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是一部世代积累型作品，它的成书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今见最早的明版《西游记》卷首有一篇陈元之序：世德堂本署“壬辰”，一般认为是万历二十年（1592）；杨闽斋本则题“癸卯”，一般认为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亦有论者认为“王辰”是嘉靖十一年（1532），或以为“癸卯”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总之，即使说得最宽泛，都在嘉靖、万历间是一致的；所以，《西游记》成书或刊刻于嘉靖、万历（1522—1619）间约一百年中是肯定的。故陈序无疑具有极大的资料价值。
但是，陈序并未说《西游记》作者是谁：“《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又说：“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可见《西游记》从它出世之日起，书上就不署作者之名。不过，陈序上另有一段文字却对《西游记》作者提供了重要线索，即“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总之，作者是与藩王府有关的人。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数百年来引得论者竞相探讨，却至今尚无定论；特别是近20年更是为此而争论不休。
今特将古今来论界所提的种种作者说，简介于后，供深入探讨之参考，或有助于结论之早出。
一、邱处机说。此说流行于清代，且影响及今。
邱处机，原为丘处机，讳孔子改。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生于南宋绍兴十八年，即金熙宗皇统八年（
1148），卒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即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享年80岁。邱处机是道教全真派北七真之一，为龙门派倡始人。曾应诏与弟子远涉西域见元太祖成吉思汗，赐号神仙，受命掌管天下道教。邱处机于1224年回到今北京，其弟子李志常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记其师西行途中所见所闻和吟咏之什。
邱处机既是南宋末和元初人，怎么会与问世于明代嘉靖、万历间的《西游记》作者朕在一起呢？
据查，最早涉及邱处机和《西游记》关系者是元樗栎道人秦志安和陶宗仪。秦志安撰《金莲正宗记·长春邱真人》篇历叙邱的生平事迹后说：“所有歌诗杂说、书简论议、直言语录，曰：《蟠溪集》、《鸣道集》、《西游记》，近数千首，见行于世。”陶宗仪据之撰《辍耕录·邱处机》篇，历述邱处机言行际遇后说：“已上见《蟠溪集》、《鸣道集》、《西游记》、《风云庆会录》、《七真年谱》等书。”上述二文中所举除《蟠溪》、《鸣道》两集系出邱之手外，其他都为他人所作。可知该《西游记》系指李志常撰二卷本《长春真人西游记》。
最先把小说《西游记》同《长春真人西游记》相混，并将著作权亦归之于邱处机者可能是生于明末的清人毛奇龄（1623—1716）。毛奇龄，字大可，博览载籍，著书甚丰，喜为辨驳以求胜，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毛奇龄究竟怎祥论述邱处机著小说《西游记》，笔者未能查到。但清人钱大昕曾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之跋中指出：此书系“其弟子李志常所编，于西域道里风俗，多可资考证者。而世鲜传本。余始从道藏抄得之。村俗小说演唐玄奘故事，亦称《西游记》，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
首倡邱作说最力且影晌波及有清一代者，当推汪象旭。汪氏字右子，号憺漪子，自称残梦道人，清初人。汪象旭堪称精心设计了《西游记》邱作说。他在所著《西游证道书》卷首编撰有《邱长春真君传》，文中列述邱氏生平后说“有《磻溪鸣道集》、《西游记》行于世”，直接把《西游记》归入邱氏所作；并编入署“天历己巳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的《原序》，序中你：“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渴。余与流连浃月。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授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并敘及此书“数十万言”，大要为“收放心而已”，又有什么“心滚之称王称圣而闹天宫”；同时又在回评中多次提及邱处机写《西游记》的意图。如此言之凿凿，故随即有诸多评者纷起呼应。
陈士斌著《西游真诠》、张书绅著《新说西游记》、刘一明著《西游原旨》、张含章著《通易西游正旨》、含晶子著《西游记评注》，以及撰序作跋，连篇累牍，异口同声皆声称《西游记》为邱氏所作，甚至并名亦直题“《邱真人西游记》”。邱作说终于成为有清一代《西游记》作者说的主流。
但随即亦有学者持疑，如前引钱大昕所说“郢书燕说”之误；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指出《西游记》中有明制，系明人所撰等；最后终为跨承恩说所代替。
不过，今人亦续有持邱作说者。如金有景撰《关于（西游杞）作者问题》（南通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等文，义为《西游记》有“祖本和今本之分”，“祖本的确有‘证道’或讲‘修金丹，炼气功’等等主旨”，而且“还具体地反映了邱处机所属的全真派的观点”，所以“祖本《西游记》的作者非常可能是邱处机”，“或邱处机的弟子”。
二、吴承恩说。此说是二十世纪《西游记》作者说的主流。
吴承恩（约1500—约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嘉靖中补贡生，曾任长兴县丞，晚年有荆府纪善之补。著有《射阳先生存搞》等。
首倡吴著说者为清人昊玉搢、阮葵生和丁晏诸人。吴玉搢《山阳志遗》说：“天启旧志列先生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及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阮葵生《茶余客话》说：“金漳山先生令山阳，修邑志。以吴射阳撰《西游记》事欲入志。余谓此事真伪一值一辨也。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未之有闻也。世乃称为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园一序，而尊为长春真人秘本，亦作伪可嗤者矣。按明郡志谓出自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已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演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又。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
丁晏《石亭记事续编》则说：“《潜研堂集·跋西游记》云：‘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之。小说《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邱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晏按：钱氏谓明人作甚是。《记》中如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省，皆明代官制。邱真人乃元初人，安得有此官？其为明人作无疑也。及考吾郡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吴承恩下有《西游记》一种。承恩字汝忠，吾乡人，明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旧志《文苑传》称：承恩性慧而多敏，博极群书，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西游记》即其一也。今记中多吾乡方言，足征其为淮人作。《西游》虽虞初之流，然脍炙人口，其推衍五行，颇契道家之旨，故特表而出之，以观吾乡之小说家，尚有明金丹奥旨者，岂第秋失之鍼鬼，瞽仙之精算哉？且使别于真人之记，各自为书。钱氏之说得此证而益明矣”。
据天启《淮安府志》和上引各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推断为吴承恩作：“《西游记》世人多以为是元朝的道士邱长春做的，其实不然。邱长春自己另有《西游记》三卷（当作二卷，且为李志常作），是纪行，今尚存《道藏》中。惟因书名一样，人们遂误以为是一种。加以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人更信这《西游记》是邱长春所做的了。——实则做这《西游记》者，乃是江苏山阳山人吴承恩。”并指出：“这部小说，也不是吴承恩所创作，因为《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已说猴行者，深河神，及诸异境。元朝的杂剧也有用唐三藏西天取经一事，自唐末以至宋元已渐渐演成神异故事，且多作成简阜的小说，而至明吴承恩，便将它们汇集起采，以成大部的《西游记》。胡适在《西游记考证》长文中持论亦同。
吴著说在二十世纪中几成定论；但亦时有提出异议者。
三、许白云说。
许白云，生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卒于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史你杵氏于书无不穷探精微。公卿屡荐，终不就。暮年许学尤为诚悉，从游者千余人。晚以白云山人自号。
提出许作说者为清人桂馥《晚学集》：“《唐高僧传》：‘三藏法师元奘，陈留人，姓陈氏。贞观初，肇自咸京，誓往西国，穷览圣迹。经六载，至摩伽陀城。凡十二年，备历圣君，龙庭之文，鷲岭之秘，皆研机睹奥矣。……及东归，太宗诏留于宏福道场，乃诏明德僧灵润等二十人译梵，……总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余轴。法师身长八尺，眉目疏朗，凡所游历，一百二十八国’。馥案：许白云《西游记》由此而作”。
但持许作说仅此一家，未见流行。在近年的《西游记》作者争论中，或有认为许作说还可研究者，指出：过去因肯定《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所以对桂馥此说不加以重视，但这一记载到底是怎么回事？似也值得研究。
四、与《性命圭旨》同一作者说即史真人弟子说或唐新庵说。
倡此说者为清人陈文述，在《西泠仙咏自序》中称：“邱祖《西游记》只二卷，载在《道藏》……世传《西游记》，则邱祖门下史真人弟子所为，所言多与《性命圭旨》相合，或即作《圭旨》之史真人弟子从而演其说也。”
该说提出后似未见流行。今人李安纲撰《<性命圭旨＞与<
西游记>》（山西大学师院学报1996年第一期）等文，似据该说迸一步加以阐发，认为《性命圭旨》和《西游记》二者的主题、人物、结构都类同，只不过一为金丹大道的思想理论体系，一为文学艺术的表现，所以“二书的作者可能是一个人”。并在稍后随即提出二书作者均为唐新庵：“据震初子余永宁常吉的《刻性命圭旨缘起》云：‘里有吴思鸣氏，得《性命圭旨》于新安唐太史家。盖尹真人高第弟子所述也。藏之有年，一日出示丰干居士。居士见而悦之……因相与公诸同志，欲予一言为引。’……署曰‘万历乙卯’，即万历四十三年（1615）。可见，是书出自唐太史家，由吴思鸣与丰干居士共同刊行。……思鸣即之鹤，唐太史即唐新庵，为吴弟舅氏。……我们倒倾向于唐氏所作。他曾为太史，深通儒学星占、星历阴阳，在仙风大炽的嘉靖时代再钻研佛、道，亦为易事；而且那么多的丹经梵典，也只有在朝廷的书库中才能读到。其著述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家时。因为在朝时，曾亲眼所睹、亲耳所闻过因劝讽皇帝禁止方术外道而被杖死严惩的事例，所以会在朝廷为官时收集资料和构想，居家时再整理编撰成书。由于心有余悸，不敢署名，而且托为尹真人之弟子所著。这事吴思鸣肯定是知道的，书是他从舅家拿出来的，力什么不早早付梓，而要‘藏之有年’呢？很筒单，书的主旨在于移风易俗，有碍当政，必须等到适当的时候，所以在万历四十三年才将它拿出示人。”“再看《西游记》，最早的版本是万历间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据陈元之序，刻于万历二十年（1592），从唐氏购书、读书，到好事者校秩，再到梓成，起码要有四五年光景。因而唐氏购书与吴氏得《性命圭旨》一书，时间大致无差。但是，书名曰‘新刻’，自然是相对于旧刻而言，则唐氏所购应为旧刻。既不署撰人，旧序亦无署名，可见是作者自为，可惜世德堂本未加刊印。清初汪澹漪曾云得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可能是唐氏所购旧刻本。……那么成书也该在嘉靖二十至三十年间，与《性命圭旨》的创作年代相合。……因此，《性命圭旨》和《西游记》同出安徽歙县唐太史之手，成书的时间大致同步。小说问世早，可能因为是谬悠之言，荒唐之事，无可究诘罢。《性命圭旨》问世晚，也许是修证仙道之言，破迷祛妄，有所指斥，多所忌讳吧。”“至于《西游记》出版物上是否要署上唐太史，我们以为坯是遵照作者的意愿署以‘无名氏’为好。”
与《性命圭旨》同一作者说在清代既未见流行；今人具体化为唐新庵说，亦未见有何影响。
五、华阳洞天主人即陈元之说。
华阳洞天主人是世德堂本第三种明版《西游记》的校者，或认为校者即作者。今人陈君谋撰《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一期）首倡此说。陈氏认为：“最早接触和了解”世德堂本的是世德堂主人唐光禄、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和序者陈元之。他们“是三个人呢，还是两个人？”郑振铎说华阳洞天主人即唐光禄，孙楷第说陈元之即唐光禄，惜乎他们未作具体说明。陈君谋认为陈元之即华阳洞天主人；华阳洞天主人是万历二十年刻世德堂本的订校者，不可能是万历十二年已逝的李春芳。陈元之的名字来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元同，陈元之是道家，华阳洞天主人很可能是道家的别署。“这样，姓名陈元之，别号华阳洞夭主人，两者就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陈元之不公是华阳洞天主人，而且亦即《西游记》的作者。”“序文作者陈元之，即校者华阳洞天主人，也即作者，三位一体”。陈氏认为华阳洞天主人的校，“并不是只校书中有关道教的叙写”，“而是‘订校’，‘校（应是秩，下同）其卷目’，‘校其卷目’就是分卷次立回目。如果不是初刻，那就用不着‘校其卷目’，因此，我们现在能见到的世德堂本二十卷一百回，就是华阳洞天主人订定的。世德堂本是初刻本无疑。”“分卷次、立回目，为应是作者的事，但却由‘订校’者来做。所以这里的‘订校’，‘校其卷目’，隐含整理创作之意；校者即作者。”
今人张锦池撰《论（西游记）的著作权向题》（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西游记老论》）亦主作者为校者华阳洞天主人，且“因陈元之序深得作品之三昧，故疑校者序者为同一人。”
六、华阳洞天主人即李春芳说。
今人沈承庆撰《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向题揭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主此说。
沈氏论定李作说有本证三条：
一、“世德堂本《西游记》卷首刊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以一部在几代民间话本基拙上整理加工而成的小说，其不称‘著’、‘作’而署曰‘校’，是即‘编撰’之谓，‘华阳洞天主人’于此当即‘编撰人”’。并认为这是“铁证”。
二、“据吴承恩诗《赠李石麓太史》推断‘华阳洞天主人’为李春芳；有其家庭历史根据，也另有其个人道教薰刁背景。可信。”
三、“《西游记》第95回一诗中隐有‘李春芳长者留迹’词句。‘留迹’意为‘留笔’，与卷首‘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参看，皆为考定《西游记》作者之本证”。沈氏称送条为“钢证”。
沈氏所谓诗中隐有“李春芳长者留迹”的“怪诗”是指第95回如下一诗：“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披祥。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此诗原为天竺国王到布金古寺而作。沈氏认为：“写诗固可以随着感觉走，但也不能跑题无法。试看怎么和‘今喜明君降宝堂’相对的第七句，会扯出来个‘古来长者留遗迹’的话呢？这段故事里，没出现过一个什么‘长者’，描等的又是眼前情景，何从‘古来’？这里无论作者或故事人物都在现说现话，哪儿去找‘遗迹’？且这‘遗迹’还是那位‘长者’所留。”“读至此处，百思不解”，“再一细看，第四句‘电绕长春赛禹汤’里有个‘春’字。第六句‘野花得润有余芳’里有个‘芳’宇。第五句‘草木沾恩添秀色’。‘木’字偏旁稍‘添’而迁‘秀’，则‘拆白道字’组成个‘李’字。第七句‘古来长者留遗迹’的‘长者’是编撰人的自称，‘留遗迹’是自白。合看这第四、五、六、七四句，庾词隐语已昭然若渴，其非‘李春芳老人留迹’而何？”
此外，沈氏又提出史证四条：
一、“李春芳籍隶江苏兴化，确为’吾淮人也”’。
二、“李春芳历任吏部侍郎、尚令，并亲手议改《宗藩条例》，故熟知明代官制变迁与现状及京城官署及藩府建制情况”。
三、““或曰’：《西游记》稿‘出王自制’，实为‘出自相府’之托词”。原因是“‘王’、‘公’并级”。
四、“李春芳受命总校《永乐大典》，得见引书《西游记》，故有条件据为新稿‘祖源”’。
另外，沈氏坯提出旁证五条：一、“世本《西游记》校旧本所增之回目、诗词富道教色彩，与李春芳读书茅山，‘青词宰相’经历吻合”；二、世本《西游记》原‘叙’‘摄魔以还理’等语，正是李春芳师承王艮之陆王一派心学思想”；三、“世本《西游记》校旧本新增有关‘孝道’情节两处，与李春芳性孝、行孝之思想行为一致”（此证所谓“旧本”系沈氏指杨致和《西游记》简本）；四、李春芳信奉宋邵雍‘元会运世’说之历史哲学，分在《西游记》与《贻安堂集》中宣讲、运用”；五、李春芳惯用‘海晏河清’一语以颂‘太平’，多次见于《西游记》与《贻安堂集》二书”。
沈氏称：“综观以上本证、旁证、史证，我们现在可以理直气壮、毫不含乎地提出：‘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之作者为明代嘉靖、隆庆年间‘青词宰相’兴化李春芳”。而誉之者认为“从而推翻了七十多年来文学界一直传颂‘吴作西游’的错误结论”。见《话说西游记》一书之《序》。
按：综上所述，从古至今，提出的《西游记》作者共六悦。不过，倘若“邱处机”说与“或邱处机的弟子”说、“与《性命圭旨》同一作者”说中之“尹真人弟子”说与“唐新庵”说以及第五、六项中“陈元之”说和“李春芳”说与“华阳洞天主人”统统分列，则共九说了。
九说中，声势最大，流行最久的当推邱处机说；赞同最众，几成定论的当为吴承恩说；后起新见，前景难测者则是华阳洞天主人说，虽然该说之持论者因急于求成，将华阳氏分别判为陈元之或李春芳，以致相互矛盾，使向题复杂化，但华阳氏之为世德堂本校者却的确有“铁证”。那么，就《西游记》一书实际而论，世本的“校”者是否可称为世本的编者呢？无疑值得深思和值得研究。
吴承恩作说与非吴承恩作说已争论有年。持续争论势所不免，也未必不是好事。从上述六说（或九说）所据之材料、立论之基点、推断之方法来看，无疑针锋相对，大有不同。真理虽然越辨越明，但若论主们只各自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既未能知己知彼，也不及去伪存真，则这场作者之争势必成旷日持久之拉锯战。是否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取长补短，舍偏求全，都从《西游记》成书史演变史的实际出友，充分吸收和运用版本研究已有之成果，相辅相成，突事求是，进行深人之探讨，以求早日得出符合实际之结论呢？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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