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吴圣昔

四、启示深邃耐于寻味
——《西游记》的哲理性

1．《西游记》哲理性的基本内核

文学作品的哲理性，是作品中生动的形象描绘和深刻的人生哲理二者有机结合所凝聚而呈现的一种艺术特色；它是文学创作中富有独特的艺术审美特征的标志，是作家艺术创造性的鲜明体现。作为文学的基本特征，生动的形象描绘，对于每一部成功的作品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是否具有深刻的人生哲理，却并不是每一部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一部在形象描绘上堪称成功的作品，但并不一定就能体现深刻的人生哲理，反之，作家虽然想在自己的笔下探讨深刻的人生哲理，但是，由于形象描绘上的不足或缺陷，甚至把它写成为思想修养或哲学理论著作那样，这种作品当然谈不上所谓哲理性。作为艺术创作的一种特色，文学的哲理性只能是生动的形象描绘和深刻的人生哲理二者有机结合的产物；换句话说，作品通过生动的形象描绘，隐寓着或象征着有关人生哲理的某一问题或某些问题，能够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并从中获得人生哲理方面的陶冶和启示，这样的作品才能称为具有哲理性。

《西游记》有没有哲理性呢？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小说所写纯属虚无缥缈，多系海市蜃楼，用笔又是那样诙谐多趣，颇涉游戏然而就在那些生动描写的离奇故事中，却寄寓着作者对于人生哲理的严肃的阐释和富有启示的解答，从而使作品闪耀着《西游记》这部神怪小说所特有的哲理性艺术特色。我们以小说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一节脍炙人口的故事为例。当唐僧师徒西行取经来到白虎岭，岭上有一妖精正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便摇身一变变成个月貌花容的女子，扮作斋僧，花言巧语哄骗三藏。这时正好行者化斋转回，他的火眼金睛却认出是个妖精，便拿出铁棒把女子打死。三藏却不分是非，责怪行者行凶，又禁不住猪八戒从旁唆嘴，于是便念动紧箍咒。后经行者哀告才罢。但那妖精却也有手段，她在行者捧落时使个“解尸法”，早就逃走；这时她就另变老妇人来欺哄三藏。谁知又被孙行者识破，猴头便举棒就打。唐僧一见，吓得惊下马来，二话不说又念起了紧箍咒，把个行者疼得滚倒在地，百般求饶才得到宽恕。但打死的还是个假尸，那妖精又变了老公公，“数珠掐在手，口诵南无经”，装得一副善相；竟哄得三藏大喜道：“阿弥陀佛！西方真是福地！那公公路也走不上来，逼法的还念经哩。”唐僧识不得妖精，行者却又认出对方的本相。于是他召来山神土地守住云端，这才最后打倒妖魔，断绝了灵光。而唐僧却不识好歹，只怪行者接连行凶，终于写了贬书，把猴头逐回花果山。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中，就隐寓着极为深刻和严肃的生活哲理。通过形象描绘所体现的，就是：妖魔鬼怪有的作恶，往往打扮成一副迷人的善相，披着巧妙的伪装出现，以引人上当。这种以假充真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可谓屡见不鲜，无所不在。所以善良的人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透过现象和假象，识别伪装，把握事物的真相。这一生动故事所体现的意义，正是人类社会中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真理的形象化展示，这里就凝结和呈现出丰富的哲理性色彩。

当然，这仅仅是具体的一例。《西游记》中的哲理性，并不是体现在个别情节中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全局性的艺术特点，反映在一系列故事情节之间，渗透在全书文学语言的成功运用上，贯串于作品形象描绘的整体中。其实，关于《西游记》哲理性的问题，前人早有所论及。著超在《古今小说评林》中就已经说过：《西游记》“近于哲理”①；梁启超在《告小说家》一文中则直截了当地指出：《西游记》“言哲理”②；署名阿阁老人的《说小说》中说得更明确：“《西游》者，中国旧小说界中之哲理小说也”③。此外，在早期的评论文字中，有的论者虽未直接论及哲理性一词，但所指近似者却比比皆是，如说《西游记》“具至理”、“其言虽幻，可以喻大”、“言近而意远”④，等等。的确，如果这部长篇巨著仅仅是为游戏而游戏的滑稽说部，而没有体现隽永而深邃的思想，给人们以丰富的人生哲理的思索和启示，它是不可能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群，而且又是那样令人反复阅读而不厌。明代就有论者精辟地指出：《西游记》“游戏之中，暗传密谛”，又说：该书“极多寓言，读者切勿草草放过”⑤。就因为《西游记》富有哲理性，人们能在其中获得味之无尽的启发，才使这部堪称通俗小说的著作列于中华民族的优秀古典作品之林。具有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和崇高地位。

这里应该着重解决的问题是：作为《西游记》哲理性启示的核心，从总体上来分析，它的思想内含究竟是什么？对此可说论者纷纭，持论驳杂。或说《西游记》“为古今修道者第一部奇书”，“存在养性修真，炼成内丹，以证大道而登仙籍”；或说“是证圣贤儒者之道”，“其事，则取经也其旨；乃《大学》也”；或说是“求放心之喻”，“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甚或干脆归之于“皆不可知”，因为“时代相去已远，不知其寓言所在”，等等，可见一斑。

承认《西游记》有哲理性但又说它的思想内含为“不可知”，这当然不足道。正如刘勰所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⑥。而所谓“讲道”、“谈禅”、“劝学”诸说，虽然也是从作品的哲理性着眼，但充满牵强附会的迂腐之论；甚而至于把《西游记》看作“悟书”、“天书”，则更干脆贬之为宗教入门手册了，这只能是一种曲解。毋庸置疑，《西游记》的形象描绘中浸染着宗教观念，诸如宿命论、因果报应、佛法无边等等宗教迷信，在书中体现得极为广泛。“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正是作者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在创作上的反映，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作品哲理性的纯正度和深刻意义。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我们如果把这一方面的问题认作是全局，甚至理解为该书哲理性思想内含的核心，那就失之以偏概全的错误了。

鲁迅评论《西游记》不赞成清人所谓“讲道”、“谈禅”、“劝学”诸说，指出：“假欲勉求大旨”，则明人谢肇浙“求放心之喻”那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⑦。这对于我们探讨《西游记》的哲理性也有所启发。所谓“求”“放心”，就是约束放纵之心。谢肇浙所论《西游记》“归于紧箍一咒”，并引申出“求放心之喻”，意即指此；显然鲁迅也赞成此说。我们从《西游记》形象描绘的某些实际情况来看，此论确实有新体现。孙行者头上特有的标志嵌金花帽即紧箍，当代的论者莫不异口同声地认为这是作者思想局限的表现。“金箍加顶，受制于人”，它是迫使悟空就范、强制行者皈依的手段。第八回，如来将紧箍交给观音时说过：若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把箍儿戴在他头上，咒语一念，“脑门皆裂”，“管教他入我门来”；后来观音就叫唐僧哄骗行者戴上紧箍，使“他再不敢行凶”（第十四回）。这都透示出所谓“求放心之喻”的意图，那谢肇浙说的“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小说形象描绘中，也的确一而再地写到唐僧怎样念紧箍咒以威吓孙行者，甚至咒得后者疼痛难禁，满地打滚，从而控制徒弟的自由行动。这无疑是约束放纵之心意图的形象化表现。但，“求放心之喻”是否完全切合小说关于紧箍的具体描写？则又未必。特别是把小说的哲理性思想核心，主要归之于“求放心之“喻”，似更有不够全面之嫌。因为在作品不少于十次的有关紧箍的描写中，唐僧念咒的动机和目的，固然在于约束孙行者；但是就所要约束的内容来看，却往往不是什么损害取经事业的放纵之心，恰恰相反，许多场合却是孙行者忠良、机灵之心的表露，是有利于西行取经的行动，只是由于唐僧的是非不分和昏庸糊涂，才滥施甚或错用了紧箍儿咒去整猴头。最典型的例子是“尸魔三戏唐三藏”一节，行者三次打妖，唐僧竟三次念咒，整得猴头昏天黑地，痛苦难忍，于是诉起苦来：“师父错怪了我也。这厮分明是个妖魔，他实有心害你。我倒打死他，替你除了害，你却不认得，反信了那呆子谗言冷语”（第二十七回）。显然，具体形象描绘中，作者并不是在暴露行者有什么“奸意”；相反，“以功为罪，以德为仇”，由于行者多次遭受这种罚不当罪的委屈，正表露出唐僧身上存在某种“放纵之心”：是非不分和昏庸糊涂。这就说明，谢肇浙“求放心之喻”主要就孙行者形象来立论，固然不甚确切；而“求放心之喻”也不足以概括和说明作品哲理性的主要内容。

那么，《西游记》全书哲理性借以透示和体现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我在“密谛篇”中曾说：

从《西游记》富有特征的艺术描绘所展示的思想意义中，我们体会到：全书虽然以取经这一宗教活动为题材内容，但它并不是歌颂宗教观念，它的主题越出了宗教观念的束缚，不仅仅是所谓“劝人为善”，而是寄寓着一个严肃的崇高的意图。作品整个形象描绘所体现的无疑是一曲追求美好理想的赞歌。

这是《西游记》的哲理性惜以透示和体现的基础，所以也是我们分析和探讨作品哲理性的主要根据和出发点。的确，作为一曲追求美好理想的赞歌来理解，它本身所给予人们的哲理性启示，就是丰富的。首先，通过形象描绘所展示的美好理想，中心点是取“真经”、成“正果”。所谓“真经”、“正果”，具体内容固然是指五千零四十八卷“荒唐无稽之经”，以及“斗战胜佛”、“净坛使者”、“金身罗汉”和“旃檀功德佛”，因为全书一百回所叙述的莫不围绕着这一最后的目的来设计、来展开；但形象描绘所体现的象征意义却已远远超越这一具体内容。“真经”实际上象征着真理，“正果”无疑是隐寓着理想；所以，取“真经”也就是追求真理，成“正果”也就是实现理想。其次，怎样求取“真经”？怎样得成“正果”？小说形象描绘，以极其丰富和瑰丽的内容体现出九九八十一难的经过。取经僧人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精神，战胜和克服了行程中所遭遇到的意想不到的困难和艰险，才能完成既定目标，到达西天。并令人信服地展示出他们的成功是基于相互的合作和支持。其间哪怕有一步疏忽和动摇，就可能功亏一篑，半途而废。其三，什么样的人能够取得“真经”和得成“正果”？小说以富有意趣的笔墨塑造了取经僧一行四人的形象。他们虽然是一些具有奇异来历的非凡之人，但又充满着普通人的人情味。其中，数唐僧对取经具有虔诚信念，而且在品行上又最合乎宗教规范，堪称信徒以外；孙行者则大闹过天宫，皈依后也仍然是那样桀骛不驯，猪八戒更是凡心不改，不但色情不泯，还把散伙老挂在嘴边。最有趣者，那位洞察一切，善知过去未来的教主如来也显得豁达大度；对自己的下属似乎着重看主流，而不喜求全责备，因此，四众也才能取得“真经”。得成“正果”、我们从这一曲追求美好理想的赞歌中，概括出以上三方面内容，不难体会到小说所显示的人生哲理的概貌。

2．《西游记》体现哲理性的艺术经验

《西游记》哲理性之所以丰富和深刻，是与作者在形象描绘中，注意对思想境界的开掘，以及发挥艺术表现上的创造性是分不开的。它的特点有三。

一是：妙笔生花，点铁成金。作品中的哲理性，可以植根于任何一个情节和细节中；但是，能不能从情节和细节的形象描绘中体现哲理性，却要看作家能否恰当地和深刻地发掘出其中所可能蕴含的哲理性内容并加以妥善地表现。《西游记》作者就善于从某些极为普通的情节和细节中，点燃起哲理性的火花，并通过绘声绘色的具体刻画，表现出深刻的内含。仍以小说中所描写的紧箍为例。我们将它与《西游记杂剧》相对比，便可发现《西游记》作者在发掘哲理性方面确有点铁成金之妙。杂剧中描写，孙行者被唐僧从大山下救出后，心里暗想道。“好箇胖和尚，到前面吃得我一顿饱”，这时观音赶到，送给行者一个铁戒箍戒“凡心”，并对唐僧说：“这畜生儿心不退，但欲伤你，你念紧箍儿咒，他头上便紧。若不告饶，须臾之间，便刺死这厮”。后来师徒们途经女人国，剧本描写，行者的“凡心却待起，不想头上金箍儿紧将起来，浑身上下骨节疼痛”。在剧作者笔下，孙行者的确有许多“凡心”和“奸意”，而铁箍的设计正是为了约束他的放纵之心。但全剧中唐僧并未念紧箍儿咒；在女人国时箍儿紧将起来则纯粹是一种“自动化”装置的作用。所以，这里的铁戒箍虽有着“求放心”的象征意义，但其中所体现的哲理性，却极为有限。这是因为：一则是未经深入开掘，二则是形象描绘也深感不足。小说《西游记》就完全不同。孙行者身上并没有如杂剧所写有那么多“奸意”和“凡心”，恰恰相反，他的性格中的主要内容却是嫉恶如仇的品质；同时唐僧虽然多次念咒以整行者，却常常是体现出罚不当罪。由此可见《西游记》中所描写的紧箍的意图较之杂剧已有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由紧箍这个小道具所引起的一系列情节描绘，抽象地分析似乎旨在约束孙行者的放纵之心，实际上具体内容所透示的含意却恰恰相反。紧箍的设置一经这样的改造，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原来意图中的消极性；还由于增强了对唐僧的批判意义，使得紧箍中所蕴含的哲理性火花放出耀目的光彩。这正是作者的艺术创造性犹似点金术一样，将普通情节和细节中内部蕴藏的哲理性，获得高度的诱发，得到丰富的体现。

一是：灵意于象，富于寄托。作品的形象描绘中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哲理性，这要看作家的艺术创作意图，以及在艺术表现中能否把富有人生哲理意味的内容，融合和渗透在形象里，成为形象的内在的灵魂。我们读《西游记》，不难从字里行间感觉出作者有意识地赋予艺术形象以深邃哲理的特色。我们在前面提到孙行者三打白骨精中所寓哲理性内容。其实，关于真和假之间所反映出来的有关生活的哲理，《西游记》中岂只这一回。第三十二回，莲花洞二魔看见孙行者神通广大，唐僧不易捉拿，便想另外用计来取胜时讲过这样的话：“我看见那唐僧，只可善图，不可恶取。若要倚势拿他，闻也不得一闻。只可以善去感他，赚得他心与我心相合，却就善中取计，可以图之。”“赚得他心与我心相合”，于是便从中行事。这中间所揭示的生活中存在的哲理性，寄寓着多么丰富和深邃的内含。你看，白骨夫人是这样实行的，第四十回中的红孩儿、第八十回中的老鼠精和莲花洞的二魔都是照此办理的。“妆成假象如真象，捏作虚情似实情”，这简直可以说是生活现象中广泛存在的一种规律性的反映。当然，归根到底来说，固然“是真难灭，是假易除”（第五十七回）；但是，生活中的假丑恶，既然总是想冒充真善美，人们也就不容易轻易识破，不但不容易识破，即使有时候识破了，也还有不敢加以揭露的。第五十八回中的假行者，模样与大圣无异：也是黄发金箍，金睛火眼；身穿也是绵布直裰，腰系虎皮裙；手中也拿一条儿金箍铁棒；足下也踏一双麂皮靴；也是这等毛脸雷公嘴。因此，唐僧、观音和阎王、玉是都未能辨明真假，连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也失却效用；而地藏王菩萨座前的“谛听”虽然识得假行者的真相，却又惧怕“妖精恶发，搔扰宝殿”，而不愿当面戳穿。所以，真正要辨明真假，做到“假灭真存”是何等的困难。但是，假的总归是假的，真的总归是真的，假能乱真，却不能成真。所以“二心之争”虽然一时之间“搅乱大乾坤”；但最后经如来一语点破，假象毕露。这里虽然流露出作者有“佛法无边”的思想局限；却深刻地揭示了假丑恶不可能成为真善美的生活真理。妖精们虽然冒充善人，做出各种假象，但改变不了它们的本性；唐僧等人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一时被假象迷惑，上当受苦，但最后终能辨明真相，分清是非。在《西游记》的一系列故事情节的形象描绘中，关于真和假之间所体现和蕴含的人生哲理的启示，决不是肤浅的和零碎的，也不是勉强的和外加的。首先，作者的有关人生哲理的意图，完全溶化在形象描绘之中，二者融为一体；读者只能在对艺术形象的欣赏中去体会，才能把握隐寓其中的哲理性内容。这是因为作者在艺术表现上充分地体现了寓意于象的特色。其次，对于这种人生哲理方面的重大课题，作者在形象描绘中注意从多种角度来提出问题，层次不同地反复地加以渲染；因此，给人的启示，不是单纯的重复，而是逐步的加深，不断地丰富。再次，通过形象所体现的哲理性，构思比较妥帖和确切，表现上又比较和谐自然，因此显得恰如其分，富有启发性和说服力。

一是：善于概括，耐人寻索。第十二回有一段描写：三藏起程取经，唐王酌酒作别；三藏接了酒，方待要饮。作品写道：

只见太宗低头，将御指拾一撮尘土，弹入酒中。三藏不解其意。太宗笑道：“御弟呵，这一去，到西天，几时可回？”三藏道：“只在三年，径回上国”。大宗道：“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进此酒：宁恋本乡一捻土，莫念他乡万两金。”

我们读《西游记杂剧》，剧中用两出戏：“诏饯西行”、“村姑演说”，从正面和侧面来描写三藏启行的盛况，小说《西游记》却着重刻画了上引景象。对比之下，后者颇有以少胜多之妙。作者将唐王饯行中的一切繁文缛节几乎一概摒弃，而仅仅摄取了举杯饯别的一个小镜头；同时又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弹土入酒”的细节，《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评论这一细节说：“捻指想头亦奇”，颇为切当。于是，一经艺术描绘，那个在日常生活中可说司空见惯的饯别的小镜头，它所蕴含的意义，竟获得了哲理性的升华，充满着耐人寻思的哲理意味，即使我们今天读来，也依然具有引人的魅力。这是由于作者在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中，善于将普通的生活细节加以典型化的结果。我们再看小说第八十二回所写：猪八戒下山寻师，碰到井边打水的两个女怪，呆子便直喊“妖怪”问讯，结果恼了对方，招得一阵打，只得抚着头跑上山，直喊妖怪凶。行者问清情况后，道：

“‘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移。’他们是此地之妖，我们是远来之僧，你一身都是手，也要略温存。你就去叫他做妖怪，他不打你，打我？‘人将礼乐为先’。”八戒道：“一发不晓得！”行者道：“你自幼在山中吃人，你晓得有两样木么？”八戒道：“不知。是甚么水？”行者道：“一样是杨木，一样是檀木。杨木性格甚软，巧匠取来，或雕圣像，或刻如来，装金立粉，嵌玉装花，万人烧香礼拜，受了多少无量之福。那檀木性格刚硬，油房里取了去，做柞撒，使铁箍箍了头，又使铁锤往下打，只因刚强，所以受此苦楚。”

当然，这一节话中所体现的含意，并不是没有任何片面性；但是，其中，却不可否认地揭示了特定情况下世俗社会中所反映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现象。这里组织人物的对话和叙述情节的发展，好象似信笔所之，随意发挥；其实却表现出作者善于从生活中发掘人生哲理和在形象描绘中加以展示的艺术概括力和艺术表现力的高超水平。“人将礼乐为先”，形象描绘中所体现的这种人生哲理，显然基于猪八戒的冒失言行及其遭遇之中，无疑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关于杨木和檀木议论中所体现的丰富的哲理意味，也同样引起人们思索的兴趣：因为“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移”一语所蕴含的思想，不仅客观地概括了社会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在的某些现象；而且还反映出对这种现象中所掺杂着的某些偏见的嘲讽和批判。当然，我们这里仅仅举了二例来分析，其实，全书中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就这二例，已经足以反映出作者善于从生活现象中概括出深邃的哲理意味，通过形象描绘，给人以丰富启示的特色。

3．哲理性对提高《西游记》思想艺术的积极作用

《西游记》中所体现的哲理性特色，对全书思想艺术无疑产生了显著的作用和积极的效果，有助于丰富小说的审美价值。

首先，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性。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作家的审美理想和对于所反映的生活事件的客观评价的产物，它体现在作品的整个形象体系之中。它的核心就是作品的主题思想；形象体系各个组成部分虽然呈现出极其丰富和复杂的思想内容，但它们归根到底是为体现和完成主题思想服务的。作品中的哲理性，作为一种艺术特色，它不是泛指作品中的一般的思想内容，而是指其中富有哲理意味的部分，那是作家通过富有特征性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来完成的。思想性有进步和落后之别，甚至同一部作品中也有两种内容并存的。《西游记》这部杰出巨著中掺杂着宗教观念含毒菌就是一例。哲理性内容中当然也不是注定都是正确的。《西游记》所体现的哲理性内容中就渗透着某些消极的因素，如唯心主义、片面性等。但是，哲理性特色往往有助于深化作品的思想性。这是因为任何一部作品中，无论就其形象体系的整体或局部来说，它所展示的思想内容如果是空泛的、浅露的、一眼见底的，就谈不上什么哲理性特色；而后者则是作家富有特征性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的成果，它在形象描绘中的体现，必须要求深邃、内含，常常是在反复思索后才领会它的启示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无疑有助于作品思想性的深化。《西游记》中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这点。就以前举第十二回唐太宗饯别三藏来说，通常写饯别，或表现恩宠际遇，或抒发离情别绪。杂剧《西游记》描写得多么热闹，什么诸般社火开演，百官父老欢送，又是做诗，又是说法，但总有窠臼之嫌，缺乏创造性。对比之下，小说《西游记》虽仅仅描写了唐太宗“弹土入酒”的这一细节，却能不落俗套，把一般的离情别绪升华为不恋异国，热爱家园的思想高度，其中所孕育的哲理性，无疑使这一情节所体现的思想，得到了深化。这种例子极多，无须赘举。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作品的哲理性特色当然对小说主题思想的深化也发生了很好的作用，这是因为全书形象体系的描绘中充满着哲理性特色的缘故。当然，也不能因此而在分析小说时，脱离具体的形象描绘，去探幽索隐地猜测其中的微言大义；那样做，有时难免误入迷宫。

其次，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格调。《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是游戏笔墨的艺术结晶。所以作品中，作者走笔运墨，多有插科打诨，随意点染之语；全书字里行间，充满荒诞不经，诙谐风趣氛围。但是，小说的艺术格调，并不因此而降低。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前面已有所论。这里要指出的是作品中的哲理性特色，有助于艺术格调的提高。关于这个问题，一般来说，也许有着矛盾，因为哲理性与游戏笔墨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然而，在《西游记》中却不但没有冲突，而且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与如来比斗翻手心，猴头一个筋斗云以为飞到了天尽头，在第一根肉红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后来，师兄弟三人大闹三清观时变三清，享供果，被妖道发觉，以为天尊下凡，一再跪求圣水，行者等竟以猴尿猪溺来冒充。这样的描写，可说得上是游戏笔墨中之突出者，最有低级、庸俗之嫌。的确，粗粗一读，难免会摇头，颇有不登大雅之堂之感；然而细细一想，却不尽然，也许还暗暗叫好。为什么呢？原来，如来虽然在赌斗中稳操胜券，颇为得意，足可成为以后吹牛皮的资料，但可以想象，每当他闻到那大指丫里的猴尿臊气，佛祖心头难免也会腾起一股嫌恶之感的。至于把猴尿、猪溺充圣水，则更是对教主的无端亵渎；那逍遥在三十三天之外的三清如果风闻这场恶作剧，恐怕也难免哭笑不得。在形象描绘中，正由于曲折地然而却不难体会地寄寓着作者对宗教的轻蔑和对教主的嘲弄，才使这些游戏笔墨，脱离和避免了低级庸俗气味；相反，其中不同程度地蕴含着的哲理意味，却使作品中浓重的诙谐氛围，得到思想的净化而提高了格调。

再次，增强了作品的风味。每一部成功的作品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风味；不同程度和不同质地的风味，是作品的艺术特色、艺术风格是否具有独创性的基础。文学作品的风味，当然也凝聚在形象描绘之中，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诸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西游记》形象描绘中所凝结的风味，无疑是浓郁的。作品所体现的那股引人魅力，就是这种浓郁的风味的反映。我们且看第三十八回。唐僧被妖精掳进无底洞后，孙行者遍找不着，却在洞里看见妖精供奉李天王的牌位，于是告了御状。情节发展到这里，在一般情况下，接着剖明真相，也就顺理成章。然而在《西游记》作者笔下，却更喜迂回曲折。写行者一到天王府，被天王一索子捆翻，便要使砍妖刀光斩后奏。原来天王也有其理，他生有三儿一女，女方七岁，根本不存在纵女害人之罪。正在闹得不可开交时，哪吒告知其父，的确有女儿在下界，原来是个老鼠成精的义女。于是天王失理，行者就故意撒赖放刁，后来经太白金星两面调解才罢。这一节形象描绘中，鲜明地体现着《西游记》那富有特色的风味：情节发展的波澜迭出，人物性格的栩栩如生，艺术构思的出人意外，文学语言的明朗顺畅，这一切，凝结成一个引人入胜的意境，同时，又不止如此。其中，那些故作曲折的动人笔墨，却又是引发出哲理性特色的关键：因为围绕着这些似乎节外生枝的内容，不仅使李天王、孙行者和太白金星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更鲜明更丰富；而且在这个特定的矛盾面前，通过各人的言语行动，表现出更充实更富有哲理意味的思想内容。因而读着这些描写，更使人觉得有耐于思索和味之不尽之妙。哲理性特色的这种显著效果之所以形成，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哲理性特色，要求在形象描绘中蕴含深邃的丰富的人生哲理；所以，富有哲理性特色的作品，其形象描绘中所蕴藏的深意和启示，往往比较耐于回味，不易一览无余，所以也更引人思索，这都是因为作品中的特有风味，由于丰富的哲理性而得到增强之故。

4．《西游记》的哲理性和作家的主观追求

《西游记》为什么会有那样丰富的哲理性特色？除了我们在前面分析过作者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上的创造性和注意对思想境界的开掘以外，我们如果从作品创作实际中进一步探讨，还可以发现作者主观上的其它方面的努力。

《西游记》丰富的哲理性，基于作者对人生的深刻观察。把《西游记》视为“讲道”、“谈禅”者，无疑是把作者看成为超脱尘俗的世外高人；因此，他们寻求其中的“微言大义”、“金丹奥旨”时，往往把作品中一切富有生活情趣的描写，都向宗教内容去引伸和误会。因而变成无稽之谈，不实之论。鲁迅指出作品中的“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应该说充满着启发性。这就是说，《西游记》虽然写的是神魔和精魅，但并未脱离世俗；相反，他们归根到底不过是人世间生活的曲折反映，都是充满人性的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因此，他们的喜怒哀乐、音容笑貌以及所作所为中莫不体现着人的特点，更不必说作品中人间国度中的人物了：妖精吃人以求长生，菩萨索人事，冤鬼求告无门，冥判纵情私改生死簿，阎王接受馈赠……不胜枚举的形象描绘中所体现的哲理性内容，无不说明，没有作家对于人生的深刻观察，没有作家对于社会生活的广泛体验，他决不可能在作品中提出和表现如此丰富而深邃的哲理性课题，从而使作品形成如此浓郁的哲理性特色。

《西游记》哲理性的形成，还基于作者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作品哲理性内容中，充满着有关真善美和假丑恶冲突中反映出来的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无论是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和企望，还是对假丑恶事物的嘲弄和鞭挞，以及对真善美的赞美和颂扬，他们都只能深深植根于作者的精神世界；其中所以能蕴含和孕育出丰富而深邃的哲理性内容，当然只有从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中的丑恶势力采取不协调的积极态度中得到解释，如果作家与混浊的世俗社会同流合污，他就不可能倾心地去思考并且广泛地去表现那么多有关人生哲理的课题。《西游记》中的哲理性内容，有许多都是在美好事物的形象描写中来体现；这并不是说明作者醉心于对当时现存秩序谱唱颂歌；恰恰相反，而是厌恶人世间变成“口舌凶场，是非恶海”，因而热衷于去构思和提出人生哲理中的众多课题，引发人们去深思，去寻求，去创造。而这一切，正是作者对真善美执着追求的反映，同时，又是作者以自己对真善美的理解和评价为标准，来描绘来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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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分别见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第287、288、277页。

⑤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第十九回、第二回总批。

⑥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

⑦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