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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演变轨迹扫描篇

一、《西游记》新三家板块合成论

《西游记》三家板块合成论之所以说“新”，无疑指旧而言。旧论《西游记》三家板块合成，有二说：一是指全书有大闹天宫、太宗入冥和西天取经三部分并合而成，这是就全书情节结构而言；一是指全书体现儒、释、道三家合一，这是就《西游记》思想内含而论。笔者这里提出的新三家板块合成之新三家，乃是指说家、道家和文家而言。如果说，旧的三家板块合成论，是从横的平面的角度，对《西游记》作总体上的分析的结果；那么，新三家板块合成论，则是从纵的立体的视角，对《西游记》全书如何演变发展而成，作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现就说家、道家和文家分析如下。

一

先谈说家。说家者，专指讲经人、说话人、演唱人，以及直接和间接为他们服务，即为他们记录、整理以及加工后又供他们演出的下层文人。讲经人、说话人和演唱人，可以统称为艺人。下层文人和艺人是密不可分的。也可以这样说，下层文人中肯定也有兼任艺人，即直接与群众（包括听众和观众）见面者；同时，艺人中也肯定有稍识文字甚至富有才华的堪称为文人的，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的低下，又兼任着直接演唱的任务，故与现代所理解的作家而言，称之为下层文人，更为符合实际。所以，统括一句，所谓说家，实际上指的是民间艺人。

说家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这是一支横跨几代间的庞大的队伍。具体说，从唐代僧人玄奘完成西天取经的伟大事业以后，他的事迹，在群众中口头流传基础上，逐步演化成为说家的说唱材料，历经宋、元、明，取经题材由真人真事，逐步演化成为神话故事，不是片段性的短篇的，而是长篇的足以称为巨著的神话故事。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定型以前，就是依靠这一支庞大的说家队伍，完成了这一部属于民间文学的足以称为巨著的神话故事的创造。

这支庞大的说家队伍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现存的有关“西游”故事的历史资料，就足以证明他们的存在。这里取其大端而言。

一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亦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诗话》共三卷十七节，缺第一节。全书约一万字。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题署。“中瓦子”是宋时临安府街名。“瓦子”即“瓦舍”。宋吴自牧《梦梁录》：“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出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实指剧场、妓院、茶楼、酒肆等娱乐场所。《梦梁录》又说：“杭之瓦舍，内外合计有十七处。如清冷桥、熙春桥下，谓之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楼前，谓之中瓦子”；又说：“铺席门、保佑坊前，张官人经史子集文籍铺，其次即为中瓦子前诸铺”。《诗话》署“中瓦子张家印”或即为此“张官人”铺。可见，《诗话》极有可能是瓦舍中演唱材料的记录，而“张家”加以翻印后又供作更多的说唱艺人为演唱脚本。所谓“诗话”，无疑是有诗有话，可唱可说。《取经诗话》是代表“西游”故事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它的出现，代表着“西游”故事从真人真事向神话故事发展第一阶段可喜成就的标志，是该阶段无数说家艺术创造力所凝聚的结晶。

又一则为《西游记》平话。平话全书已佚，也未知这种平话是一部还是两部甚至数部。但至今已发现有两则残文。一为辑入《永乐大典》的名曰《西游记》的《魏徵梦斩泾河龙》。见《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送字韵梦字条。《永乐大典》的辑成期为明永乐一年（1403）至六年（1408）。《永乐大典》辑入这则故事前明确标之曰《西游记》，足证明初以前，甚至早至元时，社会上就有一部描写唐僧取经的平话存在。此书既然可以献入宫庭辑入《大典》，也充分说明《西游记》水平之高规模之大。这则材料，虽没有明确标明是平话，但从文中插入“玉帝差魏徵斩龙”、“正唤作魏徵梦斩泾河龙”以及文气语意来看，此《西游记》实是平话、话本之类，是下层文人纪录说话艺人演出故事的成果，也可说是说话艺人和下层文人共同创造的艺术结晶。

另一则材料则见于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今见《谚解》本为朝鲜李清肃宗三年（1677）序刊本，是边暹等根据崔世珍编《朴通事》等书改编而成。若据此，则年代显然较迟。但据韩国学者闵宽东所考，《西游记》传入朝鲜当在公元1347年前，出典即根据《朴通事谚解》。则此《西游记》的出现当在元惠宗至正七年前了。弥足珍贵的是，《谚解》中所录《西游记》，被明确称之为“平话”。而且此本平话有两个书名：一为《西游记》，一为《唐三藏西游记》。所辑文中，除详细叙述车迟国斗法故事以外，还有八个注，总括起来，可说非常详细、具体地介绍了《西游记》全书的内容。

以上两则材料表明，从元代至明初，至少有一种甚至两种《西游记》平话流传于世。这种平话《西游记》，毫无疑问，它既是说话艺人说话艺术长期发展的艺术成果，融铸着广大艺人的艺术创造性；同时，又是下层文人纪录和整理艺人演唱故事的结晶，他们在纪录和整理特别是在刊刻出版过程中，必然要作一定的加工创造。平话《西游记》无论就全书规模、思想艺术，较之《取经诗话》已有了重大的发展；它的出现，是描写唐僧取经故事长期发展中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无疑更是无数说话艺人和下层文人长期地艰巨地坚持不懈地进行艺术创造的成果。

再则材料就是六本二十四出的《西游记杂剧》。原题“吴昌龄撰”，据考证实为明初人杨景言所作。作者虽较晚，但此剧本身并非个人创作，实际上也是在有关《西游》的早期戏曲和平话等影响下发展而来。诸如：元代杂剧作家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一节辑有“和尚家门：《唐三藏》”今人钱南扬所辑《宋元戏曲辑佚》中尚辑有《陈光蕊江流和尚》佚曲三十八支，等等，都显示出“西游”题材正是宋、元、明戏曲创作的热门内容之一。这其中，戏曲创作肯定受诗话、平话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平话或词话也不可避免地要吸收戏曲内容发展的成果。古代戏曲和古代小说相互影响是必然规律的体现；“西游”题材的戏曲和小说之间也同样如此。《西游记杂剧》六本二十四出的目录为：第一本：之官逢盗，逼母弃儿，江流认亲，擒贼雪仇；第二本：诏饯西行，村姑演说，木叉售马，华光署保；第三本：神佛降孙，收孙演咒，行者除妖，鬼母皈依；第四本：妖猪幻惑，海棠传耗，导女还裴，细犬擒猪；第五本：女王逼配，迷路问仙，铁扇凶威，水部灭火；第六本：贫婆心印，参佛取经，送归东土，三藏朝元。观此目录，足见此剧内容之丰富。“西游”戏曲材料与前述《取经诗话》和《西游记》平话之不同，我们从戏曲材料中至今还能知道数位作者之名，说来这也算难能可贵了。

说家队伍之庞大情况如此，现在我们要加以概括介绍的则是历代说家在发展“西游”故事中，究竟在哪些方面获得了创造性成就。大体说，可分如下方面：

一、今见《西游记》小说的框架已大体完备。就人物而言，取经班子业已组成。唐三藏，已由洛州缑氏人发展为海州弘农人陈光蕊之子；孙行者，已由紫云洞的猴行者改造成为水帘洞的齐天大圣；朱八戒是黑猪精，还有沙和尚，都是唐僧徒弟，西行取经，途程十万八千里，都成了正果。而且主要人物也已是孙行者，在路降妖去怪，救师脱难，都是孙行者神通之力。就故事情节而言，孙行者大闹天宫，偷丹偷桃，与二郎神大战，已相当完整；唐僧出世故事，既其父陈光蕊赴任逢灾，龙王搭救，唐僧幼时被迁安和尚收留，长大报仇诸事，已大体形成；魏徵斩龙的前因后果，必然是龙王错行雨，唐太宗入冥，梦游地府，导入取经因由；特别是唐僧西行所历诸难，如师陀国。车迟国、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火焰山、棘钩洞、薄屎洞、女儿国，还有黑松林、流沙河、灭法国等等，多与小说所叙相应。由此推知，小说《西游记》之前，完整的取经故事的结构，当是大闹天宫、唐僧出世、唐王入冥、西行历难等三至四板块合成。

二、今见《西游记》小说的特色已相当鲜明。奇情异致，神思天纵，是说家作品中形成一大特色。我们今存的车迟国斗法一节中可以体会到这一特色的鲜明体现。无论是断头再接、油锅洗澡，想象之奇特，构思之飞腾，对如今读者来说，已推崇备至，何况在科学尚未充分发展的古代！断头再植，如今几将成为科学发展已能获得成功的事实，论者从未来学的角度肯定和评赞了《西游记》作者的预见性及其对于后世的启示意义；其实，历史资料证明，原来这一断头再接的故事，至迟在元代中叶，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艺术创造，而且在群众中广泛的演唱，甚而至于远传至域外。其次，嬉戏诙谐，趣味浓烈，又是说家文字的另一大特色。车迟国斗法时，赌猜物，皇后暗使官娥于柜中放一颗桃，并告与妖道；结果孙行者变化了飞入柜中把桃肉啃光了，留下桃核让猜，不难想知，这一情节在说书艺人演唱时，绘声绘色，必然会引发全场听众莞尔失笑。

三、就说家现存的“西游”作品看，《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是比较完整的。但前者是早期作品，文字古朴简扼；后者是戏曲，供演唱，可整套扮演。但就《西游记》平话言，现存的二则片断，笔者以为只是该二则故事的梗概，而并不完全是艺人演出时内容的完整记录。特别是若将今见小说《西游记》同这二则平话材料相对照，却反而感到小说《西游记》中的民间文学的色彩更浓郁更突出更鲜明。简扼地说，小说《西游记》中民间文学特色，诸如内容的铺张细腻的描述，某些情节事后不厌其烦的复述，长篇俚词套语的大量穿插，这些方面在今见二则平话片断中竟一无体现。这一现象不难推知如下二方面：一是《西游记》平话在艺人演出时，其文字规模必然较今见片断规模要大；二是正像有论者分析和推断的“《永乐大典》所引的《西游记》，可能就是《朴通事谚解》所引的《西游记平话》，但也不能完全肯定，也可能另有一本《西游记词话》。世德堂本《西游记》里的许多唱词，可能是《西游记词话》留传下来的残文，也可能是《西游记平话》里就有的，但它一定出自说唱艺人的话本，决不会出自文人的创作”。简扼言之，即《西游记》平话和《西游记》小说之间，极有可能尚有一部甚至一部以上的《西游记》词话。这部词话的文字规模必然相当可观，而且它的民间文学的特色必然会相当突出和浓郁。当然，我们现在还只是一种推测，但可能性不少，它当然最集中最鲜明地代表和体现了历代说家对“西游”故事所作贡献的标志。惜乎我们现在尚未能获得历史资料的证实。

二

次叙道家。道家，这里专指道教中人物。小说《西游记》中多有道教内容的描写，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实，小说《西游记》之前的说家“西游”作品中，也多有道教内容，这也是事实。但是，若综观小说《西游记》中的道教内容的文字，其实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道教人物、道教宗教活动诸如仪式、法术之类的描写；一类则是有关全真道炼金丹修气功的说教。这两类内容，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一类文字不一定出于道家之手，或者说根本与道家的作者无关；而后一类文字则不可能出于说家之手，也就是说，决非从说家的“西游”作品中承袭而来，而是出于道家之笔。试从小说《西游记》所写略作分析。

其一，关于道教人物和道教宗教活动的描写。这在小说《西游记》中随处可见。撮其要者，诸如：玉帝、王母、太上老君、太白金星、四大天师、李天王、哪吒、二郎以及龙王、冥王、赤脚大仙、梨山老母等等天宫和三界的一套组织中的神或仙；又如魏徵梦斩泾河龙、孙悟空大闹蟠桃会、车迟国三清观修醮禳星和斗法、金丹救治乌鸡国王、凤仙郡冒天止雨、孙悟空和二郎赌变化；又如取经僧西行途中遇到的许多山精水怪邪魔妖道，黑风山妖精论的什么立鼎安炉、抟砂炼汞、白雪黄芽，傍门外道，车迟国妖精呼风唤雨、指水为油、点石成金。诸如此类，或意在颂扬，或旨在鞭挞，全书中几俯拾即是，洋洋大观。这一切，决非小说《西游记》所特有。我们从《西游记》平话中残存的两则文字中就可见到魏徵梦斩泾河龙、车迟国斗圣之类。即使从明代早期小说《三国》、《水浒》以及宋元话本中，亦随处可见。原因是这些内容，虽属于道教范围，但早已世俗化，为民间所熟知，所以在各类文艺作品中均有所反映，根本不可能完全出于道家之手，甚至完全不可能出于道家之手。小说《西游记》中有许多旨在批判道教的笔墨。清代道士汪象旭撰著《西游证道书》，他倡道《西游记》邱处机作说，汪氏见《西游记》中“不斥妖僧而独斥妖道”，竟强为解释说：“窥丘祖之意，岂真以不肖待吾党哉？盖祖韶年访道，阅历最多，灼见夫道弱魔强，不得不汲汲为舜、跖之辨”。其实，《西游记》既非出邱处机之手，《西游记》中上述所描写的有关道教人物和道教活动的一般性的业已世俗化了的内容，根本不是道家所写；真正的道家人士恐也不会去描写这些内容。

但是，《西游记》小说中另一类有关道教的内容，其作者非道家莫属。此类内容，若加以区分，不妨勉强划为三项：一为回目中的表现，诸如“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悟彻菩提真妙理，断魔归本合元神”、“邪魔侵正法，意马忆心猿”、“外道迷真性，元神助本心”、“心猿正处诸缘伏，劈破旁门见月明”、“婴儿问母知邪正，金木参玄见假真”、“心猿识得丹头，姹女还归本性”，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若据目录，简直不知所云，显然出于道家，似故弄玄虚，实宣传教义。二为穿插正议中的不计其数的丹道诗词。其中一部分是历史上著名的道家诗词中移植或略加改造。如第36回：“前弦之后后弦前，药昧平平气象全。采得归来炉里炼，志心功果即西天”，即取自张伯端《悟真篇》卷中，改动了第三句一个字和第四句。张伯端即《西游记》中所写紫阳真人张天师。但更多的是道家作者自行撰著的，如第二回菩提祖师传授给孙悟空的那首“显密圆通真妙诀，惜修性命无他说。都来总是精炁神，谨固牢藏休漏泄”，全首16句，曾被三十年代所编的一部《中国道教史》引入为例，可见其重要。三为穿插在正文中的某些有关修炼丹道和气功的描写，如车迟国故事中诸僧拽车过夹脊小路，欲渡双关的笔墨；又如第36回唐僧师徒在宝林寺谈论朔望，对月吟怀，皆与道家修炼相关。如果前二者道家丹道内容，为脱离形象描绘的非情节因素；那么后者则多少与情节有所关联了。

近年，有论者或以为小说《西游记》全书皆为借形象演叙金丹大道，说什么全书为道家丹书《性命圭旨》的形象化体现，西行路上所历九九八十一难是道家丹诗《还原篇》8l首诗的图解，以致认为小说《西游记》作者其人非道家莫属，实为脱离小说《西游记》早期演变史和全书形象实际的荒诞之论，不合《西游记》新三家板块合成论的创作实际。但如前所述，小说《西游记》中必然有道家的一部分笔墨汇合在内，只是执笔者为道家中何人，则至今无从查考和实证，只能存疑。

三

三论文家。没有文家对“西游”作品进行最后的加工和提高，就不会有今天所见的百回小说《西游记》，“西游”作品将仍然在说家范围内发展，在说家的艺术水平上提高；也就是说，仍然在《西游记》平话至多在《西游记》词话水平上逐步提高和发展。这就充分表明了文家在最后加工改定小说《西游记》中的不可埋没也不能埋没的功绩。

关于文家在加工提高小说《西游记》方面的具体表现，笔者以为主要有几方面：

一是使小说《西游记》皴染了浓郁的时代特色，全书的主旨更为丰富化，也更趋复杂化。《西游记》小说写的是唐代玄奘取经史实为线索和本事，故事则为神怪，但正如前人所指出，作品中多有明制，“此等皆稗官家故谬其辞”，目的是以一种虚虚实实的手法，使全书时时闪发出一种特定时代的闪光，引发读者产生一种与现实的联想。其中特别是多次的和反复地描写西天路上一些国王佞道，宠幸道流，造成国政昏聩，甚至屠杀小儿为药引以求长生之类，更是明代嘉靖朝朝政荒淫和社会风气的折射。基于此，甚至有论者把《西游记》附会为现实性极其强烈的作品者。同时，前人多有论者把《西游记》的主旨概括为“求放心”之喻，亦决非无根之说，因为作品中的确强调“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甚至增插乌巢禅师传授《心经》一节，引用全部经文；并在西行路上一再加以回顾和提示，几使《心经》经义贯串全书。这实际上是明代阳明心学盛行学界的曲折反映。今人对《西游记》的主旨多有不同的领悟和归纳，甚至争论不休，这无疑是小说形象描绘丰富性的反映，为形象体系的巨大性所制约。有趣的是多种主旨论的争鸣中却总是不可能完全回避作品的时代特色和“求放心”之喻的影响。这当中，正体现着文家最后加工改定《西游记》时，所赋予作品的那种贯串始终的富有时代精神的强烈意图。

二是使小说《西游记》在艺术上更完美更精致，富有独特的格调和特色。小说《西游记》，既列入明代早期的四大巨著之一，也包括在明清时代通俗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之列，决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小说的富有独创性的巨大成就。试从下述各项证明之。其一是从故事情节的组合和发展方面说，最终完成了大闹天宫、太宗入冥和西天取经的被笔者称之为旧三大板块的改造和定型化。这是“西游”作品发展过程中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从此，任何一个文家若要将《西游记》再行重组，要超越这一模式，而又显示其独创性成就者，似已不再可能。大闹天宫，确立了孙悟空在全书中的主角地位；太宗人冥，将取经的缘由与国运联结在一起，使取经的意义获得了最崇高最丰富的内含；西天取经，匡定了全书情节内容的主体性，匡定了全书故事的主干。所以，大闹天宫、太宗入冥和西天取经这一旧三大板块的合成，实际上是完成了《西游记》故事的最后的也是最完善的组合方式。其中，特别要提出的是，从西天取经这一占全书板块中的主要部分而言，文家提出了九九八十一难的固定模式，它在故事情节的组合和发展方面所显示的和带来的积极效果是无限丰富的。它既最强有力的表达了唐僧取经的艰巨性及其实现目的理想愿望，同时，使后来的文家再也无由突破其模式代之以其它之可能，且使它最大限度地同小说的宗教题材紧密地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相得益彰的效果。特别要指出的是文家借此构思，最后增出的老鼋沉水最后一难的补充，更是妙笔生花，意趣盎然，不但获得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而且使历难的笔墨似行云流水般倾泻而来的态势，至此如奇峰突起，又嘎然而止，给人以回味无穷之异。其二是从小说具体结构上分析，纵观全书，文家对说家作品的构思肯定作了重大的调整和精巧的安排。诸如平话《西游记》中，过车迟国与伯眼斗圣，只是唐僧和行者师徒二人，杂剧《西游记》中沙和尚皈依却在八戒之前。而小说中改作观音东土寻取经人，一路收伏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和白龙马，铺下伏线；然后唐僧出长安西行，又顺序收伏诸徒，组成取经班子。而且每收伏一徒，中间必以妖精故事相隔；直至四徒收伏，班子组成；然后由四圣试禅心，五庄观唐僧吃人参果，于是师徒们开始跋涉西天路，经历无数险阻。同时，细察此后的险阻，山精水怪和人间国度交迭而出，造成一种参差错落的态势，浓淡有致的意境，给人以同中有异，异中寓同之感，虽同是历难，却有花团锦簇般令人留连忘返之美的享受。其三，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看，其中特别是孙行者和猪八戒，其典型化程度之高，其典型意义之深，足以使他们成为《西游记》人物群像中的双子星座，耸立在明清小说典型形象画廊与其它作品中最成功最杰出的典型形象比美。文家在继承说家作品中这两个形象身上最闪光的因素，加以发展和丰富；同时删汰去一些无助甚至有损于他们性格特征的成分，最终完成了这两个最为动人也最为典型的形象创造，使孙行者和猪八戒这两个形象足以成为小说《西游记》的最鲜明的标志。

三是文家笔墨在小说《西游记》中还留下了令后人褒贬不一的痕迹。撮其最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作品中出现了许多与说家作品中的俚词套话和道家笔下的仙诗道语完全不同的格律比较工整的诗词，最有代表性的，如小说第64回荆棘岭上唐僧与树妖木精的和诗，第94回中四季诗和新姻词之类，充斥全书恐亦有数百首之多。其二是形象描绘中时而出现和穿插一些长篇的游离于具体形象的文字，如第19回中的《心经》、第100回中的《圣教序》，第98回两度出现经文篇目和卷数，以及第99回历难簿上诸难名目和第100回颂念佛号、回向偈之类。显然，以上两方面的文字，决非说家作品中承袭而来，否则，说家怎能以其故事的生动性引来听众和观众？无疑是文家出于其某种特殊的设想和意图所加进作品的。相反，《西游记》中存在的一些缺陷，诸如西海龙王大名时而为敖闰、时而为敖顺，以致使北海龙王之名也随之出错，文殊菩萨坐骑狮子两度下凡成精作祟之类，则恐是说家留下的痕迹，未必是文家笔墨中出现的漏洞。

但不论如何，小说《西游记》的创作现状，却有力地体现着文家加工改定中的高度创造性，以及不可埋没的功绩。

四

《西游记》新三家板块合成论的提出，自有其重要的启示意义；利的不论，单就《西游记》文本和版本方面，就可提出如下四题，概括之，可称为“四”化：

其一，淡化了《西游记》小说作者问题的论争。关于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明代从万历二十年世德堂本陈元之《序》提出三个“或曰”，即“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出八公之徒”、“出王自制”开始，流传着出自某藩王府人的消息；有清一代，文坛上则几乎一致认为出于全真道的长春真人邱处机之手；二十世纪中，则出于淮安人吴承恩之说几成定论。但究竟如何，说到底依然是众说纷纭。虽说吴承恩之说可称主流，但要成定论，尚有困难。所以对《西游记》作者问题，争论仍时起时伏，纷争不已。新三家板块合成论的提出，极大地强调了说家即历代民间艺人在推动“西游”故事创作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是他们使“西游”题材的作品，从无到有，从简约到繁富，从幼稚到成熟，他们的创造性为小说《西游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假使没有他们的创造性，也许就没有小说《西游记》；即使有小说《西游记》，也将完全是另一个模样。要说《西游记》作者，我以为首先要想到他们。至于道家，对小说《西游记》的创作，谈不上锦上添花；最多为小说涂上了一层浓浓的道家色彩，让论者或读者感到迷惘。当然不能忘记文家对小说《西游记》的定型，给以创造性的加工所作出的贡献，当然不能贬低或埋没其作用；但在考虑其作用时，同样不能因此而贬低和埋没说家的作用。而对后者，以往均有估计不足的倾向。因此，在没有发现任何有助于解决最后加工的文家为谁的新材料以前，对《西游记》作者问题，其实没有再作无谓论争之必要。照我看，按本世纪以来的成说，在新校点的《西游记》上署吴承恩之名固无不可；若是不以为然，则署“民间集体创作”，也符合实际；但不宜署“无名氏”，因为归根结蒂，小说《西游记》决非出于某人之手。

其二，简化了小说《西游记》“祖本”问题的解决。小说《西游记》“祖本”究竟是什么？多少年来也是《西游》论坛争论不休的一大难题。“祖本”之意，按《辞源》说：“书籍法帖最先的刻本”；《辞海》说：“书籍或碑帖最早的刻本或拓本”，意同。若按此，《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或《西游记》词话（假定有此词话），一句话，说家的各种刻本，虽在小说《西游记》的形成史上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却都谈不上是“祖本”。同时，文家的小说《西游记》手写本（不管它是百回本或九十九回本），也不是“祖本”。小说《西游记》的“祖本”，只能是它最早的刻本，也就是初刻本。我们从《西游记》新三家板块合成论的分析，明确了说家、道家和文家在小说《西游记》孕育和诞生过程中所作出的各自的贡献，大体上区分出它们在小说《西游记》中所提供的不同内容和成就，确定了他们在小说《西游记》早期演变史上的地位，因此，若要探讨小说《西游记》形成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突出标志和代表性作品，那就较之以往更为确定和简化。以往学者或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祖本”，或以《西游记》平话为“祖本”，甚或不妨碍有论者提出以尚存不确定性的《西游记》词话为“祖本”，甚至以小说《西游记》成型后的某手抄本为“祖本”，都不必加以苛求或非议，因为它们的确堪称是小说《西游记》形成和演变史上各个阶段具有标志性和里程碑意义基石。明确了这一点，再加上我们若以《辞源》和《辞海》所解释的“祖本”的意思，来统一我们讨论《西游记》小说的“祖本”的标准和口径，问题就要简化得多。

其三，显化了《西游记》唐僧出身故事即唐僧小传早期演变问题的探讨。唐僧小传在说家作品中肯定已经存在，这是不容置疑的，是首先应该说明的。证据就是早期戏曲中留下了有关唐僧小传的丰富材料。如果说，《西游记》平话中由于唐僧还是洛州缑氏人氏，又无其它片言只语说明平话中已有唐僧小传之迹象，说明平话阶段的《西游记》中并无唐僧小传之可能，但在古代戏曲领域，不仅在《西游记》杂剧中第一本有四出戏来演叙唐僧之出身经历，而且在其它古代戏剧的零碎资料中也有丰富的内容足以证明唐僧出身的完整故事。这一切，若无可靠的证据证明它是受小说《西游记》的影响所致，那么，倒极有可能说明在《西游记》词话中已经有着完整的唐僧小传。至于究竟是戏曲影响词话，还是词话影响戏曲，甚至是相互影响下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丰富化。但总之，在小说《西游记》诞生前，唐僧小传肯定已在群众中流传并在戏曲和词话中有一定的文字记录。

那么，在现存的明代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为什么没有唐僧出世小传而只有在第11回用24句诗来简叙唐僧的出世经历呢？对此，论界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最著名者莫过于世德堂本刊落说，最新异的一种说法是世（补）本刊落说。而从《西游记》新三家板块合成论来看，应该是文家删落说最为合理。因为在说家作品中，唐僧出身小传中种种不合理之笔墨，可以为整个故事的神奇性和趣味性所淹没而不加计较；而一到文家笔下，不免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文中不合理之笔墨才有可能显露无遗。清代《西游真诠》作者悟一子用金丹大道论为文中不合理处辨护，但所列举之材料，却非常明确而全面地表明了故事中的种种不合理。悟一子说：“如高结彩楼，抛球卜婿，婚礼所不载；状元之母，何至单身侨寓；宰相之女，宁乏护送赴官；州牧夫人，断难私到江干；片板作筏，亦非保赤善策；抛球之爱女，何一去不相往来；现宦之慈闱，何别后遂成乞丐；即曰官拘资格，必无一十八年不调；虽云亲故疏稀，岂无一二瓜葛闻问；寻亲认母，何能径入内衙，直吐肝膈；岂斗大之州署冷官寒，不设阍人之启闭，终鲜臧获，青衣之在侧耶；及事败成擒，又何以统兵六万之多乎？”凡此种种，文家笔下，怎能遽然通过，视而不见？由此而言，文家删落说实较比版家刊落说更为合理而富有说服力也。

其四，强化了《西游记》民间文学特点问题深入总结之必要。《西游记》是在历代民间文学发展基础上最后由文家加工改定，这几乎是众所承认的。但从民间文学母体中孕育而成的《西游记》究竟还留存有母体的多少特点，虽时有论者提及，却从未有论者作过全面、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和总结。其结果，人们便只重视《西游记》最后加工改定者的功绩，甚至把小说的一切方面的成就都归功于文家。当然，与之同时，《西游记》中的一切缺失，也不免都要文家来承担。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不仅无助于《西游记》演变发展过程的细致分析和在现有材料基础上作深入具体的全面探讨和总结；同时，时至今日，人们对《西游记》中究竟存留有哪些从母体中带来的特性和痕迹，固然缺乏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游记》中的民间文学的特点，包括成就、缺失及其在文家加工改造中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作用、影响，至今也未作深入的研究。其结果，不但影响对《西游记》小说作深入全面的评价，特别是对说家在《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作用，不可能有具体的体会，无疑也影响对其评介的正确性。《西游记》新三家板块合成论的提出，恰如其分地强调了实际上是提高了说家在形成《西游记》过程中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具体肯定和全面总结，实际上最终还待通过对《西游记》的民间文学特点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恰如其分的理论评介，来获得，来巩固，并使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