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游记》版本论争十大歧见综考辨证（下）

  七

关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作者、卷数问题。

王文《再论》叙及《西游证道书》邱撰《西游记》问题时，一再提到“今本道藏”载有邱处机“历史纪行书”“三卷”本《西游记》。时至今日，这只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因为近年《道藏》已经影印，且各种有关辞典都能查到正确答案，故我在《二谰》中提及请他翻一翻资料，“举手之劳”，就可解决。不料，王文《三论》竟大加反驳：

对于此书的作者，或认为是邱长春，或认为是李志常，众就不一；而其卷数，一作三卷，一作二卷，版本亦多种。但“评”文作者不谙此……认为：（一）邱撰“历史纪行书”是绝对没有三卷本存在的；（二）这部被我称为“历史纪行书”的作者不是邱长春。其实，“评”文作者的这些高见均是十分武断而又令人吃惊的。

接着举出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邱长春自己另有《西游记》三卷，是纪行，今尚存《道藏》中”以及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实即胡适《复王某的信》一文中“邱的弟子李志常记有西行的经历，题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三卷”两段文字；并说鲁迅、胡适是“研究古代小说的巨匠”，“特别是胡适对《西游记》的考证更是为海内外学界所膺服”；还说你吴某“出版过《西游新证》”，对“鲁迅此书是熟之可诵的”，最后无疑是没有搞清楚“历史纪行书”作者和卷数的当然是吴某：竟如此“只取一端，不及全面，断章取义，曲解强说”！幸好吴某文章弊端仅止于此！这是因为王文作者也不得不轻描淡写地提到“历史纪行书”也有二卷本说，也有作者李志常说。结论是“因版本的不同而不同”，“其情况是如此之复杂”！

恕我直说，王文作者终于闯入了自设的迷宫，撞得晕头转向，还自以为得意。这并非悲剧，而是《西游记》论坛甚至文界的一出笑剧，闹剧。

其实，当王文《再论》提出《长春真人西游记》三卷和邱作时，吴某已知其采用了胡适和鲁迅之误笔，只是为贤者讳，不想点明而已。既然王文作者已自说明，且颇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得意，则吴某也不妨直说：“巨匠”们见王文作者此举，若泉下有灵，虽不至于横眉怒目，恐也不免连连摇头：孺子可恶！原因何在？原来王文作者公然不引鲁迅和胡适的正确言论，却偏偏要将“巨匠”们的有失之言当武器，挥舞来压服争论的对方，颇有出“巨匠”们洋相之嫌。吴某对“巨匠”们的《西游》论，虽不见得“熟之能诵”，却也并不生疏。原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过：“百回本《西游记》……今特盛行，且以为元初道士邱处机作。处机固尝西行，李志常记其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当然，王文作者对此语不引未必出于故意，也有未曾寓目之可能。但对胡适之语不引，则又不同了。胡适的《西游记考证》既为“海内外学界所膺服”，王先生当然是其中之一；然则胡适在文中开宗明义就写道：“《西游记》不是元朝的长春真人邱处机作的。元太祖西征时，曾遣使召邱处机赴军中。邱处机应命前去，经过一万余里……李志常记载邱处机西行的历程，做成《西游记》二卷”。当然，王文作者也许未读此文，也许读过遗忘，不必妄猜。但王文《三论》既然已引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实即《覆王某的信》中那句“凡三卷”止的那一节，则紧接其后的一句则决非未读或读后遗忘：“王国维先生有《长春真人西游记注》二卷，收在《王忠悫公遗书》”。只是王文《三论》卖弄玄虚，虽大体引了此语，却将它与胡适之文脱钩，掩去了系原适之文的真相。更有意思的是胡颂平《年谱》同书中，又有胡适《覆拙哉的信》一文，早就提到他的《西游记考证》开头说过的即我前文引述的李志常撰《西游记》二卷之事实，只是王文作者不予理会，但却又引用同一篇短文中“《仙佛合宗》书中说‘邱祖作《西游记》以明心曰心猿”一语，借以来证明吴某《西游证道书》倡导邱作说之误（见本文第六），却又抹去此语紧接的“正足以证此书（指邱作小说事）是伪作”。于此，不仅可见王文作者自己“打迂回战”之良苦用心，还透露出不惜曲解他自己曾誉之为“巨匠”的胡适、鲁迅原义之妄为。

《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作者和卷数，在王文作者笔下似乎成为情况极其复杂之谜，他又不愿直接查阅第一手资料即文本以求彻解；吴某倒又重读了此文并作了记录：《道藏》收入卷四正一部，《道藏辑要》收入胃集三，《道藏精华录》收入第十集；均为李志常编述，上下二卷。据《道藏精华录》（20世纪初，由丁福保据《道藏》及清代道书中选辑而成）：上卷9908字，下卷8761字，共18669字；统计精确否，不妨再核实。文前有“西溪居士孙锡”撰于“戊子”即南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之序，系应李志常之约而写；紧接有“竹汀居士钱大昕”撰于“乙卯”年即清乾隆六十年（1795）一文，开宗明义说：“《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编……世鲜传本，予始从《道藏》抄得之”；后有段玉裁“甲子”即清嘉庆九年（1804）《识》称：“忆昔与竹汀游元妙观，竹汀借此抄讫而为之跋”。而且最后还附有数跋：其它跋文均为考证记中的有关天文地理事，不涉作者和卷数；中有“道光壬午”（1822）程同文跋，开首即称“长春西游记》二卷，为元邱长春弟子真常子李志常所述”。

据以上资料，可以肯定：《道藏》中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确为李志常撰，共二卷。过去稀见，由钱大昕抄出印行，才为世人所知。

或说：你吴某如此言之凿凿，不留余地，难道不怕王辉斌先生拿出另一部《道藏》三卷本邱处机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以驳你吴某武断？吴某答：敝人耐心等待能者的新发现再改正亦不晚。

八

关于《西游证道书》卷首虞集《原序》的真假及其所序为《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误解问题。

《西游证道书》为了倡导小说《西游记》邱作说，堪称苦心孤诣。不但在卷首刊有汪氏自撰的《丘长春真君传》，回评中一再述及邱处机创作小说的特点和意义，还配发了署名元人虞集所撰的小说《西游记》的序即《原序》。对此《原序》，《西游》论坛持疑者有之，信其真者有之，认为即是世本陈《序》中所说“原有序”之序者亦有之。但笔者早几年经研究，确认汪象旭等所伪作，曾撰《虞集〈西游记序〉真伪考》之一、之二、之三来论证。因此，我在《一评》最后为说明《证道书》传播的大略堂古本信息的不可靠，曾提及汪氏发布的另一重大信息即书中披露的虞集《原序》“是假的”。

为此，王文《再论》提出两点：

此《序》若确出自其手笔，其所序之《西游记》是非小说《西游记》的，因为在虞集生活的年代，小说《西游记》尚未定型；

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的“发布”与“宣布”的信息及概况，均是针对历史纪行书《西游记》而言的。由此又可推知，如果虞集确曾撰写过《西游记序》，那么此《序》即为是《西游记》而撰。

吴按：两则推断中，前者的大前提只是个假设，后者的大前提则是错误的（我在前文即据此推断王文作者未读过《西游证道书》），故推导而出的结论正确性可想而知，只少是完全脱离了《西游证道书》的实际。所以为了弄清《证道书》中虞《序》的真相，我在《二评》中曾着重引用、介绍虞《序》的内容，说明它确是针对小说《西游记》而发；并说明经我查阅虞集文集，都未见他写过任何《西游记》序的迹象。甚至指出：“连鲁迅《小说旧闻钞》有一则按语曾提到：’芥子园刻本《西游记》小说，辄从虞集《道园集》取《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一语亦有误。这就明确表明两点：一是《证道书》所载内容为小说《西游记》所写的虞集《原序》，是汪象旭的伪作；二是据现有材料，虞集既未写过小说《西游记》的序，也未写过《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序。

据此，王文《三论》写道：

《再论》之所以认为虞集不曾为小说《西游记》写过序，关键就在于“因为在虞集生活的年代，小说《西游记》尚未定型”。因此，我的意见是，今传小说《西游记序》即所谓的《原序》，是绝非出自虞集的手笔的。

其实，据胡适的《西游记考证》，可知虞集是确为“历史纪行书”《西游记》写过序的。他说：“虞集作的序，乃是一部纪行程的地理书。”

吴按：据第一段，既然《原序》“绝非出自虞集的手笔”，那无疑为汪象旭等作伪；而《原序》实为小说《西游记》作序，由此，王文作者《再论》说的“《西游证道书》所‘发布’与‘宣布’的信息及概况，均是针对历史纪行书《西游记》而言”，似乎已作修正。这且存而不论，任何修正均应允许。据第二段，因引胡适之语来证实虞集所序为历史纪行书《西游记》，实际上是针对笔者《二评》作反驳，笔者在该文中曾论述：虞集既未序小说《西游记》，也未序《长春真人西游记》。故应加以辨明。

笔者明确认为：胡适所言“虞集作序的，乃是一部纪行程的地理书”即《长春真人西游记》一语，显然有错。此语系承吴玉�摺渡窖糁疽拧范�发。《山阳志遗》说：“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吴承恩）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胡适即据此因而说：“吴玉�咭参笕锨癯ご旱摹段饔渭恰妨恕Ｇ癯ご旱摹段饔渭恰罚�虞集作序的，乃是一部纪行程的地理书。和此书（指小说《西游记》）绝无关系。阮葵生虽根据吴（指吴玉�撸┧担�但已不信长春真人的话；大概乾隆以后，学者已知长春真人原书的性质，故此说已不攻自破”。文中所说“阮葵生虽根据呈说”，是指阮葵生根据吴玉�摺渡窖糁疽拧啡沸判∷怠段饔渭恰纷髡呤俏獬卸鳎�而与长春真人邱处机作的《西游记》无关。后者实指李志常撰《长春真人西游记》。胡适文中顺着《山阳志遗》的引语一再提及所谓“邱长春的《西游记》”、“大概乾隆以后，学者已知长春真人原书的性质”云云，实是指李志常撰《长春真西游记》，并非另有长春真人撰的什么《西游记》，否则当然是错说。同时文中所谓“虞集作序的，乃是一部纪行程的地理书”，当然更是错说。其错失，真像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所说一模一样，文中鲁迅所谓“邱长春自己另有《西游记》”“是纪行书”，“加以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等语，不就胡适之语一模一样吗？我以为极有可能是两相互影响所造成；否则，这么错失一样，用词、语气都类似呢？不过鲁迅语中有“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一语，却使我们明白：他们所说的虞集序既然“冠”于“清初刻”的小说《西游记》之“首”，岂不就是确指《证道书》之首的《原序》？又还能有如王文作者所理解的别的什么《西游记》之序呢？鲁迅未见过汪象旭《西游证道书》一书，我认为可以确定。因为在《中国小说历史变迁》中说“评议”《西游记》者时只举了《西游真诠》、《西游正旨》和《西游原旨》，而不提《西游证道书》；而且在《集外集拾遗》著录日本“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时，竟写下《西游证道书》为“明版”，都透露出他未见《西游证道书》之消息。否则，鲁迅一见《西游证道书》中皆将“玄”字改“伭”，岂能不知是清版本？

这里引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前言一节以作结，足证虞集既未写过小说《西游记序》，亦未写过《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在清抄本《四部备要》史部及《在榕园丛书》乙集和《丛书集成》初编中《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序文，惟有西溪居士孙锡序，并无虞集序，在三种进本书后收有清人钱大昕、徐松、程同文、董祐诚写的四篇跋文及段玉裁、张穆两则附语。钱大昕在跋文中谈到《长春真人西游记》和《西游记》小说事，并严肃指出《西游记》小说‘乃明人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处机之手，真郢都燕说矣’。在《道园全集》中亦无《西游证道书原序》一文。故知所谓元人虞集序文乃清人伪作，或许即出于汪憺漪、黄太鸿辈所自撰”。

九

关于“江流儿”故事中收养江流儿的和尚有法明、迁安二说引出的实质性问题。

王文《新探》曾说：

（“江流儿”收养人）法明长老与迁安和尚孰是孰非的问题，以我们的愚见，当以法明长老为正。这是因为，“江流儿”的故事这一回之所写，乃为发生于唐代的“故实”，而一部百回本《西游记》所涉及的30余位唐代人物之姓名，都可在有关唐代文史的资料中找到出处。法明长老其人，正是初唐时期的一位知名度颇高的佛教徒，“荆楚人”，中宗时曾由江陵入长安，《宋高僧传》卷十七有传载其生平。而迁安和尚，则仅见于元明之际的《陈光蕊江流和尚》南戏戏文中，可见，其乃为一位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典型人物。世德堂本之所以作迁安和尚不作法明长老，当为“华阳洞天主人”在校勘时删去了“江流儿”故事后，乃据南戏戏文而为之。这样处理，既可避免本文前面所述论之矛盾的出现，又显示了其刊本与唐光禄所购得的“原有序”的那部底本《西游记》的不同之处来。

吴按：把《西游记》中人物与历史人物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和分析，探讨创作中改造素材，实现情节和人物的典型化和提炼主题思想的成就等，都是可以的。就像《儒林外史》、《孽海花》诸书探讨人物素材方面的成就获得人们的赞扬；但是，《西游记》是神话小说，情况当然不同；只是因为《西游记》的成就有一个近乎千年的演变过程，人们在寻求、考证其演变过程时，时从史事和文艺作品包括宗教典籍中寻找线索。王文作者愿化时间从考察历史人物入手来分析《西游记》当然可以，但是以之遽断《西游记》的祖本问题实不足为法，当慎之又慎。且吴某当年曾详细对读明清各种《西游记》的有关此事的文字，发现一些新的特殊情况，非三言两语可讲清，故《一评》、《二评》文中均不予对话和置评。不料，王文《三论》竟为此“惶惶不可安”；且考虑到此事本身亦关重要，故特再作概述：

一、明版现存世本等四种百回本无“江流儿”故事，只在第11回唐僧出场时有24句词话一篇，其中有两句：“迁安和尚将他养”、“洪州剿寇诛凶党”。“洪州”无疑即是指陈光蕊封官之地。这均非明本杜撰，当是从元明戏曲中承袭而来。《陈光蕊江江流和尚》剧中有唱词“若还不遇迁安的，也葬在鱼腹内”、“不是当初生巧计，如何得到洪州做官人”等可证。

二、明刊十卷本朱鼎臣本卷四叙“江流儿”故事时，收养的和尚名法明，封官之地为江州，与明版百回本各异；但卷六叙及唐僧时，却仍保留有那篇24句词话介绍生平，收养和尚虽已是法明，封官之地却未与卷四相统一，而仍与明代百回本一样是洪州。明版40回简本阳至和本无“江流儿”故事，但卷二第一回介绍唐僧时曾提到收养和尚为迁安，未提陈光蕊封官地名。

三、清版现存六种百回本《西游证道书》等第九回为“江流儿”故事，收养江流儿的和尚不叫迁安而叫法明，陈光蕊封官之地也不是洪州而是江州。与明版百回本唐僧出场的第11回相应处，已移到第12回，《西游证道书》等五种节本无那篇24句词话，只以散文数句作介绍。而作为全本的《新说西游记》，它在吸纳第九回“江流儿”故事后，于第12回仍有明版百回本的那首24句词话，而且仍是“迁安和尚将他养”、“洪州剿寇诛凶党”二句。以致与书中第九回中收养和尚为法明、封官之地为江州的说法有矛盾。这显然是由于这两回文字来源不同，而又未加修正统一之故。

为清眉目，可列如下表：

从以上对明清各种版本《西游记》“江流儿”故事和唐僧出场主持佛会时的介绍文字中，关于和尚名和封官地演变情况，稍作分析，似可悟出如下几点：

一、王文作者据法明和尚为历史人物，“当以法明长老为正”，由此推断出“世德堂本之所以作迁安和尚不作法明长老者，当为‘华阳洞天主人’在校勘时删去了‘江流儿’故事后，乃据南戏戏文而为之。”也就等于是说王文作者提出的祖本《西游释厄传》有“江流儿”故事，故事中的和尚为法明，所以朱本和证道本中“江流儿”故事都为法明和尚；洪州，王文未涉及。这样，似乎颇顺理成章，由法明是历史人物这一点，支持了他的祖本论。现在，当我们将明清版本中提到法明、迁安和尚以及封官地江州或洪州的演变情况，全部加以列出，便会发现事实并非如王文所论那样简单。且不提刊刻年代与文字颇与朱本相近的阳本提及的和尚为迁安；就以朱本来说，它在卷六叙及唐僧主持佛会时的介绍中收养和尚固然是法明，封官地却变成了洪州，竟与卷四“江流儿”故事中的江州不同，却又与世本等明版百回本同，岂非突兀而颇不可解！它是从所谓祖本《西游释厄传》中承袭？当然不可能，因为朱本卷四中为江州；它是从世本承袭？这又与王文的祖本论相悖。由此，我们是否应该对从法明是历史人物这一点来直接推断《西游记》祖本的做法产生怀疑呢？

二、从“江流儿”故事在明清版本演变情况看，似乎说明一个问题，即朱本全书并非从之前的什么古本整体地承袭节改而来，否则，就不可能产生封官地有江州、洪州二说之矛盾。这一矛盾的造成原因说明：朱本卷四“江流儿”故事可能是从元明戏曲改编而来，当然也可能是另一部早期的有较完整的“江流儿”故事的民间文学本中改编而来，并在改编中将原书中收养和尚迁安改为法明、封官之地洪州改为江州；而卷六的那篇24句词话则是从明本《西游记》百回本承袭，承袭时虽将迁安改作法明，以求与卷四“江流儿”故事一致，却忘了把洪州改为江州。但全书虽然出现了极大的矛盾，却透露出这些文字系从不同来源改编而成的信息。此种原因，正与清本《新说西游记》第九回“江流儿”故事与第12回24句词话中分别出现法明、迁安和江州、洪州的矛盾相同，后者也是由于从不同来源辑入和改编之故。

三、至于王文《三论》中所述朱本既署“朱鼎臣编辑”，故不可能从戏曲中“改编”，否则，一位文学家难道连“编辑”与“改编”的概念也会混淆。这是王文作者用现代的理解来误会明清之际的概念内涵之故。王文作者如不信，不妨查一查和种明清小说书目，何尝出现“改编”一词？所有自行创作或改编、编纂之书，莫不题“编辑”、“编次”、“编述”、“编纂”、“编著”、“编”、“辑”等等。在此说明，以免误会。

十

关于《西游记》祖本的“前世本”说，或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即《西游释厄传》说的实质问题。

先再声明：“前世本”之称是指陈元之《序》中提至的唐光禄购进的那部“原有叙”的《西游》，因世德堂本即据以“订校”后翻刻；吴某命名之只为行文方便而已。

有一个问题已到了应予说明的时候，即王文《新探》最初阐述祖本论时作为批评对象，曾列举半个多世纪以来九种《西游记》祖本说，拙见即荣列其五，原文为：“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的底本，即所谓‘前世本’。此说见吴圣昔近年所发表的多篇研究《西游记》的文章。”他批评说：“是单薄乏力的。”

现在请问王文作者：你在什么文章中发现过吴某主张《西游记》的祖本是“前世本”？吴某的确在“多篇研究《西游记》的文章”中分析、讨论过“前世本”，但从来未说过“前世本”是《西游记》的祖本。若“前世本”是《西游记》祖本，何用吴某饶舌，因为古今中外《西游记》论者都从陈《序》中可以看到世本是据“前世本”“订校、秩其卷目”后翻刻。世本《西游记》的底本是“前世本”，“前世本”也是一部《西游记》。《西游记》论坛探讨祖本时所说的《西游记》，显然也包括“前世本”这部《西游记》在内，甚至不妨说主要是指“前世本”，即探讨它们都是从一个什么本子发展而来。通常人们称《西游记》为吴承恩著，碑所谓“祖本”意即指吴承恩以什么本子作底本，加工改编为百回本小说巨著《西游记》。或以为是阳本；或以为是《永乐大典》本；或以为是朱本；吴某在《西游记祖本问题新论》一文中说过：“从较早的永乐本、谚解本，发展到较晚的吴本、朱本、阳本，这中间很可能还有另外标志着一个特定阶段的一部或一部以上的《西游记》新本在社会上流传”，“这个《西游记》新本……实际上也就是吴本的祖本”。所谓吴本当然只能说是泛指，即主要指“前世本”；有时有论者也包括世本。所以到写本文之时止，笔者还不曾提过什么本子是《西游记》的祖本。但是，的确多次讨论过什么什么本子不是《西游记》的祖本，其中包括王辉斌提出的大略堂《西游释厄传》即《西游释厄传》祖本说，这是事实。所以，王辉斌列出吴某的“前世本”祖本说，并加以批评，其实是放空炮。笔者怀疑，对王氏来说，汉语难道是外语？为什么一经他寓目，意思便变样了呢？

同时，笔者还要讲几句公道话。被王文《新探》所列举和批评的祖本说中，还有不公允者。如“一、杨致和《西游记传》。此说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首倡”。事实是鲁迅虽曾持此说，但稍后即放弃，改从郑振铎氏所提的《永乐大典》本说。所以，时至今日，又何必将你心目中的“巨匠”已经放弃了的旧说不加说明地又拎出来批评示众！又如被《新探》批为“单薄乏力”的典型的郑振铎《永乐大典》本说，王辉斌认为“仅一千二百字”而已，“何能据以比较并断定其为百回本的祖本”。这类批评又不免把问题简单化。且不说本世纪初，当人们只见通行的清本《西游记》时，骤然间发现《永乐大典》所辑那则古本《西游记》资料，钝拙者固然不识真宝，视同等闲，敏锐严谨如郑振铎氏则诧为“异书奇本”，备加重视。所以，正是鲁迅、郑振铎他们，能从当时读到或刚发现的有限资料，竟悟到了百回本《西游记》有一个发展改编的过程，而非某位作家个人创作，这无疑是《西游记》版本研究史上第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尽管他们提出的具体的祖本说也许还不尽允当（之所以说“也许”，是因为至今仍有论者支持他们的祖本说。），但已足证他们的发现有着无可否认和推翻不了的资料基础；而从有限的资料基础上发现并提出《西游记》有一个发展过程，更是他们天才的表现，和对《西游记》版坛的重大贡献。而这些，恰恰是以他们的《西游记》祖本论为标志。可见，若有人对他们的《西游记》祖本论非历史主义地简单地加以一口否定，其人钝拙可知矣。

其实，即使《新探》批评的《西游原旨》白文为祖本说，虽的确有错，笔者亦曾撰文商榷；但该说之错，决不是错在对读文本所作的对比分析，而是错在明清版本的原版文本读得不够不多，而遽下判断才出错；若有人因此误判为读文本或作文本上的比较而成错，因此吸此教训而鄙视轻视文本甚至排斥摒弃文本比较，则只能使自己造成更大的错失。王文作者的《西游记》祖本论探讨经历，就是一例，我们都应当引以为教训。

现在我们有必要回过来再概括和总结一下王文《新探》、《再论》、《三论》所述《西游记》祖本论的内容和性质。概括起来，王辉斌氏所论定的《西游记》祖本，就是“唐光禄所购得的‘原有序’的百回本《西游记》”；他提出：这部书叫大略堂《西游释厄传》，也就是《西游释厄传》；今见的世德堂本、朱本和《西游证道书》三部书都分别据以“校勘与重刊”、“重新编辑”为“简本”和“重刊”。这就是王氏专从“外学”的角度“切入”，既“探”又“论”的成果。

这里，首先令惊诧的是：王氏祖本论所称的“唐光禄所购得的‘原有序’的百回本《西游记》”，除了“百回本”三字笔者无据加以论定而且从未提及外，此书不就是笔者所简称的“前世本”吗？当然，笔者未曾倡道《西游记》祖本“前世本”说。然而，王氏论文中，一面开宗明义否定“前世本”祖本说，一面又极力提倡“唐光禄所购得的‘原有序’的……《西游记》”为祖本说，不就是处我矛盾吗？！当然，王氏把该部《西游记》称之为“大略堂”《西游释厄传》或《西游释厄传》，与“前世本”之名固然两样，但所指是同一部书，还能怀疑吗？然而，王氏批评”前世本“祖本说不当，却又将同一部书换了一个称呼，这个祖本说却变得完全正确了呢？真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同时，王氏那“极具系统性与整体性的内核”，且是“从多层次多角度所考察的结果”的根据，就是“两个必备条件”以及《再论》中列举的三条“材料”。“两个必备条件”说之误已在前文之一详细论及，不赘；三条“材料”之事，王文《三论》已指责我始终未作“下面回答”，并作为“遗憾之（二）”，意在将我一军，实际上提出挑战。可见他是何等重视，活像秘密武器似的。然而究竟是怎样的珍秘呢？吴某一发言不免要扫他的兴。照我看，三条“材料”本身不过是一般《西游》版本论者都“熟之能诵”之文，而且还常见反复引用；问题是这些文字一经过王氏之手，便有所增饰，不但面目有异，确实堪称非同常见之凡品，也许对方是从什么“秘本”引用而来，不妨说明；否则吴某便以今见版本资料来对照和对待。“材料”全文懒得再抄引，且简述以明义罢；但非同寻常之处文字，原语照引，吴某略加按语点明：其（一），“世德堂本有记载。是书梓于万历二十年”（吴按：并无明确“记载”，只陈序说撰于“壬辰”，故也有论者认为世本非刊于万历时），卷首回前诗第八句为“须看西游释厄传”；其（二），朱本卷首回前诗同样有“须看西游释厄（吴按：“厄”原刊本作“尼”）传”七字，“其书名还曾直接刊刻为《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吴按：今见明刊本未见书名“直接”刊为《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朱本书前题《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十卷本首、尾二十处中，只有四处题“唐三藏西游释尼传”似差近），”可证万历年间确有一部载有‘江流儿’故事的百回本“（吴按：这一“证”即推断，其实并无必然性）；其（三），汪象旭在短跋中“如实记载”（吴按：短跋125字中，何曾“如实记载”！否则，近一个世纪以来围绕大略堂2古本的热烈争论，岂非胡闹、无事忙！）获得《西游释厄传》大略堂古本。吴按：以上关键语若引自秘本，则无疑为王辉斌所增饰。那么综合梳理这三条“材料”，意思简单、明确，其实就是为《新探》所引的人文本重版本第一回回前诗的那条注，即：“《西游释厄传》——是较早的《西游记》传本之一。今所知、见者，有‘大略堂’本、‘书林刘莲台梓’本等。”对于此注以及从此注引申而出的一切有关《西游释厄传》或大略堂本《西游释厄传》问题的轻率论断，笔者已在《释厄传考》一文中作了辨证，指出：“《西游记》开场诗说的‘西游释厄传’，实际上指《西游记》本身。把它视为《西游记》早期的某部版本，并以朱本和所谓大略堂本作为今所知、见的实例，既无确凿根据，亦不完全切合。正如孙楷第所说：今难质言，不足为据；若据以推断《西游记》版本问题，就更不可靠”。至于有关《西游释厄传》或大略堂本《西游释厄传》，在王辉斌笔下，实即唐光禄购进之本子，也就是世本之前身、笔者称之为“前世本”者，则笔者在《前世本论》文中亦作了全面和详尽的分析，指出对其的诸般误解；认为“一切仅凭臆测和想当然的推断，均不可取，亦不足为法”。本文不赘。

结    语 

近年的《西游记》版本研究，常见失误，根本原因就是忽视对明清原版本的研读。当然，客观上有可能是原版本难得。但是，若是轻率地把人文本当作世本或唯一的《西游记》早期原本来作版本校勘和论证之据，必然误断迭出。王辉斌氏的祖本论，更是此类失误恶性发展的显例。别人从原版本出发倒变成了“花架子”；不研读原版文本第一手资料却“多角度”论版本，不阅读明清12种《西游记》版本却“多层次”论《西游记》祖本，实际上单凭着手中一部人文本重版本及其整理者言和第一回《西游释厄传》之注作根据，在《西游记》祖本和版本论坛纵横驰骋。同时，号称要从“外学”切入，据说还涉及了三十余种“外学”材料。其实，除法明为历史人物等一、二条为王氏提出的以外，其它材料皆为《西游》论者“熟之能诵”之文；问题还在于对这些“外学”材料，王氏不作实事求是的全面研究，往往各种文字一经王氏之目，几乎总是走样，或只取有利于己的一端，撇开不利于己一面，甚或不惜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借用王文中的词汇，叫做“挖空心思”、“曲解强说”，甚至不经目验，无根据地“主观臆测”，借以横扫《西游记》论坛一切祖本说。其结果，活像始终脚踏云步，腾身在半天空里频频发射“空”对地导弹。如此这般，长此以往，当心被猪长老说个正着：“斯文斯文，肚里空空！”共勉之！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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