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丑中孕美
褒贬相成
——《西防记》的塑像艺术(二)
1.《西游记》形象性格中美丑并存的创作现象
在《西游记》五彩缤纷的形象画廊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极为有趣的艺术现象。这就是作者在刻画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时,特别是一些主要人物形象,往往写成外形极丑而内心却并不丑,或外形美而内心却并不怎样美者;甚至就其内心来说,或美中有丑,或丑中含美,总之性格特征似乎呈现着极其复杂的状况。
且让我们先看一看具体的例子。
先说猪八戒,他的外形是:“碓嘴初长三尺零.獠牙觜出赛银灯。一双圆眼光如电,两耳扇风唿唿声。脑后鬃长排铁箭,浑身皮糙癫还青”(第八十五回)。这一副尊容当然是极其丑陋,而且又是无比的凶恶。西行途上,谁见了猪八戒不一个个骨软筋麻,跌跌跄跄,连喊“妖精”?甚至连货真价实的妖精看见他也要吓一跳,硬着胆才敢搭腔。要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么一个怪物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对着你掬一掬长嘴,摇一摇蒲扇耳,又岂能不唬个惊恐万状,魂飞魄散!同样,孙行者的一副脸相其丑陋和凶恶的程度似也毫不逊色:
磕额金睛幌亮,圆头毛脸无腮。咨牙失嘴性情乖,貌比雷公古怪(第四十四回)。
加上他的一根尾巴,两块红,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猴精。然而,正是这丑陋的形象,在作品所具体描绘的范围内,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难得的善良,所以所到之处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和赞扬。在乌鸡国,他们救治了被妖精推入井下死去三年的国王;在宝象国,他们解救了被魔王挟持的皇后金圣宫,在比丘国,使众小儿免遭剖胸取心做药引的惨祸;在陈家庄,他们替代童男童女祭妖,扫除了当地百姓每年以孩童献祭的苦难,这种例子是不胜举的,真是“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间报不平之事”。这些描写说明什么呢?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难道在创作意图上,就是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外形丑和内心美写得如此绝然的不同,使之呈现出异常矛盾的景象吗?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更为复杂的情况。这就是象孙行者、猪八戒这样一些被作者描写成为降妖伏怪能手、济困扶危好汉的神话英雄身上,却又沾染着世俗社会中的许许多多不良和缺陷。也就是说,在这些人物形象的内在性格中,固然蕴含着美的质素;但是,也同时掺杂着丑的成份。而作者对他们也确实既有所褒美,也有所贬抑。孙行者富有嫉恶如仇、勇于战斗的优秀品质,他只要一听到妖精作恶的信息,就会一往无前地去降妖伏怪,解民于倒悬而后快,对此,作者以彩笔浓墨饱含感情地加以描绘,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颂歌,尽情地给以赞扬;但是,孙行者的性格中,又渗透着不少诸如好戴高帽子,喜欢捉弄人的坏习气。猪八戒也是这样。猪八戒吃苦耐劳,天真浑直,虽常常遭难,在生死关头却旗枪不倒,对此,作者以抑制不住的喜悦心情,给以细致的描绘,体现着作者在刻画这个人物形象时的基本态度;但同时,在老猪身上,又暴露出不少令人讨厌的缺点,如动辄就喊散伙,又爱挑唆,贪吃贪睡。这两种性质绝然不同的对立的侧面,融于一个性格之中的情况,显然又是形象塑造中所存在的一种复杂现象。这种复杂现象,比人物形象的外形丑和内心美相矛盾的复杂状况,更为深刻,因为这是人物性格中的一种内在的矛盾。
《西游记》作者在形象塑造中,对于人物性格为什么要突出其矛盾呢?这是带有偶然性的现象吗?显然不是。如果我们细加研究,就会发现这是作者的艺术创造性,是作者将丑和美这一对矛盾的相反相成的特性,创造性地运用在创作中的表现。这种艺术创造性充满着艺术辩证法的丰富成果,蕴含着艺术创造的某些奥秘及其规律性。
2.以此衬彼,相辅相成
这里应该先作说明的是:性格的单纯性或性格的复杂性,对于塑造人物形象究竟在艺术上孰优孰劣,是很难作简单类比而得出结论的,而需要做具体深入的分析。因为在文学作品中,性格比较单纯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西游记》中的观音菩萨就是一例。小说作者在具体刻画这个人物形象时,笔墨虽然不多,但,或直接的尽力渲染,或间接的多方烘托,旨在倾其全力把观音塑造得外形既是举世无双的秀美,内心又是一尘不染的纯正,成为一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神的形象,善的典型和美的化身。但是,这并不排斥我们对作家为什么要刻画复杂的性格,以及这种创作现象究竟具有什么特性,进行细致的探讨;因为,事实上后者对于艺术创作和形象塑造来说,不仅有着更大的难度,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所以就更有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
作家为什么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故意把笔下人物的美的性格中,要同时刻画上某些丑的因素?细究之,原来旨在通过丑和美的对比,追求一种以此衬彼的效果,借以突出形象性格中的主要方面,把人物性格描绘得更为丰满和典型,因此,人物形象也就更为真实。《西游记》塑造孙行者时,写了他怎样爱戴高帽子、喜欢捉弄人等等缺点,但是与他在降妖除怪中机智勇敢、西行取经时坚韧不拔的精神相对比,后者是主要的,前者不过是衬托。这样描写,除了有利于增加这个神话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使他具有个性特征而避免神性化、偶像化以外;通过对比和衬托,又使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更为突出和鲜明,给予人们的印象也更为深刻。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把孙行者性格中那些丑的因素统统删去,把他写成一个不计名利、不苟言笑的完美无缺的人物,就象李老君、如来佛、李天王那样,那这个猴头身上的无穷意趣就将丧失殆尽,或至少要大大打个折扣了:第三十四回所描写的,行者变小妖到压龙洞跪请老妖,以及变老妖受魔头跪拜时的情景就将索然无味;而全书多处描写的,他与猪八戒相处间所出现的颇有生趣的调笑和纠葛,也将黯然无光。最终,孙行者也就不象孙行者,甚至不成其为孙行者了。其实,《西游记》作者塑造李老君,也要在这个道貌岸然的老道身上,擦上一些白粉,绘出某些可笑相,如第三十九回孙行者到兜率宫求丹时老君的形相声口;描写如来佛,居然设计了用打赌的办法,引得猴头上当,来竭力称扬佛祖的“甚深法力”;而刻画李夭王时,竟也没有忘记赋予他主观、武断的性格成份,如第八十三回行者状告他纵女成精害众时李天王的言行。这些笔墨,无疑使这些人物形象增强了性格的具体性和生动性。所以,作者从孙行者这样一个特定人物出发,赋予他某些适合身份的丑的因素,借以来衬托其美的性格,完全是作者艺术意图的具体表现。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对比来增强效果是人们的生活体验的结晶。俗话说:黑白分明。白色借黑色衬托,更显出洁白无比。红花一经绿叶相衬,也就会显得更娇艳。艺术创作中也同样蕴含着这样的机能。猪八戒有一副奇形怪状的丑陋相:蒲扇耳,莲蓬嘴,獠牙似钢挫,张口象火盆。人们一照面,自然就产生一个无比凶恶的印象。然而一打交道,了解了这位猪长老的实际性行却是那样近乎呆笨的憨直和善良,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幅度。要克服这个幅度所造成的鸿沟,固然需要作者通过极其丰富的形象描绘,征服读者的感情,从而转变自己的认识;然而,认识上一旦获得转变,猪八戒那善良心地的印象,就会由于凶恶面相的强烈对比而更为深刻。而且,这种深刻性,往往为那些性格比较单纯的形象的感染力所不及。孙行者的前身,《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是以一个白衣秀才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而到了《西游记》,却被写成是一个天生石猴,“貌比雷公古怪”。这比白衣秀才的形象,不仅富于真实感,而且用以衬托孙行者“专救人间灾害”的善心,能使后者更突出、更强烈。
当然,丑总是丑,丑不能成为美;孙行者和猪八戒的形象是丑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说他很美。但艺术形象的塑造有它自己的规律性。艺术创作中巧妙地运用对比的手法,却能达到丑中显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作者对人物性格中不同侧面的因素所作的褒和贬,也借对比的手法,发挥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对此,我们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面相既如此丑陋,性格中又存在不少丑的因素的孙行者、猪八戒,出现在《西游记》中的艺术形象,在人们眼中居然不以为丑,阅读中竟使人们深深沉浸和陶醉在艺术欣赏中,给人们以愉悦的感染,美的享受。这是一种什么艺术规律性在发挥作用呢?一句话,正是由于运用了艺术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了艺术辩证法;所以,我们说这是对立面的转化规律在艺术创作中的体现。
3.《西游记》成功刻画形象性格的创作基础
当然,这决不是轻而易举的,这要比刻画那种性格较为单纯的人物形象远为复杂和艰难。运用艺术辩证法来塑造具有丰富性和复杂住的个性特征的形象,如果要取得成功,看来至少要以以下三方面为基础。
首先,基于对实际生活的深入概括和正确展示。
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是实际社会生活的丰富性的反映,是受后者制约和决定的。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脸谱化并不是规律性的表现。俗话所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就表明了面貌和性格之间的复杂状况。奸佞并非一定是大花脸,白鼻子小丑却可能真是善良的,道貌岸然的也许在思想深处潜藏着阴暗心理。这当中,无疑充满着偶然的因素,但也无可避免地体现着某种必然性。作家饶有兴味地去描写这种现象,塑造这种特定性格,虽然充满艰巨性;然而它在文学创作上的作用却是引人注目的。所以,在艺术形象塑造中,能不能写出性格的复杂性,取决于作家的艺术胆识和艺术创造力。如果说,孙行者等人物形象中,那些似乎对立的因素,作者在具体的描写时,若将任何一个侧面加以绝对化的话,那就不但可能离开生活的实际,也不可能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果认定,一个“筋多骨少的瘦鬼”,哪有降妖伏怪的大本事;有“一表非凡”的“丰姿”,就必然“一心向善”;把艺术形象的塑造,根据这样绝对化的概念,作简单化的处理和描写,虽然方便,却未必符合生活的规律性,这样的艺术形象也往往缺乏真实的内在基础。当然,反之也未必尽然。我们同样不能认为:有“一表非凡”的“丰姿”,必然是“面善心凶”,或“筋多骨少的瘦鬼”,最有“拿妖的本事”。因为这同样是简单化。《西游记》作者却能辩证地思考问题,在充分地体现实际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前提下,深入地概括出生活中的本质特点,正确地展示生活的真实面貌。《西游记》中的唐僧,就有“一表非凡”的“丰姿”,他也的确“一心向善”,不离口的是“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然而他又是非不分,稀里糊涂:明明是妖精,他却认作好人;明明是行者舍死忘生地助他西行,他却动辄念咒,把行者咒得“翻筋斗,竖蜻蜓,疼痛难禁”,这又是什么“善”?《西游记》中的孙行者就是“一个筋多骨少的瘦鬼”,“就象属螃蟹的,肉在里面,骨在外面”,然而他比起猪八戒来,的确最有本事,因为猪八戒是一头肥猪,孙行者却是一个瘦猴。概括并展示出了偶然因素中所包孕的必然性,所以形象描绘显得真实可信。也正因为这样,作者才既敢于抒写人物所应该具有的特定的美,又善于恰如其分地刻画他们身上在一定条件下所不可避免的丑。并且对美的加以褒扬,对丑的给以贬抑。所以,《西游记》作者对孙行者等主要人物的描绘中,往往是有褒有贬,既褒又贬,褒其美质,贬其丑陋。而不是好者恒好,一切皆好;坏者皆坏,一切皆坏,美化和丑化都趋于绝端。丑和美、褒和贬的在具体人物性格中的生动而细致的体现,正是作者运用艺术辩证法在人物形象塑造中的艺术成果。由此也可见,艺术成果的取得,必须在特定条件制约下,要妥善地掌握分寸才行。如刘勰所说:“权衡损益,斟酌浓淡”①,做到恰如其分,力避片面。否则,漫无边际,任意涂抹,破坏了形象性格的基本特点,一切艺术手法就可能丧失应有的效果,成功的愿望会向失败的方向转化。如孙行者嫉恶如仇、机智勇敢的性格特征,作为这个特定人物的基本方面,贯串于全书:不仅如“大闹天宫”部分有鲜明的体现,在取经路上也始终如一。至于他那些缺点,如果作者在描写中加以无限膨胀,无所节制,则就可能喧宾夺主,冲击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而最终毁坏孙行者这个辉煌的艺术典型。正因为这样,小说《西游记》中的孙行者与杂剧《西游记》中的那一个孙行者就完全不同。后者摄取了金鼎国王女儿为妻,偷盗王母仙衣作庆衣会,言行颇有点“流里流气”。这样的丑不可能衬托出美,更不可能转化给人以美感。如果这些言行移植在小说《西游记》中的孙行者身上,无疑将损害这个典型的基本性格。而小说作者充分地觉察到这样做的后果,所以与杂剧《西游记》中刻画孙行者的这些丑行不同,恰如其分地描写了他的性格中的丰富内容,从而完成了艺术典型的成功塑造。在文学创作中,利用截然相反和完全对立的因素,故意造成一种极不协调的情景和气氛,使人们在对比中能更强烈地更深刻地感受到艺术形象的独特性和丰满性,以期达到作家创作意图所既定的目的。这是一切富有创造性的作家所采用的借以使作品达到一定艺术境界的通常手法。这当然也是艺术辩证法在创作中运用的体现。
其次,基于在形象描绘中体现积极的审美观。
我们说,在形象描绘中,丑总是丑,丑不能成为美;贬就是贬,贬也不可能成为褒;但是,实际上却存在着丑中孕美、褒贬相成的效果。而这,仅仅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可能。这一定的条件之一就是从形象描绘中能体现出作家积极的审美观和崇高的美学意图。《西游记》中成功的艺术形象,在它那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特征中,就渗透着充实的思想内容和丰富的美学意义。猪八戒形象的塑造就是一例。被称为呆子的这个艺术典型,作者塑造他并不是想给读者树立一个英雄的楷模,理想的榜样。虽然,总的来说,作者赞美猪八戒的基本性格,把他写成一个憨直、淳朴的厚道者,同孙行者相互配合,协力完成取经任务,鲜明地或曲折地在他的基本性格特征上涂抹了美的色彩,甚至给他唱由衷的赞歌。但是,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艺术构思中还赋予这样那样的诸般缺点。对于性格特征中的这些另一侧面的内容,作者却并非采用欣赏、赞美的语气来描述,而在用喜剧性手法来刻画这个神话人物时,渗透着浓重的揶揄的成份。如第七十五回,孙行者被老魔一口吞下肚以后,猪八戒以为这下猴头完了,回去一报信,三藏痛苦得睡在地上打滚,呆子竟不安慰,也不思良策去为师兄报仇,更不想再坚持去西天取经,却同沙僧分起行李来。猪八戒竟说:“分开了,各人散伙:你往流沙河,还去吃人;我往高老庄,看看我浑家。将白马卖了,与师父买个寿器送终。”这些描写中所体现的贬斥的意图,即对呆子言行中,那些业已超出浑厚憨直的性格特点,而沾染了世俗社会某些不良习气的表现,给以善意的讥讽,恰如其分的嘲笑,从而表现了作者的积极的审美评价。读者通过艺术欣赏,从中获得了审美享受。丑中孕美,褒贬相成的艺术辩证法,就在这里获得了深刻的艺术效果。我们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丑的性格时,是否也能体现这样的艺术效果呢?事实说明,艺术辩证法也同样地起着作用,关键之一就是形象描绘中作者表现了什么样的审美观。在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中,骷髅成精的白骨夫人,本身就是一具僵尸作怪,其原像当然是无比的丑恶。但她为了吃唐僧肉,为了欺骗善良的人们,一忽儿变成“月貌花容”的小姑娘,还变得说不尽的“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一忽儿变成“两鬓如冰雪”的八旬婆婆,一忽儿又变成一个“数珠掐在手,口诵南无经”的老公公。刹那之间,似乎恶转化为善,丑变成了美。但这种善和美,并不是本质的体现,而经常是一种表象和假象。作者之所以要在形象描绘中这样处理,似乎给予丑的形象以某些“美”的因素;其实也是艺术辩证法的运用;这种“美”,不过是为了突出和树托本质上的丑。因此,当孙行者一连三次奋起全箍棒,最后打死这个妖精时,西洋镜就彻底戳穿了,人们也就更加清晰地识破她的“美”中所隐伏的假象,而尤其感到妖精面目之可憎,本性之丑恶。从孙大圣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中,人物的性格表现得异常鲜明:尸魔兴风作浪,恶;唐僧是非不分,愚;八戒谗言冷语,蠢;行者嫉恶如仇,勇。因此,能从形象描绘中,深切地体会到作者爱憎分明的创作意图,褒其所应褒,贬其所应贬,从而体现出作者积极的美学意图,使艺术辩证法在人物塑造中得到独具特色的表现。
再次,基于艺术表现技巧上的创造性成就。
文学作为一种形象艺术,它不可能离开艺术形象的创造,或者说,作家只有运用创造性的艺术手法和艺术技巧,来进行富有特色的艺术描绘,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深刻的共鸣和永久的魅力。因此,当作者成功地运用艺术辩证法来塑造人物形象时,它同样需要以创造性的艺术表现技巧来作为自己的基础。或者说,归根到底,离开艺术形象的成功描绘,也就谈不上艺术辩证法的运用。《西游记》作者在塑造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时,全部艺术技巧几乎都被用来创造富有生动性和具体性的统一的个性特征。这种感觉,我们在主要人物孙行者和猪八戒形象的刻画中显得特别强烈。如前所述,孙行者的性格有它的复杂性;而对比起来,猪八戒性格中的复杂性又更胜一等。但是,他们的性格描绘,却没有给我们以性格分裂的感觉。尽管较长时间以来,论者们对这两个人物的理解和认识是存在分歧的:对于孙行者,或说是“英雄”,或说是“叛徒”,或说大闹天宫是“邪恶”,作者持否定态度,或说作者加以“尽情的褒美”,是“正义的化身”;对于猪八戒,有人提出是“正面人物”,作者是“肯定”的,有的则说是一个“不完全被否定的人物”,是“被批判的典型”。总之,众说纷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艺术形象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然而不管怎样,作者在刻画这两个艺术形象时,既表现了他们的美,又表现了他们的丑;而且,在具体描绘中,体现着鲜明的审美评价,既有所褒美,又有所贬抑,这一切在艺术辩证法的高度上得到了完整的和谐的体现,这就在艺术形象性格的塑造中,避免了由于追求性格的复杂性而可能带来的性格的分裂,却在颇有特色的艺术描绘基础上,刻画出了艺术典型的富有一定深度的统一个性。这,我们只要拿小说《西游记》中的孙行者,与杂剧《西游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猴头,以及唐传奇《白猿传》中的白猿相类比,孙行者个性特征的丰满、鲜明和和谐统一,岂能与其它形象同日而语!再以脸谱之丑、性格之粗来说吧,古典小说中决非猪八戒而已。如前所举的《水游传》中的黑李逵、《三国演义》中的猛张飞,以及《岳传》中的牛皋、《隋唐演义》中的程咬金,但在文学大师们手中,丑脸谱并没有脸谱化,粗性格却又有个性化。他们之间,各呈异彩,别具特色。这就是典型塑造中个性化的效果,也就证明猪八戒是一个具有统一的个性特征的艺术典型。这一切,体现着作者表现技巧上的出色成就;而其中最突出而又富有成效的,是:天马行空般的飞驰想象,高度夸张的喜剧性手法,和形象描绘中运用精雕细刻的工笔,三者巧妙而和谐的结合。《西游记》作者的想象力无疑是非凡的,而塑造孙行者、猪八戒等神话人物又给他驰骋非凡的想象力,提供了宽广的天地,作者也善于运用喜剧性笔墨,而神话形象的性格塑造,又特别需要高度的夸张手法。艺术描写中这种富有特征性的笔墨,不仅完全符合《西游记》内容的特点及全书艺术风格的要求,而且给孙行者、猪八戒这些特定人物的成功塑造具备了深厚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飞驰的想象和高度的夸张,就不会有孙行者这些神话形象。但是,作者在具体落笔时都又喜欢对形象性格作精雕细刻,而较少采用粗疏的笔法。一般来说,这似乎极易造成不协调的后果;但在作者手中,却挥洒得极其自如,体现得十分和谐。如五庄观中偷人参果、平顶山上大战妖魔等几个故事的描写,对孙行者和猪八戒性格复杂性的刻画,就鲜明地呈现着前述的特点,做到了想象的飞驰、夸张的运用和笔法上的精雕细刻相结合,甚至使想象的飞驰和夸张的运用,溶化和渗透在精雕细刻的性格描绘中,可以说是精彩卓绝,笔墨非凡。在那几回故事中,作者对孙行者和猪八戒的性格刻画,既写了他们的美,也写了他们的丑;同时有褒有贬,既褒又贬;而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却使艺术辩证法得到了出神入化的运用。褒和贬的相反相成,丑和美的辩证统一,在形象描绘和性格刻画中,几乎是不露痕迹地渗透其间,这就使得艺术形象的塑造获得了丰富的效果,人物性格的展示得到了出色的成功。因此,人们欣赏着,沉浸其中,似乎如见其人,似闻其声,洞悉其心,有栩栩如生之感。这就是创造性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表现技巧,为艺术辩证法的运用提供了厚实的基础;而艺术辩证法的运用,又使丑和美、褒和贬的对立统一在性格刻画中发挥了艺术效果,从而使孙行者和猪八戒等艺术典型,有效地增强了艺术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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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勰:《文心雕龙·熔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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