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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游记》版本论争十大歧见综考辨证(中)


 

关于所谓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和《西游证道书》关系问题。

王文《新探》的主要观点就是大略堂《西游释厄传》古本是《西游记》祖本。而我与之商榷的《一评》题目却是“《证道书》白文是《西游记》祖本吗”。不明真相者难免有牛头不对马面之嫌。王文《再论》就以此指责吴某用“移花接木”手法“严重歪曲”了他的结论。其实,这无关要旨。因为我把论题改成“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是《西游记》祖本吗”也完全一样。直截地说,关键就在所谓的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与《证道书》白文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二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本子,是两回事,那么吴某堪称移花接木;倘若相反,所谓大略堂古本不过是汪象旭的托词,而实际上却是以他据今见明本改编的《证道书》白文来冒充而已,那么,吴某之论并非“移花接木”,恰恰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文的主要结论。

所谓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之说,讲到底,从古至今,并无版本证明,而只有不妨称之为“孤证”的文字记载,即汪象旭为张扬他的《西游证道书》在第九回回评和书后短跋中的两段话:前者称他有“大略堂《释厄传》古本”,后者说他有“大略堂《西游》古本”。该评和跋今已为人们熟知,此处不赘引。至于据上述二说能否统称“大略堂《西游释厄传》古本”,前人持重不采;今人多有称之,笔者认为不妥;且存而不论,谨以说明。

对《西游证道书》关于大略堂古本的叙述,不论见过原书与否,几乎都心存疑虑。即使偶见肯定之论,也随之补充犹豫不定之辞;虽呈自相矛盾之态,实为持重之论。兹摘引数例。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说:“汪氏所云大略堂本,其源流不明如此,殊不足为持论根据”,“汪氏所谓古本,即实有之,殆亦如朱鼎臣所编一类之书”;又《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西游证道书》条说:“(汪象旭)并谓得古本,据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一回。实则此回乃象旭自为之,与古本无涉”;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说:“所谓大略堂释厄传当即朱鼎臣本的异刻,或明、清间的一部朱本的翻刻”。傅惜华《内阁文库访书记》:“(《西游证道书》)有陈光蕊事。象旭自谓尝得古本,增补此回;实则为象旭杜撰”。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跋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说:“在这个本子的第九回汪憺漪评,曾说是因为获得了大略堂释厄传古本,才根据了它,补刻这记叙陈光蕊赴官遇难始末一回的。我想这说的是真实的话。现在我们虽然无法看到大略堂刻本的释厄传,可是,我想它的内容,不至于和这部刘莲台梓本西游释厄传有太大的不同的。然而既称‘补刻’,实即另撰,也未必全抄释厄传而丝毫不加改变”;柳氏又在《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这篇著名长文中,一面说“相信过去一定有过这么一部《西游释厄传》是无疑的”,但又指出:究竟是指朱本,还汪象旭他们另有所见,“不容易猜测,我们的证据还不够”,显然又持疑了;同时,他还提出将明本与证道书本对读:

 

《西游证道书》刊于清初康熙间。他们批评以前的“俗本”,说俗本除了“遗却唐僧出世四难”,还“有意续凫就鹤,半用俚词填凑”,而且“篇中多金陵方言”;只有他们根据的“古本”,才是“应有者有,应无者无,令人一览了然”。……《证道书》为了这里举的理由,刊落了若干见于明刻本的诗词和叙述文字,因此篇幅减短,则似乎是事实,虽然客观地说仍有一些可能是他们刻的仅是古本原文,批评了“俗本”也并不代表他们曾对“俗本”施过甚么删割修改的大手术。如果有人这么想,这只要把《证道书》和一些明刻百回本试做一番精密的校勘的工作,就可以获得更满意的结果。

 

柳存仁还加了一则注,说以“用清初刊本较好”,意思明确,“校勘”时要用原刊本。

也许再加细致广泛收集,还可获得其它人论述资料;但就以上所引,显已涉及国内外著名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归纳之,不外乎有的相信有这部大略堂古本,有的不相信有此古本;但不论相信与否,有一点却共同,即《证道书》白文同所谓大略堂古本实际上是一回事:信其有者以为证道书本据大略堂古本翻刻,信其无者则以为据所谓“俗本”删节后翻刻(江流儿故事则据朱本)。究竟如何,有效的检验,就是用清初原刊本《西游证道书》同明刊本《西游记》“做一番精密的校勘工作”。

敝人不敏,这种“校勘工作”,实即笨办法,前后一共有三次:先是将台北天一社影印的原刊本《西游证道书》和该社影印的世本,作一般的对读,了解了他们之间的大概;再是以上述证道本同人民版初版本《西游记》对读,特别将第71回至第100回逐字在人民本上作出校改;三是在1995年应版家之约合作校点证道本之机,化了近半年光阴,将天一版《西游证道书》从头至尾逐字改定在一部李评本《西游记》。

我以前两次对读为根据,写成《“大略堂〈释厄传〉古本”之谜试解》(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3、4期),以主要篇幅列举大量资料,将证道本第九回与朱本卷四、证道本其它99回与世本作了对比和分析,认为它们之间有血缘关系:“《证道书》白文是根据世本和朱本相应部分改编而来”,并提出:“读过《证道书》原本的人都知道,该书每一页的版心上还都印有‘古本西游第×回’的字样,可见汪象旭忾称的‘大略堂《释厄传》古本’就是《证道书》白文这个样子是不必怀疑的。反过来说,《证道书》的白文,也就是‘大略堂《释厄传》古本’的原貌”。我的结论就慢“汪象旭所谓的‘大略堂《释厄传》古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基于以上的对读、分析和论证,我在与王文《新探》相商榷的《一评》中,又以很大篇幅将《证道书》白文与朱本和明版百回本(这次是李评本)作对比和分析,才以“《证道书》白文是《西游记》祖本吗”为题向王文“大略堂《西游释厄传》是《西游记》祖本”说提出了挑战。

其实,我这种看法,如今已并不新鲜,更说不上是创见。因为黄永年中华版《西游记·前言》中有一段论述,不但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所谓“大略堂”古本之说否定得更彻底:

 

这种由文人来改订改写通俗章回小说的事情,并非就始于黄周星(即汪象旭合作者——吴按)把明百回本《西游记》改成《西游证道书》。在这以前有冯梦龙在泰昌年间把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扩大改写刊刻的四十回本《平妖传》,有崇祯时人把《金瓶梅词话》修订改写刊刻的《绣像金瓶梅》,有崇祯时金圣叹把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删削修订评点刊刻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在《西游证道书》以后,还有康熙时毛宗岗把《三国志通俗演义》修订评点的《三国志演义》……就改写的办法来说,在情节上是有砍有增,文字上是大量删改修订,对原本里过多的诗词韵文更是大幅度地删弃,然后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施加评点。他们又都多少地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托古改制”的传统,不肯公开声明他们评点的本子已是经他们修订改写过的新本,而偏要打出“原本”、“古本”的旗号,像崇祯改本《金瓶梅》在内封面上就自称“新刻绣像原本金瓶梅”;金圣叹和毛宗岗都把自己的删改托之于依据“古七”,而把原本斥之为“俗本”,金圣叹还伪造了所谓施耐庵的“古本水浒传”自序。

 

我们若把出现在当时这种风气下的《西游证道书》加以对照,汪象旭等人伪造元人虞集原序,将明版斥为“俗本”,又托名发现大略堂古本,而实际上不过是将明版百回本和朱本相应部分,加以改头换面、大量删削又加评批而成新刊之书的做法,岂不昭昭然。

惜乎王文作者乐于“高空”作业,又重于偏见,无视评者提供的丰富资料以及基于其上作出分析,在《再论》和《三论》一再纠缠于所谓《证道书》目录和正文版心所标明的“古本”只有两处为理由,拒绝别人提出的实为标于全书的见解;反而以诬称对方“十分草率”、“主观臆测”、“毫无根据”、“一厢情愿”、“无只字材料的根据”和什么“数字迭加的游戏”、对考据学“未入门”、“不懂得对材料必须考察与检验”等等空洞词句为满足;而他自己却始终回避了一个问题,即提供了所谓大略堂古本信息的《证道书》白文,究竟与这个所谓古本文字是什么关系?究其原因,看来还是由于该论主并未读过《西游证道书》原本,所以他不可能对笔者所作的版本对读中的种种细致分析,提出任何具体的令人信服的意见来。

 

 

关于清本《西游记》第九回江流儿故事的承传问题。

其实,王文作者不经意时亦有不加论证地将所谓大略堂古本和《西游证道书》等同起来,如《新探》说:

 

大略堂本中的“江流儿”故事,为汪象旭的《西游证道书》白文所完整保留,有清一代之各种百回本《西游记》亦据以载入,整理本(指人文本——吴按)所据《新说西游记》增补为附录一回者,亦即大略堂本的原文。

 

吴按:在任何人都不知道“大略堂本”及其“‘江流儿’故事”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王文居然说这一“故事”为《证道书》所“完整保留”。是一奇;又说清代各种百回本《西游记》亦据以载入,是二;还说人文本附录一回亦即大略堂本之“原文”,则更是特大奇闻了。所以我在《一评》中指之为“这是缺乏任何根据的臆测之辞”,并提出:

 

事实是:证道书本第九回问世后,《西游真诠》作了一些修改后载入己作;《新说西游记》以及“有清一代之各种百回本《西游记》”则是采用《西游真诠》之文,包括现在流行的通行本中的附录一回在内。根本不是《西游证道书》的原文,更谈不上是大略堂本的原文了。这是只要将各种《西游记》“江流儿”故事全文略加对读就可以解决的。

 

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根据和意图不外乎:断定王文作者既未通读证道本第九回,更未通读“有清一代”“各种百回本《西游记》”;所以我自以为前述一段话足可供对方去求索问题真相之参考。王文作者若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寻求真理的愿望,无疑会将“有清一代”《西游记》的第九回文字认真加以对读和校勘,何况该回文字不多,证道本不过区区4004字,真诠本全书文字虽较证道本多,但第九回却不到四千。若能从中有所发现,驳倒吴某所论,岂非有功《西游记》坛!而且这里不妨说明,吴某所论中并不包括清代手抄本《西游记记》在内,而此书目前已影印出版,并不难觅,若再加对读,肯定会发现新情况。惜乎王文作者堪称惯于“高空”作业,在《再论》中竟辨解道:他所说的为《西游证道书》白文所“完整保留”者不是指大略堂本的“文字”,而是指“故事”;他所说的有清一代百回本据以载入的大略堂本的“原文”,亦是指“故事”。对此,笔者以为王文作者能承认说过“大略堂本的原文”一语,而并未赖得精光,总应该被认为是实事求是的;同时,要把“原文”的意思,解说成是针对“江流儿”故事的“故事片”而言,虽然在《新探》行文中并不如他们声明的“十分清楚”,但要作些修改也是情有可原,应该允许的。可是,即使王文说《证道书》甚至有清一代《西游记》中的“江流儿”故事,都是由大略堂本的“江流儿”故事“保留”下来,我仍然认为是“臆测之辞”。关键就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大略堂本,所以王文作者没有见过大略堂本中的“江流儿”故事,换句话说,没有版本根据。所以,假使你认为《证道书》第九回即大略堂本“江流儿”故事,作为一种个人见解,可以理解;若以之为前提,断言“有清一代”《西游记》“江流儿”故事都是大略堂本“江流儿”故事,这就太离谱了;不是“臆测”之辞,难道是持之有据?!因为“有清一代”《西游记》六种版本,如今皆在,并非绝种,你不去读一读,却乐于信口开河,岂不活像猪长老碰到灾难时只将猪嘴往土里埋,却将猪屁股翘得老高,置于不顾一模一样。笔者这样说当然是的据之言。因为你王文作者用“故事”来代替“原文”,以为可以掩盖错失;其实,恰恰是洋相迭出。因为即使就“故事”而言,“有清一氏”的种种《西游记》“江流儿”故事与早期的《西游证道书》第九回也是有不同呢!别的不提,就说江流儿出世后,其母曾哺乳一月,然后弃江;迨《西游真诠》校改翻刻,才将哺乳一月等删去。其实,自诩深谙“考据学”和“懂得对材料必须考察和检验”的王文作者,难道不知道《西游记》版本承传演变的研究中,“原文”和“故事”没有区别?光凭考察“故事”就能解决和论定版本的演变源流?显然只是以此搪塞欺人,最后只能是自欺欺人罢了。

王文《再论》辨解中有一段文字涉及有清一代《西游记》的演变源流,不可不予澄清:

 

退一步说,即使有清一代的各种百回本中的“江流儿”故事确如吴文所言,均是据《西游真诠》而载入,然《西游真诠》却是据《西游证道书》所为,这样明显的承袭情况,不也说明了均与《西游证道书》是十分密切的吗?倘若没有《西游证道书》,有清一代之各种百回本也就不可能载有“江流儿”的故事,这是谁都清楚的事实,又何为“缺乏根据”与“毫无根据”呢?请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西游记》在《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中的一段话:“《西游证道书》补出了这一段,《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各本,都照着补出。”这不是很明显地说明,有清一代各种百回本《西游记》中的“江流儿”故事,都是据《西游证道书》而为吗?对此,《商榷》(吴按:即《一评》)的作者又该要作怎样的商榷呢?

 

吴按:关于分析“江流儿”故事承袭关系的视点,王文作者从“原文”改为“故事”现则又更为宽泛,改称为“所为”、“而为”了。自以为引经据典,找到了充足理由。然而,他却始终在对读版本的大门前徘徊,不愿做一点踏踏实实的功夫,以追求真理。其实,此题所涉及的内容,事关百回本《西游记》后期即清代版本演变的重要课题,所以我在《二评》中,可说只字未及,因为三言两语讲不清,拟撰专文来论证。这里也只指出一点,有清一代百回本《西游记》版本发展是很复杂的。但过去的论者由于缺乏版本资料和细致的文本校勘,论断都有简单化之嫌。从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到近年台湾所出《中国五大小说之研究》一书,关于清代《西游记》的承传演变,看法类同。今选郑振铎文中的部分图表所列,可见一般:

据此,不妨用个通俗比喻来说明:《西游证道书》是父亲,则《西游真诠》等四种便是《西游证道书》的儿子。郑振铎若知道清代后期还梓刻过一部《西游记评注》,肯定亦会将它与《西游真诠》等并列,成为《西游证道书》第五子。

但清代百回本《西游记》版本演变的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能化精力和时间去对读和校勘,便会一口否定上述论断。可是若以百回本全书的演变立论,情况极为复杂,一时讲不清。但换一个角度,即若从我们现在讨论的“江流儿”故事来讨论,问题就简单得多。据我校勘对读,清本《西游记》第九回的承传演变,可列表如下:

据此表,若说《西游真诠》第九回是《西游证道书》的儿子;那么《新说西游记》等其它四种第九回便是《西游证道书》的孙子了。当我们把它们的承传关系具体搞清后,一定要笼统地说《西游真诠》及其以后的四种《西游记》第九回都是据《西游证道书》“补出”,岂不就像把祖孙关系统统说成是父子关系那样荒唐可笑吗?!

王文作者或同好们若对此题还想作深入研究,以追索真理,我建议:不妨再将清代后期的版本特别是《通易西游正旨》和《西游记评注》作一番细心对读;另外还有《西游记记》。不能排除如下可能,即《通易西游正旨》以后刊刻的版本第九回,并非从《西游真诠》而来,而是由《西游原旨》为底本承传;也就是说,它们不一定是《新说西游记》和《西游原旨》同辈,而是它们的子或侄,甚或还有孙辈。若果真如此,则它们很可能是《西游证道书》的曾孙辈甚或玄孙辈了。因为版本情况极为复杂。清代前期四种版本“江流儿”故事的承传,笔者自信已经可称划上了句号;至于后期两种以及《西游记记》,则就还有探讨和深究之余地。

 

 

关于《西游证道书》倡导《西游记》邱作说是指小说抑历史纪行书问题。

我在《二评》中曾针对王文《再论》所叙:“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的‘发布’与‘宣布’的信息及概况,均是针对历史纪行书《西游记》而言的。……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又未明确点明邱处机所撰为小说《西游记》,其何在‘弄虚作假’?倒是一些从事小说《西游记》研究的人们在误将邱长春《西游记》当作小说,而进行着一场笔墨官司”这一奇谈怪论,其实忍无可忍,便写下一段不甚客气的话:

 

读着这样的宏论,连笔者也不禁为之脸红。原来,王辉斌先生虽大谈其《西游证道书》,却根本没有读过《西游证道书》。呜呼!

 

当然,话说得难听。然而,这是《西游》版本论坛的尽人皆知的常识。为此笔者在《二评》中又耐心再作具体说明以供对方参考,我特地拎出《证道书》虞集《原序》的几段话来证明《证道书》倡导的邱作说确是指小说;并举出几则回评文字来证实汪象旭主张邱作说指的确是《西游记》小说而决非历史纪行书。

如果王文作者由此自加辨正,当然最佳,孰能无失!退一步,即使保持沉默,就此了结,也未尝不可。孰料,事出意外,王文作者竟重引原语,在《三论》中作了针锋相对的然而又不知所云的一段反驳:

 

我在《再论》中认为:“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又未明确点明邱处机所撰为小说《西游记》,其何在‘弄虚作假’”?“评”文即据伪虞序中“叙及玄奘取经和‘心猿’闹天宫的邱长春真君所著《西游记》”云云,硬是说汪象旭在“弄虚作假”(吴按:据此可见,王文作者确实未读《西游证道书》原刊本,因他根本不知道虞集《原序》是《证道书》有机组成部分),并据以认为我“根本没读过《西游证道书》”。

 

吴按:如果这段话发表在1897年,则肯定会引起《西游记》论坛的震动,因为有清一代的《西游记》评点者莫不追随《证道书》把小说《西游记》的著作权奉献给了邱处机。特别像含晶子《西游记评注》等刊本,正文前竟题着“邱真人西游记”。若有人说《证道书》并“未明确点明邱处机所撰为小说《西游记》”,岂不要会令他们惊死!当然,如果王文《三论》这段话发表在1917年,也肯定会引起研究界的极大兴趣,鲁迅和胡适就是在那前后考定小说《西游记》作者非邱处机是吴承恩而震惊《西游》论坛。惜乎王文作者生也晚,时序已到1997年,由《证道书》首倡的《西游记》小说邱作说的迷雾早一扫而光,竟说什么《证道书》倡导邱作说系指历史纪行书《西游记》,而非指小说《西游记》,岂非成为二十世纪末《西》坛的大笑话!《三论》又说:

 

我在《再论》中说“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又未点明邱处机所撰为小说《西游记》”,指的是汪象旭没有在他的批评本《西游记》中,将“历史纪行书”《西游记》说成是小说《西游记》。“评”文则引汪象旭《西游证道书》中的回评文字为例,实与《再论》之说相距千里之远……无论是汪象旭抑或《仙佛合宗》一书的作者,他们所指、所说的“邱撰《西游记》”,都是与邱撰“历史纪行书”《西游记》无关的,所以我才说“又未点明”。

 

吴按:要对《再论》所述作修正,尽可能光明正大,不必大绕弯弯子。因为《证道书》中根本没有提及“历史纪行书”《西游记》,而是你王先生硬说汪象旭倡导的邱作说是指历史纪行书而非小说,吴某才断言你阁下未读过《西游记证道书》;而以上文字之辩解更证明吴某判断之正确,实无必要对“评”文作者即某倒打一耙。

王文《三论》还说:

 

邱撰“历史纪行书”《西游记》,与邱撰小说《西游记》完全两码事。即前者历史事实,后者系他人伪托。将他人伪托的东西硬套在无人邱处机的头上,尚缺乏确凿过硬的文献而不是文本材料依据。当然,从“评”文看来,可知作者是认为这一伪托者是汪象旭的,但从胡适的“《仙佛合宗》书中说‘邱祖作《西游记》以明心曰心猿”看来,似制造“邱撰小说《西游记》”者为《仙佛合宗》一书的作者可能性更大。

 

吴按:观此,似王文作者已承认汪象旭倡邱作说系指小说《西游记》;不过,顺手戳吴某一枪:你主张系汪氏伪托似有误。其实,若对谁先“制造邱撰小说《西游记》”的问题真感兴趣,胡适之言过于简单,吴某介绍你不妨读读柳存仁《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长文;至于“伪托者是汪象旭”之说,吴某实不敢掠美,因为这是孙楷第先生《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著录《西游证道书》论定:“明本《西游记》,皆不言撰人,如陈元之序,且以为不知何人所作。如汪象旭此书,始以为丘长春作”;又《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西游证道书》条:“自象旭此书始冠以虞集序,以为邱长春作”。这是《西游记》研究界众所周知的事,因为孙氏之说至今已整整六十余年了。同时,王文作者说“伪托”者“尚缺乏确凿过硬的文献”之说,似也勉强。因为明人撰写邱长春传之类的《金莲正宗记》、《辍耕录》等书都曾指出:要查邱氏生平和著述,可阅《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风云庆会录》、《七真年谱》等。其中前二书为邱氏作;此《西游记》显系指“历史纪行书”《长春真人西游记》。后人包括汪象旭显系出于附会,以为系指小说,所以《西游证道书》特在卷首撰附《丘长春真君传》,传中称“有《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行于世”;再配以虞集《原序》和一系列回评中述及“邱祖”,清人才生郢书燕说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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