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西游》是半途出家。还在八十年代初，我奉命筹组全国首届《西游》研讨会，作为专业人员当然想拿出成果来。但我原来是搞文艺理论、现代文学，而当时则改搞《文心雕龙》、古代文论。所以要立即转过来搞《西游》有一定难度。况且我手上只有一部人文1973年印的《西游记》，搞版本无可能，于是挖空心思写了有关艺术风格、猪八戒特性和美学方面的三篇论文，提交大会交流。会上宏文迭见，使我大开眼界；其中特别引起我关注的论文中就有陈新先生的《西游记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后来收入由我负责编选的大会论文集《西游记研究》，由江苏古籍社出版。从此开始，我与陈先生相识，信件往来频繁，谈的都是《西游》。稍后我又负责编辑《明情小说研究》。陈先生寄来世德堂本陈元之序照片，在当时确实难得，随即在丛刊封里印出。我还撰小文介绍，认为孙楷第先生小说书目介绍有误之陈序，系杨闽斋本三、四两页错简之文。后来陈先生又送我由他校点的人文版《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一书，即朱本和阳本合辑本（原作杨本，本文据明刊本署“阳至和”，叙述语中一律改署阳本），读到他的《整理后记》，还有他发表于《江海学刊》的重评朱本的地位和价值（1983年1期）；有一年在北京还去他府上拜访，承告阳本有一种朱苍岭刊本等信息。
我不厌其烦谈这些，只想说明正是在他影响之下，我决心从《西游》思想艺术的专题研究，逐步转到版本探讨上来。正好所在单位购进一套台北天一社的古代小说影印本，其中有多种《西游》明清善版，为我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着手搜集资料，思考问题，撰写文章。1985年发表《关于西游记祖本问题的综述》（语文导报4期）。1987年发表《西游记祖本问题新论》（贵州文史丛刊一辑，后文简称“祖本新论”）；此文后来编入《西游新解》，由文联公司1989年出版。陈先生1999年所读，并撰《关于吴承恩西游记祖本问题——兼与吴圣昔先生商榷》《文教资料）1999年4期，后文简称“与吴商榷”）即此文。“祖本新论”编入《西游新解》时按该书体例标有小题“源流篇”。其实谈得上什么‘源流”！陈先生不无讥嘲地说“吴先生专门研究源流”，确使鄙人汗颜也。不过，聊以自慰的是那以后虽已老牛破车，却犹不敢稍懈地在《西游》版本园地默默耕耘。如果说，当年写“祖本新论”时，只是凭着一部人文版《西游记》和朱本阳本合辑本，竟与治小说史诸大家去争论，如陈先生批评的去“旁求他索，悬想今天不存在的什么‘新本’”，其实堪称咄咄怪事！但是，时至今日，我已将明清《西游》诸多原版本都作了通读、对读和校读，甚至反复校读，并由此使我对《西游》某些版本问题形成了种种独立的看法，撰写发表了约达三、四十万字的文章，还与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同好甚至学长和前辈争论版本方面诸多问题。我批评过同好，同好也批评过我。陈先生要求说：“从善如流，而不标新立异”，很对！若吴某说：“陈言务去，力求创新”，似也不错。但如果视已为“善”而要别人“从”，或指别人为“陈言”而求“务去”，则显然不全面；倒不如提倡百家争鸣，坚信真理越辩越明。吴某信奉刘勰《文心雕龙》所说：“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当然，人要有自知之明。我深知自己错失难免。譬如我曾经有过不少自我矛盾的言论，颇贻笑大方，如：先说大略堂古本是一种佚本，后又说并无其书；先说世本是复刻本，后认为是初刻本；曾以为《西游证道书》短跋作者是黄周星，后又说是汪象旭；对世本第31回回目先说“义激”对，后又说“义识”对，诸如此类。但是，一有机会，我总主动说明；还说若后来的认识又错了，还可再改过来，服从真理。因为一个人的认识总有限，况且《西游》版本源流问题如此复杂，谁想一锤定音，难免自寻烦恼。
闲言带过，下面谈谈有关《西游》的几个学术问题，答陈先生并以此求教：
一、关于《西游记》“祖本”可能是今已遗佚的某种“新本”问题
我当年撰“祖本新论”一文的意图很明确，即认为以往诸家把阳本（或朱本或永乐本）视为吴本（实际上应指百回本）“祖本”的论述，“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圆通的结论”，并提出：“从（较早的）永乐本、谚解本发展到（较晚的）吴本、朱本、阳本之间，必有一部或一部以上的《西游记》新本存在。这个《西游记》新本，发挥着承前（永乐本、谚解本）启后（吴本、朱本、阳本）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是吴本（或包括朱本、阳本）的祖本”，并明确认为这部或一部以上的新本在《西游记》发展史上“标志着一个特定阶段”，实际上也就是指西游故事的作品从诗话到平话后，发展至百回本小说以前，还有一种足以代表该特定阶段的作品。很遗憾，一则因为我对西游作品的版本研究，当时还很浅薄，“祖本新论”不过是处女作；二则我对古代文学和古代小说谈不上素养，更向无研究，所以，对这种“新本”的推测，既不可能加以充分的多方面的论证，也不可能给以适当的命名以引起广泛的注意和探讨；但我对这种“新本”的存在过和出现过，却很有信心。因此，论述不足，却以文艺性的描写来展示和加强，在“祖本新论”中写道：
我认为，关于吴本“祖本”问题的探讨现状是：新大陆尚未发现，但探求和寻找新大陆的航行方向，却似乎已显露曙光。我们现在所能作的努力，应该是放开思路，扩大视线，在深入分析和研究现有材料的基础上，作出更多的言之成理的推论，把探讨的航船比较稳妥地逐步导向真正的新大陆。（《西游新解》第274页第4－8行）
这里尚须补充的是，在作出这段描绘前，曾指出：“对此，并非以往的论者毫无触及”，并举出：郑明娳“在《西游记探源》一书中就引人深思地提到过，朱本和杨本的前半节各删节自某种接近世本的繁本，而后半部也可能分别抄自与世本系统不一样的另外某一相同的祖本”，又举杜德桥在分析玄奘出世问题时提到过，“朱本是根据另外一个版本而加以改写的”；紧接着又举了陈新先生的观点，原语为：
陈新在《整理后记》中提到鸟巢禅师故事一节朱本和杨本存在同样文字脱漏和错简时，把它作为“一条确凿证据”指出过，“可以证明两本同出一个祖本”（今查明引号中语见人文版朱本阳本合辑本第323页第1－2行）。
并紧接着作出说明：“当然，上述论者对各自所说的‘祖本’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具体开展论述和加以明确说明；这无疑是存在困难的。我们无需苛求。因为这需要以确凿的材料作为论据。反之，也大可不必因此加以忽视和否定，认作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他们分析中所提到的‘祖本’，大体上并非指目前已经发现的各种《西游记》的版本，则是肯定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论述达到了异途同归，分别从各种角度指向了另一个相同的目标，即除了现存的众所已知的版本外，还应该有新的另外的版本存在过”。而且在那段文艺性的描写后，还补充过如下意思：“从元时或明初，以及《永乐大典》编成后至吴承思时代的近百年间，是不是只有这一部或两部《西游记》在社会上流行呢？恐怕不是的。关于这点，曾有不少论者提及，由于吴本的问世，使得当时流行的多种《西游记》版本先后相继湮没，可以证明。”（《西游新解》第273—274页）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提出这个“祖本新论”，并无绝对把握来肯定；但是也自信：别人也无绝对把握来否定，并以为别人要否定这个“新论”，远比我肯定这个“新论”要困难。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陈先生竟然在事隔十年之久后，突然站出来，不加任何论证地一口加以否定，连我前举引他的“一条确凿证据”的材料之举也未表态（诸如斥之为歪曲之类），就作了干脆彻底的否定。不但断然说：“杨本的作为吴本祖本，基本上不存在疑问，何劳旁求他索，是想今天不存在的什么‘新本’”；将复杂的学术问题视作如此简单，已不免令人讶然；甚至责备吴某此举“多歧亡羊”，使“祖本这只羊更跑到了虚无飘渺的世界中”去了；更有甚者是“使吴本《西游记》祖本研究永远见不到曙光”《文教资料）第53、54页），堪称罪莫大焉，吴某真有些担当不起。
可是，陈先生恐怕始料未及，此举只能说明你对《西游》论坛学术探讨的进展，信息是惊人的闭塞！当然，陈先生闭门编纂《全宋诗》贡献莫大；但你决定要否定“新本”论时总得调查研究一番罢！这里不妨相告：吴某的“祖本新论”没有啥了不起，但时贤们对有关这个《西游记》“新本”的认识、论证和探讨，却已经远远地跑到吴某的前头去了，据他们论证：《西游记》的“祖本”是词话《西游记》。他们的宏论，使我豁然开朗，我所谓的“新本”应该是词话本《西游记》，它比平话本《西游记》更丰富，却还未达到百回本小说《西游记》那样的程度，它是西游作品从平话发展到小说之间那个特定阶段的代表作和里程碑。
这里我举时贤宏论二例。
程毅中、程有庆先生同撰《西游记版本探索》（文学遗产1997年3期，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版《名家解读西游记》，提出：
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百回本《西游记》，中间有过许多种西游故事的古本小说。《永乐大典》所引的《西游记》，可能就是《朴通事谚解》所引的《西游记平话》，但也不能完全肯定，也可能有一本《西游记词话》。世德堂本《西游记》里的许多唱词，可能是《西游记词话》留传下来的残文，也可能是《西游记平话》里就有的。《名家解读西游记》第448页）
又说：
我们说《西游记》的前身可能是词话，当然这只能是一种推测，也许它不叫词话而是宝卷之类的说唱文学。（同上第 444页）
这里我无法引述程先生以何等丰富的古代平话、戏曲方面的资料，来论证并推测《西游记》源流演变中少为人道的问题，但足以说明在《西游记》平话之外还可能有一种词话本。
又，张锦池先生在《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则以更丰富的资料更细致的分析作出了如下的推断：
世本中诗赞和词话之多所以居中国六大古典小说之首，盖由于它来自词话本《西游记》；朱本卷四与前后几卷所以竟若二书，盖由于一来自平话本《西游记》，一节自世本《西游记》；词话本《西游记》和平话本《西游记》当属同源而异流，但不一定皆源于永乐大典本《西游记》。朱本的真正价值实在于其卷四保存了平话本《西游记》的又一残文，从而与前后几卷的风格对比中令人知道世本的祖本实为词话本《西游记》（重点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张先生的推断，不但对朱本前后各卷格调不一所造成的原因，提出了与陈新先生完全不同的见解；而他所提到的作为世本“祖本”的词话本《西游记》难道不能算是一种“新本”吗！
程先生在他的宏文中未用“祖本”一词，但在他为张锦池《西游记考论》所写的《序言》中却极其明确地称：张锦池“致力于杨本、朱本和世本的比较，提出了不少新的论据，使这个问题的探讨又前进了一步。特别是他还提出了世本的‘祖本’可能是词话，与鄙见不谋而合”。
我的“祖本新论”不能与上引宏论比拟是肯定的。但我读着这样的宏论，深深感到新大陆已经在《西游记》“祖本”探讨的航船前遥遥在望。陈先生读了上引文字（当然最好读一读原著），总应该为《西游》版本论坛如此活跃而兴奋，不会再发出“不研究还好，越研究越糊涂”的叹息，甚而至于说什么“《西游记》源流研究竟发展到这种程度，笔者深悔在1982年始作俑”罢！
二、关于阳本的地位和朱本是所谓“结合体”问题
陈新当年三篇论文的核心有二：一是阳本是《西游》“祖本”；二为朱本是吴本初稿本和阳本的一个奇怪的结合体。也不妨说这是陈先生所论的生命线。事实上，当时《西游》论坛还异常沉寂，陈先生此二论之新引起了研究者极大的关注和异常的兴趣，对推动《西游》学术研究功不可没。而此二论之所以新，因为：一，阳本是“祖本”说，最早是鲁迅先生提出，但鲁迅后来改从郑振铎先生的永乐本是“祖本”说；陈新加以重提无疑是翻了鲁迅的案；二，朱本的“结合体”论出乎人们想象的奇特，陈先生认为朱本的前七卷是吴承恩的初稿或未完成稿，后三卷则是用阳本补足，真正堪称是独创的新见。陈先生加以珍视和自豪，是可想而知的。
不才吴某，当年颇为佩服陈先生敢与鲁迅、郑振铎诸大家争鸣的勇气，同时见陈先生大作中多有谦虚之词，如说己见“不过抛砖引玉”，要“读者”“比较、研究”，“得出正确判断”，“希望能有更多的研究工作者从事这项工作”，以“匡”陈先生之“未逮”，甚至把大作的大题和小目定为“一个假设”，于是居然也想步陈先生后尘，创造什么新论。文章当然浅薄，本意如此而已。万万没有料到十余年后陈先生读此文竟火气上升，不够冷静。以致拙文中白纸黑字印着的文字竟视而不见，一上来劈头一棍，责备吴某“偷换概念”，意思是把他所说的朱本系结合“吴承恩未完成稿本”全部转换成“吴本”，“犯了学术上的大忌”。然而我查《西游新解》，第270页上赫然印着：
有论者认为“朱本是吴本和杨本的一个奇怪的结合体”，“朱本的第一至第七卷，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初稿”，而后面三卷“用当时通行的杨本补足”。
并在页末注明引自陈新《西游记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今又查明具体见《西游记研究》第 200页 12、13行，第 202页 3行和第205页7行。又如拙文明明是心平气和分析问题，与之争鸣者有鲁迅、郑振铎和柳存仁诸大家，当然也包括陈新，而且涉及陈新的文字简直寥寥无几，其中还大多是一般性引文。而陈先生竟说拙文“内容基本上只是全力驳斥笔者”即他陈先生，真是何从谈起。甚至一反以往谦逊的态度，在“与吴商榷”文中竟断然说：他“判断朱本的前七回是‘吴承恩未完成稿本’，这虽然不能说是定论，至少到今天为止，仍是对朱本由来的最合乎逻辑的解释”，“吴本（包括朱本）主要依据了杨本，绝无可疑之处”，“杨本的作为吴本祖本，基本上不存在疑问，何劳旁求他索”《文教资料》第48、51、53页），诸如此类，语气之自信，大有不用讨论和不容争鸣之势，令人瞠目。
在这种情况下，吴某自然不宜再置喙，以免伤和气。这里只好举其它学者所论以供陈先生思考：一是李时人《吴本、杨本、朱本（西游记）关系考辩》（《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 1991年版）一文引用了包括陈新在内的有关三书关系的各家观点，明确表示他的看法与诸家“都有不同”，认为阳本和朱本出于吴本和世本之后（该书第 138、 139、 140页）；二是黄永年《重论西游记的简本》，就是针对陈新“重翻”鲁迅“旧案”一事立论，他的结论是“简本只能是百回本的删节改写本”（见中华书局1993年版《西游记·前言》第8页）；三是张锦池《西游记版本源流考》，更是对陈新所论直接提出挑战，文中小题目就是“杨本是世本的删节改写本”、“朱本是晚于杨本的三缀本”，即知与陈先生所论大不同，而且文中有一句：朱本“更不可能是种先于世本的‘吴承恩未完成稿本和杨本的捏合’”（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西游记考论》第367页，重点原有），此语针对哪位论者，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建议陈先生不必对吴某当年所论耿耿于怀，倒不防认真研究各家所论，更全面深入地思考问题，展开学术争鸣，最后，服从真理。
三、关于《西游记》是否吴承恩著和唐僧出身故事问题
如果说陈先生写三篇源流文章时，上述二题的争论尚未白热化，那么，如今则越来越激烈，分歧也更大。可是陈先生对此似也不予理睬。在“与吴商榷”文中，不但以“朱本前七回是吴承恩的初稿本”为根据，把唐僧出身故事一口断定是“吴承恩的创造”；而且又把他的祖本论中各个重大问题的推断，都建立在吴承恩作《西游记》基础上，居然又一次写道：“吴承思写作《西游记》，必然是穷年累月。古代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把正在写的作品交给亲友们传玩，有兴趣的亲友录下副本，也是毫不可怪的常事”，接着还说这个副本落到书商手中，视为奇货，请人编辑成书云云（《文教资料》第54、48页）。即使像吴某这样至今还认为《西游》吴著说尚未被完全驳倒的人，读着这样的论述和推断，也不禁失笑。且不谈这种互为因果的推论，连形式逻辑也不合；何况陈先生根本没有可能去证实其中所包含的一连串论题：即使陈先生能确证《西游》吴着说，你有可能证实吴承恩写作必然是“穷年累月”？必然是把初稿“交给亲友们传玩”？传玩的必然是今见朱本的前七卷？传玩的亲友必然“录下副本”？这副本必然落到书商刘莲台手中？刘莲台必然是请朱鼎臣编辑成书？说到底，只要陈先生能推定其中之一，《西游》源流上许多问题的争论，包括《西游》作者是难和唐僧出身故事的演变等，我看从此就打上句号。未知陈先生有此可能吗？
我如今并不反对《西游》吴著说，也不反对非吴著说；但不赞成以吴著说或非吴著说为大前提去推断源流演变问题方面种种疑案或创建新论。因为该二说尚在争论中，这一态度我曾反复申述。
至于对唐僧出身故事，如今我认为系在文家最后改定为小说巨著时删落，原因是这个人间故事实在太离谱。不说别的，单是唐僧长到18岁，但全书背景的时序依然未变一事就极难处理，所以文家不得不割爱。相比之下似比版家（如世德堂）刊落说更合理，因为从创作上说文家总比版家更高明些。但此故事在说家演唱中早已形成，却是事实，今存戏曲资料可确证。唐僧出身故事出现的契机可能是从玄奘原籍改变开始。查谚解本犹为“缑氏县人”而不是今见的海州弘农县人，可知平话本中尚无。我推测当在词话本。据韩国学者推定，《西游记》传朝鲜在公元1347年前，故在中国流传当更早。至明万历初（如壬辰年即1592年）约有250年之久，说家有足够时间来发展和改编这一故事。说家追求故事性趣味性以吸引听众，且是逐日演出，故事即使离谱，听众较难发现其中的破绽。我的文家删落说类似李金泉先生《西游记唐僧出世故事再探讨》（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1期）所论的吴承恩删落说。倒不在于该文最后曾提到吴某当年的“新本”论见解“应该重视”，故相互支持；而是出自“势自不可异也”。
我写“祖本新论”时，不但认同吴著说，对唐僧出身故事亦未置一词，也可说是与陈先生的世本刊落说持同。但陈先生已惊呼：“统观吴文，没有一语同意笔者《整理后记》中的任何观点”；如今连他的世本刊落说也不赞成而主张文家删落说，无非是“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但吴某认为即使这样，也并非对他的“任何观点”都加以反对。惜乎今无篇幅容我举几例。
四、关于朱本阳本合辑本人文重印问题
陈先生说他所校点的朱本阳本合辑本，人文已重印出书，并称他的《整理后记》“一字不易”。由此可知该书未作重校，朱本阳本也“一字不易”。这当然是出版家和校点者的自由，旁人无权干与。但既已出书．变成社会财富、文化现象，我却有责任评点。我以为：如果说当年校印这部书，的确对推进《西游》版本源流探讨发挥了积极作用；那么现今“一字不易”地重印，则实在不是善策，恐会有贻误读者、误导论坛之嫌。因为这部校点本当年所用的底本，或有缺陷，或非善本。当时一般研究者手头都无书，只好勉强充数，甚至诧为难得，据之以建立宏论；但时至今日，阳本朱苍岭梓本已有数家影印发行，更为完整的朱本也早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别的不谈，陈先生校点时所用朱本卷四即唐僧出身故事的尾声脱漏，勉强用清本《西游证道书》相关文字补足。而中华版影印的朱本此页完整，共156字，与《西游证道书》文字大异。前举李金泉先生《西游记唐僧出身故事再探讨》一文曾详细举例介绍并加论述。如果按此二种善本重校，连书名都未必能再按陈先生《整理后记》中所说“整理时根据文学史上的习惯称谓，题朱本为《唐三藏西游释厄传》，题杨本为《西游记传》”，因为若按原书封面所题，应分别改为《唐僧出身西游记传》和《唐三藏出身全传》，甚至要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影响陈先生的一系列立论。当然，以陈先生为人，决非故意不据以重校；但如今“一字不易”地重印，总不是对读者负责呀！若哪位研究《西游》源流者再把此书当版本根据来论断问题，岂不要上当！陈先生以为如何？
再讲几句有关的题外话。关于《西游记》源流探讨中习惯所用的“祖本”一词，笔者发现似有不妥处，曾撰短文《西游记“祖本”之争》（社会科学报1999年8月12日）提出。若有可能，当再撰文详论以就正方家。为此，本文叙述中提及“祖本”一词时用双引号标定。
陈先生说过：“学术是公器，不能掺人丝毫私心杂念，学术研究追求的应该是真理，不在于胜过别人。”说得太好了，录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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