略堂《西游释厄传》，是内涵和外延都绝然不同的两个命题，研究者岂能混淆不清？

那么，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不妨撮要区别之。首先，来历不同：大略堂《西游释厄传》系康熙初《西游证道书》独家提及（认真讲，《西游证道书》也只说是“大略堂《西游》”或“大略堂《释厄传》”，从未提过“大略堂《西游释厄传》”）；而《西游释厄传》之名则在现存明代4种百回本《西游记》第1回回前诗的第8句均曾提及；其次，性质不同：前者无实物证明，有论者疑其为假托；后者有版本根据，无论者认为是假托；其三，范围不同：前者或被包括在后者之中，是后者之一（《再论》所列举的《西游释厄传》3则材料，大略堂本即其中之一）；而后者则不可能包括在前者之中，不是前者之一。我以为列举如上3条足以说明两者不同了。

因此，王文“新探’说《西游记》祖本是大略堂《西游释厄传》，王文“再论’则说《西游记》祖本是《西游释厄传》，看来文章作者还得先把这个问题自己去搞搞清楚。否则，人们针对大略堂《西游释厄传》祖本说展开商榷时，他答曰：我主张《西游释厄传》祖本说；而等到人们针对《西游释厄传》祖本说进行讨论时，难保又不会答曰：我主张的是大略堂《西游释厄传》。岂不使人啼笑皆非！

二

“再论”的引言中，有这样一句话：
　　

综观吴文，根本不承认《西游释厄传》的存在为其核心。
　　

这当然是“再论”作者在长达万言的“拙文”中，经过精心提炼，并用最最简扼的文字概括出来的精髓，是经过苦心孤诣的淘炼而抓住的要害，目的无疑是想确立一个最明确的标的，以便寻求最有效的内容和形式，来组织全面性“质疑”，实际上也就是反驳，驳倒对方，借以实现“再论”的写作主旨。所以，“再论”中再一次作了如下叙述：
　　

既然“江流儿”故事的有无，是考察百回本《西游记》祖本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刊刻于万历年间的朱本又载有此“故事”，则万历年间有一载有“江流儿”故事的百回本流传，也就可以论断。那么，这种百回本又究竟为怎样的一种《西游记》呢？这就是今已难觅其踪迹的《西游释厄传》。但是，吴文却根本不承认在《西游记》的版本史上有过这种载有“江流儿”故事的百回本的《西游释厄传》的存在。
　　

这不仅仅是引言中那一句“综观吴文，根本不承认《西游释厄传》的存在为其核心”的简单重复，而且又进一步使之强化和具体化，以期在读者中造成一种深刻的印象，使“再论”作者的意图，在文章中得到圆满的贯串，取得最佳的效果。

问题是，笔者读了这些上引的文字后，简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竟怀疑刊登“拙文”的那一期刊物是否有两种版本？或者，“再论”作者所“质疑”的那篇文章，并非指“拙文”，而是指另一篇出自与笔者同名同姓人所撰的篇什？当然，这是决无可能的。然则，“拙文”既未论述《西游释厄传》，又怎么会根本不承认《西游释厄传》的存在不存在？如前所述，“拙文”是专门与“新探”提出“商榷”而撰述的。撰述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对“新探”所提出的《西游记》祖本是大略堂《西游释厄传》而展开，从未一般性地牵涉到《西游释厄传》，特别是全文的结论，更是明明确确、清清楚楚的。要说“根本不承认”什么玩意儿的“存在”，那就是指大略堂《西游释厄传》。“拙文”最后一段的第1句话就开宗明义：“大略堂《西游释厄传》古本存在的可能性都尚待证明”，而这句话又不是毫无根据地凭空跳出来，而是“拙文”论证的结果；又何尝有片言只语涉及《西游释厄传》根本不存在或不承认其存在的可能性？那么，“再论”作者又是根据什么东西或运用什么方法，概括出“综观吴文，根本不承认《西游释厄传》的存在为其核心”的？

可是，“再论”中就此而煞费苦心组织起来的“质疑”，诸如：什么经过“考察”的“其一”、“其二”的驳论啰，什么作为确证材料的（一）（二）（三）则啰，以及在其基础上煞有介事地指责说：“如吴文确认《西游释厄传》的‘根本不存在’，就请不要打‘迂迴战’，直接面对《西游释厄传》，以翔实的材料去推翻与辩驳本文所列举是书梓刻于万历年间的所有证据”啰等等，且不提文中东拉西扯的材料究竟有多少“翔实”性，问题是吴某至今还未就《西游释厄传》祖本说发言。这些都变成了毫无针对性和实际意义的空炮！

三

“再论”的作者说：“虞集是否撰写过《西游记序》，因资料所限，笔者不敢妄说。”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可是“再论’作者虽这样宣称，却并不实行。请看如下一段：
　　

不过有一点是可肯定的，即此《序》若确出自其手笔，其所序之《西游记》是非小说《西游记》的，因为在虞集生活的年代，小说《西游记》尚未定型。关于邱长春撰《西游记》说，应与邱处机的生平中确有一次西行的经历，以及今本《道藏》载有其《西游记》三卷的史实结合起来考察。即是说，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所“发布”与“宣布”的信息及概况，均是针对历史纪行书《西游记》而言的。由此又可推知，如果虞集确曾撰写过《西游记序》，那么此《序》即为是《西游记》而撰。因为邱处机在当时的西行，是应“元太祖西征时”遣召所致。邱处机既曾奉诏西行，今《道藏》中又保留有其所撰《西游记》三卷，而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又未明确点明邱处机所撰为小说《西游记》，其何在“弄虚作假”？倒是一些从事小说《西游记》研究的人们在误将邱长春《西游记》当作小说，而进行着一场笔墨官司。
　　

“再论”这段话原是反驳“拙文”的，因“拙文”最后曾提到《西游证道书》发布的什么虞集撰《西游记序》和邱长春撰《西游记》说都是假的，何在乎再制造一个大略堂古本说。但既然要反驳，不妨认真搜集资料、阅读资料和研究资料，以期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再论”却乐于玩“高空”作业。学术新论的提出和求证，不从资料出发，不求事实根据，假设一眨眼变成结论，结论反过来证实假设，似乎毫不费力似地顷刻间，解决了人们多少年来至今还在争论不休的一系列问题。然而，这种推导出来的结论决不可能是真理。

首先，要搞清邱处机是否撰写过“三卷”本“历史纪行书”《西游记》。这是用不着争辨的。“再论”作者单位在大学，图书资料无论怎样匮乏，举手之劳，就会明白，与邱处机有关的那部“历史纪行书”《西游记》究竟是否三卷？撰者是否邱处机！

其次，“拙文”指出：《西游证道书》刊出的《原序》并非虞集所撰，是汪象旭弄虚作假。“再论”中似乎并未明确反对，却换了一个角度称：“如果虞集确曾撰写过《西游记序》，那么此《序》即为是《西游记》（指“历史纪行书《西游记》”即《长春真人西游记》——笔者）而撰。虞集的《原序》过去难得，近年来至少有五六种书刊曾全文介绍，兹当易找。这里不妨引一段，便可立刻明白真相：“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余与流连浃月。道人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又说：“余窃窥真君之旨，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猿、马、金、木乃吾身自具之阴阳，鬼魅妖邪亦人世应有之魔障，虽其书离奇浩汗，亡虑数十万言，而大要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收放心而已。”所序之《西游记》，写的是“玄奘取经”，字数有“数十万言”，特点是“离奇浩汗”，人物有“猿、马、金、木”，下文甚至还提到“如心猿之称王称圣而闹天宫”，不是指神怪小说《西游记》，还能是指实为李志常所撰纪录邱长春西行的“历史纪行书”二卷本《西游记》？至于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另外的虞集所撰《西游记序》？前几年我为搞清此事，曾查阅虞集《道园学古录》等文集，都未见有关《西游记》序之迹象，故以为连鲁迅《小说旧闻钞》有一则按语曾提到：“芥子园刻本《西游记》小说，辄从虞集《道园集》取《长春夏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一语亦有误。另外，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虞集文槁遗佚甚多，便推断其为“历史纪行书”所写的《西游记序》亦在其中。

第三，至于《西游证道书》主张的《西游记》邱作说，并“未明确点明邱处机所撰为小说《西游记》”，“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所‘发布’与‘宣布’的信息和概况，均是针对历史纪行书《西游记》而言”。读着这样的宏论，连笔者也不禁为之脸红。原来，王辉斌先生虽大谈其《西游证道书》，却根本没有读过《西游证道书》。呜呼！事实是：《西游证道书》卷首载虞集《原序》，如前所述，叙及玄奘取经和“心猿”闹天宫的邱长春真君所著《西游记》，岂是“历史纪行书”？又《西游证道书》回评中论及《西游记》思想艺术时亦一再提及“丘祖”、“丘仙”，更确证指的是小说。如第27回评白骨精事：“方才月貌花容，顷刻骷髅白骨。世间呆男子鉴此，固宜通身汗下，知骷髅白骨之不可着迷；世间美妇人鉴此，亦宜急早回头，知月貌花容之不可常保。丘仙真无限慈悲。”第78回回评说：“仙佛二教皆有邪魔，而书中不斥妖僧而独斥妖道……窥丘祖之意，岂真以不肖待吾党哉？盖祖韶年访道，阅历最多，灼见夫道弱魔强，不得不汲汲为舜跖之辨。”第l百回回评说得更明确：“五圣取经者之事毕，丘祖作书者之事毕，而道人阅书者之事亦毕矣。但未知末学管窥，能与大旨不刺谬否？丘祖有灵，其尚呼我于烟霞寤寐之间！”说得如此明确，读此，难道还能说《西游证道书》主张邱作说，指的是邱处机撰什么“历史纪行书”《西游记》？！

我在“拙文”中曾一再指出“新探”中有臆测之辞，“再论”则多方辨解；其实何止臆测之辞。如“再论”说：“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第1百回的短跋中，曾如实记载他在清初之际获得了《西游释厄传》的大略堂古本。”“记载”是有的，但说“如实记载”根据又何在？目前《西游记》研究界对此段“记载”信其真者有之，疑其作假者亦大有人在。如果“再论”作者能拿出“如实”记载的根据来，则还会有人疑其假吗？

然而“再论”却紧接着又发挥道：“故而，汪象旭、陈士斌、张书绅等清初的一批研治《西游记》的学者，才均在各自所笺评的《西游记》中作了各种不同程度与不同形式之记载。”本来是汪象旭一人有记载，眨眼间不仅多出了“陈士斌、张书绅”，而且还有“等清初的一批”人。如果“再论”作者具体引述移录一下这些《西游记》研治学者有关大略堂《西游释厄传》（甚至或《西游释厄传》）的“不同程度与不同形式之记载”，王辉斌的《西游记》祖本论也许就可一锤定音。因为我前几年就出于同一目的读过他们的笺评本，一无所得。但是，“再论”作者紧接着据此又论断道：“《西游释厄传》由明至清的流传与为当时人们所熟知的史况，充分体现了是书在当时的影响之大，以及其在《西游记》版本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实，除了汪象旭一人曾对“大略堂《西游》古本”或“大略堂《释厄传》古本”有过记叙以外，其它则统统是不着边际的子虚乌有之辞；然而，“再论”作者却毋需根据、毋需论证，甚至毋需推导，真像变戏法一样，转眼间变成“当时人们所熟知的史况”。然而，这并不是实事求是进行科学研究和考证工作的成果，纯系“高空”作业的产物，文字游戏而已。

四

“拙文”在提及朱本“没有江流儿抛江”一节时曾说：“也不能排斥它的底本根本不是所谓大略堂本，而是另外一本比较更为粗糙，并无抛江一节的本子。”本意无非是提醒对方要多方面思考问题，不要一条死胡同走到底。“再论”却据此讥讽道：吴某“以‘开帐单’的手法，‘自制’了明代载有江流儿故事的《西游记》之另外一本”，甚至是“信口开河‘自制’了许多《西游记》的明刊本”。其实，诸如此类的假设，根本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西游记》研究界早有论者提倡在前。如杜德桥在分析玄奘出世问题时就提到过“朱本是根据另外一个版本而加以改写的”。

其实，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此，而是在“再论”作者既不容许别人假设亦反对别人进行论证（其实，这种假设和论证不但社会科学而且自然科学的研究中都是必要的允许的）。无庸讳言，我怀疑大略堂古本的实际存在，认为此事纯系汪象旭弄虚作假。但是，为了进一步弄清真相，我在“拙文”中先假设《西游记》演变史上的确有过这部大略堂古本，汪氏证道书白文即据此古本翻刻；然后将证道书白文与世德堂本和朱本进行校勘和对读，作出数千字的详细分析，即进行论证；最后推导出像证道书白文那样的大略堂古本是不可能存在的，不可能成为《西游记》祖本的。“再论”作者尽可从每一具体环节进行反驳或否定；然而，“再论”作者除了将“拙文”指出的《西游证道书》目录页和版心每一页都刻有“古本”一事，归纳为“两处”，从而指责吴某凭此“两处”，“就认为《证道书》的白文为《释厄传》的白文之举，也是十分草率的”，涉及具体问题以外（这一指责也是荒唐的，因为正文每一页版心都有“古本《西游》”字样，而正文共有1017页，即1017处，“再论”只归结为一处，其实目录页版心还有12处，外加正文和目录题署两处，共计应该是1031处，未知“再论”作者据此数还指责“十分草率”否），都是从总体上反对假设和论证，说什么“全部商榷文字，完全是以假设作为其商榷的前提”，“既然是‘足以证明’，又为什么要‘姑且先认为’呢”等等，除此，则是什么“严重歪曲”、“移花接木”。“主观臆测”、“毫无根据”、“一厢情愿”，乱扣帽子而已。

其实，假设在论证中是不可避免的。“再论”在提及前述“拙文”所论《西游证道书》版心的“古本《西游》”时，反驳道：“这一‘古本’是其它的‘古本’还是大略堂古本”，似乎在当时语言环境下，不限指大略堂本，还有其它古本存在似的。这就是一种假设。这里，要说是“开帐单”、“毫不费力地”“自制”了一个“古本”，恰恰是王辉斌自己。否则，难道另有人提出过《西游证道书》提及的“古本”是大略堂本以外的本子？

“再论”作者对别人正常的假设、论证和推导，往往无端加以讽嘲，而他自己则总是把假设当结论，实际上是妄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所谓《西游记》祖本的两条件论，即：一是百回本；一是载有江流儿故事。认为这是“通过考察为《西游记》的祖本勾勒了两个必备条件”。不但在“新探”中作为论断的大前提，而且在“再论”中又重复列出作为论断的基础。很显然，如果《西游记》的祖本，必然是这两个条件，而不是另外两条件，更不是一个或三个条件，那么，将它当作大前提来推论也未尝不可。如“再论”所谓《西游释厄传》具备这两个条件，因此它是《西游记》的祖本之类。问题是，恕我直说，这个《西游记》祖本两条件却若关起门来自我欣赏是可以的；若公诸于众，那么这个两条件本身早就存在不同的意见。你说只有写了江流儿故事，全书才完整；但早有一种意见认为不需要江流儿故事全书已很完整；《西游记》祖本既然必然是“完整”的，那么，陈元之序明确说过是经校订而翻刻为世本又有何必要呢？你说朱本有江流儿故事，“被删本之有江流儿故事也就毫无疑义”；可是有论者认为朱本的江流儿故事是从戏曲中改编而来的，你说《西游记》祖本一定是百回本，但有论者认为世本虽是百回，但世本的底本经过华阳洞天主人“秩其卷目”，换句话说，未必一定是百回本。何况笔者在“拙文”中已经提及、后来发表在《宁波师院学报》（1995．1）的《西游记周邸抄本探秘》一文，把那世本的底本，与99回本的周邸抄本在某些方面联系了起来。说到底即使二者完全无关，但明代中期曾有一本99回本《西游记》却总是有记载，如此等等，你能完全无视这些不同意见）遽然把“两条件”作为《西游记》祖本的必然条件，从而就当作结论推断祖本，能有多大的说服力和必然性？

我在“拙文”中曾说：“这里不得不指出，王文在论述过程中，常常将本身就需要论证证实的命题，径直拿来作为推论的大前提，以致得出的结果，粗看看似乎很过硬，细想想却又颇为怀疑，甚至破绽迭出。这个问题当然是任何一位研究者所犯忌和力求避免的。可是，“再论”作者对此避而不谈。其结果，人们便从“再论”中看到互为因果的推断迭出。

五

“再论”中最有论辩力的，莫过于第4节引用了发表于《南都学坛》1991年第1期拙作《评〈关于西游记的祖本和主旨问题〉》一段文字，那段文字认为“唐僧出世故事是根据（大略堂）古本《释厄传》改编的”。于是，“再论”作者据此责问道：“这一结论不是与拙文的结论完全一致吗？然而遗憾的是，吴文在对《西游记》的祖本为《西游原旨》说商榷时，即承认《西游释厄传》中所记载的大略堂古本为确有，而与对《西游记》的祖本为《西游释厄传》说进行商榷时，却又将确有变为‘制造’”。这无疑像是通常所说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足以发挥巨大的论辩力，将对方驳得哑口无言。这倒也从一个角度证明搜集资料的重要。然而，“再论”即使于此，也还是失于不重视资料而陷于被动。

且不说就在“再论”所引的那段文字后，紧接着我又说过：“但这本古本《释厄传》究竟是指朱鼎臣编《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还是另指今已遗佚的其它古本，则不得而知；而且这一故事究竟是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所写，而在世本刊刻中刊落，还是非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手，而为朱本那一简本系统所专有，则更不得而知，都待发现和考证。”①“再论”作者对此不引和不提，以避免论辩力的削弱，这已不免有不够实事求是之嫌。其实，我这里还可主动提供，笔者还曾发表过较比《南都学坛》上拙文更加肯定大略堂古本的话：“清初版本《西游证道书》中还提到过一本称为《西游释厄传》的‘大略堂’古本。这本《西游释厄传》，当然很可能并不是朱本的另一种版本，因为从吴本、杨本正文前的七言诗可知，当时它们也都是被称作为《西游释厄传》的，由此，也不排除明代或明前的《西游记》有可能也称作《西游释厄传》，因而所谓‘大略堂’的古本《西游释厄传》可能是已失传的另一部本子。”很显然，这一段话若被引入“再论”，其效果之强，可说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

在“大略堂本”问题上，未经深入研究以前，我完全相信汪象旭所说，即如王文“再论”中说的以为是“如实记载”，故得出上面引的那种看法。但在稍作全面思考后，开始有所怀疑了，于是就变成了《南都学坛》上拙文那种观点。而随着问题研究的深化，经过广泛阅读资料和多种《西游》文本对读以后，就对“大略堂”本问题以及虞集《原序》、《西游记》邱作说等等作了专题性的全面探讨，就完全改变了对大略堂古本的看法，曾明确指出：“汪象旭所谓的‘大略堂《释厄传》古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过去曾经认为汪象旭的‘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可能是已失传的另一部本子的说法显然不妥，应加修正。”②不仅如此，我把这些有关文章收入集子《西游新证》时，在《后记》中介绍情况，第一点即说明“某些观点有所改变”，举的就是大略堂本问题，并坦然地说：“我想这样做是合理的，是根据研究所得，随时修正不当的认识。当然，如果有论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今后拿出了更充分的论据，作出了更翔实的论证，确凿证明‘不存在’这个古本的看法又不对，我还可以而且应该再修正认识，坚持做到实事求是，服从真理。”因此，我建议“再论”作者，不妨坚持《西游记》祖本的大略堂古本说，不必改弦易辙，以期有朝一日，此说得以进展，甚至确立。到那时，我一定实践“服从真理”的诺言。否则，即使从拙著中找到一些借以反驳的论点，也无济于事；相反，倒大有可能变成以子之盾攻子之矛之类，继续出洋相。

其实，“再论”中存在的问题还不少。除上述外，诸如“单阏”无疑指卯年，“再论”竟又重引《陈子昂年谱》二语来互证是指辛卯年；还指责是“拙文”错了，甚至说即使释成辛卯年毫无根据，他的结论也是正确的云云；“拙文”提到《西游证道书》两段夸赞大略堂古本的话，是汪象旭对证道书白文的“自诩”，可是“再论”作者却一定要把“自诩”揽在自己头上，指责笔者歪曲；“拙文”释《西游证道书》短跋中“童而习之”的“是书”是俗本，整整用一百字来论说，然后引柳存仁说过“不要误解”一语作佐证，“再论”却抓住柳氏主张《西游记》祖本为杨致和本说为由作反驳，撇却笔者的主要论辞而不顾等等。只是限于篇幅，无法详说，仅举简例说明之。但是，其中有关《西游记》祖本问题的重要之点，笔者今后叙及《西游记》时，将继续予以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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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文见《南都学坛》1991年第1期：《评〈关于西游记的祖本和主旨问题〉》。

② 见《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3、4期：《“大略堂〈释厄传〉古本”之谜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