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吴圣昔

四、《西游记》周邸抄本探秘

《西游记》早期有没有抄本流传？这个问题至今谁也说不清；或有论者认为应该是有的，也只是臆测猜想之词。现存最早的明代金陵世德堂本（世本）陈元之《刊西游记叙》中，曾透露过早期版本的重要信息，如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等等，但对唐光禄所购进的那部有叙文的《西游记》，即据以“订校”后梓刻成世本，而被笔者称之为“前世本”的《西游记》，究竟是手抄本，还是刊刻本，叙文中却未置一词，以致至今仍纷争不已。而且不难预知，若仅仅据此而争，而拿不出别的佐证来，是决计争不出什么结果来的。其实，《西游记》有过抄本，对此，古代笔记中亦曾有过明确记载，只是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推究。就在明代盛此公的《休庵影语》中，有如下一节文字：

余幼时读《西游记》，至《清凤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心识其为后人之伪笔，遂抹杀之。后十余年，会周如山云：“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盖《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每立一题，必有所指，即中间科诨语，亦皆关合性命真宗，决不作寻常影响。其末回云：《九九数完归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九，阳也；九九，阳之极也。阳，孩于一，茁于三，盛于五，老于七，终于九。则三，九数也。不用一，而用九，犹“初九，潜龙勿用”之意。云三三，九九，正合九十九回。而此回为后人之伪笔，决定无疑。

这段文字中所透露的信息，是相当丰富的，它对于研究《西游记》来说，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对这份资料，撇开它对《西游记》所作的评论不论，就从研究《西游记》的早期版本及其演变来说，我们至少可从三方面来开掘和探讨。

其一，明代时《西游记》的确有过一部抄本，因为周如山说“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我们姑且称之为周邸抄本。或问：这个抄本的信息可信吗？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拿实物来验证，甚至至今亦无直接的傍证文字；但是，盛此公这段话与上述陈元之《叙》中所说，显然有根本性的不同。不同处就在于：陈元之并未提及“前世本”究竟是抄本抑刻本，因而引起后人臆测和纷争；而盛此公却明明白白提到了一部抄本，而且提到了有关这部抄本的不少方面内容。因此，笔者认为这一信息应该是可靠的，决非出于盛此公的虚构。若无端持怀疑态度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我们还可进一步作出分析，这部周邸抄本的信息，原本是一个名叫周如山的人提供的。周如山其人，笔者虽未能详考，但可断言，他决不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他是一个书商，历史上实有其人。根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国色天香》条著录：“大梁周文炜如山甫重粹”，封面题“敬业堂梓行”；又据《小说书坊录》第二三条：周如山的大业堂在万历二十一年刻过《新镌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八卷。据此可知：周如山，字文炜，大梁人，经营过大业堂或敬业堂，刻印过古代小说和通俗演义。

其实，在明清之际．周姓书铺在金陵曾有过数家，除周如山以外，经营其事的还有周日校、周敬弦、周敬素等人。他们刻过不少书，在明代板刻业中是比较著名的。就我们初步翻检，就查到诸如：前述《国色天香》，万历刻本题“万卷楼周对峰绣锲”；《西汉演义》，万历刻本由金陵周氏大业堂刊，题“绣谷后学敬弦周世用订讹”，“书林敬素周希旦校锓”；《东西两晋志传》，题“绣谷周氏大业堂校梓”；《历朝故事统宗》，万历刊本题“金陵书林对峰周日校刊行”，封面题“金陵周氏万卷接镌行”；《瓦釜漫记》，题“绣谷应贤周日校刊”；《汉雋》，题“金陵周日校应贤刊”，封面题“万历乙酉金陵周对峰鐫”。综合以上各条，可得出：周日校就是周对峰、周应贤，他是绣谷人，在金陵经营万卷楼书坊；周敬弦和周敬素是两兄弟，也是绣谷人，在金陵经营大业堂书坊；周如山虽是大梁人，但他经营过大业堂或敬业堂，而且又重印过万卷楼周日校的书。另外，《中国善本书提要》《国色天香》条，王重民有过如下按语：“文炜（即指用如山）亦无考。封面题‘敬业堂梓行’，当为文炜书坊。又是书不似大梁刻本，殆文炜有书坊在江南，或文炜本江南人，其族源自大梁也”。参照以上资料，我们倘说这些同姓书商，可能是同一家族，“源自大梁”，书访在金陵，恐怕不是捕风捉影的臆测。由此，周如山传出有关《西游记》周邸抄本的信息，显然极有可能与他或他的家族所经营的刻本事业有关。如果没有证据来说明周如山所谈及的抄本事，不过是信口开河；而盛此公正儿巴经地记载其事，又煞有介事地结合己见，加以分析，也不过是上当受骗，或串同作假，则有关周邸抄本的信息，就无疑具有很大的可靠性。

我们还不妨再作分析。周如山说的这部《西游记》抄本“出自周邸”，“周邸”究竟何所指呢？不难设想，盛此公在《休庵影语》中记下“周邸”一词，肯定是有他的特指意义的；换句话说，决非脱离当时与周如山对话时的特定情景，而泛指其它与之无关的少有人知的市井间某家周姓。因此，笔者以为这个“周邸”，决不会出乎以下两种可能：一是指周如山本人的家族；二是指某一著名的周姓官府，而且以后者可能性大。为什么？因为如前所述，周如山家族可能是一个经营刻书业多年的大家族，恰好又姓周，有一部家藏的《西游记》抄本并不足为奇；不过，按一般情况来说，周如山称自家为“邸”，或盛此公称周家书商的住处为“邸”，都不合习惯；而且．即使周如山当时自称“周邸”，盛此公也无必要径直照录，以致使人不明其所指，遣词用语亦决不会如此笨拙呆板。因此，所说“周邸”，是指当时众所周知的一家官宦，而决非名不见经传的泛泛者。据此分析，笔者以为极有可能是指大梁的周王府。大梁，即今开封，原为战国魏都，古代有名的城市。明代定王朱棣，于洪武十一年封周，十四年就藩大梁，此后多代袭封，直至万历、崇祯时代的朱恭枵尤存。盛此公理应知道周如山祖籍大梁，所以，当时周如山说抄本“出自周邸”，而盛此公也只简单加以直录，不作任何说明者，是因为此“周邸”即是专指众所周知的大梁周王藩邸，而决无其它误解的可能。这部抄本出自“周邸”，我们也许还可与陈元之《叙》中所说的《西游记》作者与藩王府有关的记载联系起来，陈元之《叙》中所说的三个“或曰”，即：“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虽然一般论者认为这可能是指湖北的荆王府；但在没有得出定论之前，也不排斥人们作更多方面的考虑，我们不妨提出，早期《西游记》与周王府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当然，这似乎与本文有点儿离题了，但有一点却是不可能完全推翻得了的，即《西游记》曾经有过一部周邸抄本。

其二，周邸抄本是一部与今见《西游记》面貌大不同的异本，它的突出标志是全书只有九十九回。

这有两条根据：一是周如山所说，“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很明确，周邸抄本只有九十九回。刻印成书时“增入”了一回，变成了百回本；二是据此公说，他幼时所读的《西游记》虽然是一百回，但怀疑甚至断言其中的一回，即《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是“后人的伪笔”。盛此公指出：“《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每立一题，必有所指”，而这一回却是“寻常”笔墨。他论证说：该书末回目录的《九九数完归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所谓“三三，九九”，“正合九十九回”，因而断言《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一回为“后人的伪笔”。参照周如山所言，二说归一，论的是一个主题，即《西游记》原来只有九十九回。

但是，据周如山接着所说的“先生疑者，得毋是乎”一语，却表明他对这“增入”的究竟是哪一回，又并不了解。当时，他仅仅据盛此公所言作了推恻而已。因此，这里我们要分清两个不同的问题，即：一是是否“增入一回”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周邸抄本究竟是不是九十九回的大问题；二是“增入”了哪一回的问题，是《清风岭唐僧遇难，木棉庵三藏谈诗》即今见百回本的第六十四回吗？据情分析，前者是有可靠性的，因为这是周如山作为一个书商，所提供的有关《西游记》梓刻过程中的一则轶事，当然，这一轶事一般来说并非周如山所亲历，极有可能是周家书坊刊刻业务中经历的或所见所闻的往事，因此，周如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致只能附和盛说，所谓“先生疑者，得毋是乎”？而提供不出究竟增入何回的事实。因为据盛此公与周如山所谈，盛此公幼时所读《西游记》极有可能就是周邸抄本的刻印本，所以，我们姑且称之为周邸梓本。周邸梓本的全貌我们虽然不清楚，但决不是现存的明清两代所梓《西游记》各种版本，却是可以肯定的。原因何在？

因为就已知的回目来看，周邸梓本与今见《西游记》大有差异。首先，周邸梓本虽是百回本，但它的“末回”回目是《九九数完归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而今见百回本《西游记》第一百回回目却是《径回东土，五圣成真》，二者完全不同。此回正文是否相同，或有何关联，我们无法臆测；但有一点应该指出，如果将回目细加对照，则不难发现盛此公所说第一百回回目，与今见百回本《西游记》第九十八回和九十九回回目却大有关联，后者分别为《猿熟马驯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九九数完魔灭尽，三三行满道归根》．二者之间，沿袭的痕迹宛然。这就令人费解，怎么周邸梓本的第一百回回目，会与今可见《西游记》第九十八回和九十九回回目相沿袭呢，这不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吗？由此意会和推测，如果说，有关正文必然有过调整和改动，而决不会一模一样、恐怕是并不过份的。其次，如果再对照一下，我们还可发现，盛此公所说的周邸梓本中那回“伪笔”的回目，与今见相应一回回目也大不一样：

周邸梓本：清风岭唐僧遇难，木棉庵三藏谈诗

今见本：荆棘岭悟能努力，木仙庵三藏谈诗

二者有血缘关系是不必怀疑的，可知正文所教内容也必然会大体相近；但是，就回目来说，大不一样却又是事实。特别是回目的上句，所指完全是两回事，而且今见本《西游记》相应一回中，从未见什么“清风岭”和“木棉庵”。

据此，我们可以断言：盛此公所读的周邸梓本《西游记》与现今流传的明清各种《西游记》版本都不同，更不必说周如山提供的那本周邸抄本了。所以，周邸抄本和周邸梓本虽然都遗佚不传，但由此使我们知道古代曾经有过周邸抄本和周邸梓本那样的《西游记》古本或《西游记》异本，应该说，这是《西游记》版本演变史上的一个极大重要的信息。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金陵大业堂当时刊刻过一部《西游记》，即《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现仅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是残本。原书笔者未见。不过，这部大业堂版李卓吾评本的《西游记》白文，决不可能是周邸梓本或周邸梓本的翻刻本。为什么？一则是盛此公所记周如山的话中并未具体涉及，如果周邸梓本的确就是这部李卓吾评本的《西游记》白文，周与盛谈话中不可能不涉及，除非这部书尚未在大业堂梓刻；二则，更重要的是紧接上引盛此公所叙，《休庵影语》尚有一段文字直接涉及了李卓吾评本的评点者：

近日《续藏书》，貌李卓吾名，更是可笑。若卓老止于如此，亦不成其为卓吾也。又若《四书眼》、《四书评》，批点《西游》、《水浒》等书，皆称李卓吾．其实乃叶文通笔也。

直截了当指出了李卓吾评本评点者系叶文通的冒名。如果这个思想在他与周如山晤谈《西游记》时已经形成，周如山会不提及大业堂版的李卓吾评本《西游记》吗？而且，不言而喻，盛此公在谈及李卓吾评本时，虽然并未提及该本《西游记》的回目和内容问题，即是否符合上引他所论述的“三三，九九”之论；但是，他所谈的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白文，肯定不是他幼时所读的《西游记》，则是不难推定的，要么除非他根本没有读过这部李卓吾评本，只是在指摘用假陋习时连带提及而已。

其三，有一个重要问题，当进一步探讨，即《西游记》周邸抄本和周邸梓本大约什么时代流存于世的问题。

对此，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来说明，我们只能从盛此公和周如山的有关活动进行推算。盛此公，安徽南陵人，生于明代万历二十六年（1598），卒于崇祯十二年（1639），终年四十二岁。他于崇祯二年（1629）侨居金陵，又于崇祯五年（1632）因眼病返回故里。他与周如山晤谈，当在寓居金陵的三年间，即三十二岁至三十五岁时；盛此公说；“余幼时读《西游记》”，又说：“后十余年，会周如山”。据此推测，他读《西游记》的“幼时”，大约在十五岁左右，即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这时，距《西游记》作者吴承恩逝去的万历十年（1582），已过去了三十年，距现存世德堂本和杨闽斋本刊刻的“壬辰”和“癸卯”，即一般认为是万历二十年（1592）和万历三十一年（1603），也已分别过去了二十年和十年。这份时间表可以说明，盛此公“幼时”，虽然世德堂本和杨闽斋本都已经梓行，甚至早已梓行；但是，他研读的《西游记》却并不是世德堂本和杨闽斋本。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周邸梓本的刊刻，一定比世德堂本和杨闽斋本要早；但由此却可知哪部周邸梓本，在世德堂本和杨闽斋本刊行以后，即刊行二十年或十年以后，还在社会上流传，还为人们所保存。而且，又过了十余年后，即在崇祯初年，当盛此公和周如山谈及《西游记》时（甚至是又过了数年，盛此公撰成《休庵影语》时），显然还是针对“幼时”读过的周邸梓本而言，既只字未提世德堂本和杨闽斋本，也没有谈及那部周邸梓本业已湮没和遗佚。顺便再提一句，我们之所以将世德堂本、杨闽斋本同周邸梓本分得那么清楚，就因为它们的末回回目是绝然不同的，决不会混淆的。那么，那部周邸梓本是什么时候遗佚和湮没的呢？我们只能说今天已无法确证。但是，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周邸抄本的梓刻年代究竟在何时，因为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探讨周邸梓本与世德堂本等早期版本之间的关系。

对于周邸梓本的梓刻年代，有一点可以先认定，即其下限无疑是在盛此公读《西游记》之前，即万历四十年（1612）之前。然而，距这之前多少年呢？应该承认，这个上限是难以精确推定的，我们只能作出一些粗略的测算。前已述及，万历二十一年（1593）时，周如山的大业堂已刊刻过一部《唐书志传》；而在清初，他又重刻过周日校刊行的《国色天香》。就从明清易代的1644年来计算，这中间就有整整五十年。所以，假定刊刻《唐书志传》时，周如山还是一个二十岁青年的话，则重刊《国色天香》时，已是七八十岁的老翁了；据此，他在金陵与盛此公谈及《西游记》的周邸抄本和周邸梓本时，也已经是在五十岁以后。这个推算，可以肯定八九不离十。因此，如果周邸抄本的梓刻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周如山从事书坊业以后（当然，周如山从事书坊业，也有可能在万历二十一年稍前，这且不论），一般来说，周如山与盛此公晤谈时，就不难提供关于周邸梓本的更多的具体情况，即使时序已推移了三十年，理当不会有什么困难。由此来看，则周邸梓本的刊刻年代，很有可能还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之前。我们查阅了一些资料，证明周姓经营刻书业开始在这之前是肯定的。如周日校刻《卓氏藻林》是在“万历癸未”即万历十一年（1583），刻《黄帝内经素问》是在“万历甲申”即万历十二年（1584），刻《汉雋》是在“万历乙酉”即万历十三年（1585）。也就是说，据此已足证周氏的书坊经营，比金陵世德堂唐氏刊刻《西游记》的1592年要早整整十年，何况，还不能排斥周氏的刻书活动比这还早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就推定，周氏这些刻书活动的年代，就等于是周邸抄本问世或梓刻的年代上限；但我们既然从一开始就把周邸抄本的信息，与周姓书商经营刻书业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则从周姓书商的早期经营活动年代入手，来探讨和分析周邸抄本及其梓刻的时间范围，当也决不是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生硬地牵扯在一起。而且这种分析和探讨，相信会有助于进一步思考甚至破解《西游记》版本演变发展源头期的某些疑案。

再谈这一问题，也许会成为本文的题外话；但是，他是那样富有魅力地吸引着笔者去继续地论述，趁热打铁，也许会有益原题的考论。笔者以为与本题最具有关联性的疑案之一，即本文一开始引陈元之《叙》时，就提到的世德堂本《西游记》据以订校和刊刻的那部所谓“前世本’问题。

《西游记》肯定有“前世本”，这是不必怀疑的。然而，它的面目是那样的云遮雾障，以至于人们对“前世本”几乎是一无所知。由于对今见的世本，究竟是初刻本还是重刻本无从推定，它究竟对“前世本”作了什么样的“订校”和“秩其卷目”，更无法作出符合实情的考定，因此，我们不妨说：“前世本”简直是个谜！然而，我们在前面对周邸抄本作考论的基础上，现在已可能有条件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前世本”与周邸抄本或周邸梓本之间会存在微妙的关系吗？甚至再进一步，让我们大胆地假设一下，“前世本”有可能就是周邸抄本或周邸梓本吗？对此，我们如果不屑一谈，甚或加以断然否定，未免是过份的。因此，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结处，现在我们至少可以理出如下几方面；一是时序问题，从问世的时间先后衡量．周邸抄本或周邸梓本出现在世德堂本刊刻之先的可能性大于刊刻之后，这是考虑上述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若颠倒过来，刊刻之后的可能性大于刊刻之前，就无必要再来谈论此题；二是唐光禄根据“前世本”翻刻世本时，请“好事者”作过“订校”和“秩其券目”，而现在已知周邸抄本是九十九回本，与世本固然不同，周邸梓本仅知的两回回目，亦与世本大异，足够说明那位“好事者”所作的“订校”和“秩其卷目”之一斑；特别是世本分“二十卷”，以“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为目，每卷五回，更有可能是调整周邸抄本或周邸梓本的结果，陈元之《叙》特别提到“秩”其“卷目”，情况恰合；三是世本全称为“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周邸梓本出于周王藩邸，世本冠以“官板”之官，可称名副其实；如果“前世本”是周邸梓本，则也不能排斥周邸梓本原来就冠有“官板”，世本不过沿用而已。此外，至于陈元之《叙》称，“前世本”《西游记》作者与“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有关的三个“或曰”，恰与周抄本或周梓本巧合，则前已述及，不赘。当然，我列出这些方面，也只能点到为止，并无意基此就在“前世本”与周邸抄本或周邸梓本之间划上等号；只是在这里提出这个有意思的问题，以利于探讨和破解《西游记》。版本早期演变中的谜而已。