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吴圣昔

四、《西游记》版本论争十大歧见综考辨证（上）

与王辉斌先生讨论西游记》版本主要是祖本问题已持续数年。先是王撰《〈西游记〉祖本新探》（宁夏大学学报93年4期，下称《新探》），我撰《〈证道书〉白文是〈西游记〉祖本吗》（同上95年2期，下称《一评》）与之商榷；王又撰《再论〈西游记〉的祖本为〈西游释厄传〉》（同上96年1期，下称《再论》）反批评，我则又撰《评〈再论《西游记》的祖本为《西游释厄传》〉》（同上96年3期），下称《二评》）与之再商榷；王三撰《关于〈西游记〉祖本的再讨论》（同上97年1期，下称《三论》）以反驳。我在撰《二评》后，深感涉及问题之重要和广泛，但如此争论似觉缺乏学术深度，于是从《西游记》版本问题综论着眼，拟定了一些论题，并随即撰就《〈西游释厄传〉综考辨证录》（同上97年1期，下称《释厄传考》）、《论〈西游记〉和“前世本”》（临沂师专学报97年5期，下称《前世本论》）；但在撰写《论〈西游记〉清代版本的源流演变》时，却因应版家之约，急于完成两部《西游记》的评注校点本而不得不中断。直至如今才有机会回过来拜读王文《三论》，并兼及重读他自称为“系列剧”的《新探》和《再论》。读后，更感这一争论虽关系《西游记》版本研究的不少重要问题，但若不出新局面，不但无益学术，且有混淆视听、贻误后学之嫌，故先成此文作概括，旨在归纳不同观点，阐明己见，以探讨学术理论问题应有的实事求是的踏实学风，力争体现和提高考辨问题的学术深度，以求有益于《西游记》祖本甚至版本研究的发展。

现分以下十题，作出综考辨证。

一

关于考察《西游记》祖本的“两个必备条件”问题。

王文《三论》说：

在《新探》一文中，我就考察《西游记》祖本提出了两个必备条件，其一为“只有梓行于万历前后即在朱本问世前而书名又为《西游释厄传》”；其二是“必须是有专门章节的唐僧出世”也即较为完整的“江流儿”故事。对于这两个条件，我在《再论》中曾予以重申。

吴按：这“两个必备条件”无疑是三篇王文探讨《西游记》祖本的出发点和立论基础。但我以为：有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好的，不过两条件论本身仅是一种假设，缺乏必然性。所以我在《二评》中就提出：

如果《西游记》的祖本，必然是这两个条件，而不是另外两条件，更不是一个或三个条件，那么，将它当作大前提来推论也未尝不可。如《再论》所谓《西游释厄传》具备这两个条件，因此它是《西游记》的祖本之类。问题是，恕我直说，这个《西游记》祖本两条件说……本身早就存在不同意见。

并由此列举被王文《三论》概括成所谓“三个‘你说’与四个‘自问自答’”，实则关意启发对方去全面深入地思考和论证，以期把所谓的“必备条件”争取补充或修改得更合理；不料，王文《三论》却一口加以否定，并反驳说无损于他“两个必备条件”之“皮毛”。其结果，终于又陷入我《二评》中所说的：“王文在论述过程中，常常将本身就需要论证证实的命题，径直拿来作为推论的大前提，以致得出的结果，粗看看似乎很过硬，细想想却又颇为怀疑，甚至破绽迭出”。

应该说，在《新探》中，作者还比较实事求是地承认：“必备条件”之一的必须有“江流儿”故事，就有不同意见，他说：“世德堂本没有‘江流儿’的故事，是否就意味着其底本或者百回本的写定本也没有‘江流儿’的故事呢？对此，学术界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意见”；并举苏兴和李时人为代表，说明一为否定说，一为肯定说屏表示人“赞同肯定说”。还提到“赞同”的理由，是因为与世本同为万历刻本的朱本在第四卷中较为完整地述写了“江流儿”故事，认为“这一既成事实胜于雄辩”。但一待我在《二评》对“必备条件”说提出怀疑后，王文《三论》一改上述态度，写道：

“只有写了江流儿故事，全书才完整”的看法，并非仅为“你说”也就是我之所说，而是明清之际的笑苍子、汪象旭、李时人，以及人民出版社《西游记》（吴按：疑指人文本）的整理者们等大批的古今学者，《新探》与《再论》只是对这种看法进行了首肯与支持。或者换而言之，我的此说只不过是综合与提炼了古今学者的意见与看法而已。而持否定说者之所以不能立足，一则此说早已为持“完整”说者所辩驳；二则人民出版社对“增补一回”之《西游记》的多次再版与不曾对“增补一回”的删除，充分表明海内外的学者与读者，均是极力肯定该社认为“只有写了‘江流儿’故事全书才完整”的结论的。

接着写下结论，说吴某的《二评》之“评”，“充其量也就只能称之为是逆众望所归之孤‘评’了”。

对于这种推断，如果我说关起门来自我欣赏是可以的，王文作者又不会愉快。可是，仅仅以“笑苍子、汪象旭、李时人”及人文本“整理者们”数人，一下子归纳为“大批的古今学者”，已嫌夸大其辞，虚而不实；又以人文本对“增补一回”之“多次再版”和不予“删除”，是“充分表明海内外的学者和读者”对写了“江流儿”故事全书才完整的结论的“极力肯定”，则颇有虚张声势之嫌了。至于说“持否定说者之所以不能立足”，是因为“早已为持‘完整’说者所辨驳”，则几乎堪称武断和盲目了。

其实，照我看，王文在“两个必备条件”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游记》祖本的理论大厦是多么的岌岌可危！因为只要“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环，若受到不同意见的“攻击”，那个“必备”就变成“不备”了。而事实上有关这“两个条件”的不同意见，不但没有被驳倒和消失，而且还在不停地滋生和出现。只要王文作者愿意收集，就会有一摞！

这里只举几例有关“江流儿”故事的不同意见。且不提黄永年认为陈元之《序》本的《西游记》比世本要早，可能刊刻于嘉靖十一（中华书局1993年版《西游记》前言），刘怀玉认为同有陈元之《序》的李闽斋本《西游记》刊刻于嘉靖癸卯（二十二）年要比世本为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版《吴承恩论稿》），都向王文的第一条“必备条件”提出了挑战。请再看：

陈光蕊之官遇祸与江流报怨事，虽为此本（吴按：指朱本）所独有，其它明本无之。吴氏（吴按：指吴承恩）原本，此事之有无，今不易悬测。江流故事，自元至明流传里巷，即吴书果无之，采常谈而补此四节亦非难事。（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唐僧出身故事）都是朱本在胡编乱造。（黄永年：中华书局版《西游记》前言）

（朱本）别出心裁地据杂剧等编写了一卷唐僧出身故事。（李金泉：《唐僧出身故事再探讨》，《明清小说研究》93年1期）

吴按：王文《三论》说：“对于‘有论者认为朱本的江流儿故事是从戏曲中改编而来的’之说，笔者因孤居陋室，无以获见，难以进行具体的材料考核与检验”。面对上述所介绍的论点，王文对我所提问题的所谓“点评”实即一口否定，岂不觉得简单了一些，而应该有进一步思考之必要吗！

其实，三篇王文一再引用人文本《整理情况》中那段话，甚至列为《三论》最后“遗憾”之四和之六来责问我为啥“压根儿”不作答。看来不答不行了，但一答甚不利王文作者。因为这恰恰是王文作者检翻和引用资料只取相同观点文字，而忽视甚至无视不同观点文字造成的致命伤。人文本《整理情况》中虽说过补出那段“江流儿”故事后全书较“完整”，但却又明确指出：“考虑到补出的这一回既然不像是吴承恩的原作”，实即指非早期百回本所原有，所以一反初版本中将客观存在作为正文编排的作法，而把它打入另册，改作为“附录”。整理者们如此说这般做，表明了一个鲜明的态度，即“江流儿”故事并非明代早期百回本《西游记》中原有，而只是清本《西游证道书》的补作。

更有甚者，对人文本将“附录”一回即“江流儿”故事打入另册的作法，苏兴犹大不以为然，他在江苏古籍版新批本《西游记·校评说明》中进一步指出：

现存明刊本《西游记》皆无唐僧出身故事。世传所谓唐僧出身的第九回单独回目，系清初汪象旭《西游证道书》开始补进去的，不是吴承恩手笔，学术界已有定论。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重订再版他们整理的《西游记》时，仅将它作为“附录”，排在第八回后，四川文艺出版社从之。为了保持世德堂本等明刊本原貌，我们干脆把它驱逐出去。我们以为这才是保证了本书的完整性。

至此，我若说王文祖本说借以立基的“两个必备条件”完全不成立的话显得过分，但证明该“必备条件”，其实存在分歧意见，甚而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不同意见者远非“不能立足”，而且争论还将长期存在，因而现在还不能成为大前提来推断《西游记》祖本，难道还理由不充足而不实事求是吗？！

二

关于考察祖本“两个必备条件”中还有一个“百回本”的问题。

王文《再论》在概括“两个必备条件”时还提到《西游记》的祖本必须是“百回本”这一重要内容：

我……通过考察为《西游记》的祖本勾勒了两个必备条件，合之即为：只有梓行于万历前后而又载有“江流儿”故事的百回本，才能成为《西游记》的祖本。

《再论》这段论述，是对《新探》所述内容的概括。《新探》中述及《西游记》祖本必是百回本，有如下三段：

金陵坊刻家唐光禄所购得的“原有序”的百回本《西游记》……

陈元之《西游记序》曾明确记载，唐光禄所采用的百回本底本“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

朱鼎臣在当时所作的“编辑”，当是指他对属于该底本系统的一种完整的百回本的删节……

这三段实际上同指一书，即王文《新探》认为世德堂本陈《序》提到的唐光禄购进的那部“旧有序”的《西游记》是百回本（即我简称“前世本”为代号者）；他认为即是《西游记》的祖本。

对此，我在《一评》中明确提出不同意见作商榷：“这一论断无疑缺乏起码的根据”，即从什么地方可以断定被朱鼎臣“编辑”的删节的底本，必然是“一种完整的百回本”？我们倒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会不会不是百回本，而是九十九回本，因为明代时曾经有过此类信息。并说明：“我这里提到此事，只是说明，若无充分根据，就不可能断言朱本的祖本必然是‘一种完整的百回本’”。

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一段具有启发性的善意之言，并未直截指斥他那几段有关百回本的文字不过是臆测之词，因为陈《序》从未说过唐光禄购进的那部《西游记》是百回本。然而，正如本节开头所引，王文《再论》不但重申“百回本”是“必备条件”之一；而且又断言：“既然‘江流儿’故事的有无，是考察百回本《西游记》祖本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刊刻于万历年间的朱本又载有此‘故事’，则万历年间有一种载有‘江流儿’故事的百回本流传，也就可以论断。”

正因为这样，我在《二评》中又再度提出：

你说《西游记》祖本一定是百回本，但有论者认为世本虽是百回，但世本的底本经过华阳洞天主人“秩其卷目”，换句话说，未必一定是百回本。何况笔者在“拙文”中已经提及、后来发表在《宁波师院学报》（1995.1）的《西游记周邸抄本探秘》一文，把那世本的底本，与99回本的周邸抄本在某些方面联系了起来。说到底即使二者完全无关，但明代中期曾有一七99回本《西游记》却总是有记载，如此等等，你能完全无视这些不同意见……

对此，王文《三论》竟斥之为“假设性很强的托词”而一口加以否定，他说：

斌按：所谓“秩其卷目”，指的是华阳洞天主人对世德堂本底本之“卷目”进行了调整与“校订”，而这种经过“秩其卷目”而传世的《西游记》刻本，又正好是完整的百回本，怎么可随便以“未必”来相称呢？而事实上，所谓“未必一定是百回本”云云，无非是一种假设性很强的托词而已，否则就应材料确证。

吴按：“应以材料确证”的要求，无疑是非常合理的。可是三篇王文除了一些互为因果的所谓推断以外，又有多少原始性的文献记载和历史燃料来“确证”？这且不提。这里，我们且把明代有过九十九回本《西游记》的“材料”加以引述：

余幼时读《西游记》，至《清凤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心识其为后人之伪笔，遂抹杀之。后十余年，会周如山云：“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盖《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每立一题必有所指……其末回云：“九九数完归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九，阳也；九九，阳之极也。阳，孩于一，茁于三，盛于五，老于七，终于九。则三，九数也。不用一，而用九，犹“初九，潜龙勿用”之意云。三三，九九，正合九十九回。而此回为后人之伪笔，读者皆不可辨。

这是明人盛于斯《休庵影语》中一段话。当时他侨居金陵；而引文中周如山则是金陵书商，刊刻过通俗小说。上述引语，虽无版本或它人记载来印证，但《西游记》强调“九九归真”却符合盛氏分析之意；所以说即使是孤证，亦比王文凭空断言唐光禄购进的那部《西游记》是百回本要可靠得多。因为陈元之《序》不但只字未提那部《西游记》是一百回；而且统观陈《序》全文684字，其中何尝有“百回本”三个字！

当然，经过“订校”而刊刻的今见世本是一百回，而且的确分为二十卷；但世本的据以翻刻的底本既可能是一百回，也可能不是一百回。且不说明清小说中的后刻本和据以翻刻的底本之间，回数不同或增加或减少者都不乏其例；就以《西游记》而言，他的最早的百回本，肯定是由改编加工者从非百回本发展而来。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休庵影语》所记载的《西游记》不同版本的情况，以及所记载的书商周如山语，难道一无参照、思考的价值而断然加以摒弃！当然，也许王文作者并未读过《休庵影语》那段话，或读过以后不予理睬，未加重视；然则，在笔者一再指出万历年间有非百回本《西游记》版本五岳资料后，遽然断之为“假设性很强的托词”，岂非使自己失去了修正和完善论点的给予好机会。

其实，即使以往研究者因所见一般都是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日》移录的被错简得不能通读的陈《序》，因而曾发出慨叹：究竟《序》中所说“二十卷”，是指唐光禄购进之《西游记》，还是指他所刻之《西游记》即世本，不曾说清，显然系持慎重态度。而近年，正确的陈《序》已广为流传，几乎众所周知，该“二十卷”系确指所刻之世本。而如今王文竟贸贸然将上述两种《西游记》都断为“百回本”，实足以使一切治学严谨者瞠目结舌！

问题还不仅只此。王文作者不但断言世本的前身即据以“订校”后翻刻的底本即笔者称为“前世本”者是百回本，而且又居然不加任何论证地遽然以之等于是《西游记》祖本为百回本，则更是一种在理论上混乱、实践上草率之举。为什么？因为世本固然是由唐光禄购进之《西游记》订校翻刻；但《西游记》论界习惯所称的《西游记》祖本，是指文人或作家（诸如吴承恩）据以加工改编而成为《西游记》巨著的那部底本，该底本无疑较比粗糙，很可能是民间文学本或简本，当然不是指唐光禄购进而“奇之”的那部《西游记》即世本的前身，无疑更不是王文所说的唐光禄购进的那部所谓百回本。

因此，王文作者把这一种并无资料线索可寻和纯系出于臆造的所谓百回本，塞进他那个探讨《西游记》祖本的所谓“两个必备条件”之中，其结果只能是：在理论上既毫无价值和意义，在实践上只能是一种误导而造成混乱。

三

关于所谓大略堂本《西游释厄传》和《西游释厄传》是一回事问题。

王文《新探》提出《西游记》祖本是大略堂本《西游释厄传》。待我在《一评》中提出“在大略堂《西游释厄传》古本存在的可能性都尚待证明的情况下，推断它是明代百回本《西游记》……的祖本，实在是很难令人置信”后，王文《再论》便不再强调“大略堂本”而只单提《西游释厄传》。因此，笔者在《二评》中指出他“转移论题”：“两者虽然只差了‘大略堂’三个字，但决不可以混为一谈；特别是在论及谁是《西游记》的祖本问题时，主张是《西游释厄传》还是主张大略堂《西游释厄传》，是内涵和外延都绝然不同的两个命题，研究者岂能混淆不清”，并列举二者之间“来历”、“性质”、“范围”等三方面主要不同点来加以区别。不料，王文《三论》却以我主张大略堂本《西游释厄传》“根本不存在”或“实际上不存在”这一基本观点，反驳说：

既然此刻本是“根本不存在”的，二者又何以比较，又何以说它们之间存在着“内涵和外延”上的“绝然不同”？众所周知，只有存在（包括文献记载）的才可比较，这是常识，我相信出版过《西游新证》的“评”文作者，是非常懂得这一常识的。其既懂得而又进行比较者，这一事实的本身就足以说明，“评”文的作者是认为大略堂本《西游释厄传》，非为“根本不存在”而为确实存在的。否则，就只能表明，“评”文的作者是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的。然而，我却是宁可相信前者而不相信后者的……

吴按：这种“论述”不像逻辑学，亦不类诡辩术，颇类自我安慰式的精神胜利法。王文说：“只有存在（包括文献记载）的才可比较”，然则汪象旭《西游证道书》说的什么“大略堂《西游记》古本”、“大略堂《释厄传》古本”种种言词岂不是一种“存在”，也堪称“文献记载”！王文提倡“大略堂本《西游释厄传》”就是“《西游释厄传》”，也是一种“存在”。吴某通过论证得出汪氏书所记载的大略堂古本“实际上不存在”或“根本不存在”，是指他弄虚作假，搞客里空。王文作者把汪氏弄虚作假、搞客里空的文字，一本正经当作目验过版本一般来论证，而且还把它视作与实有其词的“西游释厄传”（如明清二代10种百回本《西游记》卷首诗有句“须看西游释厄传”）完全等同起来，玩弄概念游戏，故意把二者搅成一团，说穿了，只是一种穷于应付不同意见的搪塞之词罢了。人文本《西游记》第一回有注云：“《西游释厄传》——是较早的《西游记》传本之一。今所知、见者，有‘大略堂’本、‘书林刘莲台梓’本等。”笔者认为此注有失，曾撰《释厄传考》来论述，但此注恰恰表明《西游释厄传》和“大略堂”本二者的不同。否则，按照王文作者的说法，谁批评客里空的货色，就等于是承认这客里空为真实存在，岂不荒谬绝伦！

王文《三论》中把大略堂本《西游释厄传》径作《西游释厄传》的原因，归纳为如下三条：

一则如前所言，《再论》在结论、观点上都与《新探》互为叩合即二者为我研究《西游记》祖本的姐妹篇，或者用现在时髦的说法为“系列剧”。另则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所知《西游释厄传》在明代万历年间被刊刻者，只有大略堂一家，且其并无二刻或者三刻传世与被记载（重点原有，[今为深色字]下同。吴按）即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无需加上“大略堂本”四字以与《西游释厄传》进行区别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我在《新探》一文的结尾部分，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谁也不能、也无法否认为归纳：“世德堂本与朱本虽分别为繁、简两种《西游记》刊本，但均因据大略堂本而为之，故于第一回的开首皆安排了一首字句内容全同的回前诗，并用‘须看西游释厄传’七字作结，旨在向人昭示其皆源出《西游释厄传》。”它表明我在《新探》一文中，是早已“声明”大略堂本《西游释厄传》与《西游释厄传》是一回事的。正是基于以上的三个方面原因，所以，我才在《再论》中将大略堂本省作《西游释厄传》，这样做，主要是出于行文上的方便。

吴按：综观三点原因或理由，第一项自诩所谓“系列剧”，其实何尝为事先策划，而显然由吴某批评带来的“催生”之功。至于第三项，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吴某的《释厄传考》对所谓的“释厄传”问题的来龙去脉、孰真孰假、误会所在，已称得上有总体考证，仔细分析，又正与王文《三论》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同一期，读者参照当自明。这里只指出一点：王文《三论》重引《新探》一文结尾一段，即所谓世本与朱本第一回的开首“皆安排了一首字句内容全同的回前诗，并用‘须看西游释厄传’七字作结”，认为这是“谁也不能、也无法否认”的“旨在向人昭示其皆源出《西游释厄传》”，且都用重点标定，以示其“最重要”。其实，这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唬人。我在这里断言：实际上王文作者根本未曾检阅原版影印本世本和朱本，更不要说检阅上述二种以外的其它十种明清本《西游记》（包括阳至和编简本）；至多马虎地翻了翻人文本和人文版朱本校点本。否则，他怎会轻率地写下各本的这首回前诗“字句内容全同”？如果不是搞客里空有意造假欺世！

三点原因或理由中最“精彩”的当推第二项，即所谓“国内外学术界所知《西游释厄传》在明代万历年间被刊刻者，只有大略堂一家，且其并无二刻或者三刻传世与被记载”云云。然则，既然国内加国外的学术界对此题舆论如此一致，王文何不一一例举，以期实证而一锤定音！而文中一无例举，岂不使人生自欺欺人之惑。我看王文作者是极难找到所说例子的，更不必说遍及“国内外学术界”了。原因很简单，因为称得上《西游记》版本研究的国内外学者不敢也不愿发表这种不根之说和无稽之谈。相反，笔者倒可以随手举出“国内外学术界”的颇与王文不同的论点来。国内的如黄永年在中华版《西游记·前言》中，在引述《西游证道书》第九回回评“后得大略堂《释厄传》古本”一段后说：

案这种把没有多讲唐僧出身的明百回原本说成是“俗本”，把备载出身故事的《释厄传》作为“古本”，自然是欺人之谈，和金圣叹、毛宗岗之把改本作为“古本”、原本说成“俗本”如出一辙，但毕竟供认了他这个新第九回是依据《释厄传》所撰写。《释厄传》者，就是在卷首卷尾有时题作“唐三藏西游释厄”（吴按：厄当作尼）的朱本，“大略堂”者，很可能就是朱本的另一个刻本，也可能就是朱本原版加上个“大略堂”内封面的印本。（吴按：今有一说，大略堂是查望堂号，有可能“大略堂古本”只是他的藏书而非他的刻本。见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1997版第555页。）

国外学术界举著名《西游记》研究者柳存仁《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中一段话：

所谓大略堂《释厄传》古本究竟是怎样的内容，他们（指汪象旭、黄笑苍二人）既不曾功说，我们到现在可惜也还不曾发现有这么样子的一个版本，无法印证……会不会这个朱本的《释厄传》也正同于汪憺漪黄笑苍他们说的大略堂《释厄传》，抑或汪、黄他们另外看到其它的《释厄传》，甚至别有谬巧，为后人不容易猜测的呢？我们的证据还不够，没有办法，只可暂时把问题放在一边。

这两段足可代表国内和国外学术界的学者论述，虽有模棱之嫌，似缺决然肯定或否定之结论，却正是论者谨慎持重、治学谨严和实事求是之表现。毋庸吴某置喙，已足够证明王文那些什么大略堂本刻于万历间、吸刻过一版、以及回前诗有“须看西游释厄传”一语是证明世本和朱本均出于大略堂本、所谓《西游释厄传》就是大略堂本等等诸如此类缺乏任何版本根据和实证材料，而纯粹是想当然的结论。然而，这些所谓结论，却涉及《西游记》论坛诸如版本、佚本、祖本、底本研究方面的许多论题，因此不能不加以澄清。

关于大略堂本《西游释厄传》和《西游释厄传》究竟是否一回事？我以为据今见资料，实无可能证明和论定；当然，也不妨留有余地回答：我们不知道。关于此题，实际上就像笔者在《释厄传考》一文中所引六十年前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那一大段论述大略堂古本的文字，其结论是：“汪氏所云大略堂本，其源流不明如此，殊不足为持论根据”。王文作者能拿出持之有据的版本资料和言之成理的翔实论述来推翻这一段至今依然合乎实际的论断么？我以为难！难！难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